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范畴，古代哲学家的知行观特别是荀子的由行致知的知行观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荀子的知行观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行先知后、由行致知，行为目的、以行验知，知之明也、以知导行，知行统一、相资为用。荀子的知行观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促进了社会大一统，促进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知行统一成为士大夫修身的标准。
[关键词]知行观；荀子知行观；历史价值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与“行”是一对重要的矛盾范畴，古代哲学家的知行观特别是荀子的“由行致知”知行观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梳理回顾，可以明晰荀子知行观的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地位。荀子知行观的内涵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行先知后、由行致知，行为目的、以行验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知行统一、相资为用。荀子的知行观代表了当时朴素唯物主义知行观的较高水平，为后世知行观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一、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分类
所谓“知”即是知识、认识、理论。所谓“行”即是行动、实践。传统知行观既包括认识论，还涉及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随着理论水平的提高，认识问题引起了诸多哲学家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过程和求知的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知行观门派。关于知行观的分类有三种说、四种说，笔者认为古代知行观应分五类。
(一)知先行后说
这一观点以战国时代孟子和宋代二程为代表。主要观点是知先行后，以知为本。孟子的知行观在知识的起源问题上表现为先验的观点，他提出了良知、良能说。他认为良知、良能是内心先天固有的，和人类的实践毫无关系。孟子提出了“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唯心主义先验论。二程主张“知”是“行”的基础，有“知”而后能有“行”，“知”指导“行”，“行”受“知”的支配。他们虽然强调“知难行亦难”的观点，但更强调“知”的一面。二程认为知行观的核心是“以知为本”。二程提到：“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由知之而不能行者。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二程《遗书》卷十五)。
(二)行先知后说
这一观点以战国时代荀子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为代表。主要观点是行先知后，由行至知。荀子以“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王夫之认为“行”是“知”的基础，离开“行”则无法得“知”。“行”是“知”的来源，“行而后知有道”“力行而后知之真也”(王夫之《周易内传》卷十三)。也就是说王夫之认为不去力行就不能知。
(三)知行合一说
这一观点以明代王阳明为代表。王阳明反对将“知”和“行”当作两件不同的事来做。阳明心学在“心即是理”的基础上，认为“心”是事物的本源，是“知”的来源，他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强调“知”与“行”相生相互，认为知行不能分离，否则知行的本体就不存在了。他强调“知是行的主题，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传习录》上)。“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
(四)知行二元说
这一观点以孔子为代表。孔子在知行观上探讨了“知”的不同来源，关于知的来源，孔子的思想体现了二元性，一方面孔子认为人“生而知之”“不学而知”(孔子《季氏》)，即知先于行。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孔子又提出了“学而知之”的观点。即人必须进行后天的学习才能获得知识。“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孔子认为“知”的来源有三：“上者天所赋予，中者后天的学习，下者困境中的学思结合”[1]。孔子也有重“行”的倾向，认为“行”比“知”重要，此外他还强调对人的考察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五)知行相分说
子宫颈癌属于发生较多的一种妇科恶性肿瘤，子宫颈癌发生与持续性HPV感染有密切相关性。持续性HPV感染易发展为上皮内瘤样病变继而转变成宫颈癌发，这一过程往往经过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4-5]。宫颈癌的发病率近年逐年上升，并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临床对于宫颈HPV持续性感染的早期诊断、监控及早期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二、荀子“由行致知”知行观的内涵
荀子认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生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即“行”先于“知”，只有“行”才能“知”。同时也看到“行”是“知”的手段。这有力地驳斥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生而知之”“不学而知的”错误观点。人若获得知识获得真理，必须亲身学习，亲身实践，“木受绳则直，金就励则利”(荀子《劝学》)。荀子认为即使是天资聪颖的人也必须注重后天的学习，强调人们认知的反复性，认为“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
(一)行先知后，由行致知
荀子在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前提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知行观，批判了老庄“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了主张“绝圣”“弃智”“不行而知”的道家神秘主义相对知行观，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他的知行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荀子知行观在中国传统知行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了中国传统朴素唯物主义派别的知行观思想。知行观的问题影响到了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人定胜天的人命论，动摇了君权神授的神命论，革新了人们的社会观念，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对于个体而言，知行观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上也有重要的价值，鼓励士大夫修身养性，知行统一。
(二)行为目的，以行验知
荀子在知行观上，以经验论为基础，确立知识的客观基础，同时强调“行”的作用。在知行的关系上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学至于行而后止矣”(荀子《劝学》)。即学要止于行，荀子认为，“行”才是最终之目的，“行”才是最重要的。“行”在致知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只有“行”，人们才能致知，才能了解事物、理解事物、掌握事物，以达到使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荀子认为知识理论是否正确、是否可行，要到实际中去验证，即理论要有“浮验而可施行”。“荀子把‘行’视为检验‘知’的标准，视为求知的目的，认为‘知’必须服务于‘行’，‘行’比‘知’更为重要，如果脱离了‘行’，‘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3]
(三)知之明也，因知进行
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荀子论证了自然界的规律性，认为大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认为，不仅大自然有其规律性，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规律，而且人类社会的规律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自然唯物论的基础上，荀子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提出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天不能祸”(荀子《天论》)。他用这种观点劝告人们一定要“行”，只要努力，只要实践，人的贫富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在于君，不在于天的主宰。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社会大革命、生产力大发展的阶级变化时期，有着重要的阶级意义。[4]由此而来，这就对当时的“君权神授”天命观带来了冲击，给人们带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英雄观念，号召人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幸福。为推翻奴隶制、巩固新兴封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他的这种知行观，对封建社会的秩序影响深远。
