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4月26日上海解放前地下入党的。我入党后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上海就解放了，我在本文中记述的是入党前一段岁月以及入党后直到上海解放一段时间内经历的一切。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很是珍贵，是我一生中永远也忘怀不了的记忆。
殷燕回忆起她所在部队的一次“误伤”。所谓误伤，或多或少暴露了我军战前准备的不足：“我们师3营7连在向团主力靠拢时与越军相遇，7连长见进攻受阻，便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坐标位置，并向几十公里外炮群报告，引导炮兵轰炸越军阵地。由于部队配发的军用地图是4 0年代法国人绘制的，地图标记与实际景物误差很大，结果头几发用来修正弹着点的炮弹，当即把连长和报务员炸死，数分钟后，没得到要求修正弹着点报告的炮群，按照原设定坐标一齐开火。炮火过后越军阵地夷为平地，7连百十号人也几乎没有几个能站起来了！”
我当时正在肇光中学就读高中三年级下学期。肇光中学是国民党政府特准立案的一所有特殊背景的中学，至少不同于一般普通的中学。校长叶铭功，是国民党教育部特派来校任职的。印象中他不是天天来校到职。我记得每逢周一第一节课前，全校学生在操场上集合，他到过会，训过话；但也并非每次都到会训话。所以他的校长身份倒像是挂了一个名似的，这就放大了他头上的“光圈”，有来头，非等闲之辈。教导主任陶森、训育主任陈兆熊，据说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即是由国民党的一名中央委员介绍入党的，这也就显得他们两人的来头也比较“硬”。陶、陈两人是叶铭功的哼哈二将，平日里就是他们两人撑头管着一班教师队伍，并管理着学校的日常行政工作。两人扮演不同角色，陶似乎随和一些，陈则内藏奸猾，显得阴险。学生有什么动静，尽在他的眼中。学生要闹学潮，总是由他出面弹压。肇光中学离学潮汹涌、学生思想比较活跃的南洋模范中学和交通大学不算很远。他们那里有些什么动作，往往会影响到周边的学校，肇光中学也包括在内。记得1948年有一次交大闹学潮，同学们举起旗帜上街游行，队伍从西往东行进，离肇光中学还有一段距离呢，陈兆熊就使唤人紧闭那扇黑黑的铁门，并到各班级吓唬同学们严禁出校门，上街去和交大的队伍汇合，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我所在的班级是一个“不老实”的，由他重点防范的班级。他到我们班来的次数最多，训话也最凶，根本不许同学离开教室一步。学生们被“关”在教室里，未能冲出校门上街参加游行。就这样他也并不罢休。到学期结束，他就开除了好一些他认为“刺儿头”的学生。我也被认为是“刺儿头”的学生之一，有事好在班上发言，鼓动同学罢课。但陈兆熊认为我还不算“最激烈”的一个，处分从轻，但是那一年我还是得了一个严重警告，离开除出校，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环境锻炼人。在这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学校内，学生们虽然不像民主气息比较浓烈的南洋模范中学、交通大学那样，但是现实环境也日复一日地加深。
我经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和地下党组织的教育还更早一些。我是1946年秋季考入肇光中学读高一的，在此以前，我曾在离家较远的复夏中学读初中。复夏中学 是一所民主气氛较为浓郁的学校。教员中有很多进步分子，他们常向同学们灌输进步思想，并热烈支持学生们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记得1946年6月23日那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大游行示威活动，到北站欢送一些社会进步人士马叙伦、盛丕华、阎宝航、陈震中等组成的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请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北站广场人山人海，场面异常热烈，令人心潮澎湃。把代表们送走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北站折回，沿着望平路、八仙桥、延安路……向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进发。一路上队伍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沿途行人们驻足观看，还供应茶水和防暑药水……情景感人，足见学生和市民对这场斗争有着共同的心情。一些国民党特务趁机进行破坏，或在高处投掷酒瓶等杂物和反动传单。游行群众在激怒之下，不止一次地把搞破坏的特务分子当场从沿街的高楼上擒拿下来，押在队伍里示众，一直带到法国公园，虽然那些跳梁小丑们一到公园以后迅速被国民党警察放走了，毕竟他们十分狼狈，大大地出了洋相，露了丑，真是大快人心，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们是一场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教育。
