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师职业手段十三条（论文文献综述）
王兆倩[1]（2021）在《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1）》文中研究说明初等教育是教育事业的根基,高质量的小学教师是初等教育优质发展的前提,而待遇则是小学教师生存与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北京政府便组织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商榷教育发展规划,小学教师待遇有了法律明文保障。然而,内忧外患的国情与经济的尚未起步导致小学教师待遇虽有法律保障但实施困难,奉天省也不例外。本文以民国时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小学教师工作积极性、小学教师队伍的稳定性、整体质量以及初等教育的影响,并探究影响小学教师待遇起伏的因素,以期得出改善当下小学教师待遇、增强小学教师队伍稳定性、提高小学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以及初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现实启示。本文分为四部分,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的论述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问题:首先,本文将论述1912-1931年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政策以及初等教育发展、小学师资的概况。通过文本解读可以了解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政策日益完善,对基本薪俸、福利待遇、退隐金以及奖金等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其次,本文将对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述,法律文本只能作为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参考,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这一部分将详细论述奉天省小学教师基本薪俸、福利、退隐金以及奖金等待遇的实际情况。同时,本部分将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域和群体的定位。笔者分别在奉天省内以及全国范围内对小学教师的待遇进行区域定位,以求不同学校性质的教师待遇之间的差距以及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在全国范围内所处的社会水平。笔者将奉天省内不同职业的待遇做参照,对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进行群体定位,以求奉天省小学教师的待遇在奉天省内不同职业待遇中所处的水平。最后得出结论,即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在奉天省省内处于社会中低层,在国内处于中等水平的结论。再次,本文将对影响小学教师待遇的因素做论述,考察奉天省小学教师实际待遇对小学教师生活、教师队伍整体质量和稳定性以及初等教育发展质量的影响,以期揭示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和解决途径。最后,通过考察探究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及其影响,为当下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稳定小学教师队伍、提高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和初等教育发展质量提供现实启示。
陈元元[2]（2021）在《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发展历程及特点模式各不相同。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后者居上、私学主导、发展速度快且影响巨大等独特性,在路径发展上独树一帜。基于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比较研究等方法追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因,剖析不同发展阶段日本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变化过程,可以拓展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题内容,探究高等教育变革规律及大众化发展模式,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日本高等教育于1963年迈入大众化阶段,经过一系列调整及变革,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在整个大众化进程中,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在整体上都呈现扩张趋势,如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各类短期职业院校等均所有扩充,但私立高校担当了主力军角色,发展迅猛,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各个阶段皆占主导作用,院校及学生数量都远远超过国立、公立高校,且影响至今,现如今日本私立高等院校的数量及在校生人数均占总数的70%以上。在国际及国内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着“量化指标”和“质的规定性”不完全同步的现象,高等教育正是围绕数量和质量这两个基本点进行变革的。在以私学主导为中心,规模与质量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协调作用下,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经了快速扩张期、集约发展期和稳定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1963年至1970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规模扩展为主的快速扩张阶段。这一时期是日本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经济高速增长,教育投资论盛行,日本社会中等阶层扩大。结合中等教育普及多样化,人才需求旺盛的社会现状,日本政府提出了“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修订并放宽了大学设置基准。日本高等院校尤其是私立大学及私立巨型大学的规模急剧扩展,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迅速增多,学部及学科种类也大幅扩充,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以量化规模扩展为主要特点的飞速扩展期。与此同时,日本高等教育出现了目标偏向功利性,入学考试选拔标准较为片面,教育资源不足且分配不均、质量下降的问题。此阶段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呈现私立高等院校发挥主力、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职业院校发展突出及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较大的特点。整体来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标准,但“质”上还存在一定差距。1971年至1983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以质量调控为主的集约发展阶段。在石油危机经济增速下降、高校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以及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关于高学历问题意见书》等政策相继被提出,日本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援助与控制私立高校,挽救前一阶段因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带来的质量危机。在高等教育目标上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了统一的入学招生考试制度,并改进了师资教学及课程内容,强化了高校的内外部管理。