摘 要：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经由家族长时间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家训，不仅是家族文化的外在显现，更是家族成员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钱氏家族素有“苏南望族”的称号，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钱氏家族所秉承的家训不无关系。钱基博、钱锺书父子承续钱氏家训，将钱氏家训作为自身文化实践的价值导向，通过以诗书传家、以德传家、以高远之志传家、以忠传家等内容为基本准则，进而呈现出钱氏家训的教化功能、家风形塑功能以及社会整合的功能，体现了钱氏父子将“道统”融入家庭教育，有机地将个体道德伦理与社会责任担当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两昆仑”现象。
关键词：钱氏家族；家训；钱基博；钱锺书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训是一个家族对子孙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等行为的训诫和教条。家训作为家族道德伦理的起点，是家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伦理道德准则。江南钱氏人才辈出，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化型家族，而钱氏家族长盛不衰，与钱氏家族恪守家训有着重要关系。学界对于钱氏家训多有论及，然而就钱基博、钱锺书氏父子家训传承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论著之中，缺乏专门研究。(1)有关钱氏父子家训传承的相关研究有：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曹毓英：《〈侯山钱氏家谱〉、家学与家风》，载王玉德编：《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因此，本文从钱氏父子家训的文化实践及其功能视角，来审视钱氏父子文化传承与钱氏家训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通过对典型意义的江南无锡钱氏家族家训的梳理，传承钱氏家族的优良家训，促进传统家训的时代转化。
一、“群星闪耀”的钱氏家族
钱姓是中国古老姓氏之一，也是位居《百家姓》前列的世家大姓。大多数《钱氏家谱》均将彭祖视为第一世祖，但由于年代久远，难以确考，且古代家谱中时常出现托古或“增饰”的情况，因而学界认为自五代钱镠开始，江南钱氏家族才有了较为确切的家族谱系。
自钱镠创建吴越国开始，钱镠的子孙便在浙江、江苏等地繁衍生息。钱氏家族逐渐在无锡等地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并在无锡建立了具有联宗意义的无锡钱氏祠堂。民国十二年(1923)，无锡钱王祠毁于直奉军阀混战中，随后在民国十七年(1928)无锡钱氏祠堂在钱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重建。钱王祠大堂中悬挂着“西临惠麓，东望锡峰，祠宇喜重新，吴越五王，亿万年馨香俎豆；派衍梁溪，源分浙水，云礽欣愈盛，堠湖两系，千百岁华赀簪缨”的楹联。[1]悬挂于钱王祠大堂中的楹联成为了解无锡钱氏家族历史源流和谱系的重要依据。楹联中“吴越五王”实为五代十国时期始祖钱镠之后五王，钱基博先生曾言：“吾钱氏之有谱，始武肃王《大宗谱》，继继绳绳，传序昭然”。[2]185因此，自钱镠开始的五王便成为钱氏家族公认的始祖。
钱氏始祖钱镠戎马一生，晚年著有《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等，武肃王钱镠为其后代定下家训，非常重视钱氏家训的传承。如在《武肃王遗训》文末有：“吾立名之后，在子孙绍续家风，宣明礼教，此长享富贵之法也。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3]《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以及后世编订的《钱氏家训》分别立足于个人、家庭、国家层面，体现了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共同构建了钱氏家族完整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家庭教育体系。钱氏后裔秉承始祖钱镠遗训，绍续家风，人才辈出，特别是近代以降，钱氏家族人才兴盛，出现了“群星闪耀”的文化现象。有人将“钱氏人才名录”总结为“一诺奖(钱永健)、二外交家(钱其琛、钱复)、三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四国学大师(钱玄同、钱基博、钱穆、钱锺书)、五全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钱昌照、钱正英、钱伟长、钱运录)、十八两院院士”。钱氏家族后人蜚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千百年来钱氏家族人才兴盛，若溯其萌蘖，则不得不提及钱氏家训对钱氏后裔的影响。《钱氏家训》中蕴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美德，被钱氏后代继承发扬，最终成就了“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的吴越钱氏家族。钱氏家族“作为一个文化型家族，不仅在于家族中出现多少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更主要的是要求整个家族的‘文化化’。”[4]48钱氏家族造就了庞大的人才群体，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在此“文化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及其规范，便逐渐形成了钱氏家族独具特色的家训。因而，钱氏家训是钱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家族文化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于钱氏家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家训的文化实践
