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耿春红，李建明
(衡水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衡水 053000)
摘 要：2018年12月14-16日，2018·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馨苑校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学术研究机构及传统文化爱好者100多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50多篇。会议论文从四个方面围绕钱耕森先生及其“大道和生学”理论展开讨论：一、“大道和生学”理论的形成及对学界的启发；二、“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来源；三、“大道和生学”的理论分析；四、对“大道和生学”理论应用性的阐发。会议还发布了钱耕森先生近五年来的研究成果——《大道和生学研究》的出版情况。可以说，本次会议是对五年来“大道和生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和展示，使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由提出到发展到逐步广泛运用的进程，展示出该理论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运用价值。
关键词：2018·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大道和生学”；钱耕森；综述
2018年12月14-16日，2018·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馨苑校区召开，此次会议由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中心主办，安徽省黄山文化书院协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学术研究机构及传统文化爱好者100多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50多篇。会议还发布了钱耕森先生近五年来的研究成果——《大道和生学研究》的出版情况。
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数量多、质量高且主题集中，始终围绕钱耕森先生及其“大道和生学”理论展开讨论，主题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以下做详细梳理和分析。
一、“大道和生学”理论的形成及对学界的启发
不少学者对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理论形成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钱先生“大道和生学”理论的形成与其优良的正统学术血脉、深厚的学问功底、谦逊低调的做人风格是密不可分的。钱耕森先生的《我对“大道和生学”的探索与构建》一文简要回顾了理论发掘、创立的过程。文章说：“本着哲学史讲哲学，哲学应体现时代精神的两个原则，将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和’‘气’‘生’四个重要的核心理念以及‘和平发展’的时代精神，传承并发展为‘大道和生学’的新哲学体系。我用它回答宇宙万物含当下的人类社会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用“两个原则”，其学说的理论价值及时代意义可谓一语道破，也可谓是夫子自道。孙君恒、董云霞、王阳的《“大道和生学”的综合创新》一文认为，钱耕森先生的高见“来自冯友兰等大师的指引，认真汲取了中国传统智慧的精华，特别是安徽的老庄哲学，近水楼台，就地取材；关于养生思想，颇有传统哲学理念启迪，深悟道统观念”。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师从大师，视角独到；二是道为中国哲学精义；三是养生真谛的觉悟。由此认为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是长期思索的结晶，凝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是中华智慧在当代的新运用，别出心裁，非常独到，发人深省。陈寒鸣的《钱耕森先生提出“大道和生学”的意义》一文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究竟何在？长期以来，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观点，而钱耕森先生积其六十余年学术积累，潜心研究，会通儒道，从中国先贤那里体贴出“大道和生”四字，用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并试图据之重新建构中国哲学史。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大道和生学”理论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应用价值。汪致正的《学术史中的钱耕森先生——亲历记之一》一文，从六个方面总结了钱先生的为人与学术成就：不断探索，终成正果；深根固柢，大道至简；师从名家，博采众长；虚怀若谷，推进后学；老骥伏枥，享誉中外；学者风范，侠士肝胆。汪文内容翔实、概括全面且情真意切，把钱先生的为人、为学、为文、为道等方面娓娓道来，读后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耿春红的《记良师益友钱耕森先生》一文，从一个晚辈和编辑的角度，也多方叙写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之复杂丰富、为人之谦逊厚道、对人之坦荡大度、学问之踏实根深，耿文意切情深，娓娓道来，读此文不由对钱先生倍生景仰之情。汪韶军的《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构建者与践履者》一文，认为钱耕森先生从先秦思想资料中体贴出“大道和生学”。“体贴”二字包含钱耕森先生多少的智慧和辛勤探索。“多年来，钱先生奔波于（中国）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宣讲大道和生学”，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其弘道精神令人敬佩。同时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给人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文章说“钱先生自己就以其关照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如独身主义、丁克族、同性恋、近亲婚姻等，可见其视野之开阔”。“从方法论上看，这又可以说是处理‘照着讲’与‘接着讲’关系的一个典范”。文章还说“钱先生胸怀广阔，能容忍新事物和不同观点，特别注意奖掖后进。蒋国保先生在学术、工作与生活等方面，都曾荫受其惠。在他心中，钱先生‘就像摆渡人，在人生的渡口，一个一个，接引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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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来源
