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重证据法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四重证据法的演变历程,指出了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并辅以实践个案以检验该方法论的立体释古效力。该书理论视角独到,彰显了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本土价值,凸显四重证据法融合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学术诉求,是一部理论研究与实践验证完美衔接的佳作。
关键词:四重证据法;证据间性;立体释古;间性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而成长,至新世纪初以来形成系统构建的方法论体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人类学理论开拓者叶舒宪先生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将“三重证据法”提高到文史研究新方法的高度。2005年,叶舒宪将在“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和倡导“第四重证据法”。并在2010年出版的专业教材《文学人类学教程》中用十万字篇幅详论“四重证据法”的操作原理与立体释古的优势①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九章第十章。。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充分调动人类学、考古学材料的雄辩潜能,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推进文学人类学纵深发展,让远古遗存证物揭晓华夏文明产生的历史真相,给人文学科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革新契机。杨骊、叶舒宪编著的《四重证据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作为国家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结项成果之一,弥补了新方法研究的著述空缺。阅读之后,笔者认为该书有三大特色,是文学人类学方法论研究的标杆之作。
《南柯记》则以“大槐安国”的蚂蚁世界为背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任人唯亲、争权争利、穷奢极欲、尔虞我诈、无事生非、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官场广泛存在着的一系列丑恶现象的极度蔑视。“二梦”借此南柯一梦和黄粱美梦的故事,带有明显的寓言哲理性和象征意义,对作者所处的明代社会,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堪称晚明的“官场现形记”。
一、理论视角独特,彰显本土特色
对于四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叶舒宪曾多次撰文加以阐释、推广和应用,在学界早已形成共识:第一重证据为传世文献;第二重证据为出土文献;第三重证据为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的参照材料;第四重证据为比较图像学或图像人类学的材料。“四重证据法”,就是将文字训诂考据、出土文献、多民族民俗材料、考古新发现的实物及图像解读四方面汇通起来,充分调动“用史前文物、图像说话”的雄辩潜能,让四重证据产生相互作用和共振效果,拓展前文字时代的文化史探研的新途径。
《四重证据法研究》的上编为理论部分,该理论研究没有过多纠缠于证据分类问题,而是深入考察该方法论在现代学术潮流中的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如何借助四重证据法重构中国文化形态和文学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四重证据法研究》在梳理学术沿革时,在百年学术潮流中对每重证据产生的学科背景、创新价值及局限进行深入考察,并提出多重证据互动互释的研究模式:从可以说话的第三重证据(田野作业资料),去烛照和解释不能说话的第四重证据(考古实物、图像),二者合起来就构成检验核实和重新理解第一重、第二重证据(文献记载)的文化语境。①杨骊,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0页。由此,该书全面审视了四重证据法的学术生成史及本土化进程,从实证性、情境性、有效力、释古力等角度回答四重证据法的阐释效力为什么被学界认可,成为学人自我超越的新方法、新标杆,四重证据法的这些理论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相对于以前的多重证据法研究,《四重证据法研究》创新性地借鉴了法学理论,提出从“证据链”和“证据间性”视角,重新进入历史和文化研究。一个证据符号因其真实关联度不足而有赖于其他证据符号的补足,这种不同证据符号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补足的关系就是证据间性。②孟华:《真实关联度、证据间性与意指定律》,《证据科学》2011年第1期.《四重证据法研究》一书不再局限于证据的分类、性质,而是从“证据链”和“证据间性”的视角提出四重证据的演变不是简单的证据层累性增加,而是每种证据在事实解释上都具有局限性,因而需要借助其他证据来补足自身,提升阐释力度,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
《四重证据法研究》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四重证据法的学术专著,是一部理论梳理与实践验证的完美衔接的佳作。本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两大部分,理论与实践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理论篇追根溯源了这一方法论的演进历程,高屋建瓴地透视了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思想史上的方法论价值,从理论的高度统摄实践;实践篇则将该方法论落地,通过一系列实践个案,展示了这一方法论强大的原创性阐释效力,通过实践检验理论,使理论更具说服力。
2.3.1 饮食安排者 月子期间的饮食安排者46.5%是公婆,37.3%是父母,7.3%是丈夫,4.5%是祖母或外祖母,此外,还有少部分产妇由月嫂、保姆、月子会所营养师、自己、姐妹安排饮食,分别占2.9%、0.5%、0.4%、0.4%、0.1%。
二、凸显四重证据法融合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学术诉求
《四重证据法研究》专辟一章,从实证与阐释融合的角度讨论“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指出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都凸显出一种试图融合实证与阐释的学术诉求:“二重证据法把金石学的实证与考据学的阐释性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归纳与演绎的论证模式进行对比式论证……三重证据法以人类学的阐释方法超越传统考据学的阐释方法,其实质就是利用人类学证据以今证古、由此及彼的阐释力,解决文史研究很多无法证实的问题,从而拓展文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界限……第四重证据……在证据方面采用物质文化领域的考古学证据和图像证据,完成了从文字-文献文本到口传文本再到文化文本的三级跳,同时在证明方法上以现代考古学的科学实证方法超越了经石学传统的格物致知的实证方法,并利用多重证据间性立体释古,形成多重因果关系的系统论式研究范式,试图利用实证与阐释的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巨大张力,走向对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超越。”②杨骊,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6页。在世界学术理论的背景下来讨论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是该书的理论创见之一。该书用“交往性知识”的理论,站在人类知识类型演进的立场审视四重证据法所处的位置,真正凸显出四重证据法的学术诉求如何回应了世界性的学术难题——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冲突,体现了中国的原创理论对于世界学术界所做的贡献。
20世纪初,因受西学东渐思潮影响,胡适等人摈弃中国文化阐释传统,力图以科学实证重建价值体系。王国维虽为调和科学与人文的这种人为割裂做了反思和尝试,提出二重证据法,但未能建立立体释古的论证体系,彻底解决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的对立问题。为实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沟通和对话,叶舒宪在知识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破学科”概念,并运用“四重证据法”进行了大量“破学科”研究。四重证据法作为文学人类学的核心方法论,从其学术发展脉络看,已形成多重证据间性融合、立体释古的学术新路径,努力构建出融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为一体的论证结构。
