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是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以洞悉和模拟人类心智活动为目标的跨学科领域，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的增长点。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功能系统，其在哲学范畴上属于“第一性的东西”，它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机竞争、劳资对立等，同时它还可以制造结构性失业，拉大阶级贫富差距，诱发不可预知的新型资本主义危机，这为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本主义
一、引言
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技领域，“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的含义非常宽泛，涵盖了一切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拓展和延伸人类心智（Mind）活动（譬如知觉、联想、预测、规划和运动控制）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人工智能最早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随着人机交互、机器学习、模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及G20峰会上指出，人工智能产业的迅猛发展，智能化技术的日新月异，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2015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对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做出部署，提出了针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随着一旦已经发生，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P473）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历史与社会具有深刻的交互联系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自然科学每前进一步，就是为人的解放做一份准备。”[2]（P602）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作为建立在批判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面对人工智能这样一项将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变革意义的技术创新，应当而且也必须发出旗帜鲜明的强有力声音，并做出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解读。
二、人工智能技术的特征、应用与前景
人工智能是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跨越数学、光学、动力学、心理学、神经学、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它通过实施反向工程，精确理解、建模和模拟人类大脑的运作机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与人类智能相似或超越人类智能的技术系统。
截至目前，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已经在两个方向上有所突破：
第一类系统能够感知和理解信息，“从经验中学习”。这类系统能以极高的速度检查有意义的海量信息样本，不仅能理解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听觉、书面信息，还能理解电脑和网络中的数据，从中挖掘、发现和掌握人类大脑无法企及的模式和见解，做出准确预测。根据研究的重点和方法，研究者们将其称为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大数据、认知系统或者遗传算法，等等。
第二类系统依赖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结合。它们不但可以“看、听、感觉”，还能与其所处的环境进行互动。传感器获取的信息会被收集和存储在某个遥远的服务器集群上，这个集群会利用这些信息制定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会被交给执行器来具体实施。这一类系统可以被称为“人造劳动者”，它们会种田、建屋、洒扫、烹饪、修车、做手术，或者被指派到人类不可接近的环境中去，例如扑救火灾、检查危险桥梁、在海底开矿或者在战场上作战，等等。
第二，强人工智能被誉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圣杯”[3]（P25），它能够模拟人类的视觉、推理、语言、学习等全部智力能力，具有自我意识和知觉，能够真正推理和解决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强人工智能是指与大数据、云平台、机器人、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深度融合，更注重自我学习、自我理解，环境适应能力更强的人工智能。例如，在交通行业里，百度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就是这种“强人工智能”的运用实例。由于汽车无人驾驶技术需要具备高精度地图、定位、感知、智能决策与控制四大模块，因此强人工智能需要协调对交通场景物体的识别技术和环境感知技术，以实现高精度车辆探测识别、跟踪、距离和速度估计、路面分割、车道线检测等系统之间的合作，最后再做出自动驾驶的智能决策。
物资管理作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施工企业管理的一个分支学科。当前，国内施工企业的项目材料管理基本停留在简单的出入库，对于当下动辄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造价的施工项目来说这种管理方式工作效率低，控制难度大，成本费用高，信息反馈不及时，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流动资金很难满足施工需要。
第一，弱人工智能系对人脑神经系统较为粗浅的模仿，通过“大数据＋算法”的方式来计算完成。弱人工智能的应用事例，包括下棋、聊天、写新闻稿、翻译等。因接连轻松战胜前世界第一、韩国棋手李世石和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而红极一时的人工智能软件“阿尔法狗”，即属于弱人工智能产品。再如，腾讯公司2015年研发出自动撰写财经新闻的机器人Dream Writer，迄今已累计生成了三万多篇稿件。全球最大通讯社美联社则早在2014年就开始使用机器人新闻记者来撰写财报新闻。
以技术发达水平划分，人工智能可以大致分为“弱、强、超”三个层次：