日本高校数量增速放缓,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出现间歇性回落,学科及专业结构走向融合。呈现高校纵向多层次化发展、应用型人文社科类学科比重增加的特点。1984年至1999年是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量质兼顾、并重发展的稳定增长阶段。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加强。私立高等院校数量有序增长,国立、公立高校平稳发展,高校入学人数稳定回升,学科种类走向交叉与融合。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也进一步完善及提升,高等教育理念趋向个性与创新,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综合,高校师资队伍力量提升,管理及评估机制更专业精细化,呈现数量与质量发展协调兼顾,高等教育社会服务职能加深,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的特点。至1999年,日本高等教育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质量要求”上,都达到了大众化标准,毛入学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的转变。日本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私立各类高校发挥主力作用,构建非传统型多层次高等教育,使大众与精英教育并存的大众化发展路径颇具特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在“量”上达到了大众化的标准,然而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教育水平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学位含金量变低等遗留问题仍需解决。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中必须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高校在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国家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需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特色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既满足大众化的量化指标,又达到质的规定性,进而顺利衔接至普及化阶段,并稳步发展。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史洋[4]（2021）在《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近现代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为考察对象,目的是探寻作为近代艺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私立艺术学校,在近现代艺术教育历史进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研究过程关注私立艺术学校与公立艺术学校教育之间互补的紧密关系,通过“肇始”开篇,阐述近现代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兴起缘由与发生发展;进而围绕“立存”展开论述,着重讨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制度的“归化”,即对近半个世纪私立艺术学校办学机制关乎“道统”问题的历史纠葛给予事实明辨;以“运转”为线索,针对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多元机制,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推出“突围”主题,重点揭示长达半个世纪私立艺术学校本土化教育的抉择,表明私立艺术学校顺势而为但又艰辛的办学历程,而这恰恰是这一段历史时期私立艺术教学校办学的重要特点。进入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要面向广大工农开门,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方针下,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教育主权收归国有,此时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历史退场成为必然。如是,以“回望”为主旨的结论性阐述,贯通历史发展的多重脉络,为我国近现代百年艺术教育史的书写补上至关重要的篇章而使之完整。与此同时,本文在对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进行探究外,亦试图通过分析我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历史的多层次背景,进一步阐明作为我国近现代艺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历史进程中的特殊贡献,突出其作为公立艺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在平衡近现代各种艺术教育力量中所发挥的中坚作用。
张古悦[5]（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6]（2021）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文中研究说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3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柳丽娜[7]（2020）在《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1912至1937年是我国晚清以来教育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可以丰富乡村教育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够为当下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本论文以安徽省的乡村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法为主,辅之以个案研究法和比较归纳法,考察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教育的发展状态,以揭示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制约。在整理、分析民国时期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法令汇编,相关报刊、着作等一般性史料的基础上,重点整理、挖掘了民国时期安徽省乡村教育办理的地方史料,主要包括《安徽教育行政周刊》《安徽教育周刊》《安徽教育行政旬刊》,怀宁县、天长县、阜阳县等八个县的教育志,桐城县和休宁县的县志等。以艾森斯塔德关于教育领域现代化的理论为基础,聚焦1912至1937年间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系统、乡村教育者三个维度,以专门化、组织化和系统化为指征,贯穿以国家意志、精英理想、乡村诉求三条线索,分析乡村教育在这三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出的现代转型进程与样态。研究发现:第一,从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建立了省、县两级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在县与最基层的乡村之间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组织,主要通过在乡区设立学区教育委员和保甲制度下以联保主任充任学董来代为行使部分教育行政权力。通过对安徽省怀宁县、天长县、颍上县等样本县乡村小学校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乡村小学校的数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就学的学生数也呈上升的趋势。但乡村小学校的建设很多停留在形式上,尤其是初级小学校,虽然有充足的生源,却没有足够的学生,虽然遍布乡村,却时常难以为继。