钱基博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先生通涉四部，通古达今，特别是“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5]4，其子钱锺书更是学贯中西，达到一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烈”[6]1的化外之境，因而有人将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称为学界的“文化两昆仑”。虽然钱基博、钱锺书两父子在学术、思想的传承过程中同中有异，但两代间对于学术、道德等方面的坚守却有其承续性，钱氏父子都自幼承袭家学，父诰兄诫，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内化于心，而钱氏父子的成功与家族家训的传承与延续有着重要的关系。根据对钱氏家族家训及其内在逻辑的梳理，笔者大致将钱父子家训的文化实践归纳为几个方面：
钱氏家族秉承家训，坚持中国传统文人教育，将道德认知与道德养成相结合，从而使得钱氏家族薪火相传，长盛不衰。钱氏家训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家族文化发展的指导性意义，以及世家大族对儒家伦理文化的接受与承袭。作为钱氏家族文化重要载体的钱氏家训，在家族文化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作为钱镠的后世子孙，堠山钱氏将《钱氏家训》中“读经传则根柢深”的教诲铭记于心。钱氏家族素有读书的传统，宋太宗年间，钱基博先祖钱惟演就说：“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3]182江庆柏认为：“许多家族不仅一再强调自己家族文化渊源的悠远，同时也一再强调自己家族文化链的完整。”[4]49长期以来，作为文化型家族的钱氏家族十分注重家庭教育以及看重读书重要性，钱氏家族“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花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7]102虽然家族兴衰时有，但钱氏家族“诗书传家”的家风却丝毫没有随着家族的沉浮而动摇，家族中坐拥百城，丰富的藏书为钱氏子孙饱读诗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保证。
总体上看，武进少体校的绝大多数的运动员对于文化学习较为重视，学习态度较为端正，能够认识到文化学习对运动训练的迁移作用，能够认识到文化学习对于的人的发展、就业、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在主动性学习方面有待改进。
钱基博先生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吾家三世传经，为童子师”[5]3，家族中从祖辈开始便有从事教书职业的人，如钱基博二伯父钱福煐“课徒者四十年，及门尤众”[2]210。钱氏家族累代教书的家庭教育环境以及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为钱氏门人学习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此外，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钱氏家族异于一般传统家庭由男性家族成员教授的单一途径，而呈现出多元家塾化的家庭教育模式。作为地方负有盛名的钱氏家族，结婚娶妻也十分看重门当户对，如钱基博母亲孙氏、钱基博夫人王氏均是名门望族，优渥的家庭环境，使得常年待在闺阁中的女性也有受教育的机会。钱基博、钱基厚两兄弟家塾化教育的初级阶段均由出身名门的母亲孙氏教授，孙氏循序渐进，从识字到蒙学经典《孝经》，逐步教钱基博、钱基厚两兄弟，后因母亲家事繁忙，改由钱基博长兄钱基成和二伯父钱福煐教授。钱基博回忆昔日问道于长兄时有：“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周易》……《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选。”[5]3长辈和长兄亲自教授，耳提面命的家庭教育方式成为钱氏家族家塾化教育的基本模式，传统读书人读经、解经、作文等学习中的大多数环节，钱氏门人基本在家庭中便得以完成。除了钱基博、钱基厚两兄弟均受学于长兄钱基成、伯父仲眉(钱福煐)等多位族人外，后来其子侄钱锺书、钱锺韩也受教于伯父等多位钱氏家族长辈，家塾化的教育方式成为钱氏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钱基博认为：“基博、基厚今日粗识事理，幸勿陨越贻当世羞，亦何莫非穷经治史，得力于当日仲父为多也。”[2]211钱基博、钱锺书父子扎实的国学功底，无不得益于钱氏家族家塾化的家庭教育。钱氏家族恪守诗书传家的家训，从而对个人的成长和学养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使整个家族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家族文化链。
2.以德传家
长期以来，儒家道德伦理中的“修齐治平”往往被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将儒家道德伦理观念视为根本准则，进而践行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当钱氏侨居江阴时，钱基博祖父钱维桢便开始“尝与余莲村善人创办江阴全县义塾，规模期以久大。”[2]207钱维桢所办的义塾卓有成效，得到了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肯定，便下令全省效仿，开设义塾学堂。为了感谢钱维桢的善举，曾受教于钱维桢的弟子在撰写其师事迹中，多有夸饰的成分，当钱氏族人了解到所写人物事迹多有夸饰成分时，便在其行述文章中谈到“此非所以传吾父也”，更正对钱维桢的生平介绍为“盖吾父生平以德量胜，不以事功显，然吾父蹈道践仁，数十年来自有本末”。[2]206—207在钱氏家族看来，钱维桢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要求来践行日常生活，几十年未曾改变。钱维桢的德道行谊无形之中也影响了钱氏族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将“以德传家”的家训继承和发扬，经过长期积累、沉淀，逐渐成为钱氏门人都予以承续的钱氏家训。
