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实践已有百年历史。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政策概念引入国内，国内学术界开始了对党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文化政策的实践以及经验教训。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党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尚处在探索阶段，研究还比较薄弱，尚未对党的百年文化政策实践形成系统的、综合性的梳理和总结。随着党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这一领域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将会呈现综合性、跨学科等新特点。
[关键词]党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史；研究；综述；展望
党的文化政策史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说，研究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1年一百年间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演变发展历史。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目的是系统梳理党的文化政策实践的主要文献、政策文本、政策主张、政策措施以及政策绩效与影响，总结百年党的文化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文化政策决策提供有益借鉴。
一、国内学术界文化政策史研究的历史
（一）概念引入阶段
以关键词“文化政策”“文化政策史”查阅知网上的相关论文，发现直接相关的论文并不多。在1980年以前，文化政策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尚未出现，即使有研究，也常常是以“党的文艺政策”为学术范畴而进行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查到的第一次出现“文化政策”一词是1979年4月在《国外社会科学》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文化政策会议”的通讯稿。可见“文化政策”一词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概念。在中国知网上查到的最早以文化政策为题的学术论文是发表于1984年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刊载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的“康熙的文化政策”（刘璐,1984），一篇是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侯玉臣，1984），这应该是国内研究文化政策的发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文化政策的少数几篇论文中大多还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政策、尤其是对苏联和东欧文化政策的介绍，研究都不是很深入。
张子翔：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南宋画院的所在地，历史上人才辈出、硕果累累。800多年前的临安府，南宋画院以制度周密、画风创新而云集天下艺术英才，为中国艺术史留下瑰丽画宝。在多少代画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中国画的浙派艺术，影响着整个中国画坛。这样的创作精神和管理理念深深影响着杭州画院，1985年成立以来，积极进取、砥砺奋发，承袭了南宋画院优秀传统，造就了一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队伍，创作出了一大批紧扣社会时代脉搏、记录杭城民生的优秀作品，在杭州乃至浙江的美术发展中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二）起步阶段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对国外文化政策的研究扩展到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韩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对国内文化政策的研究除了古代文化政策，开始有学者整理党在苏区文化政策（王木兰，1990），也有个别学者开始触及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政策（程青，1990；许钢，1992），有的学者还探讨了我国文化政策转型问题 （孙正甲，1993），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老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20年文化政策变迁与理论发展概论》一文，对改革开放以来20年文化政策变迁及理论的系统概括和总结，把改革开放第一个20年的文化政策概括为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理性精神的回归、政策范式转型以及政策体系的重构的过程。总体而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仍然不够活跃，研究成果仍然非常稀少，每年发表的论文不超过三、五篇。而对党的文化政策发展演变的研究更少，每年发表的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论文几乎没有。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三）初具规模阶段
随着党和政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学术界对文化政策研究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从2000年开始，国内学术界对文化政策研究的成果开始明显上升，中国知网查实，1999年发表的与文化政策有关的研究论文为20篇，2000年上升到24篇，到2005年达到49篇，2010年达到149篇，2017年为156篇，最高年份为2013年高达238篇。从1979年开始到2018年11月，中国知网上以“文化政策”为题的论文总数为512篇，以“文化产业政策”为题的论文为183篇，两者相加为1024篇，平均每年为25篇。当然，知网的数据并不能确切反映本课题研究的所有成果。有的学术论文虽然没有冠以“文化政策”字眼，但主题也可能是讨论文化政策或与文化政策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内学术界对文化政策的关注和研究明显增加，研究的领域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也大幅增加，国内有部分学者在系统或有意识地研究文化政策。换言之，国内学术界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确切地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迄今已有20年历史。
综合过去40年学术界对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历程，未来对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将会呈现如下几个趋势。
