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决定1927年8月7日在湖北省汉口紧急召开中央临时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和未来发展的重要会议，它的召开为处在恐怖时期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正确的引导方向，为今后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改革政策，提出了红军建军的想法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作战原则，阐明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关键词：毛泽东；八七会议；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将中国革命陷入了危机，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决定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政策和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体方针政策，并对这一政策如何在实际情况下实施等做出了具体回答。
一、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土地改革政策
土地改革政策，是在土地制度变革的背景下，总结经验、规律并结合我们当时实际情况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八七会议指出：土地问题核心是土地所有权问题，那么如何处理土地问题呢？会议上提出在土地问题上大地主的土地应该实施土地没收政策，然后将将这些没收上来的土地再给农民进行重新分配。对于小田主应该减少他们的租金；对一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及庙宇用地也应该将它们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等。会议上虽然对土地革命的总体政策做出了明确规定，可是怎样具体去实施这些规定并没有做出回答。例如在没收土地方面规定中对于没收的土地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还是将所有土地全部没收、没收上来的土地又该如何去分派、土地所有权问题又该如何规定，还有怎样团结中农、对待富农怎样划分地主阶级等级问题都没有明确实施政策。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接受任命，前往湖南、江西领导秋收武装起义。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对八七会议中没有解决的土地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想，他认为单单只没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是没有办法满足当时情况下的农民需要的，只有将所有的地主阶级的土地全部没收，对那些没有没收的土地也应该有适当的安置方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将农民阶级更好的团结起来。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毛泽东于1928年主持并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在这部土地法中对土地如何配问题、分配标准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它是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一部土地法规，对后来土地革命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这部法律是革命斗争开始不久所制定的其本身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没收土地对象上不止针对地主的土地进行没收，却要求将所有土地全部没收，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农阶级利益造成侵犯；其次，对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它依然坚持苏维埃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不是农民所拥有。这样以来农民对土地只能是具有使用的权利，不拥有买卖的权利，这样的一些规定都与中国当时农民在思想上和习惯上产生了严重分歧。1924年毛泽东又把中国当时实际情况和中共六大决议思想相融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制定把《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变为了“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只改变了土地没收问题，而且也是土地革命中明确决定以地主阶级为没收目标并坚定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决定。随后，“二七会议”通过的《土地法》对土地分配采用抽多补少、平均分配的原则做了肯定，同时对于没收土地的政策标准不应该将目标只停留在地主阶级，如果是人民群众所要求，即使是自耕农的土地也应该是一样被没收的。这种决策使思想上开始出现偏“左”的趋势，对中共六大后在如何处理富农及土地问题上产生巨大的波折。
1930年6月，毛泽东在南阳会议中就如何对待富农问题做出了探讨，并且毛泽东审改的《富农问题》决议在会议上的通过，更改了对待富农问题的原则政策，他指出：“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1〕这些理论政策提出，“八七会议”中未能解决的土地的核心问题做了正确回答。对“八七会议”中不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土地国有”政策，做出了更正并确定了农民土地私有政策，农民土地私有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肯定。1933年，“田查运动”在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毛泽东为此写出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文献，这两个文献将党长期以来都没有解决的难题进行了回答，明确划分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之间的界限。随后又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出了建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又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2〕的理论思想。
总之，在领导土地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以中国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将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相联系，逐步确定了更加完整，切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土地改革政策，该政策解决了八七会议中对土地没收问题及分配问题、土地该归谁所有的拥有权问题等都做出了正确回答。
采用Colaizzi七步法[10]，分析步骤：①反复听取访谈记录、阅读访谈记录；②提取有重要意义的陈述；③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④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⑤写出详细、无遗漏的描述。⑥总结出相似的主题；⑦求证回访者，保证结果准确性。
二、党的思想路线与红军作战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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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是党组织工作建设中重要的会议，也是当时危机情况下的必要会议，会议明确了党组织发展、建设的制度和工作关系原则，为今后的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会议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也过分地强调了党内成员组成的资质问题。他们把工作中能够造成的错误原因，完全归于党内成员组成的成分上，认为这种错误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党的成员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代表等。大会还取消了陈独秀的参会资格，在陈独秀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进行批判，并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于他个人问题，这导致了党内宗派斗争的兴起同时也让惩办主义之风盛行。