钱基博对于钱锺书耳提面命，不仅体现在针对性的教化上，更体现在其自身道德品行的言传身教上。钱锺书年少的时候就小有名气，当时有很多人将钱锺书和钱基博两人做比较，钱基博告诫钱锺书：“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10]110钱氏家族祖上素有轻视外在名利的家训，而且在钱基博心中，淡泊名利、不图虚名的品行比学问文章更为重要，钱基博期许儿子成为诸葛公、陶渊明。此外，钱基博更以自身“涉世三十年，无事不退一步；应得之名勿得，应取之财勿取；人或笑为拙，而在我则世味稍恬静”[10]110的处世经历为例，希望钱锺书淡泊名利，笃实力行，不要急功近利。这封简短的家书，谈及为人、为学等一系列问题，钱基博通过各种形式，以期纠正少年钱锺书的骄傲张扬的个性。正是钱基博身体力行，将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的正面教化对钱锺书的人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钱锺书的人生发展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承袭了父亲淡泊名利的品行。纵观钱氏家族发展的脉络，便可窥见钱氏家训强大的教化功能，其家训的内核涉及为人、为学等多方面，成为钱氏家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推动力。
3.以高远之志传家
汽轮发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发电机转速为3 000 r/min，风扇叶片与风扇大小环之间承受复杂的交变应力动载荷[1]，因此对风扇强度要求较高。美国西屋、日本三菱等国际大公司的无刷励磁机离心式风扇均采用焊接方式[2]。我公司设计的70 MW汽轮发电机励磁机风扇也为焊接结构，其焊接空间狭小，风叶较薄，焊接容易产生变形，加之母材为80 kg级高强钢B780CF，焊后退火会大大降低材料的冲击韧性等性能，因此选用合适的焊接方法、材料及工艺显得尤为重要。
钱基博一生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秉承家训，不为五斗米折腰，视名利为粪土，放弃了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而甘愿做一名教书匠，潜心研究国学，最终成为一位“热爱祖国并以弘扬中华文化为毕生职志的淳朴学者”[9]1。不仅如此，钱基博对子女的教育也始终坚持以德育为中心、淡泊名利、重道德而轻事功的为人处世教育理念。钱锺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因其才学出众，成为学校中的风云人物，当钱基博得知北大教授推荐钱锺书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书时，马上写信告诫钱锺书：“儿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勿以才华超越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10]109—110钱基博谆谆教诲，让钱锺书戒骄戒躁，并希望钱锺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10]110。同时钱基博认为“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从容大雅，勿急功近利，即此便证识量”[10]111。从钱基博先生自身的行谊以及写给钱锺书的信中，我们不难发现钱基博先生不仅是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钱氏家训贯穿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钱基博淡泊名利，“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10]109的家训，也对其子钱锺书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7年，华中师大准备召开钱基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钱基博先生昔日学生彭祖年致信钱锺书，邀请钱锺书到武汉参加纪念会，但钱锺书回信说：“盛行谊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浃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宁省费。”[11]189钱锺书对赴汉参加其父钱基博先生的纪念活动予以拒绝，除了钱锺书对各种巧立名目的纪念会并不热衷外，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钱锺书对名利淡泊的态度，是对父亲生前耳提面命告诫自己笃实力行不要轻薄、淡泊不务虚名家训的一种延续。
4.以忠传家
中国传统家训素有“身教重于言教”的说法，钱基博先生身体力行，为儿子钱锺书树立了榜样。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钱锺书收到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多方工作邀请，面对境外优渥的工作环境和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钱锺书选择留下来。杨绛先生说：“我们如果逃跑，不是无路可逃，可是一个人在紧要的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语言。”[17]122从杨绛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在1949年面对这个重大抉择时，钱锺书及杨绛先生选择的初衷仍然是真挚的爱国之情，只有真正对国家、民族的忠心和热爱，才会使得钱锺书夫妇在关键时刻毅然选择放弃优渥的生活，而留在条件艰苦的新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钱氏家族“以忠传家”的家训，对民族、国家的忠心与热爱，无形之中也影响了钱锺书夫妇的选择。
钱氏父子在为人、为学等多方面力求完美，以经世致用思想为宗旨，以求对社会有所贡献。在社会转型时期，钱氏族人坚持“以忠传家”的家训，秉承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钱基博先生上承乾嘉学派的朴学余绪，辨章学术，牖启途辙，下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都有深刻的体认。“钱基博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特行的高尚品质，他对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对传统文化十分热爱，把国学作为安身立命之处。”