对于这段时间的党的文化政策，学者的研究比较充分，史料比较充分，文献查阅也比较方便，研究相对集中。这段历史从时间上来说前后二十七年，可以分为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对于“文革”十年的文化政策实践学者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甚至有人把这十年形容为林彪和“四人帮”“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周扬，1979）；而对前十七年党的文化政策的评价在总体上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矛盾性和复杂性。专家认为，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是我国文化建设历程中很关键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人民性是文化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政治性是文化政策调整的主要根源。由于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政治性，导致文化处于从属于政治的地位（王铁刚，2014）。前十七年文化政策实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定，提出并推行 “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出现了多样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文化领域受到许多挫折（张耀元，2014）；有学者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1949-1976）里党在文化领域里提出过不少正确或者是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但关键的是如何让它真正的付诸实施，所以不仅应当从政策主张更应该从政策实践来评价党的文化政策，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双百方针”实际上也无法得到真正贯彻（蒋积伟，2007）。
对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总体研究需要研究者在掌握足够资料基础上进行宏观思考。《文化政策学》（胡惠林，2012）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化政策的著作。虽然本书只是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教材，但其学理性、系统性是毋庸置疑的。本书从文化政策学科体系构建出发，阐述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内容体系、政策机制、政策生命周期，尤其是以一定篇幅勾勒了我党文化政策的形成和演变的历程；有的专家试图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的考察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权力关系及结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文化政策制定与实行带来的影响，同样具有宏观分析的性质（刘江红，2016）；也有专家从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的关系，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政策制定的依据和策略（张玉国，2005）；有的专家经过对建国六十年来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结构性梳理，认为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谢秋山，陈世香，2014）。对党的文化政策的演变进行宏观分析是必要的，这种分析具有较好的理论支撑，能给研究者提供宏观视野和历史脉络，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规律以及时代背景。
二、国内学术界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总体研究
传统媒体的样本中，除去“官方言论”部分，“政策观点”主题类别下有83篇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偏好。通过图3的分析发现，整体来看，建议和要求政策进行调整的声音占据相当的话语优势，仅在2007年相对弱化；分年份来看，2009年要求政策调整的呼声凸显，2013年、2015年尤其突出。
主要研究了建党前后、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文化主张和文化政策。有学者提出，1931年9月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体现了党的文化的基本主张，也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政策文本（龚大明，2005）；一些学者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建设作了系统归纳和回顾，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化分为“孕育、发展、繁荣、巩固”四个阶段，文化理论、文化政策、文化体系建设全面推进（段治文，石然，2012）；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党的文化建设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张菊香，2012）；探讨了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独特贡献和地位（谌立平，2004；李雅兴，韩贤胜，2014）；对党的早期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在 “普罗文化”“抗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背景转换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范小方，2007）。大多数学者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政策总体上肯定，认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政策实践是成功的，党的文化政策的最重要的理论命题都是在那个阶段提出并系统化的，在苏区、根据地、解放区乃至国统区，党的文化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文化事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分析
这种分析模式是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一种中观思考。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政策大体经历了革命取向、道德取向、产业取向、权利取向等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从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从生产主导向创新主导、从丰富文化生活向保障文化权益转变等特点（金世斌，2016）；还有学者从治理逻辑的角度对我国文化政策发展与转型的运动轨迹进行理论化阐释，认为“党的革命理念”“国家文化领导权”“市场经济理性”“公民权益理性”，这四种主要的治理逻辑构成了建国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场域。在这一框架下，我国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党的革命理念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相结合的主导逻辑向国家文化领导权与市场经济理性相混合的逻辑渐进式转型 （胡霁荣，张春美，2016）。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经过了 “革命型意识形态”（1949-1977）“建设型意识形态”（1978-2002）“和谐型意识形态”（2003 以后）三个不同阶段，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政策（周正兵，2013）；还有专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文化治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由此规定和建构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走向，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空间结构（胡惠林，2015）；认为党的文化政策重心也应该是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康健，2013）。上述分析可以说是从性质上阐述了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这种分析比对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描述性研究更加深入，试图把握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本质规律。缺点是这些概括很可能以偏概全，不足以分析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复杂性和全貌。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政策的研究