八七会议还确定了武装反抗斗争的总体方针，会议中提出在秋收时期利用农民斗争尽最大可能去计划总暴动，虽然如此，但会议对怎么样暴动、如何暴动等问题都没有进行说明。这就给后来的同志工作上造成了影响，让很多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建立根据地而进行斗争，错误的以城市中心的观点没有收到批判，党内的大多数同志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面对当前形势，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发展暴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取正确，如果单纯地去依靠农民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来完成的。我们党过去的错误之处就是在于对军队无视，没有军队作为支撑点的暴动起义是自我欺骗行为。对如何建立军队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军队的建立应该是从志愿的思想上出发，不应该是雇佣去建立工农革命军队，军队的人员思想上要有坚定的意识，他们是人民的军队，基础必须坚实，更要有一个忠于革命、忠于军队的领袖。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阶级我们要尽最大可能的团结武装起来，这些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是新革命军队的核心力量。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总结了各方面经验后，缩小了军队编制，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这都为建设新军队提供了夯实根基。1929年红军九大上“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规定了红军性质、宗旨及任务；坚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强调了红军思想上教育问题；重申了三纪律、六项注意等。
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层层压迫，党在会议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但如何在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建党？毛泽东曾说过：“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对于如何在恶劣环境的农村中搞好党的建设工作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该决议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等。为了更好地改正党内各种错误观念，决议要求加强党正确路线的教育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同时加强还要加强各级组织工作，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原则。对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首先认为党应该从意识形态上来构建，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组织中建立起来，这是对八七会议后对党内的“成分论”的一种否定，是对如何维护党在农村环境中如何保持先锋性问题的正确回答。随后，针对党内会出现教条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说明了理论不能离开实际的思想，如果脱离实际基础的思想结果会造成机会主义或盲目性的产生。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但不能盲目地复制其他国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对中国实际情况做最真实的了解。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及思想对党、红军在思想上提供了正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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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不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作战原则，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后来经过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等人制定出了一套符合中国战争情况的战略计划，这都是在毛泽东正确的理论取得的成果。
三、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
八七会议中提出要总结过去的失败经验，去寻找一条正确的新道路来拯救中国革命。但是这条新的道路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该怎么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很茫然。事实上，他们当时的理解都认为这条战争道路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为主，农村为辅，来配合城市革命工作进行。
八七会议后，党坚持原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农村配合城市斗争大多都以失败告终，这就迫使还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向农村地区进行转移。这些地区位于几个省的边界，原理中央城市，又在国民党军恶势力围攻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如何发展的问题是当时最客观的问题。在面对农村的恶劣环境下发展革命，共产国际和党的一些成员一直怀疑农村基地的存在以及红军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面对质疑，毛泽东在1928年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解答了党和共产国际的疑虑，并指出了农村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发展的理由和条件。又于同年11月《井冈山斗争》文章中，毛泽东再次说明了如何巩固和发展农村红色政权制度，毛泽东把农村红色政权建立与土地革命等紧密结合，最终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逻辑的必然发展与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虽然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但这与解决我们到底应该走什么战争录像并不相同。前者近视后者的基础或发展阶段。事实上，这两篇重要文字发表的时候，对于战争路线思想上毛泽东依旧认为革命道路应该是把农村与城市相结合、农村辅助城市斗争来赢得胜利道路。在给中央的信中他写道：“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5〕
随着革命军队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进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开始将小红政权与民族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到，中国的革命的胜利是需要坚定意志的，如果我们坚持走以城市为主、农村配合城市的战争路线是没办法实现的。他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好形势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隐私。”〔6〕这向我们说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是重中之重。如果没有计划、没有准备地进行战斗，革命胜利的任务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在根据地基础之上有计划性地进行斗争才能真正去完成革命任务，将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四、总结
周恩来曾说过：“八七会议在但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但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7〕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刻思考和探索深刻理解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从理论上逐一解决“八七会议”中未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这些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战斗中不断探索、发展总结出的作战思想和符合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都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的道路（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张华明.社会主义再认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3〕刘孚威.论井冈山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共文献出版社，1939.
〔5〕包银山.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问题之认识论解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05）：41-54.
〔6〕金鸣娟，赵恒海.中国革命史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7〕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收稿日期：2019— 06— 12
基金项目：201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历程研究）。
作者简介：周宣佐（1991—），女，黑龙江双鸭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2234（2019）06— 0039— 03
〔责任编辑：谭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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