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精神构成了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第一，孟子读书贵疑与民贵君轻的批判性创造精神构成了伟大创造精神的重要源头，包括其读书贵疑的读书观与读书方法、独树一帜的政治见解等；第二，孟子“舍我其谁”敢于担当的奋斗思想构成了伟大奋斗精神的重要源头，包括其从“性本善”出发推导出人人都要努力奋斗的思想等；第三，孟子立足性善论上的超越夷夏之辨的团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精神的重要源头，包括其超越华夷之辨的宽广文化眼界与团结人的具体方法等；第四，孟子执着于“养浩然之气”的梦想精神构成伟大梦想精神的重要源头，包括孟子强调“良知”与确立向上向善的道德境界与“无恒产有恒心”的“士大夫精神”。
关键词：民族精神；孟子；源头；性善论；王道政治
2018年3月20日在当选国家主席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由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构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既是自古以来我国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新时代13亿多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与美好生活的不竭力量源泉。[1]2美国著名学者格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说，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的确，“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2]2。“四个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由一个个鲜明具体的“坐标”组成，进而形成了一个可以长久涵养后人的团体“精神族谱”。这种精神既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积淀，也是对五千多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深厚底气和前行的磅礴力量，并孕育着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品格和崇高价值追求。因而，它既是中华文明的丰腴沃土与薪火不断的文化传承的历史结晶，又与我国历代先贤的原创性与划时代思想创造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燕燕，你和启明是不是被医生忽悠了，没必要做手术干嘛要去遭那个罪啊。我打电话给启明，让他回来。”钱海燕从婆婆手里接过当当，进了房间，她怕自己会哭出来。
表4可以看出，TMR组母羊十二指肠和空肠脂肪酶活性显著高于NG组母羊（P=0.04，P=0.02）；回肠和胰腺脂肪酶活性略高于NG组母羊，但是差异不显著（P=0.73，P=0.52）。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3]14，孟子作为我国“轴心时代”的杰出思想代表，尽管被时人目为迂阔，但正如王安石《孟子》诗“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所指出的，孟子生前身后的“寂寥”丝毫无损于其对后世历史的影响。梁启超认为，“为修养受用起见，《论语》如饭，最宜滋养；《孟子》如药，最宜祛除及兴奋”[4]1，足见孟子对传统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就民族精神而言，孟子思想对民族精神形成具有源头性作用、建构性作用与支撑性作用。
一、孟子读书贵疑与民贵君轻的批判性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重要源头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由于伟大创造精神的支撑与指引，我国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思想巨匠、泽被后世的科技成果与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这种精神体现在观念上的开拓进取与行动上的辛勤劳作。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对后世影响最大，并与孔子的思想一起被称为“孔孟之道”而构成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源头与核心内容，其本人也被称为“亚圣”。尽管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平生以学孔子为志向，但他并非亦步亦趋地鹦鹉学舌。事实上，孟子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孔门之学中独树一帜，就在于他与众不同的质疑精神与创造性贡献。
首先，孟子的创造性精神表现在他的读书观与读书方法。孟子有一句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出自《孟子·尽心下》的名言全文如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在这里，孟子举例指出，《尚书》中有武王伐纣“流血飘杵,赤地千里”的记载是可疑的。因为“仁者无敌天下”,武王是至仁之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可能出现杀戮无数的血腥场面。虽然这个推断未必符合史实,但这种质疑精神却开了风气之先。不仅如此，孟子还在《尽心下》篇中从“性本善”出发论证推导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是对孔子在《论语·阳货》所提出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说法的一种质疑与有力否定。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只有对包括圣贤之书采取不迷信的科学质疑精神，才能有所思想创造与实践突破，也许正因为此，孟子才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性说”“仁政说”与“天人相通论”，从而把孔子的有关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这种精神包含了今人所推崇的反对教条主义的革新创造精神。
除了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创造性观点外，孟子读书的具体方法也非常有见地。例如孟子提出“读其书要知其人”的观点，“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提出读书与读人相结合的观点。强调读书要与人多交流的观点。“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指出大凡优秀学者(“善士”)不仅要与一乡、一国、天下的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还要与历史上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西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说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顿然体悟，东汉王充以形象的比喻“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论衡·别通篇》)。把读书人“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造成的孤陋寡闻结果比喻为“目盲、耳聋、鼻痈”，对孟子这一读书思想的激赏溢于言表。