钱耕森先生的《我对“大道和生学”的探索与构建》一文，对理论的建构梳理得最精要最全面，文章概括了“大道和生学”理论的建构过程，是在对历史学术理论梳理清楚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的。而且还有一种从“大道和生学”向生命哲学发展的展望。金春峰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深得往圣“道统”之精髓》一文指出：“‘道统’亦泛指中国文化或中国辩证法之精义所构成的学术思想传统，非宋明理学所谓‘道统’。”“一个‘和’字，一个‘生’字，犹如天启天书，即抓住与读懂了中国哲学与辩证法的核心与根本，此所以‘大道和生学’之名高超于‘仇必和而解’（按：指冯友兰之说）‘和合’（按：指张立文之说）‘兼和’（按：指张岱年之说）也。”金文接着对“和”“生”两字在先秦史料中的意义进行阐发，指出，“从自然到社会到个人身心，‘和实生物’是普遍规律，是‘大道’”。违反它，则导致“同则不继”的结果。“钱先生致力于‘大道和生’之学，以继承和发挥史伯为使命，极富时代精神，亦大有利于国学的弘扬”。张建敏《论“大道和生学”对老子道论的继承与创新》一文指出：“老子的道论是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钱先生的‘大道和生学’也进一步将老子的道论展开，将其放置于整个中国哲学的框架内得以展现。具体说来，钱先生对‘道’即‘生’的表述是他对老子道论的进一步说明，而‘道’即‘和’则是钱先生对老子道论的进步创新。‘大道和生学’的现实意义也正在‘和’与‘生’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从‘和’而言，儒家式的社会人文关怀跃然纸上；从‘生’而论，道家自然主义的生生不息更是清晰可见。”沈顺福的《“大道和生学”与中国传统生存论》一文，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生存论。生存论将世界视为生命体的集合。万物生生不已。生存的本源是天地。天地生万物，形成性，这便是和；性生之后便是成性。成性的基本方式是感应，即善气招善气、恶质招恶气。礼乐中的善气能够激发人身上的善气而成就人格。这种气化不已的方式便是道。道即率性。由性而成道。道不仅内含理，而且形于气。或者说，道是超越之理与现实之事的结合”。文章从三个方面，即生万物存在即生存、和与气化感应、道含理气三个方面具体细微地阐释了“‘大道和生学’基本概括了中国古代的生存论传统，也就是说，‘大道和生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钱凤仪、李国大的《大道和生学理论基础》一文原有八万字，提交的会议论文是其中的两部分。其中两部分内容结合《易经》《道德经》《论语》等先秦古籍经典对“大道和生学”五个字的来源和基本含义进行了翔实考察和论述。彭长程的《先秦和生说的两条路径》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来源在于先秦和生说。钱耕森教授认为‘和生说’始于史伯，建立于老子。然而这只是其中一条路径，即“气论和生”。他似乎忽视了‘和生说’的另一条理路，即由子思与孟子建立的“诚论和生”体系。虽然这两条理路最后指向同一目的，但其过程的差别却不容忽视。知来路才能知归途，对先秦‘和生说’的研究和总结是我们理解和发展‘大道和生学’的重要途径。”文章具体从“气论和生”“诚论和生”及两者的异同三个方面具体阐发，丰富了“大道和生学”理论来源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沈国磊的《“大道和生学”与“天人合一”》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就是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此外，还有冯露的《浅析“大道和生学”的起源、发展和价值》等文章，也是对“大道和生学”理论来源的阐释。
三、“大道和生学”的理论分析
朱贻庭先生的《“和”的本质在于“生”——“大道和生学”之我见》一文，对“和”“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发，剖析合理而深刻。文章认为：钱耕森教授将西周末史伯的“和实生物”即“和生”与老子的“道生万物”的“道生”历史地联系起来，提出了“大道和生学”，对传统“和”文化做了一种新的哲学概括。万物由“和”而生，“和”是事物生存的最佳状态和生命之源。“和”的本质在于“生”。儒家提出“中和”，由“中”而“和”，回答了“和”何以可能。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补充并发展了“和实生物”。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就是“义分则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义分”即上下贵贱等级之分恰到好处，于是“和”也就在其中了。“和”是一种制度伦理，是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和伦理价值。社会由此得以和谐、统一、强大和发展。体现在人类认识发展上，就是务“和同”而拒“专同”。“和同”就是不同认识和观点之间“以他平他”的对立统一。“和同”是开放的、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即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不是“万法归一”（“专同”）。人类认识和文化的发展同样遵循着“和实生物”的法则。总之，“和生”较之“和合”更能概括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特征，作为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标识，是“和生”而不是“和合”。蒋国保的《“大道和生学”之我见》一文认为：钱耕森先生创立的不是“大道和生学”而是“‘大道和生学’说”。“‘大道和生学’说”不属于“创作之学”（简称“作学”），而属于“述作之学”（简称“述学”）。述学类型的“‘大道和生学’说”，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大道和生学”这一事实，而且为我们描述了“大道和生学”之学统，它对我们深入研究该学说具有范式意义。蒋文从“作学”和“述学”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入手，解释了“大道和生学”说的已然存在性，以及钱先生发现之慧眼。程潮、张金兰的《大道和生学的解析》一文，从四个方面解析了“大道和生学”理论：一、钱耕森先生“和生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二、认知层面的“同异之辨”；三、实践层面的“异同之辨”，包括：“和生”下的“同异之辨”、“同生”下的“同异之辨”；四、大道和同学的基本特征。