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平果附属学校，广西百色531400）
摘要：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是在国内外局势尚未稳定、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安定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制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同时，党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基本战略，团结了更多的人一起参与镇压反对势力和积极恢复生产。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经济、党建等多方面的方针政策，并且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纲领。作为我党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会，七届三中全会有着很强的历史意义。在七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和鼓舞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确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大幕。
关键词：七届三中全会；恢复发展经济；战略调整
引言
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七届三中全会对我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会议，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基本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处理社会关系和矛盾等多个方面也有许多创新点。对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进行研究，有着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这是对党的历史的回顾，明白创业的艰难和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使当今的人们更多的了解党和党的历史，以增加拥护党的力量，增进人民群众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七届三中全会中关于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处理国内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一些内容，对当前的社会仍有着借鉴意义。
学术界对七届三中全会的研究并不多。本人利用CNKI进行相关内容搜索，以“七届三中全会”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只有两篇。其中，陈道源（1983）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作用》解释清楚了关于七届三中全会的三个问题：第一，全会对于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二，全会提出的战略思想，对于巩固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全会把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1]李宝平（2000）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分别从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恢复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合理调整工商业等四个方面对七届三中全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分析，并且明确提出七届三中全会直到现今仍旧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2]
本人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文的基调是对七届三中全会进行评价，而不是单纯的去研究它的历史意义或者经验；第二，在实际认识的基础上谈经验，首先对七届三中全会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然后对其进行评价，使文章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让更多的人真正的了解七届三中全会，理解七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发展历程上的重要地位。
一、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建国初社会各方面发生剧变，亟待协调
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剧变，许多旧的问题消失，一些新的问题产生。社会各方面的剧变急需要党中央出台一项涵盖各方面的大政方针，指导人们更好的推动经济建设的长足发展。具体来说，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共产党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促使其必须换位思考，而实现这一角色的变换并不容易。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其全部的任务就是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当这一目标达到时，并不是所有党员都能够迅速的进行角色转换，使自己从一个革命者转换为建设者。党要想很好的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党和党员们的角色的转换问题。第二，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国民党政府的这一矛盾变消失了，主要矛盾变为人民及新生的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并且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矛盾，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要实现党的治国理念，就必须首先解决好这些矛盾。
（二）建国初经济状况
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祖国大陆百废待兴。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恢复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统治，但是并没有改变日伪时期的经济状况，其本身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再加上战争环境的破坏，使得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解放前肆虐的通货膨胀继续发酵，货币贬值速度惊人。一些大城市的豪商巨贾不断对新政府进行经济抵抗，如上海巨商就曾放出豪言，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许多地方的资本家囤积居奇，大肆积存大米、棉花和煤炭，待物价哄抬较高时再卖出，而且放肆的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掐住了共产党和新政府的脖子，不怕他们不就范。在这些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的操控之下，建国初的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再加上多年战争的破坏，使得全国民众很多人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许多问题都急需要党和人民政府赶紧拿出一些新办法。
（三）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其支持的恶势力猖狂肆虐
“1950年6月，解放军正积极的向西南边疆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推进，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陷入‘最后的决战’。”[1]但是，在解放军迅速推进解放祖国大陆时，许多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乘机潜伏了下来，他们有的隐藏在人民群众中间，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流窜山林，与土匪合股，一起骚扰群众、杀害土改工作队员甚至党的基层干部。西南各省土匪横行，有的甚至公然杀害干部群众，尚未进行土改的新解放区农村中地主恶霸继续横行，压榨农民。一些矿山、工厂的管理干部有很大一部分是旧社会的工头，工人的基本权益被变相的剥夺，迫切希望改变现状。我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对祖国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肃清国民的残余势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为了应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低迷、财政恶化、人民生活困苦、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的作恶行为，以及解除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心理上的疑虑，党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争取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指示党和党的干部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全会制定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旨在团结最广泛的人群，以较快的实现国家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
（一）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中心任务
七届三中全会首先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一年多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由军事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变的成绩进行了肯定，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不足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通过这个报告，他指明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同时指出，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俭国家机关经费用度三项基本条件。全会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列为党的工作的中心内容，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工作内容做出了明确的指导。
（二）“不要四面出击”是基本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基层党员普遍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打倒并砸烂资本主义，再加上当时党正在进行打击“两白一黑”和黑市银元交易等恶劣现象，使得许多党员干部认为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对于这种错误认识，七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及时的纠正。