其次，孟子强调人生厄运中的不懈奋斗与敢于斗争的精神。孟子以舜等为例说明杰出人物的成功在于不懈奋斗，面对人生磨难应有的态度不是逃避，而是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努力奋斗或奋起反抗。例如面对如豺狼当道的残暴君主，孟子提出“易位”和“讨伐”的人民革命与诸侯统一天下的政治号召，这与孔子提出的“乘桴浮于海”的退隐做法截然不同，并响亮地提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孟子·梁惠王下》的斗争精神。与此相联系，孟子还反对诸侯之间倚强凌弱进行不劳而获而躲避人生奋斗的争夺战争。孟子对当时诸侯之间的多为利益争夺而战勇敢地斥之“春秋无义战”的观点，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表达了极大道德愤慨。
从小的方面看，孟子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君臣相对的辩证思想把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君临天下的权力之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排除在“君子三乐”(一乐家庭平安，二乐心地坦然，三乐教书育人)之外的达观苦乐思想，“养心莫善于寡欲”与“养吾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方法，批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现象并提出“先知觉后觉，先觉觉后觉”的教育思想，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几千年来一锤定音而无人逾越。此外，孟子与人辩论也表现出非常高的创造性的言说技巧。例如南怀瑾在《孟子旁通》中剖析了孟子与梁惠王对话的灵活多端思维策略后称赞说：“由此足见孟子这个人不是后世一些腐儒所说的那么迂阔。”[7]109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养“浩然之气”与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从而以“闻其风而悦之”的家风典范创造了有别于孔门家风的孟氏家风。
孟子将个人安身立命与国家、民族命运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就体现在他对孔子孝道精神的坚持与发展。“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孟子与孔子都对孝道精神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作出了重大贡献，孟子的“孝”思想表达的不仅是对父母的爱敬之情，更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继而成为浸入当今国人骨子里的德性，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以“孝”思想也成为实现家族和睦、民族团结的重要思想纽带。
二、孟子“舍我其谁”敢于担当的奋斗思想，是伟大奋斗精神的重要源头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在伟大的民族奋斗精神指引下，我们中国人民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孟子特别强调奋斗精神对人们成长成才的重要性。他提出“爱生而不苟生”的积极人生观,把仁义看得高于生命,认为必要时应“舍生取义”，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并把这视为人们难以回避的客观成才规律。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孟子思想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国人发扬伟大梦想精神，在追梦的路上披荆斩棘，以坚忍不拔的努力把伟大梦想付诸实践。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创造出绵延至今的璀璨文明？当今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走出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新路？这与我们民族在各种坎坷与磨难的砥砺中能够不懈追梦的伟大梦想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孟子就是这样一个为心中理想而奋斗不息的古代英雄与时代先锋。他对“王道政治”的梦想追求与古希腊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追求一样对后世影响巨大，但他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国”时更坚定、更执着，以“舍我其谁”的气魄、“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在周游列国与探赜索隐中进行着艰难的追梦之旅。从《孟子》书中可以看出他至少到过齐、宋、鲁、滕、魏等国。这种心怀梦想、不懈追求的梦想精神在孟子身上有着特别明显的体现。
其次，孟子的创造精神体现在他多方面的思想创造上。很多人从孟子思想中特别强调的“浩然之气”与“大丈夫精神”，特别推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屈不挠精神，便想当然地认为他是一个只会抱残守缺的老夫子，臆想他缺少灵活多变的创造精神。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大的方面看，孟子的“四端说”“性善论”“民贵君轻”“君臣相对”等思想因其原创性而别开生面，招致两千多年从未间断的注孟、阐孟、释孟和攻孟、排孟、斥孟之争，孟子本人在获得“亚圣”尊荣的同时也遭到朱元璋等封建帝王要将之逐出文庙的厄运。到了现代，更有不少著名学者在孟子学说中发掘出了不少现代思想因素，例如牟宗三将孟子心学之论概括为“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八字而倍加推崇，其后学袁宝新、李明辉等对孟子的“人禽之辨”“王霸之辨”“义利之辨”等思想也进行了现代语境下的重新性认识。[5]12—20萧公权指出：“孟子之政治思想遂成为针对虐政之永久抗议。”[6]96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与不断走向壮大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有着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发扬伟大团结精神，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使中华民族以独立统一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对此孟子也做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贡献。