这其中,乡村私塾的影响不可忽视,小学校与私塾,分别作为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机构的代表共存于乡村地区。这折射出的不仅是现代教育在乡村推进的不易,更说明了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绝不止步于设立专门的组织与机构,更需要组织与机构的系统化有效运行。第二,从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乡村小学校无论是从小学校的建设、课程标准的执行、教学法的运用还是学校内部的管理上都呈现出较多的不成熟性,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参差不齐、成效总体不彰。除了一小部分乡村小学校的办理彰显出现代化的活力,更多的乡村小学校呈现出的是较为萧条的景象。此外,位于教育经费体系最底端的乡村小学教育经费,在这一时期,虽有独立之名,但常无独立之实,维持乡村小学校正常运转的教育经费的专门化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常常是金额不足、来源不稳。第三,从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来看,安徽省在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小学校长和教员的任职资格标准根据省情进行了修订,整体上略低于国家标准。这一时期,安徽省虽然在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化、小学校长专任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乡村小学校长无论从资质还是实质上,特别是实质的胜任力上都没有成为现代化学校系统的合格的专业成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病,校长们的违规行为也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对小学教员而言,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政府对小学教员在任职资格和专业知能等方面的要求是不匹配的。虽然安徽省试图使小学教员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通过培训、研究等方式促进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安徽省各县小学教员,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依然不高且参差不齐,有些乡村地区的小学教员甚至连形式上的专门化也没有达到,其专业化水平更是令人担忧。这一现象在占乡村小学校多数的初级小学校中尤为明显。1912至1937年的安徽省乡村教育发展的状况表明:民国政府力图对乡村教育的行政组织机构,乡村小学校的设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则规约、内部管理、办学经费、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员的选任、培训及考核等进行现代化的规划,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受到传统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乡村社会自身的制约,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步履维艰。尽管这一时期乡村教育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初步完成了制度层面的现代转型,但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代转型还远没有完成。
王海凤[8]（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认为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刘清越[9]（2019）在《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筑设计行业的从业者开始了由传统工匠向近代建筑师的转变。本文以首都门户、北方经济贸易中心的近代天津为切入点,选取近代时期在天津开展职业实践的中外建筑师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历史档案等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借助分类比较、信息数字化、实地调研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了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螺旋式职业化发展进程,总结了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职业化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建筑师职业化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影响,为我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当代建筑师职业发展提供参考。论文第2章分中西方两条主线,对中国古代传统工匠体系的传承发展和西方近代职业建筑师的演进历程分别进行了梳理,是对中西方建筑师不同的职业起源和形成的概述。第3章从建筑思想、建筑技术、建筑教育和建设管理模式这四个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影响最大,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讨论。理清各自的发展阶段、转变内容和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下文进一步的分析、论述做好背景铺垫。第4章首先根据群体的来源和供职机构的不同,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进行分类。然后选取了其中八个最为典型的中外建筑设计开发机构,通过整理、归纳每个机构的运营模式、组织架构、业务类型、实践作品以及机构中所涉及的中外建筑师的生平经历,清晰地描绘出天津近代建筑师在职业实践中显现出的群体轮廓和个体形象。第5章对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四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包括职业注册制度确立表现出的法制化特征,建筑师职责范围明确表现出的责任化特征,建筑师执业规范增强表现出的规范化特征,以及建筑师行业组织创立表现出的团体化特征。第6章总结了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以及对天津近代建筑设计行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后续研究的展望。
贺娜[10]（2019）在《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国家开始允许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民办高等教育也逐步开始呈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可以说,民办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具体的标志性政策文件主要有1987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明文规定社会力量办学是国家办学的补充。更加具有标志性的政策是2002年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赋予了民办高等教育合法地位,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也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启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指导的新阶段。同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育部也发布了《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以及《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因此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现在取得的发展,虽然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其中有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以及由此促进的教育政策资源的增多,教育政策质量和政策绩效的提高,这为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和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采用文本计量的方法,建立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二维分析框架。