这样的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我经历了不止一次，对我自己思想觉悟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而现实社会生活大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塑造”，则是更为重要、深刻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想着终于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劫收”大员们从重庆匆匆赶到上海、江南等地，四处囤积居奇、横征暴敛，倒行逆施，荼毒生灵，无辜无助的老百姓迅速坠落到水深火热的万丈深渊中去了，真可谓是前门揖虎，后门进狼。中国老百姓所受的苦难在全世界恐怕是最罕见的了。国民党的摘桃派们丧心病狂地掠夺民脂民膏，造成社会上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反动派为摆脱困局，实行币制改革，由蒋介石出面设计了以新发行的金圆券，兑换老法币的招数，企图借此抑制飞涨的物价，抑止通货膨胀，但很快这个办法被证明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最下举。金圆券一上市，就如同雪崩一样，连连贬值，物价非但没有被抑止住，反倒是涨得更疯了。市场上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荒诞现象：60亿元金圆券竟然只能购买70多粒大米，一面粉口袋的金圆券只能买一叠卫生纸或一方肥皂，早中晚一个小时前后，物价如同长了翅膀，一个劲地飞涨……我经常见到父亲从外面回家，扛回来一面粉口袋金圆券，为安排全家人最低日常生活开支绞尽脑汁。我当时还不大懂事，但父亲的满面愁容是看在眼里的，我也为自己不能为他分担哪怕一点点的忧虑而怨艾、焦急。这也更激起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我誓言一定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它的反动统治。
解放军进上海夜宿街头不住民宅
综上所述，社会现实的教育和学校里地下党的教育对我思想觉悟的提升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铺垫。我后来离开了复夏中学这个给我思想启蒙的进步学校，来到了政治气氛迥异的肇光中学。环境变了，但是进步思想毕竟在我脑子埋下了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中还是会生根发芽，不会消亡。肇光中学由于反动高压使不少学生党员被开除出校，原有的党支部不复存在，党的力量呈空白状态。后来，在临近解放的前几个月，上级组织从外校派来一些党员考入肇光中学，又成立了新的党支部。他们耐心地、过细地在学生中做“猎头”工作，他们物色和团结有进步倾向的同学，向他们施加进步影响。我是被他们物色选定的一个。他们的步骤是这样：先物色已成为基本群众，动员他们参加多种活动，包括在课外到交大去参加歌咏晚会，听形势报告等。润物无声，细滴慢灌，提高这些基本群众的觉悟；再是动员他们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成员，对他们教育和影响的渠道也就更多更直接了，他们的觉悟也就提高得更快了；又再是发展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地下党组织。我就是循着这个顺序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发展我入党的地下党同志洪宝晋、华海峰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申请入党的过程是这样；由我先写一个入党申请报告。这个报告用笔尖蘸着糯米汤水写在一张白纸上，报告很简单，先写为什么要入党，大体是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等。再写入党后听从党的领导，完成党指派的一切任务等。这个报告由介绍人上交给上级党组织，然后由上级人员用火一烤，糯米汤书写的字影就显露出来，经过审核，认为申请人符合入党条件，就通知本人已获上级批准入党。申请报告则立即销毁，不留一点痕迹。那是地下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入党手续，入党申请报告为防止泄密或落入敌手，是决不能保存的。哪像解放后，新党员申请入党后，他的申请报告是要入档的，是会受到终生妥善保存的。而我的档案中，入党报告自然就是乌有的了。入党后要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这个入党仪式是单独举行的。我现在记得，那是1949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比我低一班的同学宣钖标的家里。钖标和当时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局长宣铁吾是本家，在他家里举行入党仪式，“灯下黑”，十分安全。入党仪式开始时，我举右手握拳，宣读入党誓词。誓词和当下的誓词近似，最后一句同样是“永不叛党”。那一晚，上级派来一位监誓人进行监誓。这让我获得了一次“殊荣”。因为不是每个地下新党员宣誓时，都有上级派人来监誓的。监誓人是钱其琛同志，当时是地下党徐汇区学委书记。解放后，他任职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解放后，尤其是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我没有机会见他。他离职后，相当一段时间仍在中南海留下办公室，每天必有半天去办公室阅读文件，处理事务，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热忱地接待了我。我说起他监誓的那段情况，他竟然还记得当时情景。长期做地下工作和后来又长期做外交工作，训练出一番好记性。