第三，超人工智能目前尚未实现，它是指将来可能发生的一种状态：人工智能在几乎所有领域——包括科学创新、通识和社交技能等方面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更聪明。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力极限的时间点，被称为“奇点”（Singularity）。奇点代表将人工智能达到和超过人类智能水平，届时，智能系统将发达到可以自我复制，从而在数量上、思想上超越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和决策将由人工智能来负责。奇点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对人类而言究竟是福还是祸，目前人们的意见颇不一致。
政治动员是在应对重大灾害时无法实现正规程序的流程，需要党中央和政府进行现场指挥，发布特殊情况政策，引导社会组织与成员高度重视，高效率调动社会公共资源，号召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因此，需要以下动员方式和内容：一是组织动员，行政动员的具体实行过程，依托于政府的各级组织进行上传下达的动员，已达到被动员人对灾难的认知，从而能及时的参与救援中。二是社区动员，社区动员从属于组织动员的一部分，是借助于基层的行政组织，如居委会。三是媒介动员，大众传媒一直以来都是宣传者使用的方法，这种方式具有时效性，能快速的将信息发布，得到相关人员的支持，社会科技的发展为信息沟通带来了便利。
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了“超人主义”或“后人类主义”的极端设想，即将超人工智能系统植入人类的大脑、假肢和感觉器官，大脑和云端服务器相连，而云端上可能存在难以计数的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将强化我们的智能，使人工智能内化为（准）人体部分，这种生物思维、生物存在与技术合并的高潮，将带来一个无区别化的世界：人与机器之间无差别，或物理现实与虚拟现实之间无区别。“我们的思维将成为生物与非生物思维的‘混血儿’，人类将成为类似神明的存在”[4]（P2-4）。届时，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将不复存在。
总体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在短短60年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弱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已经非常普遍，更高层次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正在拓展。限于计算能力、材料科学、认知理论等方面的局限性，超人工智能何时到来还未可期。不过，按照一些未来学家提出的“技术力量以指数级规模快速发展”的定律，“奇点”的来临或许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人类社会将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有浓厚的科幻世界的色彩。
三、人工智能的涵义及其哲学本质
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可能被用来指代不同的事物。广义上可以将其宽泛地理解为一个学科领域，狭义上可以指具有类似人类智力功能的设备系统，或者是指这套设备系统所采取的可与人类智力活动相比拟的信息处理模式和过程。实际上，由于人工智能研究的技术路径、学派的差异性和局限性、人类智力活动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以及现实应用场景的多样性，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与人工智能相关或相似的很多关键词——例如“心智”“意识”“思维”“感觉”“知觉”“思想”“精神”等的理解和使用也往往存在歧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就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而言，思维、感觉和心理等“是些极为广泛的、最为广泛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极其广泛的概念‘系列’下一个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定义’”。“对于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感性知觉，他们是不是能下别的定义，能下什么更特别的定义呢?只要清楚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了解，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多么荒唐绝顶的话。”[5]（P149）当然，从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阶段来看，认识可以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可以被分为感觉、知觉、表象，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假说和理论等形式。
应用本文的方法，对2018年4月30日进行的GPS车载定位实测数据进行处理。利用Novatel公司的双频商用接收机采集多组卫星数据，设置采样频率1 Hz。对于GPS载波相位数据，在大多数应用情况下，选取0.001%的误警率是可行的。而对于动态情况下应用的低成本接收机，相位噪声的标准偏差为1 cm。设置:PFA=10-5，PMD=10-4，σ=1 cm。针对设定的参数判断各卫星截止高度角下的可用性，结果如表1所示。
首先，将整个城市空间依据四叉树的构建原则进行划分，然后自顶而下、依次建立各级R+树的空间索引。空间索引采纳与否以及空间索引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场景调度的整体性能[9]。
国际知名的埃森哲咨询公司2017年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如何促生产业利润与创新》[10]（P3），对基于人工智能稳定发展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量和利润提升进行了量化分析和预测，报告认为：成功应用人工智能的企业的利润率将在2035年之前平均提高38%，人工智能在12个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的16个行业当中的应用，可使生产总值额外增加14兆美元。不过，就此将人工智能系统自身视为价值创造源泉，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高级机器系统，本身不是活劳动、不能创造价值。但是，该机器系统上凝结了研发、创造人工智能的劳动者们（包括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科技人员、工程制造从业人员等）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并且经由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将这些上游生产者凝结在机器上的价值，分散转移到了人工智能统摄的下游产品当中，并且与下游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相结合。因此，在人工智能带来生产率和资本利润大幅提升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劳动者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的增加，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和其他应用产业资本家联合起来，对劳动者的联合体在更大程度上剥削剩余价值的残酷事实。