此外,本研究借鉴威廉.N.邓恩的政策绩效评价标准以及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目标与内容,设计了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的测评问卷。之后以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为思路,构建了一个包含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质量、政策资源、政策执行力以及政策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的实证方法,探究了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本文所提研究假设。最终,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通过建立政策二维分析框架来量化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了解到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目标大多倾向于改善民办高校内部管理,其次是增加财务资产、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2）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水平表现一般,处于中等水平,因此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在保证政策效果、政策公平以及政策回应性上还需要努力。最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3）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政策绩效（4）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资源对政策绩效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5）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的增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绩效水平,同时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分别在政策质量和政策资源对政策绩效的影响上起中介作用,因此加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度是很有必要的。
二、教师职业手段十三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教师职业手段十三条（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1.研究缘起 |
| 2.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1.关于民国小学教师待遇的研究 |
| 2.关于民国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的研究 |
| 3.关于民国初等教育的研究 |
| 4.关于民国物价的研究 |
| 5.相关研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概念界定 |
| 2.理论依据 |
| 3.研究方法 |
| 一、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政策制定 |
| (一)奉天省初等教育及小学师资概况 |
| (二)中央颁布的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三)奉天省颁布的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1.1912-1922 年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2.1923-1931 年小学教师待遇政策 |
| 二、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况探究 |
| (一)第一次直奉大战前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概况 |
| (二)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实际概况 |
| (三)1912-1931 年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实况的定位 |
| 1.地域比较 |
| 2.群体比较 |
| 三、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影响因素及历史影响 |
| (一)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影响因素 |
| 1.政局不稳,战乱不断 |
| 2.教育经费起伏不定 |
| 3.当权者的教育认识 |
| (二)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的历史影响 |
| 1.对小学教师的影响 |
| 2.对初等教育的影响 |
| 四、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发展的现实启示 |
| (一)维持社会稳定,大力发展经济 |
| (二)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保证专款专用 |
| (三)提高教师聘用标准,建立优秀的教师队伍 |
| (四)提高教师的地位,改善教师的待遇 |
| (五)培养教师爱岗敬业精神,树立责任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资料 |
| (二)学术专着 |
| (三)相关论文 |
| (四)电子文献 |
| 致谢 |
（2）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理论基础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 |
| (一)历史分期依据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基础 |
| 第一节 大正时期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大正时期的社会形势 |
| 二、《大学令》等相关法令的推进与实施 |
| 三、帝国大学的规模扩展 |
| 四、专门学校的升格 |
| 五、公立、私立大学的初创 |
| 第二节 昭和前期及战时日本高等教育的强化与扩充 |
| 一、昭和前期的社会变革 |
| 二、国家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强化与推进 |
| 三、帝国大学的增设与发展 |
| 四、私立及官立、公立大学的扩展 |
| 五、专门学校的扩充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建及大众化的前奏 |
| 一、战后初期的社会发展 |
| 二、高等教育民主新法令的颁布与落实 |
| 三、旧制大学改组升级为新制大学 |
| 四、私学扩展及巨型私立大学的出现 |
| 五、短期大学的制度化与发展 |
| 第二章 规模扩展: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扩张(1963-1970 年) |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扩张的背景 |
| 一、经济超热化高速增长 |
| 二、社会中等阶层的扩大 |
| 三、人力资本及教育投资理论的盛行 |
| 四、中等教育的普及与多样 |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提出 |
| 一、实施“理工科人才扩充计划” |
| 二、修订并放宽《大学设置基准》 |
| 三、落实《关于改善大学教育》报告 |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 |
| 一、私立高校及私立巨型大学大幅增设 |
| 二、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剧增 |
