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医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医疗精神。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医疗卫生实践中发展、成熟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晶。在中国革命时期，红医精神对革命事业的成功进行起到了重要的医疗辅助作用。同时，红医精神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也是与中国革命历程交织在一起的，它在医疗领域中体现着中国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红医精神；中国革命时期
1 医疗卫生与中国革命成败
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之相反，国民党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它是部分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具有对全体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视，从而才获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医疗是为谁服务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提倡为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医疗卫生事业始终以人道主义对待全部生命，毛泽东始终把医疗卫生工作看作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老病死”、关系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2]，认为只有处理和发展好了医疗卫生问题才能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1.1 土地革命时期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局部社会建设与执政试验。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积极将马克思主义医疗思想运用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从而开创了中国红色医疗事业。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饮食与营养匮乏、医疗条件落后和国民党对苏维埃政权不断进行“围剿”的实际现实情况，基于服务无产阶级和人民群的务实性原则，毛泽东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多关注了关于中国农村卫生医疗。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经将根据地的医药卫生发展提高了经济战略地位，指出如果不重视因国民党的封锁而造成的医药等日用品缺乏、医疗条件匮乏的诸多问题，将会给根据地的社会稳定埋下隐患。为此他提出了建设高质量和高水准的红军医院的主张。到了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通过鼓励私人经济合法经营、对外开展经贸合作扩大了根据地的药品流通渠道，使得根据地的红色医疗系统的发展得到了有力支持。
毛泽东于1933年在长冈乡进行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3]他认为对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农村地区的卫生医疗进行有序的指导、安排，是使得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援，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并在土地革命时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2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国内医疗事业的相关科研基本上陷入了停顿状态。同时，战争又促使对医疗从业人员需求的激增。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需要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其中人是抗日战争胜负的重要决定因素，而疾病流行、对伤员救治不及时等都将损害抗日力量，因此保证军民身体健康就成为了当时的重中之重。
针对战事对医疗卫生人员的需求和医疗统筹的要求，八路军在延安设立了总卫生部，陕甘宁边区对医疗机构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强调医疗人员必须明确为抗日前线将士服务的政治思想，其医学教育以“坚持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为全体抗战军民服务”[4]作为宗旨。八路军总卫生部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分别在延安两次颁布了《救护工作条例》和《运转工作条例》，并且规定野战医疗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各抗日战争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各抗日战争队伍的指挥员、战斗员的身体健康，迅速医治伤员使其重返前线，要求在战斗时，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勇敢的精神，认真组织各种救护、收容和转运后方工作”。1938年白求恩来到120师后，更进一步健全了手术组在前线对伤员的救治、抢救制度，对士气鼓舞很大，抗战将士在战场上高呼：“同志们冲啊，白求恩大夫就在我们后面。”[5]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其中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则是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其经济纲领目标是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其文化纲领目标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9]，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的指导与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始终不渝的为共产主义而进行着奋斗。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是一切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正是在它的激励之下，共产党人才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克服了千难万险。针对红色医疗体系的建设，毛泽东一贯强调发扬良好医德医风的重要性，认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提高医务人员道德水准的重中之重。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白求恩作为“为人民服务”楷模，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10]他认为白求恩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革命呕心沥血，牺牲自我以利他人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1]，正是因为受到了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的深刻影响，也是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结果。
1.3 解放战争时期
2.由于企业投入研发费用须承担研发风险，因此建议企业在客观分析自身盈利及偿债能力的基础上，正确评估研发支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因决策失误而造成资金损失，甚至要利用将研发费用资本化来平滑企业利润。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致力于提升企业价值，避免弄虚作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向投资者及社会公众传递真实的企业信息，保证企业长足发展。