文章对“大道和生学”的解析透彻而深入。李仁群的《简论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一文在充分认识和肯定“大道和生学”的理论价值及时代意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它的发展方向。文章说：“钱先生从‘大道和生学’推展到‘大道和同学’的探讨，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向着‘大道和行学’而延展呢？”李文进一步说道：“从宇宙生成的问题，即由‘生’之范畴起步，进而探讨宇宙存在的问题，即论说‘和’之意义，再进一步便是朝着工夫养成的实践出发，把宇宙观和价值论合理地发展到实践论上来那就必然地要将亦本体亦工夫的‘度’的问题提到前面。”文章说“中国哲学中有三个重要范畴，一是生，二是和，三是度”。李仁群最后说：“‘度’作为主客体的统一，对维系由‘生’而‘和’的现实存在便是不可或缺的。”该文有着对“大道和生学”理论进一步拓展的贡献。王国良的《简评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一文，从三个方面对“大道和生学”进行了深入阐释：一、和生学的提出；二、和生与道生；三、和生与哲学的起源。汪致正的《“大道和生学”的哲学意义》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自成哲学体系。该体系无论在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实践进程中，还是在自然界的自然而然发展变化中，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生、道生、大道和生”学说都集中从事物的“平”“平衡”这一重要方面揭示了“平衡状态”“平衡关系”在事物发生、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作用，该学说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同时汪文从三个方面对“大道和生学”这一学说进行了初步的检验。陈坚的《“大道和生”与“摩诃般若”》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就是“自然和生”，该理念不但存在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而且也见之于佛教，这就是“摩诃般若”，即“大智慧”的意思。“摩诃”是“大”的意思，相当于“大道”；“般若”即“智慧”之意，相当于“和生”。“摩诃般若”之“大道和生”实际上反映的乃是佛教的“缘起性空”思想。作者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大道和生”与佛教“缘起论”——评钱耕森教授的“大道和生学”》发表于《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上，两文可对照来看。文章最后说：“佛教‘缘起论’所说的‘众缘和合’而生万物就是‘摩诃般若’的‘大道和生’，因此佛教的‘缘起论’乃是建立在‘摩诃般若’大智慧基础上的一种学说。”将“大道和生学”理论与佛教对比来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大道和生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是智慧之学。此外，聂威的《两种哲学思想在生生不息处的贯通——大道和生学与和解说的和生思想》、房金环的《“大道和生学”与冯友兰的“和解”说、张岱年的“兼和”说、张立文的“和合”说的异同》等文章，分别从比较的角度，对“大道和生学”理论进行阐发。此类文章在比较的基础上，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缜密细致地分析了“大道和生学”理论及其创新价值。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必然有良好的秩序，而井然有序的班级秩序是通过班级制度来保障的，因此，完善班级制度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班规的制定要由班级全体成员一起讨论，共同制定，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易懂能做。形成班规后，由班干部负责监督实行。由于班规是学生自己参与制定的，所以绝大部分学生能自觉遵守。
四、“大道和生学”理论应用性的阐发
此外在大会发言中，还有与会学者提到了传播途径的问题。如《衡水学院学报》编辑耿春红教授认为：一种学说或一种理论的传播，需要载体，需要一个稳定而持续关注的平台，《衡水学院学报》自2014年通过创立“大道和生学”栏目，以固定栏目、分期分批、持续关注等做法，五年来刊发了20多篇“大道和生学”方面的文章，这无疑为“大道和生学”理论学说的传播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结集出版了论文集《大道和生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该书将钱先生多年来尤其近五年来刊登在《衡水学院学报》的文章结集出版，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这也是本次会议出现的唯一一本“大道和生学”理论方面的专著。当然，对于一种学说如何更好地传播还有待于理论研究。
体、用结合是任何理论都具有的共性，“大道和生学”理论也不例外，其应用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此次会议论文分别从中医学、养生学、管理学、企业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阐释了“大道和生学”广泛的应用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雷原的《论大道和生学与构建人类可持续的未来》一文指出，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是和谐的，道、天、地、人是合而为一的，是一整体的；宇宙与人生是生生不息，充满了“生气”的，这种“生气”是宇宙人生不断循环往复，成为可持续的，可以在减少作为、不损物性的前提下而自生自灭、周而复始的发展变化的宇宙，也因此宇宙是活的、有心的、至健不息的有机体。所以“大道和生学”包含着“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中和与仁爱”以及“道法自然”等“体用不二”的原理。结合当下世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必须首先要先理自己，后理外面，由近及远，逐步实现天下大同；其次是坚守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如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和睦和谐的家庭伦理观、和谐仁孝的文化模式等。