| 三、学部及学科种类的快速扩充 |
| 四、国立及公立高等院校的显微发展 |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危机显现 |
| 一、高等教育目标偏向功利性 |
| 二、大学入学考试受传统学力观束缚 |
| 三、教学大课堂化及课程设置批量化一 |
| 四、高校教育资源短缺且分配不均衡 |
| 五、“大学纷争”学生运动的爆发 |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扩张的特点 |
| 一、私立高校发挥主力作用 |
| 二、高校规模横向急剧扩展 |
| 三、职业高等院校发展突出 |
| 四、理工科专业扩展比重大 |
| 第三章 质量调控: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集约发展(1971-1983 年) |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背景 |
| 一、石油危机与经济增速下降 |
| 二、少子化历史遗留问题显现 |
|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
| 四、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启动 |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改革调整 |
| 一、《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提出 |
| 二、《大学设置基准》与咨询报告的修改与完善 |
| 三、振兴与援助私立高校法案的实施 |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集约发展 |
| 一、各类高校数量增速放缓 |
| 二、高校学生人数阶段性回落 |
| 三、学科专业数量增速下降 |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调控 |
| 一、教育目标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
| 二、大学统一入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 |
| 三、兼职教授的选聘与课程教学的创新 |
| 四、高等院校内外部管理的相互制衡与加强 |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集约发展的特点 |
| 一、私学转向集约化节制发展 |
| 二、高校类型纵向多层次优化 |
| 三、应用型人文社科类专业增加 |
| 第四章 量质兼顾: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稳定增长(1984-1999 年) |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稳定增长的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增强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
| 三、日本社会阶层趋向均等化 |
| 四、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趋势增强 |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成熟 |
| 一、“大学开放方针”的实施 |
| 二、大学自由化政策的制定 |
| 三、大学自我评价机制的导入 |
| 第三节 日本高等教育规模的平稳增长 |
| 一、私立高校数量有序增长 |
| 二、国立及公立高校的平稳发展 |
| 三、高校学生人数稳定回升 |
| 四、学部学科的新增及改组 |
| 第四节 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及质量的优化 |
| 一、教育理念趋向个性及创新 |
| 二、入学选拔制度多样且灵活 |
| 三、人才培养走向开放与多元 |
| 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提升 |
| 五、管理运营及评估机制规范 |
| 第五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平稳增长的特点 |
| 一、量质并重趋向均衡发展 |
| 二、大学服务社会职能加强 |
| 三、高等教育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
| 第五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一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路径及特点 |
| 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种发展路径 |
| (一)美国:公立为主,政府、高校、社会协调发展 |
| (二)英、法等欧洲国家:公立为主,倚重政府 |
| (三)日本:私立为主,政府引导 |
| (四)中、俄等转型国家:前期倚重国家,后期民间发力 |
| 二、日本私学主导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特点 |
| (一)私立高等院校占据主体地位 |
| (二)以二元高等教育结构为基础 |
| (三)构建非传统型多类型高等教育机构 |
| (四)大众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互促并存 |
| 第二节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 一、树立量质兼顾并重的高等教育改革理念 |
| 二、充分挖掘并发挥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潜力 |
| 三、高校扩大规模时需坚持市场导向并兼顾大众需求 |
| 四、政府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及时干预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
| 五、高等教育应从外延式综合扩张转向内涵式分类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本文针对性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六、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肇始——近现代私立艺术学校的兴起 |
| 第一节:私立艺术学校萌发的背景 |
| 一、私学教育的历史渊源 |
| 二、近代私立艺术学校教育的面貌 |
| 第二节:进步思潮对私立艺术教育的推动 |
| 一、洋务运动推动下的艺术与技艺专门教育 |
| 二、私立艺术学校与美育思想传播 |
| 第三节:蓬勃发展的私立艺术学校教育 |
| 一、私立艺术学校的普及与推广 |
| 二、学制转变对私立艺术学校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立存: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多元办学资源影响私立艺术学院的性质 |
| 一、私立教育制度构成的历史渊源 |
| 二、教学资源的调整与“归化”之路 |
| 第二节:多方力量影响下私立艺术学校的发展 |
| 一、维新派开启私立艺术学校发展之路 |
| 二、同类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出现与扩张 |
| 三、私立学校逐步“官学”化 |
| 第三节:从社会作用看私立学校走向道统 |
| 一、公立与私立及教会学校的教育平衡 |
| 二、私立艺术学校是新兴美育教育的实践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运转:私立艺术学校发展的机遇与困境 |
| 第一节:政策制度给予私立艺术学校发展空间 |
| 一、晚清新学影响下的私立艺术学校基本面貌 |
| 二、私立艺术学校教育与教学制度的完善 |
| 第二节:私立艺术学校的管理机制 |
| 一、专门学校令的颁布与促进私立艺术学校教育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办学应对措施 |
| 第三节:私立艺术学校遭遇的困难 |
| 一、战时教育中的私立艺术学校办学特点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艰难维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突围:私立艺术学校本土化教育的左右抉择 |
| 第一节:借鉴域外:公立学校教育模式的形成 |
| 一、取师日本:洋务派的优选途径 |
| 二、效法美国: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
| 三、学习苏联:新中国学制的确立与教育变革 |