保护军队将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革命战争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所系。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了红色医疗卫生工作，极力促进卫生医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成立了多个卫生医疗机构，致力于广泛培养红色卫生医疗人员，全力救治伤员与病患者。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红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各个解放区的医疗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社会的不良卫生习惯进行了改造，提高了解放区军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积累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2 红医精神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红医精神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它对这场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民民主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独立解决中国问题的创造性产物，其中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领导、革命动力、革命阶段等关键问题。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红医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医疗卫生思想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红医精神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医疗同样立足于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服务，各个革命根据地卫生医疗事业的展开都围绕着这一重点。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红色医疗卫生体系的要求，也是革命现实的迫切要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最深，因此其革命意识和愿望最为强烈，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红色医疗卫生系统正是服务于广大无产阶级的，这也是它与国民党医疗卫生系统的最大不同。无产阶级是最具有远大政治前途的阶级，因此服务于这一阶级的红色医疗卫生也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决定了具有革命精神的红色医疗必然获得历史性的发展。
2.1 红医精神与革命领导理论
毛泽东指出，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之下，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担落到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大公无私的政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医疗建设同样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红色医疗的共同要求，党的领导是人民独立、民族解放、群众健康的保证。
此外，在“寻根之旅”夏(冬)令营中，展开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汉语演讲”“汉语知识竞赛”“中文话剧”“华文卡拉OK比赛”等，对于海外华文教育的普及也具有辅助作用。
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立足于中国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萌芽、发展、壮大、成长的中国红色医疗体系和红医精神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和思想上的结晶，它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我要了一杯巧克力味儿的奶茶，咬着吸管，看着青木的背影，猜测着他以前的生活。一个35岁的日本男人，来中国开一家奶茶店，不免让我这样好奇心重的人猜测。
3f 1H NMR(CDCl3) δ:7.91-7.79(m,2 H),7.77-7.75(m,1 H),7.56-7.53(m,1 H),7.37-7.33(m,2 H),7.27-7.16(m,1 H),2.43(s,6 H).
2.2 红医精神与革命动力论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其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而农民阶级的反抗精神最为坚固。由于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保障他们的医疗卫生健康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关键要素。《新中华报》在1939年4月7日的社论中指出：“我国之所以能进行持久战，其客观条件之一，就是在于‘人多兵多’。……每一个人讲究卫生，多活一岁，便使我们的抗战力量多增加一分，反之，少活一岁，那不消说，便是革命力量的一份损失。正是为了‘消灭敌人’，我们必须‘保存自己’。……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讲究卫生，健全身体来打倒企图毒化中国、摧毁我民族健康灭我种族的日本帝国主义。”[8]
1965年12月31日，巩俐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热爱唱歌跳舞的她，梦想着成为一名演员。遗憾的是，她连续两年艺考都未能金榜题名。连续落榜后，父母已经不支持她继续追求艺术了，但巩俐不服输，她非要在这条路上“闯”出一片天地。
2.3 红医精神与革命阶段理论
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的革命阶段理论，指出首先应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建立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次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开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任务在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把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国红色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也同样体现了这一革命阶段理论的特点。
红色医疗卫生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火线抢救、前线医疗、伤员运转、后方医院治疗等方面而着重于“为全体军民服务”，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则针对历史遗留的人口多、死亡率高和应对美国发动细菌战争的现实考虑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与红色医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促进作用一样，具有红色基因的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场全员参与的群众运动除了取得了卫生保健效果之外，还增强了广大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感，为参与者注入爱国主义的价值导向，并将群众的个人现实健康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结合在一起，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改变了社会中遗存的旧风劣俗。
2.4 红医精神与革命纲领理论
当时新四军也非常重视军事医学教育，“据初步统计，1938年5月至1945年9月，新四军共举办各种训练班、卫生学校、医学院等102期，培养卫生技术人员4011人次、药剂人员300人、化验人员51人、集训团卫生队长以上250余人。”[6]从实战需要出发、精于前线医疗是这些培训的目的指向，而且新四军也较早实现了比较全面的医疗教育资源，在军部医院成立了医学图书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军事医疗教育体系。
无论是作为最低纲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的现实实现，还是作为最高纲领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它们都离不开红色医疗体系的支持，——因为人民群众是实现这些纲领的主体力量，而具有红医精神的红色医疗体系则是人民身体健康的强力保障。在维护和推动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实现过程中，红医精神也得到了历史性的现实延续：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中，红色医疗体系为之提供了医药保障、健康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红医精神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则成为了中国“民族的”与“科学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汲取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精华，也借鉴了西方医学的成就，充分体现出了中国革命精神的特色。
3 红医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
3.1 坚定信念、追求理想的精神
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医疗卫生服务都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其中医务人员自身的政治素养、道德水平对于其服务质量具有着极大左右作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革命和红色医疗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在中国革命精神的激厉之下，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坚定信念、不畏艰险、追求理想的红色医疗人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队伍坚持了毛泽东提出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军事医疗人才的方针。坚定的政治觉悟是保证革命战争医疗救护工作顺利完成的思想保证，精湛的医疗业务水平则是其技术保证。在解放战争时期，红色医疗队伍的建设既要面向部队、符合战争的需求，又要面向广大群众、符合人民的利益。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7]这就要求这一阶段的红色医疗工作需要抓住医疗重点，加强党对医疗工作的领导，同时全局兼顾，依靠农民群众展开群众卫生，防治在持续战争中传染病、流行病、地方病对军队作战能力的损害。