2017年以来，西安市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相继出台《关于补短板加快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西安市文化产业倍增计划》、《西安市书香之城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1)》等政策。但是，专门针对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政策还很少。公共图书馆是市民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影响着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的文化素养。因此，西安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应给予图书馆事业更多的关注，着力解决公共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公共图书馆服务能力有质的提升，为打造文化西安、品质西安做出贡献。
(四)知行统一，相资为用
综上所述，荀子的“知行观”不但继承了唯物主义“学而知之”的观点，同时也批判了唯心主义经验论“生而知之”“不行而知”的知行观，把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带到了新的高度。他的知行观，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行为目的、以行验知，知之明也、以知导行，知行统一、相资为用。
这一观点以先秦道家老子为代表。老子哲学的核心关键是“道”，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主张“道生万物”。“在知行观的问题上，认为‘道’是人们认知的来源，人们的认识不是通过‘行’来获得而是通过‘道’来获得，老子否认感官的经验认知，否定‘行’对‘知’的重要性。”[2]其基本倾向是把“知”和“行”分裂开来，不但讲“生而知之”“不学而知”，同时主张“绝圣、弃智”(老子《道德经》十九章)的道家神秘主义相对知行观。甚至连“知”的可能性也否认了，陷入不可知论的困境。
荀子强调“行”的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把“知”和“行”分割开来单独分析，他认为知行是统一的，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必须经过艰难的“知”才能利于“行”，他认为，“行”的过程就是不断探索不断求真，不断“知”的过程。
三、荀子“由行致知”知行观的历史价值
某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前3h内收费5元，超过3h不超过10h的部分每小时收费2.5元，超过10h的部分每小时收费4元。李叔叔的车在该停车场停了12.5h，他一共要付多少钱？（不足1h按1h算）
(一)为破除天命秩序提供了思想基础
荀子虽然强调“行”的伟大作用，却也不否认“知”的作用。相反他十分重视“知”的作用，他认为“知”对于“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劝学》中写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矣，则智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他认为：人有了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才能更有利于“行”，才能“行无过”。
(二)促进了社会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从春秋以来，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动荡，在动乱中，奴隶制已经土崩瓦解，新的封建制经济基础已经建立。结束割据称雄的政治形势、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已经势在必行。孔孟学派讲求“仁政”，重视“知”，讲求“修身养性”，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需要。荀子在这方面，与孔孟分道扬镳，他不但讲求“礼”而且讲求“兵”，不但讲求“知”，更加讲求“行”，从修身出发，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以这种“知行观”为指导，根据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了百家争鸣、中和了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提出一套完整的为建立“天下为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做论证的哲学体系。因此，荀子的这种“行”最重要的知行统一观受到了秦汉统治阶级的青睐，因为秦汉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是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哲学，而绝非只讲求“知”，而不重视“行”的之乎者也学问。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荀子的“知行统一，行最重要”的观点无可厚非的受到推崇，也为他的这种观点带来了用武之地，在中国大一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据《明英宗实录》卷四，宣德十年(1435)“初，尧民同清等督兵造漕舟于松花江，并捕海青”。这是刘清第四次来船厂，之所以这次没有刻石记功，是因为这次来船厂时间很短就在任上被捕而未来得及像以往那样刻字留念。
(三)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
清朝晚期，中国科技逐步落后，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避免亡国，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发动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堂，创办实用教育，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儒学以及程朱理学而言的，是相对于只知“知”而不知“行”而言的。荀子的“知行观”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后止矣”(荀子《劝学》)。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使用，“行”才是学的最终目的。这与洋务派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洋务派的这种经世致用思想就是荀子“‘行’为目的”的翻版。但同时洋务派也非常重视“知”的指导作用，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就十分重视培养掌握实用科学技术的人才，他认为：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与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分不开的。为了培养人才，他兴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意在培养能够知行结合的人才。同时他对于传统的八股取士十分不满，他指出：八股取士，使“所学非所用”，另一方面而兴办洋务所急需的“所用”又非“所学”。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荀子的知行统一观对于经世致用的洋务思想影响是远大的。
(四)知行统一是士大夫修身的标准
荀子的知行统一观引申到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被士大夫视为修身的重要标准，不但应认识到知行的统一，同时也应该看到言行的一致。荀子在《大略》中提到，“不足以行者，说过。不足以信者，言诚。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从这一文中，荀子认为，不能充分见于行动的人，必定是言过其实的人。不能充分见于信用的人，恰恰是语言貌似诚恳的人。他在《儒效》中也提到过类似的看法，他说“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固”。在人性论上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因而为了改造的人的性恶必须加强修身养性，加强道德学习、道德实践，“君子博学而日参醒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荀子认为君子修身要善于学习，善于积累，“要注重‘积习’，个体在主观上要长期的坚持修身，日积月累，从而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5]这种言行一致的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亮点，是士大夫修身的标准，也值得当代人学习。
实验三：间歇采样重复转发干扰的采样周期Ts=3 μs，采样间隔τ=0.7 μs，干信比取40 dB，所得目标信息如表4所示，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参考文献]
[1]牛伟，王英.孔子的知行观及其现代启示[J].人民论坛，2016，(4)：189.
[2]姜依汕.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9.
[3]宋志明.中国传统知行观综论[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7.
[4]朱艳丰.荀子的政治秩序思想研究[D].厦门：华侨大学，2018:19-22.
[5]曹颐晨.论荀子的政治思想[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8:12.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9-0076-03
[收稿日期]2019-05-14
[基金项目]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度立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五年制高职思政课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编号：B/2018/07/022)。
[作者简介]刘广浩(1985-)，男，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白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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