| 第二节:从教授技能到传播美育:专业课程教学观念的成熟 |
| 一、面向市场的商业技能传授 |
| 二、美育在私立艺术学校中的推广 |
| 第三节:不自觉到自觉:私立艺术学校自身特色教育模式的探索 |
| 一、艺术理论教学得到重视 |
| 二、学报校刊对艺术教育本土化的推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回望:私立艺术学校历史性退场解读 |
| 第一节:新中国初期对私立学校的逐步改造 |
| 一、以俄为师,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教育改造 |
| 二、影片《武训传》批判,成为教育改造的引爆点 |
| 第二节:私立与教会立学校的公立化转变 |
| 一、教会学校的合并与改造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逐步退场 |
| 第三节:私立学校艺术教育的延续 |
| 一、私立艺术学校的思想改造 |
| 二、私立艺术学校的人才流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重要近现代教育文献选摘 |
| 附录二: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概况统计(1912-1949) |
| 附录三:1912-1949 出版艺术理论专着统计表 |
| 附录四:为论文搜集资料的访谈选编 |
| 致谢 |
（5）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与拓展突破 |
| 四、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朝鲜人迁入辽宁地区的肇始 |
| 1.1 鸭绿江沿岸生活的早期朝鲜移民 |
| 1.1.1 东北封禁时期的朝鲜移民 |
| 1.1.2 东北解禁后的朝鲜移民 |
| 1.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与掠夺 |
| 1.2.1 朝鲜半岛殖民地体系的设立 |
| 1.2.2 残酷殖民统治导致朝鲜人流离失所 |
| 1.3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10年8月—1919年3月) |
| 2.1 中日两国对辽宁地区朝鲜移民的管理政策 |
| 2.1.1 朝鲜移民的人口数量与地域分布 |
| 2.1.2 清朝末期辽宁官宪的“清源截流”政策 |
| 2.1.3 民国初期辽宁官宪的“监视管理”政策 |
| 2.1.4 日本领事馆的统制政策 |
| 2.2 清末民初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2.2.1 极度依赖农业生存的朝鲜移民 |
| 2.2.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开始推行殖民教育 |
| 2.2.3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兴起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三一运动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19年3月—1931年9月) |
| 3.1 中日对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3.1.1 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的朝鲜移民 |
| 3.1.2 奉天军阀政府的“驱逐排斥”政策 |
| 3.1.3 日本领事馆对朝鲜人的“统制利用”政策 |
| 3.2 辽宁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大潮 |
| 3.2.1 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的高峰 |
| 3.2.2 朝鲜人民族主义反日团体的联合 |
| 3.2.3 活跃于辽宁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者 |
| 3.2.4 朝共满洲总局的解散及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
| 3.3 三一运动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3.3.1 以农为主兼顾工商的职业构成 |
| 3.3.2 日本帝国主义当局极力推行教育侵略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的朝鲜人(1931年9月—1945年8月) |
| 4.1 日伪政权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政策 |
| 4.1.1 朝鲜人避难潮 |
| 4.1.2 “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 |
| 4.1.2.1 “铁岭安全农村” |
| 4.1.2.2 “营口安全农村” |
| 4.1.2.3 “集团部落” |
| 4.1.3 日伪强制移民政策导致朝鲜移民数量激增 |
| 4.1.4 “五族协和”的谎言 |
| 4.2 东北沦陷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4.2.1 遭受日伪政权极度剥削压迫的朝鲜人 |
| 4.2.2 日伪政权对朝鲜人的奴化教育 |
| 4.3 辽宁地区朝鲜人抗日斗争 |
| 4.3.1 辽宁民众自卫军与朝鲜革命军 |
| 4.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朝抗日武装力量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胜利后的辽宁地区朝鲜人(1945年8月—1948年11月) |
| 5.1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平等”政策下的辽宁地区朝鲜人 |
| 5.1.1 朝鲜青年踊跃加入朝鲜义勇军 |
| 5.1.2 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与土地改革 |
| 5.2 国民党政府对辽宁“收复区”内的朝鲜人管理政策 |
| 5.2.1 设置朝鲜人事务处理机构 |
| 5.2.2 遣散朝鲜人计划 |
| 5.2.3 对朝鲜人资产的掠夺与返还 |
| 5.2.4 救济朝鲜农民 |
| 5.3 抗战胜利后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
| 5.3.1 掠夺政策影响下的朝鲜人口数量与经济生活 |
| 5.3.2 国民党政府扶持监管下的朝鲜人教育 |
| 5.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新闻报纸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6）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
| 一、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作出修改 |
| 二、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条例》作出修改 |
| 三、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教育条例》作出修改 |
| 四、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出修改 |
| 五、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作出修改 |
| 六、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
| 七、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作出修改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 |
| 目录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禁毒宣传教育 |
| 第三章毒品管制 |
| 第四章戒毒管理服务 |
| 第五章监督保障 |
| 第六章法律责任 |
| 第七章附则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
| 目录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 |
| 第三章运营与改造 |
| 第四章技术与应用 |
| 第五章引导与激励 |
| 第六章法律责任 |
| 第七章附则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教育条例 |
| 目录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组织管理 |
| 第三章学校环境教育 |