[12]134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钱基博先生任教的圣约翰大学学生纷纷罢课声援，圣约翰校长卜舫济以及外国教师持反罢课言论，当中国教师就学生罢课问题与圣约翰大学校长以及外国教师产生分歧时，钱基博愤慨地说：“我今天要操着我们的国语，说我们中国人心里所要说的话……我们不敢自己忘记是卜校长聘任的一个圣约翰教员，然而尤其不愿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13]面对教会大学对待中国学生无理态度，钱基博先生和部分师生最终选择离开了圣约翰大学，部分师生重新组建学校，在个人与民族、国家大义面前，钱基博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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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以来，钱基博先生多次发文，为国难疾呼，痛斥“迩者东人不道，荡摇我边疆，屠杀我无辜”[14]109的不耻行径，并号召国民“当知国于天地，可以抗战而不可以侵略，可以不侵略，而不可以不抗战”[14]109。钱基博通过文章著述阐明民众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重要性，并建议政府应该依靠群众，开诚心，布公道，进而使得民众从情感上爱国，愿意团结起来执干戈以抵御外侮。钱基博先生除了发文著述疾呼抗战外，在关键时刻，更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赤诚的爱国之心。1944年，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路线，长沙、湘乡等多地失守，国立师范学院由安化迁往溆浦，在此危机紧要关头，钱基博先生选择留守，欲以身殉国。他在给学生的信中谈道：“我自念赴院未必为学院有所尽力，不如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人尚有站得起来也。”[15]137—138钱基博先生铁骨铮铮，不惧生死，其言行呈现出了传统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锐志献身的勇气。钱穆曾评价钱基博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钱子泉。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16]128钱基博先生为学、为人、为国、为民族的赤子之心，以及高尚的品德，得到了诸多师友的赞许。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之间是平等互利的关系，且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但是也经常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我国相继出台了《农村专业合作社法》等多部法律，力求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从而有效提高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主体地位，做到价值和公理的合作。
原来，那天小蝶在伊美商厦四楼试衣时，商厦突然起火，小蝶慌忙寻找逃生之路，不料脚底绊了一下，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
无锡钱氏虽贵为名门望族，但“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儒家传统文化内涵却在钱氏家族得以承续。钱基博先生二伯父钱福煐虽为江南乡试副举人，然而“足迹不涉官府，于斯世泊然寡所营，舍课徒无他事，舍读书作文无他好”[2]211。本可在官场大有作为的钱福煐，却宁愿选择教书，也不问政事，过着读书、教书的淡然生活。又如钱基博先生父亲曾耳提面命告诫他说：“以家世儒者，约束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待宾客，通生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有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5]3在清末新政科举废除之时，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钱基博父亲告诫儿子不以文字标高揭己，沽名钓誉，而应该以儒家伦理规范来约束子弟，韬光养晦，杜门读书。由此可见，钱基博父辈们看淡名利、心存高远之志的人格魅力，对钱基博、钱锺书父子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基博先生早年受江苏按察使陶大均赏识，成为陶大均的高级幕僚，当陶大均去世以及目睹官场政治的腐败后，钱基博决意不再涉足政坛，放弃每月200元的高薪工作，皓首穷经，一心向教，选择委身于无锡县立小学当国文教员，领取每月20元的薪水。自此，钱基博开始秉持“不为名士，不赶热客，则中狭肠……又欲以宁静泯圣知之祸”[5]6的原则，看淡名利的钱基博先生“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5]6，选择远离各种物质、名利的诱惑，始终把藏书、读书、写书、教书作为其人生的追求目标。
三、钱氏家训的文化功能
1.以诗书传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建设体育强国开始成为我国体育发展新的认知[1]。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强国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2]。体育强国其内涵主要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科教5个层面[3]。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涉及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方方面面。
1.教化功能
2.家风形塑功能