上述这些医疗卫生决策和实践都为根据地在抗战时期建立较为完善的战时医疗卫生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持。在抗战期间，红色革命根据地通过特有红色医疗体系保卫了前线抗日军民的身体健康，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医疗技术保障，进而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为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当今的在医疗卫生工作中，单纯依靠经济手段激励医生的做法往往会使医患矛盾激烈化，因此以用共产主义价值观和救死扶伤的荣誉感和来成就医生这一职业的神圣性，正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需要予以重视的问题，也是对中国革命精神与红医精神的继承。
2005年的《欧盟不正当商业行为指令》和2016年的TPP强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加强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标志着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国际层面上的新的发展维度。
3.2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制作教具、教材，严抓医疗教学质量，在学习上发展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学习互助。当时军队医疗教学的主要师资力量来自于在革命部队长期工作的医疗人员和志愿投身革命的地方医务人员，在教学过程中借用民房、草棚等作为教室，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展开了红色革命部队的医疗卫生教育。在解放战争时期，残酷而动荡的战争环境使得可以利用的医疗资源极为匮乏，医疗工作人员往往需要自制挂图、标本模型等。这些艰苦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磨练了红色医疗队伍的革命意志，成为他们感受革命创造精神、奋斗精神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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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战争的艰难，不惧环境的苛刻，将逆境转为顺缘，从中培养出自力更生的勇气与能力，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也是红色医疗在艰苦条件下得以成长的原因。同样，红医精神也是在这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它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直到今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依然是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动力。在当今对外开放的大形势之下，诸多技术密集、成本高昂的医疗技术获得了引进。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尤其应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自主研发更加经济适宜的医疗技术，以求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更多福利，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途径。
3.3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1938年至1945年期间对红色医疗卫生队伍完成了多次培训。这些培训都是有针对性的根据战争实际情况出发，同时为了战争的需要编写了诸多具有可操作性、实践性的教材。新四军的医疗教育始终坚持“从战争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的原则，在医疗实践中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在学习医疗基础知识的之外，主要以防治部队多发病和救治战伤为主要教学内容。在解放战争时期，基于战争的复杂化、多样化、流动性强、地区广大等现实情况，我军针对性的展开了医疗预防救治的相关实践，并且引进了中医和针灸教学，以便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就地取材的救治伤员。在医疗教学过程中，则更为注重培养学员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注重实地操作能力的培养。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2]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中国革命精神体现在红色医疗方面，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红色医疗建设的具体情况和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推进各项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指导精神，它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3.4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医疗卫生是一个社会问题，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就要不断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民预防、群防群控的爱国卫生运动继承了中国革命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群众运动与医疗卫生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群众性的社会组织手段，以这种方式在预防保健领域中替代专业性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已经在中国医疗卫生建设过程中被证明为是有效的。它符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以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实际活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在医疗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中，取得的最突出明显的成效就是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显著成绩。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福利息息相关，因此它还涉及到 “为谁服务”的重要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它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根本宗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中自然也包括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医疗卫生事业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是人民群众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延续，也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实生动体现。
如果医疗卫生仅仅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学术兴趣，或者仅仅服务于市场的购买力，那么医疗技术的进步就不能够推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红色医疗精神才能切实推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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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3.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3.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9）05（C）-0012-04
本文系2018年度遵义医科大学思政专项课题“红色文化融入《贵州省情》教学案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ZZX2018—9
作者简介：郑宏颖（1979-），女，河北唐山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思政、民族学
标签：医疗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精神论文; 中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第15期论文; 2018年度遵义医科大学思政专项课题“红色文化融入《贵州省情》教学案例”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SZZX2018—9论文; 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