因此，如果我们将人类智能现象统称为与第一性的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相对立统一的“第二性的东西”，我们就不但在解决哲学问题上的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之间，选择了唯物主义，挥别了唯心主义，而且在人工智能本质问题的认识上也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范畴观。
徐琳婕，笔名烟火。1984年生于浮梁，教师。《星火》浮梁驿驿长。有诗歌、散文散见于《江西工人报》《高中生之友》，并入选多个选本。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人工智能的功能效用对人类智能的模仿不管多么惟妙惟肖，或者远远超越后者，其在哲学意义上都不是“第二性的东西”。这是因为，尽管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凝结了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结晶，从而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特征。但人工智能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电子元件，而非作为肉体器官的人脑，这是其与人类智能的根本性区别。就其本质而言，人工智能归根到底是人类的主观世界通过劳动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是被人类改造过的无机物质，是作为人体器官延伸的工具性存在。
那么，当人工智能系统被内置于人脑、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合体之时，人工智能的哲学本质是否会转化为“第二性的东西”呢？笔者认为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由于“超人时代”远未降临，我们对这个假设性问题的思考可以比拟一个类似的现实情形：当外科医生通过手术在某人体内安装了人工骨关节，置换替代了原有人体骨关节的全部运动功能时，该人工骨关节作为工具的内在特性，在植入人体之前和之后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同理，只要人工智能的发生基础是人脑以外的物质，其哲学本质就必定是“第一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对于思维的发生论有三项著名论断：思维是人脑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首先，“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6]（P373）；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不论是从人类历史看，还是从个体历史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7]（P34）；而且，“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6]（P426）。
四、人工智能与人机竞争、劳资对立
作为信息处理工具的人工智能，是一系列电子元件组成的空前复杂、精密和发达的机器系统。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当然无缘见证人工智能的诞生及其社会影响，马克思时代最发达的机器生产形态，是“通过传动机有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在这里，代替整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8]（P438），但是他回顾和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并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规律出发来理解和论证了机器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所指出的，“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9]（P527），科学技术与机器不只是生产过程的工具与中介，而且直接建构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往关系。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带动的机器设备革新，不但影响着社会的结构形式，而且具有意识形态的批判价值。殷鉴不远，这些宝贵的思想对于人工智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具有穿越时空的预言般的指引性。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具有重大的科学进步意义和社会经济价值，并将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更多更丰富的美好体验。然而笔者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被食利者压榨剥削的程度不仅不会减轻反而是加重了；在人工智能面前，劳动者的主体性被空前弱化，加速了向机器附属物的地位矮化；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所导致的失业率激增，工人的生活水准不但有可能相对降低，而且有可能绝对降低；工人阶级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对立将日益尖锐，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整体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
核心竞争力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它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延伸与发展，是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又称核心专长或核心能力，是企业具有的最基本的、长期稳定的、能获取超额利润的竞争优势。而对于地方高校来说，科研核心竞争力是指在地方高校科研竞争中那些最基本的、能始终引领或紧跟社会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进而使整个学校的科研工作保持科研竞争优势的持续的、长久的综合能力。