姚春鹏的《儒家养生学与“大道和生学”》一文认为，钱耕森先生提出的“大道和生”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根本世界观，它为儒家养生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即“和养”。文章以先秦儒家三哲——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例，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即，中庸至德以养生：孔子的和生养生学；勿忘勿助养浩气：孟子的和生养生学；礼节乐和以治气：荀子的和生养生学。陆元祥的《儒家“和生”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一文认为：孔子将史伯的“和生”思想用于人与社会生存发展的研究，形成儒家的“和生”思想，经后儒传承发展，影响深远。当今社会，儒家“和生”思想对于君子人格的塑造、治国理政、构建和谐社会、造福人类生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解光宇的《阴阳平衡学说与“大道和生”》一文认为：钱耕森先生创立的“大道和生学”揭示了“道”的核心内涵，即是“和生”，“和实生物”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和实生物”及其发展离不开阴阳这对根本矛盾的辩证统一，阴阳的平衡法则正是体现了“和实生物”的规律。《黄帝内经》将阴阳平衡学说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用于解释生理、病理、药理，指导诊治，使祖国传统医学发生了质的飞跃，充分显示出“和实生物”的规律和价值。苏珣的《“大道和生”视角下的“六和养生”》一文，认为：从“大道和生学”角度看，关键在于“和”字，“和”则“生”，正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讲“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所以，“养生就是养和”，具体包括六个方面：情志和、饮食和、动静和、气息和、情爱和、季节和。文章还指出，要做到六和，还在于一个“度”字，即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掌握不好，就打破了平衡，失去了和谐，也就失去了“大道和生”的指导意义。肖淑珍的《“和生”思想在中医临床应用的价值》一文认为：“和生”思想讲“和实生物”，强调作为不同事物的“他”与“他”之间很好的结合、配合和互补，达到平衡、和谐，生出新事物，形成新的活力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原则和道路。中医理论和临床应用上也蕴含着“和生”思想，中医方剂学上的君臣佐使原则就体现了该思想。如以甘麦大枣汤治疗癔性咽喉疾病，需甘草、小麦、大枣三药合用，有主有辅。不过，由于病者病情有所不同，故还要随症加减，形成新的中药配伍，使各味药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和谐，组成好药方。“和生”思想具有宽广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良方也可以改进，甚至可适当吸收西药辅佐之。在中医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自觉应用“和生”思想，必能在提高疗效、增进病人健康方面多有贡献。王向然的《“大道和生同生学”与中医文化的振兴》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哲学理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智慧提升整合而成，尤其其“和实生物”的思想可以指导中医文化立足自身优势，融汇传统与现代科学进而吸收和采借西医文化成分“和生”成新的文化成分，使传统健身养生、治疗和现代疾病诊疗相得益彰，共生、共荣、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中医文化的创新与振兴。耿春红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国家治理层面的意义》（又名《“和生”政治学的历史价值》）一文认为：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说，应看到它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意义。该学说的提出对当时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具有反动意义。文章具体从三个方面来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字面意义、出现的上下文语境以及史伯所处的时代背景即生活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文章还指出，如果历代思想家、历代国王君主能够真正领会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国家治理层面的意义并遵循之，也许中国的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更为理想的模样。刘明沭的《“大道和生学”视野下的管理学》一文认为学习和运用“大道和生学”，可以对管理学研究和企业咨询工作有指导意义。文章通过三个方面来阐述：“和”与“生”的辩证关系是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对“和”与“生”及其关系的领悟与运用是区分管理境界的标准、协调“和”与“生”的关系是管理实践的内容和方向。崔景明的《“大道和生学”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周边外交建设》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凝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不仅在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等方面适用，也是珍视物种生存权、构建新时代精神的新道学。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它宣传“和”的理念，它是“生”的基础，也是生养、滋养万物的根基。凡事只寻求斗而不谈和，矛盾难于化解、新事物难于生存。“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的对象也是周边国家，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之众多、各国资源禀赋之不同、发展水平之悬殊、政治环境之复杂及文化传统之差异，均超乎想象，运用“大道和生学”理念，可以更有效地建设一种新型“沟通”和“连通”观念，可更快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马艳朝的《“大道和生学”的操作实践性问题初探——以生命科学的角度》一文认为：“大道和生学”体现了东方文化知行合一、注重生命实践的学说。并分别对“大道”“和”“生”三个方面的生命实践进行了初步探讨。徐道彬的《“大道和生学”的理论创新与经世情怀》、邬余俊、唐晓丽的《“和生学”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迪》、钟连海、孙鹏的《同声相应，大道和生——现代企业对传统“贵和”思想的传承与实践》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大道和生学”的运用和指导价值。