西方近现代知识体系下,科学和人文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受此影响,科学和人文的代表性方法论实证和阐释也呈现水火不容之势。斯诺、沃勒斯坦等有识之士开始对此情况进行深刻反思,尝试跨越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建立整体式学术研究的可能性。①参见[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对应上编的理论篇研究,本书的实践篇中以猫头鹰女神信仰的重新认识、《山海经》珥蛇之谜的解读、虹桥神话信仰重构、中医文化“熊崇拜”演变路径的建构、东汉政治与星占的解析等个案,展示出四重证据法对于有效整合实证和阐释两种方法论,重建新知识体系具有创新意义和拓展前景。公维军用四重证据法解读虹桥文化意象,重构虹桥通天、虹龙通灵的神话信仰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第一重证据,包括《山海经》《毛诗正义》“双手龙蛇说”及《释名·释天》《尔雅·释天》“美人虹说”的经典传世文献。第二重证据,甲骨文“虹”字符号。第三重证据,中国多民族口传叙事中关于虹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北美印第安纳瓦霍部落、南美亚马孙河以及大洋洲、亚洲日本、西伯利亚的诸多原住民部落中存在的“彩虹桥”传说。第四重证据,以大量考古出土的玉璜进行实证。通过出土玉璜的显圣通灵意义分析,将虹文化信仰与生殖崇拜、祖灵崇拜联系起来,与幸福、吉祥、丰稔等美好寓意联系起来,最终追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之源,即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中华民族龙文化信仰源自远古时期的虹文化信仰。③杨骊,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3页。
同时,该书的下编为四重证据法的一系列实践个案,如“第八章证据链与大传统:《山海经》珥蛇之谜解读”以二、三、四重证据辅助和补充第一重证据为重构《山海经》中的“珥蛇”形象找到珍贵解读参照,成功破解文字编码背后的形象之谜。“第十一章四重证据法解析东汉政治与星占”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仪式和物象的“四重证据”方法和材料的交织运用中,对汉代政治与星占文化进行整合性研究,深层捕捉汉代星占文化关联图景。这些实践个案聚焦文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以四重证据法考证“猫头鹰”“天熊”“珥蛇”等形象为中心的附属神物系列形象与神话信仰的普遍联系,用个案揭示丰富的四重证据一旦构成复合型、多线性的叙事链和证据链,将对考证神话历史及解答文化大传统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具有知识创新意义。
三、理论研究与实践验证的完美衔接
这算得上是因果报应吗?站在九楼的阳台上,易非看着黑夜中,黑沉沉的永南河在向前奔涌。前面的高楼还在建,探照灯明亮得像一个月亮,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追逐嬉戏的蝴蝶。
上编“理论篇”由“四重证据法的学术沿革”“第四重证据的学理研究”“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三章构成。“四重证据法的学术沿革”在系统梳理国学与西学的方法论传统中观照四重证据法在现代学术思潮中的演变及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历程,彰显人类学知识在文史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重证据的学理研究”侧重于揭示第四重证据的应用方式、特色语境和阐释效力:突破语言文字的贫乏和局限所造成的认识上的盲见,彰显图像叙事对于文本叙事的超越性。“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综合研究了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证实了四重证据法在证据革新和方法变革上都具有创新价值。值得一提的该书还全面整合了文学人类学学科近40年发展提出的一系列原创理论,使得文学人类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强大的理论原创力和阐释力得以彰显。
下编“实践篇”包括十章,以“猫头鹰的比较神话学解读”、“天熊神话钩沉”、“《山海经》‘珥蛇’神话解”、“玉璜与虹的神话意象解读”、“中国医学与圣熊崇拜”、“东汉政治与星占”等个案研究表征四重证据法可操作、可依循、可检验、可应用,由此彰显四重证据法学科交叉、整体释古的阐释效果和整合效应。
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经过将近4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跨越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等专业学科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四重证据法作为其核心方法论利用证据间性立体释古,对于改变传统文史研究证据单一现状,弥合人文实证和科学阐释的分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四重证据法研究》为四重证据法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提供整体思路和经验。这种研究将为我们更好地运用四重证据法探源中华文明,重述中国故事提供理论方法和策略参考。
式中,L为光纤传感线圈长,l为环路BCDE长,ρ0为输入光功率,ρB和ρE分别是B和E点的功率串扰系数.φR是一个渡越时间τ内CW、CCW光束产生的Sagnac相位差.5~8时刻CCW光束光场强度与CW相同,偏振串扰与CW互易,Sagnac相移与相位偏置与CW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The Methodological Benchmark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The Study of Quadruple Evidences Method
XIE Mei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Yibin University,Yibin,Sichuan,644007,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f 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points out th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the method,and supplements the practical cases to test the stereoscopic effect of the method.With uniqu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is book highlights the local valu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theory,and emphasizes the academic appeal of the four-evidence method combining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human interpretation.It is a masterpiece of perf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verification.
Key words:quadruple evidence method;inter-evidence;stereoscop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intermediacy fusion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9)04-0018-04
收稿日期:2019-6-2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5SA0093)。
作者简介:谢美英(1978~),女,湖南益阳人,宜宾学院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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