钱基博“承先大父志，始终其事”，从小耳濡目染，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民国七年(1918)无锡重修地方志，钱基博担任修志总纂，为纂修无锡县志奔走，在钱基博和同窗好友徐彦宽等人的讨论下，最终编写了《无锡县新志目说明书》，成为编纂无锡县志的主要依据。此外，钱基博先生在晚年将其家中所藏5万册书籍以及211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了华中师范大学，以至于钱基博先生“办借书手续，多次向华中大学图书馆和华中师范学院图书馆借阅过原先是他所有的图书。”[8]158钱基博先生虽然没有专门从事地方公益事业，而是“以文化人”的独特方式践行钱氏家族“惠普乡邻，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的家训，通过自己的一己之长、一己之能，为地方、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家训是一个家庭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道德、行为规则。优良的家训既是家族成员秉承先祖典训的载体，同时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钱氏家族历来十分注重家族成员道德伦理的教化意义，从钱氏父子承袭家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钱基博对于钱锺书诸多具有针对性的教化。如钱锺书幼年喜欢随意臧否古今人物，在钱基博先生看来，此种行为不利于钱锺书的个人成长，便写了一篇《题画谕先儿》来告诫钱锺书：“汝在稚年，正如花当早春，切须善自蕴蓄。而好臧否人物、议论古今以自炫聪明。”[10]24钱基博告诫钱锺书，对于古今人物，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而随意评价，而应该看重对现世的作用和道德修养，希望儿子专心学问，淡泊名利，厚积薄发。钱基博的谆谆教诲，无疑纠正了钱锺书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偏差。
家风乃一个家族累世相传所形成的风尚、风气。家风的形成，是家训长期教化的结果。家训对于家风的形塑具有重要作用，家训和家风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诚然，世家大族特别重视家族文化的传承，而家训作为家族文化的载体，对家风的形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基于学业之因袭。”[18]42钱氏家族世代业儒，长期将“诗礼传家”作为家族成员一以贯之的文化守则。据钱基博先生回忆：“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强烈。”[13]钱氏家族累世教书，素有读书学习诗礼的风气，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形成了书香门第的家教门风，生生不息的文脉也造就了“文化型”家族的产生。读书习礼不仅在于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也旨在培养道德情操，以此完善文化修养。
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主要在家庭中得以完成，在此过程中，家族成员的言传身教，家训中的约束惩戒等内容均对家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钱氏家族的家训承续了儒家伦理文化的“道统”，钱氏家族将儒家“三不朽”的基本内涵视为家族家训的重要标准，家训中有关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等文化内容，不仅可以强化家训的教化功能，促进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团结家庭成员，而且作为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和精神指引，钱氏家训对于家族增强凝聚力，进而增强家族成员间的认同感和家族内部的归属感具有重要的精神指导意义。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旨所构建出道德的谱系，对家族家风具有重要的形塑功能。
老巴慌成一团。他急不择路地冲过去，蹲下身来扶老婆。慌乱中自己凭着一条腿怎么都站不起身。手臂下老婆的气息越来越弱。老巴慌了，声嘶力竭地叫唤，有如荒野中绝望的狼。隔壁左右听到这声音，吓得不轻，都急急奔来。
3.社会整合功能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尤重“知行合一”，作为儒家伦理文化忠实信徒的士绅阶层，既要求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求将伦理道德观念践行于实际行动中。钱基博的大伯父钱福炜是颇具影响力的地方士绅，一生淡泊名利，不为高官厚禄所诱，选择一生为地方公共事务服务，如“葺宗祠，修宗谱，扩义塾，以及表彰节义，造桥修路，掩骼埋胔之举”[2]209等各种地方公益事务都有其身影。钱氏后人深受影响，将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作为家族的家训家风予以继承。如钱基博回忆其弟钱基厚生平时谈道：“惟吾孙卿，慷慨敢任事，不仅欲以文字见，排难解纷，居乡有所尽力，乡人亦雅重之……凡地方大利害，主者有所设施，不知于地方认识意何为，必且曰‘且以咨钱某。’地方人士于主者有所建白，亦必曰：‘咨钱某’。”[11]13
由此可见，钱氏族人无不将“惠普乡邻、矜孤恤寡”视为自身践行家训的具体体现。在基层社会，国家权力缺席的情况下，钱氏家族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不仅有利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从钱氏族人的具体行为可以窥见，钱氏家训是其家族成员的行为指南，同时也是在告诫钱氏门人为人处世、对人对己以及对国家、社会究竟秉承何种态度，其家训内核体现了钱氏家族立德、立言、立功的主流价值观。钱氏家族将“家训”与国家的“德治”“法治”融通，其内容涉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诸多层面，家训所规训的内容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对于基础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整合功能。
太平洋西北的河口很年轻，距今只有15 000年或10 000年的历史，在冰的作用下和浮木的推动力量下，河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在这里，树木以古老的方式流入河流，但自从人们开始为航运清理河道，兴起了工业化的伐木作业，以及随着河滨地区的发展和水电大坝的建立，人类活动也对河口和水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结