| 第四章社会环境教育 |
| 第五章保障与监督 |
| 第六章附则 |
|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
| 目录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保障措施 |
| 第三章生育调节 |
| 第四章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服务 |
| 第五章优待和奖励 |
| 第六章监督措施 |
| 第七章法律责任 |
| 第八章附则 |
| 宁夏回族自治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 |
| 目录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消费者的权利 |
| 第三章经营者的义务 |
| 第四章消费者组织 |
| 第五章争议的解决 |
| 第六章法律责任 |
| 第七章附则 |
| 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
| 目录 |
| 第一章总则 |
| 第二章管理措施 |
| 第三章监督措施 |
| 第四章法律责任 |
| 第五章附则 |
|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问题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二)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研究 |
| (三) 晚清至民国时期安徽省教育现代化研究 |
| (四) 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评价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教育 |
| (二) 乡村小学校 |
| (三) 现代教育 |
| (四) 教育现代转型 |
| 六、样本县基本情况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发展的背景 |
| 一、民国时期的国家教育制度 |
| (一) 明确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 |
| (二) 颁行现代学制和制定教育法令法规 |
| 二、民国时期影响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主要教育思想 |
| (一) 普及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二) 义务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 国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四) 平民教育思想及其对初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影响 |
| 三、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运动 |
| 四、民国时期的安徽省社会和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一) 安徽省社会发展概况 |
| (二) 安徽省初等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组织机构的现代转型 |
| 一、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一) 国家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二)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专门化、系统化 |
| (三) 安徽省县级及以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的运行 |
| (四) 安徽省教育行政组织的特征 |
| 二、乡村小学校的专门化、组织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校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设立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与乡村私塾并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小学校系统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课程的现代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课程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对国家小学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 |
| 二、乡村小学教学法与教则的现代化 |
| (一) 小学教学法的现代演进 |
| (二) 小学教则的现代演进 |
| 三、乡村小学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
| 四、乡村小学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层面教育经费独立的相关政策 |
| (二) 安徽省教育经费的专门化 |
| (三)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的经费保障情况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者角色的现代转型 |
| 一、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对小学校长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校长角色的专门化 |
| 二、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一) 国家关于小学教员角色专门化的制度设计 |
| (二) 安徽省乡村小学教员角色的专门化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镜鉴 |
| 一、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决定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难度 |
| (二) 国家意志、知识精英和乡村社会之间的张力制约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程度 |
| (三) 乡村小学校的边缘地位延缓了乡村教育现代转型的进度 |
| 二、历史镜鉴:面向未来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一) 时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二) 空间维度的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学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范围 |
| 1.5 概念界定 |
| 1.6 既有研究综述 |
| 1.6.1 天津近代建筑史研究 |
| 1.6.2 我国近代建筑师、建筑设计机构研究 |
| 1.6.3 我国近代建筑师执业状况研究 |
| 1.6.4 既有研究不足 |
| 1.7 研究方法 |
| 1.8 创新点 |
| 1.9 研究框架 |
| 第2章 中西建筑师的职业起源和形成 |
| 2.1 中国清朝以降工匠体系的传承 |
| 2.1.1 皇家工官制度 |
| 2.1.2 民间匠籍制度 |
| 2.2 西方近现代职业建筑师的发展 |
| 2.2.1 建筑师职业角色的演进 |
| 2.2.2 建筑师培养方式的转变 |
| 2.2.3 行业组织和职业注册制度的建立——以英国为例 |
| 2.3 小结 |
| 第3章 中国近代建筑师职业引入的社会背景 |
| 3.1 观念转变——近代建筑思想的更新 |
| 3.1.1 从消极避让到主动学习 |
| 3.1.2 从机械模仿到辩证思考 |
| 3.1.3 传统样式与现代风格的碰撞 |
| 3.2 技术支撑——近代建筑技术的升级 |
| 3.2.1 西方建筑技术的早期引入 |
| 3.2.2 西方建筑技术的全面接受 |
| 3.2.3 中西建筑技术的本土融合 |
| 3.3 人才培养——近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创建 |
| 3.3.1 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 |
| 3.3.2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制度的形成 |