(4)兼职偏好：学生兼职会优先选择家教类兼职，其次会选择服务类与代理类兼职，这几类兼职一般收入较高，且能发挥自身价值。
三、孟子立足性善论之上的超越夷夏之辨的团结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精神的重要源头
孟子还有一个思想多年来被人们遮蔽，就是孟子提出的“无恒产有恒心”士大夫的人生奋斗精神，被许多现代学者看作普遍为人性自私论前提的“无恒产无恒心”是对孟子相关思想断章取义而产生的想当然的误解或歪曲。原文是这样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显而易见，孟子在这里讲的“无恒产无恒心”仅仅适用于“民”(一般平民)而非整个人类，孟子还突出强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的“惟士为能”的士大夫人生奋斗精神。而且，孟子本人就是一个有着这种“惟士为能”奋斗精神的圣徒与圣贤。
根据脑电图与眼动图变化,可将睡眠分为2个时期,一是非快眼动期(HREM),二是快眼动期(REM)。针对非快眼动期时,肌张力明显下降,眼球运动不明显,分析脑电图,显示慢且同步,此期唤醒,则感倦睡。对于快眼动期,肌张力下降,伴有快速水平眼球运动,分析脑电图,显示类似觉醒时,此刻唤醒,意识清楚,无倦怠感[4]。
首先，孟子提出必要“权变”基础上的“执中”哲学思考。孟子对杨墨等遮蔽或歪曲人性善的思想之弊进行了辩证分析，“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乏。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在这里，孟子既对杨朱不为“拔一毛而利天下”的极端“为我”思想进行否决，也对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绝对主义的利他精神进行否定，还对貌似“执中”的子莫思想进行了批评。在这里，孟子在思想根底上坚持人性善的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犯“道德洁癖”的毛病而把“性善论”思想理想化、空洞化、绝对化与极端化。指出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可知孟子绝非一些后儒所认为他是一个偏执于自己想法的思想怪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认同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与人为善的处事原则，他的愤激之词更多是针对那些不仁不义的特定群体与社会现象的。
不断完善水利施工质量管理，可以进一步指导水利工程施工企业正确开展施工行为，同时提高水利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质量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加强，可以有效地实现工程建设的“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监理单位在具体施工管理中，利用长期在工程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工作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严密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控制程序和方法，加强对工程质量的控制，构建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控制体系，强化工程质量的管理。因此，必须深化对水利施工质量管理核心地位的认识，从而增强对工程质量的监管，推动水利工程建设。
其次，孟子有着超越华夷之辨的文化眼界与团结人的具体方法。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回》)，孟子则不仅把孔子“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的团结思想具体化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离娄下》)的团结相爱方法，而且进一步把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纳入“皆兄弟也”的畛域，举例指出包括舜、文王这些历史圣贤的“夷人”出身并未影响到他们成圣成贤。“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眼里是没有刻意的“华夷之辨”的民族偏见，而是从人性善的高度对兄弟民族一视同仁，这一见解对后贤主张民胞物与各民族团结相处的“四海一家”思想影响深远。
孟子以其“四端说”这一思想体系的中心环节作为论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人性依据。认为只要人人把这每个人都“固有”的“四端”发明与在行动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相亲相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团结友爱局面不难出现。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里讲的“人之思想”并不是指那些伟人、政治家，而是在每一个人的观念中的性善论或者说“人之四端”。缘起于“人之四端”的以文化为本位而非以血缘为标准的国家认同思想对于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具有作用。几千年来，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成为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从“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朴素道理到“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的金玉良言，从“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观念到“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统一始终被视为中华民族“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也是对孔孟这一思想的科学发掘与生动体现。
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危害很多，其中之一是引起粘液性水肿（组织间隙黏蛋白增多而非液体，所以用手摁一下没有坑），常见于眼睑和四肢，患者皮肤发凉并日渐粗糙，并可出现心包积液。水肿本身不会带来多大痛苦，关键是及早确定病因，及早治疗。