毛泽东所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实现这一中心任务，必须确立的基本战略就是“不要四面出击”，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奋斗。他认为，“党和人民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他们的骚扰和破坏是国民经济不能顺利恢复和实现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把他们作为当前斗争的对象”。[3]单就这些对象来说，力量都已经很强大了，这就需要将更多的人团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共同为打倒敌人和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进行斗争。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的“只有彻底达到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以后是要消灭的，但是并不是在现在，而且消灭针对的是这一阶级而不是任何一个民族资本家，即日后要革新的是精神，而不是追逐消灭肉体。即便是革新资本家的精神，在当时也未到时间”，[4]毛泽东明确的指出，“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努力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5]
三、对七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七届三中全会为日后党的经济工作、群众工作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借鉴。直到今天，七届三中全会中关于经济发展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仍旧值得党和政府借鉴、学习和应用。
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于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和发展、国内生产和经营秩序亟待恢复的关键时刻，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进行了精准的分析。全会对于当时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内基本矛盾的处理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1950年，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中央清楚的认识到，医治百年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解决人民最为关注的生活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工作的最主要内容。毛泽东指出，全党的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社会改革都要为这一中心任务服务。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指引下，党和政府在随后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建设中积极的进行着各方面的努力。在城市，党努力与不法资本家的“两白一黑”等扰乱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积极的整顿工商业，随后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党发起土地改革运动，其目的就是要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积极发展农村的生产条件，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在东北边疆，数十万志愿军将士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南朝鲜军队退到三八线以南，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全会后全党工作的展开表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二）团结了绝大多数，增强了支持力量
毛泽东在会上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报告中明确的指出，现实环境下党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对敌斗争上，主要是要肃清国民党参与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同时，他指出，要想打倒这些主要的敌人，就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战斗，就要孤立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共产党的人变成拥护共产党的人。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党内关于阶级斗争的极左问题，许多党员干部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完全推翻资本主义，因此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当时革命的主要敌人，致使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对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中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使得广大资产阶级站在了人民政府一边，共同应对极少数坏分子所制造的金融恐怖，打破了不法资本家“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狂言，全国金融市场走向稳定，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三）推动了党的建设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了全党同志的面前，原本熟悉的一些事物快要闲起来了，但是一些不熟悉的任务却要我们去做”[6]。他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加强自身的修养，才能够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于党的建设，党中央主要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克服功臣情绪。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浓重的功臣情绪和由此滋生出的贪图享乐的作风，党及时提出了要克服功臣情绪，避免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中被打倒。第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一些干部有了“夺了天下坐天下”的优越感，在与群众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命令式特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思想，继续保持革命年代与群众心连心的优良作风。第三，努力完善自己，以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党在20多年的斗争中，主要的精力一直放在军事斗争方面，使得许多人只专注于军事、对经济并不了解。党要更好的进行经济建设，就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经济修养，使他们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为了推动党的建设，党随后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使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面貌焕然一新。
（四）促进了建国初期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党员干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重大错误认识，使得许多地区存在挤对民族工商企业的现象，给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十分不利的消极影响。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经济结构，而是可以实现二者之间结合的。全会就全面调整工商业做了三个方面的安排：第一，调整公私关系，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公私合营；第二，调整劳资关系，劳动者可以参与对工厂企业的管理，并组织工会，其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第三，调整产销关系，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所获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和资方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这些安排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促使其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改变。合理调整工商业的做法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五）七届三中全会对今天的启示
七届三中全会针对经济和各项社会环境所提出的战略和策略对今天的经济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这是党六十多年基本上的一贯坚持。历史证明，只要脱离了这一中心，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只要坚持了这一中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顺利的发展。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团结最广泛的力量。实际上，团结最广泛的力量进行工作，反对极少数的敌人，这样的工作方法在党的历史上一直有所体现。建党90多年来，党先后组织了四次统一战线，涵盖的阶层范围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共同奋斗。
四、结语
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确处理事务提供了思想指导，确立了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具体战略，使得全党的工作集中到经济建设周围，在实际工作中更加注重团结更多的人。根据这一思想指导，全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系列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为最终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七届三中全会也对党的建设和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党能够顺利的成为新条件下的执政党，顺利实现了自身角色的改变，为党长期领导中国社会革命和各项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道源.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作用[J].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4).
[2]李宝平.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的历史经验[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2(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88-89.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2-9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7-98.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