不少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农业数据的采集共享，比如美国会发布年度《农业中长期展望报告》、月度《世界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周度《农作物生长报告》，美国政府创建了data.gov数据网站，提供了348个农业数据集，这些数据免费提供给个人以及公司企业，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数据分析决策的发展[9]。
总之，此次研讨会是继2013年12月28日“黄山文化书院成立25周年暨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研讨会”召开的又一次“大道和生学”研讨会。本次会议无论在会议规模还是提交的论文数量及质量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加之钱先生论文集《大道和生学研究》的出版，可以说，本次研讨会是对五年来“大道和生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和展示，使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由提出到发展到逐步广泛运用的进程，展示了该理论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同时其深刻的时代意义以及深远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对于“大道和生学”理论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细致完善。比如，对“大道和生学”这一术语的定义问题。目前的定义还是以钱耕森先生的研究为主，以史伯的定义为定义，是否可以用现代化的、通俗而周全的语言给予定义，以便于达成一个理论界共识的理论范畴，这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再如，“大道和生学”有着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但是如何更好地使该理论与现实应用的衔接更周延、更符合逻辑，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否则理论和应用就是两张皮，造成内在理路上的不能对接。这也是今后“大道和生学”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
2018·Review of National Symposium on“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GENG Chunhong; LI Jianming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Abstract: 2018·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was held at Xinyuan Campus of Anhui University from Dec.14 to Dec.16, 2018. More than 100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those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ans, and more than 50 articles were submitted, which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Mr. Qian Gengsen and his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from four aspects: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academic circles, its theoretical sources, i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The conference also relea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r. Qian Gengse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lection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The conference can be regarded as a summary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study of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hich shows us the process of the theory from its proposal to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its gradual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showing that the theory has both a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 strong vitality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2018·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Theory of Harmony Originating from Taoism; Qian Gengsen; review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9.02.010
作者简介：耿春红（1968－），女，河北衡水人，教授；
李建明（1964－），男，河北枣强人，教授。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9)02-0072-06
收稿日期：2018-12-30
(责任编校：曹迎春 英文校对：杨 敏)
标签：大道论文; 理论论文; 一文论文; 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