钱氏家训在历史长河中积累、沉淀、历久弥新，从而形成了家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原则。“国之本在家”，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细胞，家庭的兴旺不仅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发展，同时也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钱氏家族所秉承的家训以及潜移默化中所形成的家风，早已跨越家庭、跨越时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钱氏家训作为一种道德伦理教育的典范，具有传承性、普遍性、教育性等意义，其内容和文化内核对当前社会中所倡导的个人道德形塑、家庭道德伦理建设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钱志仁、沙无垢.无锡惠山钱王祠考略[M]//无锡文博·无锡钱武肃王祠研究专辑.无锡：无锡文博编辑部2001年内部编印.
[2]钱基博.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M]//傅红星.钱基博集·谱牒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3]钱镠.武肃王遗训[M].民国十六年影印本.
[4]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钱基博.自传[M]//曹毓英.钱基博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钱锺书.谈艺录·序言[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钱基博.无锡光复志 [M]//傅红星.钱基博集·方志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石声淮.纪钱子泉先生捐赠图书文物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
[9]章开沅.诂经谭史，言传身教——纪念钱基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
[10]钱基博.谕儿锺书两通[M]//傅红星.钱基博集·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孔庆茂.丹桂堂前：钱锺书家族文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12]王玉德.钱基博学术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3]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J].天涯,2003(1).
[14]钱基博.国命旬刊发刊词[M]//傅红星.钱基博集·序跋合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5]吴忠匡.先师钱子泉先生学行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7]杨绛.我们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1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CulturalPracticeofQian’sFamilyAdmonish:AStudyCenteredonQianJiboandQianZhongshu
YIN Yang-shuo
(SchoolofMarxism,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andLaw,Wuhan,Hubei430073China)
Abstract：Family is the basic organizational cel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For a long time, the family precepts formed by the accumulation and precipitation of family are not only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family culture, but also the conduct code of family members.The Qian’s family, known as the “famous family in southern Jiangsu”, has been flourish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The reason for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mily precepts of the Qian’s family.Qian Jibo and Qian Zhongshu integrate Qian’s family precepts, regard Qian’s family precepts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ir own cultural practice, take the contents of poetry, morality, lofty aspirations and loyalty as the basic criteria, and then present Qian’s family precept educational function, family style forming func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which embodies Qian’s father and son’s integration of “Taoism”into family education.It organically combines individual ethics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ming a unique phenomenon of “two Kunluns of culture”.
Keywords：Qian’s family；family admonish；Qian Jibo；Qian Zhongshu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19)05-0184-05
*收稿日期：2019-02-11
作者简介：尹阳硕(1988—)，男，湖北建始人，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722019JCT003)。
责任编辑：立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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