高职项目式教学的设计，首先要以职业能力为目标，与企业联合，共同确定与职业需求相吻合的课程标准，某一项教学内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结合在一起，亦即项目内容、技能要求在职业工作岗位上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与行业、企业的实际工作过程有直接的关系，目标清晰，任务分析量化[1]。
（四）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政策研究
从研究内容上说，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个别问题研究（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阶段史研究（本世纪初到当前）——综合研究。个别问题研究集中在一些重要热点问题、现实性问题等方面。如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创作自由、电影管理、新闻出版政策等；系统研究主要是对某一较长时间段的文化政策实践的研究，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政策、前十七年的文化政策、文革时期的文化政策、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政策等，这种研究已经具有史的研究性质，侧重史料整理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而综合性研究还刚刚开始，目前很少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史展开跨百年的系统研究。
（五）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政策研究
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政策研究集中在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文化自信理论等方面。有专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重构过程，包括总体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内的、完整的文化政策体系全面形成，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在加强（刘彦武，2009）；认为“文革”结束后党的文化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党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种文化的态度上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政策的演变呈现了阶段性特征（杨凤城，2016）。这个时期文化政策的研究拓宽到文化产业政策领域，对文化经济政策、文化金融、文化投资、文化区域发展、文化贸易、文化结构等领域都做了系统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有学者系统梳理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王晓刚，2007），分析了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演变（邓显超，2007），阐述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 （杨吉华，2006;范周，孙博等，2015）；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002年至2016年国家颁布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社会语义网络、共词分析等五个主题分析，总结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进的过程和内容 （王长松，何雨，杨聹，2018）。由于这一阶段历史离我们近，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缺乏时间沉淀，因此对这一阶段的文化政策研究缺乏定性分析，难有深度的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值得观察。
（六）对于个别行业政策史的研究
文化行业政策是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化。文化政策研究要有深度和广度，就必须涉及行业政策，否则就会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之感。国内学术界对文化行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如电影政策、新闻出版政策等，其中对电影政策研究最多。有学者指出，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电影工作的指导中，更多的是以国家或文化宣传部门领导人的指示、讲话代替政策。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文件或指令中，明显表现出政策的不统一，以及意见的分歧 （田川流，2009）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电影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高度的计划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对于电影创作具有颠覆性、破坏性后果（刘阳，2009）；系统梳理了电影管理机构、所有制政策、电影审查制度等，认为在特定时期，电影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胡菊彬，姚晓像，1995）；总体看来，学者们对国家的电影政策批评大于肯定，尤其是对于电影审查制度持否定的声音，部分学者提出了以电影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制度的建议（邱倩，2014）。关于出版制度，国内学者对新闻自由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从“出版自由”到“喉舌论”的演变过程（江默，2016）；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产业政策有很大变化，伴随演变轨迹的逐步深入，产业逻辑、市场逻辑、规制逻辑贯穿出版产业政策发展的始终（王炎龙，2018）。
（七）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
长期以来国内的党史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而对党的文化政策史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开始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践史的研究，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由于文化政策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党的文化政策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党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更加薄弱。大多数成果以相对零碎的学术论文形成存在，对于党的百年文化政策史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考察，缺乏一以贯之的脉络联系，对于一百年来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内在动力、历史传统、经验教训、未来走向，缺乏有说服力的综合性的历史分析。对于文化与党的中心工作、文化艺术与政治、文化艺术与武装斗争、文化艺术与意识形态、文化艺术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缺乏具有内在逻辑力量的历史说明。一百年的文化政策实践，内容厚实沉甸，文献汗牛充栋，非若干篇论文可以概括。同时，国内学者对于党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方法视角也比较单一，大多数停留在泛泛而论的事实描述和经验教训总结上，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方法论的指导，研究深度不够。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多数研究集中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没有真正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化政策史。相对于党的经济政策史、民族政策史、“三农”政策史等专门史研究，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
