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西方学术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但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诞生是一个长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埃菲亚尔泰斯都曾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创立者。古代民主政治的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希腊城邦作为公民共同体，制度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使人们在雅典民主政治到底发端于何时的问题上提出了诸多不同观点。年代最早者几乎与城邦萌芽同时，晚者到公元前403年，梭伦、克里斯提尼、埃菲亚尔泰斯、伯里克利都曾被贴上民主政治创立者的标签。本文意在回顾西方有关民主政治起点研究的学术史，介绍几种代表性看法。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是古代希腊人的认识、格罗特与雅典民主研究的转折、新转向和最近的进展。
古代希腊人的看法
最早论及雅典民主政治发端年代的是希罗多德。在叙述西库翁僭主克里斯提尼选婿、最终雅典人麦加克莱斯取得胜利时，他特意补充了一句，“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那位克里斯提尼”。在希罗多德那里，民主政治主要与平等相联系，他同时暗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民主本质上与伯里克利时代一脉相承，都是多数人统治，都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创造。希罗多德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的基本制度，使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通过陶片放逐法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但克里斯提尼之被希罗多德作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或许与当时雅典的政治以及他与阿尔克麦翁家族的接触有关。
希罗多德熟悉雅典，与伯里克利有过交往。他特别提到伯里克利的世系，是希望以此表明，前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克里斯提尼，后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一头狮子，引领雅典走上强盛之路。“这段对个人致敬和吹嘘的杰作，既暗示了伯里克利的伟大，也暗示他乃母系一方，尤其是阿尔克麦翁家族之最伟大者——改革家克里斯提尼——政治传统的继承人。”
亚里士多德把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变成了梭伦。在他看来，梭伦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规定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人民有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让人民拥有了投票权，成为了政府的主宰，“从这时候起，民主政治才开始”。后来的变革，只是让雅典变得更加民主。
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变化与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的雅典政治背景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兴起的关于先祖政制的辩论，以及梭伦被赋予的角色，深刻影响了雅典人的政治思想。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军队全军覆没，极大削弱了雅典的实力和威信。指挥战争的民主政府内外交困，合法性受到怀疑。一些寡头分子借机推翻民主政治，打出了回到先祖政制的旗号。所谓先祖政体，就是梭伦或克里斯提尼改革建立的政体，实际内涵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但让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先祖政制从此成为雅典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口号。“梭伦的政制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过于领先于时代了。僭主时代，它被削弱成空洞的形式。在他们被驱逐后，克里斯提尼稍加修改，重建了民主政治。”于是到公元前4世纪，梭伦和克里斯提尼逐渐并列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者，梭伦较克里斯提尼更加突出。这种传统影响了公元前4世纪的阿提卡史家，后者的观点被亚里士多德接受，因此，到公元前4世纪末，梭伦成为民主政治的第一创立者。
在兵团工会干部的“亲戚”中，有一户不同寻常的亲戚。那就是工会干部王霞的“亲戚”麦合木提·麦合苏提家。麦合木提·麦合苏提的姐姐、姐夫相继去世，留下来两个孩子，姐姐是在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去世的，当时大孩子三岁，第二年姐夫也相继去世。目前两个孩子由其母亲代抚养，其母亲身体不好，麦合木提·麦合苏提每年用他微薄的收入除了照顾自己家庭还要接济姐姐的两个孩子。
格罗特的资料批判和雄辩，使他的著作成为19世纪后期所有希腊史研究的出发点。“格罗特的历史给希腊史书写树立了新的标准，给予了新的刺激。在格罗特的旗帜下，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的著作，或以原文形态，或以法文和德文译本的形式，到处旅行，给所有古典学者以深刻印象……19世纪最后50年的希腊史研究，要么是支持，要么是反对格罗特。”
早在古典时代，有关雅典民主政治发端的年代已经存在三种不同说法。希腊人的看法，成为后世有关民主政治起源讨论的出发点。
格罗特论克里斯提尼改革
第一个强调埃菲亚尔泰斯改革重要性的是英国学者沃克，系统论述者是希格内特。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希格内特发现许多归于梭伦或克里斯提尼名下的改革，本是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寡头派与民主派斗争时的伪造。雅典历史真正的转折点是埃菲亚尔泰斯改革。由于希波战争和雅典帝国时期海军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加了舰队以及组成舰队的第四等级的重要性。因为国家的安全和幸福在更大程度上仰赖于他们的努力，他们自然要求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埃菲亚尔泰斯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在司法等诸多领域的权威，并把它们转交给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等更加民主的机关，因而他的改革“可以公正地被视为雅典政制史上的转折点”，是“政制从温和走向激进民主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