| 3.3.3 天津近代建筑教育的发展 |
| 3.4 制度确立——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形成 |
| 3.4.1 租界对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引入(1860-1902) |
| 3.4.2 华界对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探索(1902-1928) |
| 3.4.3 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确立(1928-1937) |
| 3.4.4 天津近代城市建设管理模式的发展(1937-1949) |
| 3.5 小结 |
| 第4章 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的构成和职业实践 |
| 4.1 天津近代建筑师群体的构成 |
| 4.1.1 近代建筑师群体来源 |
| 4.1.2 近代建筑师群体供职机构 |
| 4.2 外国开发建设机构与建筑师在津的早期开拓 |
| 4.2.1 先农公司(工程部) |
| 4.2.2 义品公司(设计部)和沙德利工程司 |
| 4.3 中外建筑师在津的职业实践 |
| 4.3.1 “合伙经营型”建筑设计机构 |
| 4.3.2 “独立经营型”建筑设计机构 |
| 4.4 小结 |
| 第5章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的特征表现 |
| 5.1 法制化——建筑师的职业制度 |
| 5.1.1 民国时期的初步确立 |
| 5.1.2 日伪时期的短暂停滞 |
| 5.1.3 民国末期的快速发展 |
| 5.1.4 解放初期的过渡转换 |
| 5.2 责任化——建筑师的职责范围 |
| 5.2.1 项目协调 |
| 5.2.2 许可申请 |
| 5.2.3 施工监督 |
| 5.2.4 安全鉴定 |
| 5.3 规范化——建筑师的执业规范 |
| 5.3.1 收费标准 |
| 5.3.2 工作流程 |
| 5.3.3 工程文件 |
| 5.4 团体化——建筑师的行业组织 |
| 5.4.1 学术团体 |
| 5.4.2 同业公会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6.1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的规律 |
| 6.1.1 阶段性的发展 |
| 6.1.2 多方面的转变 |
| 6.1.3 进程中的不足 |
| 6.2 天津近代建筑师职业化进程对天津建筑设计行业的影响 |
| 6.2.1 促进了设计思想的多元发展 |
| 6.2.2 推动了建筑技术的长足进步 |
| 6.2.3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储备人才 |
| 6.2.4 提供了有借鉴性的管理制度 |
| 6.3 研究未尽事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内容的相关研究 |
| 1.2.2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评估相关研究 |
| 1.2.3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对政策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教育政策绩效评估理论 |
| 2.1.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 研究假设 |
| 2.2.1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质量与政策绩效关系假设 |
| 2.2.2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资源与政策绩效关系假设 |
| 2.2.3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执行力的中介作用假设 |
| 第3章 基于文本计量分析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演变研究 |
| 3.1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总体状况分析 |
| 3.1.1 政策文本的制定主体分布 |
| 3.1.2 政策文种类型 |
| 3.1.3 政策文本主题分布 |
| 3.2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演变历程及其特征 |
| 3.2.1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演变历程 |
| 3.2.2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演变特征 |
| 3.3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二维分析 |
| 3.3.1 文本二维分析框架制定 |
| 3.3.2 政策文本内容单元编码 |
| 3.3.3 政策文本二维分析结果 |
| 第4章 基于SEM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影响因素模型设计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结构方程模型介绍 |
| 4.1.2 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4.2 变量测量 |
| 4.2.1 政策绩效测量 |
| 4.2.2 政策质量测量 |
| 4.2.3 政策资源测量 |
| 4.2.4 政策执行力测量 |
| 4.3 问卷设计及数据来源 |
| 4.3.1 问卷设计 |
| 4.3.2 问卷预调研 |
| 4.3.3 数据来源 |
| 第5章 实证分析——基于湖北省4所民办高校的样本数据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基本信息分析 |
| 5.1.2 观测变量均值及标准差分析 |
| 5.2 信度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1 信度检验 |
| 5.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 变量数据的正态性检验 |
| 5.4 模型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识别 |
| 5.4.2 整体模型拟合度检验 |
| 5.4.3 模型修正 |
| 5.4.4 修正后模型内在结构检验 |
| 5.5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 5.5.1 假设检验 |
| 5.5.2 结果讨论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四、教师职业手段十三条（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前期奉天省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1）[D]. 王兆倩.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私学主导：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研究[D]. 陈元元. 河北大学, 2021(09)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近现代江南地区私立艺术学校教育变迁研究[D]. 史洋.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02)
- [6]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禁毒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J].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21(03)
- [7]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现代转型（1912-1937）[D].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8]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天津近代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研究[D]. 刘清越. 天津大学, 2019(06)
- [10]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D]. 贺娜.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