再次，孟子还在“仁政”学说基础上提出建立“王道政治”实现天下大治。孔子在《论语》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政治吁求，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具体政治思想。他这一思想始于保障老百姓的“养生送死无憾”,终于“天下之民举安”的理想目的。为此，他提出“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抚恤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与民同乐”的资源共享政策,并在行政策略上提出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的理念。孟子王道政治中这些关怀民众生死、保障生存权利的思想,成为历代政治家追求的伟大政治理念。孟子思想中“浩然之气”也是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粘合剂。正是对“浩然之气”精神的共同体认，近代以来，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在血与火的抗争中向世人展示了永不褪色的伟大团结精神。此外，孟子思想中有着丰富的爱众、得众、济众、容众和从众等团结民众思想，尽管这些思想由于缺乏现实经济政治基础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它毕竟表达了孟子对人民群众的关爱之情，对民事民瘼的同情之感，对民众力量的认同之心，因此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价值。
四、孟子执着于“养浩然之气”的梦想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精神的重要源头
首先，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推导出人人都要努力奋斗的思想。孟子在《尽心下》篇中从“性本善”出发论证推导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结论，这里面包含着人们凭借自己的本性善良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可以成圣成贤。钱穆先生评论说，孟子的性善说包含现代西方思想推崇的“自由”与“平等”等基本价值，“则孟子性善论，为人类最高之平等义，亦为人类最高之自由义。人人同有此向善之性，此为平等义。人人能到达此善之标的，此为自由义”[8]246，并认为孟子的道善论不仅可以启迪我们向上之自信，而且能够鞭促我们向上之努力。
首先，孟子为人们拨开了人性混沌的幔帐，在人性善基础上强调“良知”对人生美好的理想作用。所谓“良知”在阳明学里讲称为“公是非，同好恶”，也是百姓嘴里的“天地良心”或“天理公道”。在孟子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良知，并且将此推广至周边人群，以至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话，那么整个天下的和平理想就可能实现。与此同时，孟子还对有违人性善的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严厉抨击与理论揭露。例如，孟子对孔子之所以将“乡愿”称为“德之贼”做出解释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这个解释不止是对没有原则只知媚俗趋时、同流合污的“乡愿”人格的鄙弃与愤慨，也是对心目中由“尧舜之道”通贯人心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孟子这种坚持自己伟大梦想的言行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林则徐将“有容乃大”与“无欲则刚”合而言之，隐含了对孟子大丈夫“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推崇。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9]2这里的“革命之初心”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民族梦想精神，对此孙中山随后分析指出“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9]3。孟子的梦想精神对今天我们追求人生的乐趣与生命的价值仍不无启发意义。
其次，孟子在对道德丑恶现象否决基础上确立了向上向善的人生道德境界。孟子有感于他所生活的战国时期人心不古与道德乱象，针对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与农家许行一派的言论使一些儒家学徒“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与无情批判。孟子斥杨朱“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许行之道是使天下“相率而为伪”，公孙衍、张仪之术乃“妾妇之道”。除了对这些人心不古的现象进行道德鞭笞，孟子还通过自己的实际言行确立了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道德标杆与伟大形象，在执着于人生理想与道德情操中去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决不为荣华富贵而丧失自己做人的道德底线，不做所谓“不召之臣”，而是立志做“王者师”。不为功名利禄所从，不畏君权，对于国君宠幸的权臣更是不屑拍马奉承。《孟子》记载的孟子对待齐国权臣王欢的态度可以略见一斑。
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与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之世”的理想可谓异曲同工。他在“仁政”学说基础上提出了“王道政治”，他这一思想始于保障老百姓的“养生送死无憾”,达到“天下之民举安”的理想目的。并且自信只要人们发明“四端”就能够出现“人人可以为尧舜”的理想人格局面。“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正是孟子一生对政治理想与人生梦想的苦苦坚守。
再次，孟子肯定“无恒产无恒心”一般规律之外并存的“无恒产有恒心”的“士大夫精神”。孟子这种“无恒产有恒心”的精神与他艰难的心路历程息息相关。战国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无疑应和于变化动荡的时代风云而发生着天崩地坼的变化，悲天悯人的孟子自然深切地感受到普通人们的孤苦无靠与命运多舛，感受到普罗大众生活困顿在荆棘荒芜之中而在听天由命的酬酢中自怨自艾。正是对当时人们这种生存困窘的深切痛感与弱肉强食的无限忧惧，孟子沿着孔子逻辑认为君子不把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当成自己的天命，而把仁义礼信这些德行当作自己的无可回避的天命。这个道德意义上的“天命”不再是殷商之际宗教性的乖戾无常的自然力量，而是植根于人内在的道德心与实践理性的“恒心”，这个“恒心”是人们在苦难的存在历程中锻造出来蕴涵着忧患意识和悦乐精神的君子担当，是高悬于君子心头之上坚不可摧的伟大梦想精神。