入党后，我在上级党的指示下，干了一些迎接上海解放的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组织同班同学参加进步活动，发展进步组织，我还做过一些社会调查工作，发过传单。我常常在书包里装上一叠传单，都是有关迎接上海解放的内容。沿着马路、弄堂一家一户悄悄地从信箱里塞进去。我特别注意给那些富裕阔气的人家信箱里送。我有一个想法，这些阔佬们对上海解放这样的大事难免心有疑虑。读了这些传单，如果不存在严重偏见的话，将帮助他们明事理，识大体。我还给一些旧警察、官僚（这是我日常生活中打听到的）家的信箱里送，我的想法是要他们规规矩矩，别乱说乱动。我还做过许多组织人民保安队成员，准备在解放前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财产迎接解放的工作。当时，上级组织发下来许多人民保安队白底红字的袖章。我给一些信得过的基本群众，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分发了袖章，并悄悄地作了交代。解放迫近了，多项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有序进行着。当时我接到地下党组织的一项通知：我已被敌特盯上了，要我注意安全。我知道，我已无法住在家里，必须“打游击”。于是，我今天住在这个同学家里，第二天又住在另一位同学家里。那段时间我居无定所，却十分安全。当着解放的曙光在天际出现时，也是最黑暗的时刻。反动派垂死挣扎，疯狂地抓捕进步人士，进步学生，只要一落入他们的黑手，就成批成批地被残酷杀戮，马路上，不论白天黑夜都会听到发出尖厉喇叭声的“飞行堡垒”（国民党反动派的刑车）疾驰而过。这种尖厉声在深夜听到，特别凄厉恐怖，令人心惊。我们很多好同志，像交大的穆汉祥等同志，就是在面临解放的时刻，被反动派屠杀的。这些反动派欠下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我入党后，由于肇光中学地下党支部重新复建，组织还不健全，我一入党，即通知我参加地下党支委会任宣传委员。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支委会似乎没有开过会。这符合地下党工作纪律的要求。地下党规定，党员相互之间，即使是相熟的，走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相见，都不得相认。个人之间不能相认，何况支委会是一个集体，聚集在一起开会，那就是违纪了。虽然当时没有从上级听说过讲起这方面的纪律，反正支委会从未开过会，那是事实。地下党的这一规定，叫做党员之间不许打横关系。对这样一种规定的执行，我经历多次。有一次，大概是四五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通知我必须在指定时间到某地去会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志，按规定的穿着打扮，持什么物件和暗语，接关系，接受上级党组织分派给我的任务。那一天，我按照规定，穿上玄色长衫西裤（这是当时大中学生的一种时尚打扮），左手拿着一份旧《申报》，在杜美公园（现东湖公园）西边的人行道上，同一个戴便帽，穿灰色衣服的男子见面。我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附近，果然，那位陌生同志出现了。互相看了一眼，按规定的暗语，我问他，到霞飞路上的一家时装店怎么走？他答称，沿这条马路向前走，到十字路口过马路，不远就到。暗语严丝合缝，没有一点差错。这就算接上了关系，那位同志立即向我口头传达上级指派给我的一个任务称，下周一到你以前去过的那个地方领取人民保安队的一个文件。他说完话，立即别过头去，不打招呼，不说再见，也不握手，如同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迅速汇入茫茫人流中去了。相互之间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多余一个动作，干净利落，瞬息之间，形同陌路。在解放前那段日子里，即便我在路上再见到他时，我也绝不会同他相认。而我以后倒真是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这位同志什么模样、长相，我现在完全记不清了。70年过去了，未知那位同志还健在否？如果他健在，而且万一有机会读到我这段文字，未知还能唤起这段记忆否？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还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清晰！我有时还会产生一种想法，我是多么想重见那位严守纪律的陌生同志，一诉衷肠啊！可是，此生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因而，“少年强则国强”固然要大说特说，“中年强则国强”也要喊响喊亮。若“少年强”与“中年强”能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则国家强盛，民族强盛，与天地同美，日月齐光！
1949年5月27日，上海终于解放了。那一天早晨，我正宿在学校附近的一位同学家里。天已发白，我走到路上，目睹了现在人们在图片上常见到的那么一个动人的情景：一群解放军战士，身上穿着褪了色的灰军装，怀中抱了枪支，没有铺，没有盖，席地而卧。睡着的人睡得那么沉，他们准是日夜奋战，浑身极其疲劳了。唯有警戒的战士仍然警惕地放着哨，戒备着。军队进城后，必须对老百姓做到秋毫无犯，后来听说这是陈毅市长下的命令，这些战士出色地做到了。我是在霞飞路一个路口的一个单位外墙亲眼见到的。我当时凝视出神，心中波澜翻滚，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仁义之师啊！战士们睡不多久，就起身出发，他们向行人问路，我自告奋勇给他们带路，一直疾行到现在的陕西南路延安路附近的路口，前方枪声响起，一个班长硬是不让我继续带路。我看着他们弯下腰向着枪声的方向速速奔去。我站在那里，又看了良久……
上海解放后，我结束了“打游击”的“流浪”生活，可以回家住了，局面迅速平静下来，我恢复了过去的日常生活。我回到了肇光中学继续我未完的学业，在那里高中毕了业。上级党组织派我进了新青团上海市委办的青干班，短期培训后，又被派到沪西区的统益纱厂，去执行建立青年团的任务，从此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妈妈是“小旋风”柴进，喜欢广交“好汉”，她的朋友很多，手机天天响个不停。我也继承了这个优点。所以，在班上，我的人缘也是十分的好，广结人缘让我在学校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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