对雅典民主起源研究的回顾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雅典人还发明出民主政治的其他创立者，其中之一是传说中雅典的统一者提修斯成为一个民主风格的君王。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是这个观点的发明人，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做了系统论述。
新转向：埃菲亚尔泰斯与民主政治的“终极形态”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西欧政治的民主化，特别是下层阶级政治地位的逐步上升，引起了部分上层阶级的担忧，并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埃菲亚尔泰斯改革受到更多重视。
近代早期，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当模糊，而且多对民主持批判态度。18世纪后期，政治民主化浪潮逐步开启。从1832年起，英国逐步确立了近代民主制度。与之相伴的，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和思想领域的自由主义。在雅典民主研究领域，格罗特成为代表。他从功利主义哲学信念出发，为雅典民主系统辩护。他承认梭伦改革的重要性，但认为“如果我们考察有关事实，我们会发现，与伯里克利时代比较，梭伦所创立的，不过是雅典民主政治一个赤裸的基础”，“雅典真正的和前瞻性的民主运动只是从克里斯提尼开始”，“他与人民的联合催生了雅典民主，那是一场真正且重要的革命”。经过改革，雅典全体自由民都被登记为公民；所有公民都通过新的部落、三一区和德莫被整合为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整体；梭伦原有的大部分制度被保存，但组成和性质都有了变化，执政官等高级官员经由抽签而非投票选举产生；陪审法庭初步建立；十将军创立，削弱了军事执政官的权威；陶片放逐法以温和手段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创造出一种在诸多国家和政制中都缺乏的政制道德：“政制道德赋予政制至高无上的尊严，又能强制在政制之下和之中行动的权力机关服从它，与之并行的，是公开演说、仅仅服从特定的法律制约，以及不受制约的对所有权力当局公共行动的批评。与政制道德结合的，还有对所有公民十足的信心，他们相信，在激烈的党派竞争中，对反对派而言，政制像在他本人心目中一样的神圣。”雅典民主政治后来的稳定，与这种政制道德有密切联系。
拉夫劳勃承认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等各有贡献，但民主最终形成，要等到埃菲亚尔泰斯和伯里克利改革后，只有到那时，下层阶级才得以充分参与政治并分享国家权力。“在那种制度下，所有公民都被充分包括在人民之内，他们控制了政府和政治。公元前462—前450年改革中民主政治的突破，其意义正在这里。”改革从制度上极大地削弱了精英阶级的特权；津贴制的引入，使下层阶级能真正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此后，民众通过出席公民大会，担任官职和陪审员，真正掌控了雅典的政策。所以，民主是独特的雅典现象。拉夫劳勃的观点带有亚里士多德激进民主论调的影子，同时隐含现代民主具有最广泛包容性的理念，把现代学者心目中的“激进民主”当成了民主的范本。同时，在大幅度拔高民主政治标准的同时，他也把大多数希腊城邦从民主政治的行列中“开除”了。
最新的研究进展
据此，埃德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的政治斗争表明民众真正控制了政府，而且有能力合理地使用权力。一是民主政体在公元前4世纪取得了稳定，二是民众有意识地支持这种基于法律和自控的民主政府，不再利用自己人数的优势剥夺或者挤压贵族，两个阶层和谐地共存于一个政府之下。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下述结论：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达到了它充分发展的形态，因为到那时，政治已经成为人民的事务。而在公元前5世纪，民众参与的主要是相互竞争的贵族的事务”。
在华莱士笔下，荷马社会的共同体中，已经有了某些民主的因素。重装步兵革命引发了斯巴达的政治变革，那里有了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有了平等者出席的公民大会，斯巴达成为希腊第一个民主政体。僭主政治体现了民众意志，因为僭主都是民众支持的产物。梭伦改革是一场革命。“梭伦的革命改造了雅典政府，把它从一个基于世袭和传统社会阶级的封闭制度，转变成为一个以法律、经济地位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法治政府。从此，参与政府对包括最贫穷阶级在内的所有雅典人开放。”“梭伦的德摩斯被赋予了巨大权力，梭伦创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历史的本源和价值是什么？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述往事，思来者。”在他看来，历史贵在启示后人，启发人生智慧，资鉴明智，进行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引导。这就是对历史本源的表述。“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1]历史的价值在于能服务人生。历史的本源和价值就是：以史启智，服务人生。
埃德赞同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从荷马到希罗多德时代的长期过程。每次重要的变革都是下一次变革的准备。这个过程中，或许存在着多次“奠基性的”事件。他认为贵族是希腊城邦的主角。“他们的目标肯定不是要创立民主，他们关心的，一方面是保持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利用一切方法，为自己赢得对贵族同僚的优势。民主是带着伪装悄悄来临的。雅典民主来临的历史，主要是贵族的政治史，他们不断后退，逐渐丧失权力，但从不曾无足轻重或完全消失。”在贵族争权过程中，不断吸收民众加入政治，最终民众把贵族踢到一边，开始独立管理自己的和城邦的事务。直到那时，民主政治才算最终形成。根据这个标准观察民主的起源，需要综合考虑贵族丧失权力、民众政治觉醒、制度的安排等多个方面。它们最初平行发展，最后所有这些线索合并成一个整体，雅典人民获得独立行动和控制国家的权力时，民主政治才最终形成。
从表3中土壤养分指标在各个主成分上的载荷值可以看出，在第1主成分上，有机质、全氮和全磷的系数（＞0.75）明显大于其它养分指标，即第一主成分代表土壤综合养分；而第二主成分与速效磷（r=0.839）和碱解氮（r=0.795）之间有较大的正相关，与土壤pH值具有较大的负相关（r=-0.736），即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土壤速效磷和碱解氮的供应状况；第三主成分则与土壤全钾和速效钾有较大的正相关系数（r=0.643，r=0.853），说明第三主成分主要反映土壤钾素的营养状况。