三、对于国内学术界党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评价及未来趋势
（一）对国内研究的评价
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的文化政策的试金石，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反映了党的文化政策的基本格调。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是学术界研究比较充分的领域之一。目前出版的学术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史》（曲峡等，1995）、《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与理论研究》（杨凤城，2005）、《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变迁与创新》（潘晔，2008）以及众多的学术论文，研究集中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分期、政策内容、政策背景、政策特点以及未来走向等内容，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大体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八个具体阶段（曲峡，庄道树，1996）；大多数研究者对于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做了深刻反思，有的学者用“忽悲忽喜、忽起忽落、大忧大患、大彻大悟”形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演变特点（张欣，1995）；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和进步，大多数学者做了充分肯定（丁俊萍，江潮，2018）。
（二）未来研究趋势
从老沟林场回来了三年，他先往南京写了四十多封信，寻找欧阳橘红，一半多都退回来了，后来听人说，欧阳橘红不在南京，调北京了，信又往北京寄，还是寄一封退一封。那些退回来的信，都快半箱了。
1.综合性趋势。在文化政策史研究的初期，对党的文化政策进行个别的、分散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是该领域学术积累必经阶段。但这种研究尚不足以勾勒百年党的文化政策实践的全貌，难以形成对党的文化政策实践的全面认识。因此，未来需要对党的百年文化政策史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把党的文化政策实践的几个阶段贯穿起来，对于一百年来党的文化政策演变的历史背景、内在动力、内容体系、经验教训、未来走向作总体思考，认真思考党的百年文化政策的变与不变，形成关于党的百年文化政策史研究系统性成果。这种对于一个世纪的实践的系统总结，既有必要，也相对容易把握。
这几天她呆在乌七八糟的村里腻味死了，就想着再去城里。她告诉柳红，在城里女人比男人不知强多少倍，钱太好挣了。柳红不懂。问她怎么挣钱啊？苏秋琴朝她白白眼，反问道：“你说女人靠什么挣钱啊？”柳红被噎得半天吭不出声来。
2.思路创新趋势。传统上对文化政策的研究，是从革命领袖的经典表述为线索展开分析的，这种分析的好处是经典表述人人熟悉，没有疑义。但这种研究思路没有体现文化政策的本质，难以揭示文化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如果在研究思路上没有新的突破，下一步研究就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研究文化政策史应为围绕文化政策的根本性目标展开史的阐述。这一根本性目标就是文化自由、文化民主、文化平等。它们既是文化元政策，也是文化政策的根本目标。所有的文化政策包括具体措施，无非是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策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围绕这三个根本性的问题展开论述，文化政策史内在的逻辑就能清晰地展现出来，更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3.回归文化的趋势。文化政策史研究对象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定位。传统的研究把文化政策等同于意识形态政策，过分强调文化政策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多关注文化政策的政治属性，这种研究往往忽视了文化本身的内容，限制了文化政策史研究的视阈，也不能全面展示党的文化政策的内容。未来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把宣传、出版、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广播、娱乐、演出、图书馆、博物馆、群众文化、文物、非遗、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贸易、文化开放、互联网、文化旅游、艺术品、广告、会展等领域纳入研究范围，让文化政策史回归文化本源，不仅关注意识形态，而且关注文化民生，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化政策史。
4.多角度研究趋势。文化政策的演变是由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文化系统内各种矛盾作用的结果。过去对文化政策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策主体——即党和政府角度思考问题，关注的政策主体的动机和目的。实践证明，文化政策的出台以及绩效不仅仅是政策主体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这就要求研究者以更丰富的视角观察文化政策的演变。尤其要重视从文化政策的客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政策制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解决政策客体在文化创作、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诸多矛盾。政策客体的状况、素质、特征、利益诉求是政策主体制定文化政策的基本依据。没有政策客体的配合，不尊重政策客体的合理诉求，再好的文化政策措施也难以实施。
5.跨学科研究趋势。要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倡导多学科、跨学科的结合。要把党史视角与文化视角、政策视角结合起来，从三个视角审视党的文化政策演变历程。党史视角是背景；文化视角是主线；政策视角是内涵。党史视角规定了党的文化政策的性质、走向、特征、政策目标。文化视角关注的重点在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政策视角要关注政策主客体及其关系、政策决策与实施机制、政策内容与工具、政策目标与绩效等。三种视角、三种学理、三种研究范式相互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形成优势互补，拓宽研究的维度，使得研究的结果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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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9）01-0030-06
[作者简介]杨吉华（1962-），男，安徽石台人，阳光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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