在如今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下，艺术品的市场已经跃居成为新一轮的商机，市场潜力无限大。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世界渴求得到满足，艺术品作为物质与精神兼具的产物自然成为现代人的心头好。从古至今，人们不论社会阶级，不论经济水平，不论时代状况，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种身份，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陶瓷的绝美身影。它以独特的姿态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孟子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无恒产而有恒心”特点的伟大梦想精神圣人与有着伟大奋斗精神的圣徒。这个“无恒产而有恒心”实际上也就是在发扬四端“由仁义行”的“士大夫精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在对人与禽兽之异、君子与庶民之别中赋予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伟大梦想的神圣使命感，并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孟子坚定地认为心行的“至诚”是贯通“天之道”与“人之道”的桥梁与实现人生梦想的通途。笔者认为，孟子的“君子”或“士”的标准是能否把忠孝仁义内化为一种无须要求的道德本能或无须提醒的道德自觉。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四端”也是人之“初心”的另一种表达，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初心”也有着某种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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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nciusSpiritfromthePerspectiveofthe“FourGreatness”ofSpiritualSourcesoftheChineseNation
LIU Xin-li， YUAN Zhe
(SchoolofMarxism,HenanAgriculture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52,China)
Abstract: Mencius spirit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great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First, the critical creative spirit of Mencius's reading depends on doubt and in a state, the peopl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nd the king has the least importance, which makes up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great creative spirit. This includes his reading view and his reading methods, and his uniqu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opinions. Second, Mencius' struggle with bold responsibility in the statement of “if not me, then who?”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great endeavoring spirit. This includes the derivation from his concept that “humans are born good” and everyone will strive to work and his other political thoughts that influence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ird, the spirit of unity relies on Mencius' theory, and transcends the Yi-Xia debate, which is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ese national unity spirit. This includes the thought of “impartiality” based on the necessary “contingency”, the broad cultural vision transcending the Hua-Yi debate, the detailed method of uniting peop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archism” to enter the well-ordered world. Fourth, Mencius insists on “raising the noble spirit”,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great dream spirit. This includes the “conscience” which Mencius' emphasizes in helping people to make clear of humanity chaos, to build the moral realm of striving for goodness and the “scholar-bureaucrat spirits” of “peace of mind when one does not possess a piece of land”.
Keywords: the nation spirit; Mencius; source; the kind-nature theory; monarchism
收稿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KS01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KS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A710006)
作者简介：刘歆立，男，河南漯河人，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9)03-0023-06
标签：孟子论文; 精神论文; 思想论文; 孔子论文; 恒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KS01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KS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A710006)论文; 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