奥伯认为：“德莫克拉提亚首先是人民的权力，是人民公开表现出来的使任何事情发生的权力，是一种人民在城邦中的权威或统治，被包含在政体中的充分‘共享者’不仅有重装步兵，而且有普通的（劳动的和低于重装步兵等级的）人民，他们明显占据了当地成年男性人口的多数。”奥伯更重视导致新制度创建的公民群体基础以及思想，即公元前508年雅典人围攻斯巴达干涉军的行动及其政治含义，认为那是一场人民自主发动的革命。“这场革命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视为一个时代而非某个时刻）标志着政治权威与社会关系剧烈且决定性的转变，以及……人民思考、讨论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概念与话语的转变。”整个雅典公民群体的质变造成了克里斯提尼改革：“克里斯提尼发现，雅典人民的革命行动永远改变了政治和政治辩论的环境。革命之后将不可能再存在超出民众权威之外的安全的诉求。如果雅典要作为一个城邦生存下去，那就必须为政治权威话语寻求一个新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必须以人民自己的意志为基础……克里斯提尼设计的宪政秩序既确定了那场他缺席时开始的革命的框架，又以革命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版了一批论述古代民主政治的论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斯和拉夫劳勃主编的论文集《民主政治2500周年？——问题与挑战》和拉夫劳勃等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起源》。两书的观点和作者队伍大致相同，但作者们在民主政治起源的年代问题上观点显著不同。华莱士力证梭伦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创造了民主政治；奥伯重申克里斯提尼改革所代表的新政治文化的作用；拉夫劳勃强调第四等级进入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埃德认为只是在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并且完成法律的法典化工作后，民主政治才最终确立。他们的看法大体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目前几种主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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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民主政治初步形成。通过新生的公民大会，雅典人“习惯于既做演说者，也做听众。每个人，因为感到他对决定施加了影响，将他自己的安全和幸福与多数人的决定相认同，并熟悉了他既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主权的观念。”在人民获得对国家的统治权后，他们与国家之间再无任何阻隔，爱国情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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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者们在寻求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时，雅典民主政治本身总是在被重新界定。从希罗多德到埃德，每个人心目中的民主政治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只要人们对到底什么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定义不能达成一致，则雅典民主政治必然有诸多不同的起点。
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界定，不可避免地与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古代民主的价值在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试图从雅典人那里获得某些启示与灵感。体现在搜寻民主的发端时，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代民主作为参照。对古代民主政治起点的寻求，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对话。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学者们对现代社会的不同理解，古代民主政治的起点会继续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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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在民主发端问题上随心所欲。学者们搜寻民主政治起点的历史，也是史料不断变化和扩展的过程。格罗特发掘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史料；迈耶、贝洛赫等人首次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变动结合起来，莫瑞斯在考古材料中发现了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文献史料论，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等非传统的史料，甚至部分传统归于自然科学的材料，都成为了建构依据。最近几十年中，图像材料受到重视。雅典民主研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对新史料的发掘，对传统史料新的解释。
最后，是社会科学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民主政治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对它的深入研究，必然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格罗特能够发现古代作家们的偏见，得益于他作为功利主义哲学家的信仰。芬利对古代政治的讨论，采用了政治学或社会学的框架，借用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女权主义、公共交往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等概念的引入，加深了我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认识。他们的研究表明，适当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仅可以补充传统史学方法的不足，而且可以提出新问题。性别研究、大众传播、艺术史、法学等学科的范式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雅典民主研究之中，已经而且会继续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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