马克思以严密的逻辑、详实的材料、史诗般的语言，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进行了论证，雄辩地揭示了危机的制度原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危机的直接原因——供给与购买力比例的严重失衡、危机的表现类型——商业危机、生产危机、货币危机。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能否帮助资本主义摆脱经济危机的魔咒、实现长期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呢？
上述与认识论相关的概念系统及其分类，是哲学高度上对人类智能现象的高度抽象，与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研究这一具体学科领域中可供计算机编程、建模、分析直接使用的术语定义存在着显著差异性。实际上，即便对人工智能做狭义的理解，即将其视为与作为物质和存在的对立物——思维和意识及其所涵盖的子概念。作为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开拓者们，也同样难以对其做出“清楚”的定义。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法，是采用功能主义的思路，即强调将人工智能在其效用方面所能达到的与人类心智现象的相似性，作为划定某种信息处理系统是否达到人工智能高度的门槛。这方面最经典和著名的评定方法，是有“人工智能之父”“计算机之父”之誉的艾伦·图灵（Alan Turing）于1950年提出的“图灵测试”，其基本思路是：如果一个人（代号C）使用测试对象皆理解的语言去询问两个他不能看见的对象任意一串问题，对象为：一个是正常思维的人（代号B）、一个是机器（代号A）。如果经过若干询问以后，C不能得出实质的区别来分辨A与B的差别，那么机器A就通过了图灵测试，可以被认为已经具备了人工智能。尽管图灵测试在细节上容易受到个体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使测试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而遭到一些学者的非议，但以人类智能作为比较衡量人工智能的标准尺度的基本思路，整体上仍然被普遍接受。
治疗前,A组和B组IL-6、IL-8、TNF-α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A组治疗后炎性因子水平较B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观察到，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一旦工具由其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7]（P495）。伴随着对机器的改良，工人人数会明显减少。“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2]（P502）“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殷鉴不远，人工智能导致的行业性、结构性的失业潮，不过是人与机器对立、资本利用机器与工人对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历史的翻新、重演和发展而已。
马克思指出，在采用机器后，工人除了反对资本家，也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资料的机器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但是，机器本身只是生产资料的一种存在形式，并非是能动地制造矛盾的因素。因此，工人们“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7]（P493）。同理，人工智能本身是“技术中立”的，并非必定成为与工人相对立和相异化的形态。但当人工智能成为资本的形式，成为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为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时，人工智能也就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因此，人工智能本身对工人的失业或苦难并没有责任，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才是根本原因。要克服和解决人工智能裹挟而来的貌似不可避免的“扼杀工人”的风潮，必须从技术以外的社会经济制度入手，必须将其作为与资本主义无法切割的内生弊病予以认识和解决。
五、人工智能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人工智能还将加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奴仆化、附属化、客体化，使其面临行业性、结构性失业的现实。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工人构成总体机器的有生命的部分，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自动化作业都会替代低技能、入门级、重复性的工作，从而减少工作机会，这意味着工人就连担任机器奴仆的机会也几乎要被剥夺。此外，人工智能会通过让商家重组和重建运营方式来改变业务规则，这种组织进化和流程改进不仅经常会减少工作岗位，还会淘汰技能，以致一些昔日的“白领”“金领”，也难逃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命运。例如，全球最大的资管集团贝莱德公司2017年断然裁员100多人，并将60亿美元的资产交由人工智能量化基金管理。一些投资银行以往通过分析师、交易员进行证券买卖，现在已改由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电子化、自动化的高频交易；美国总统办公室2016年12月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报告指出，在未来十至二十年，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行业将是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办公室行政支持、销售以及服务业[11]（P13）。同时，做为资本与技术联姻的产物，人工智能将成为以“合法”方式攫取金融利益的“帮凶”，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的集中趋势愈演愈烈，进而空前拉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对传统人力和应用程序无法处理的大量数据进行积累和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详细地观察、衡量经济行为，从而为预测危机、降低风险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能够获取和分析经济危机的前兆数据甚至提出预防危机的人工智能方案，并不意味着危机预案可以被有效地执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利益主体和行为决策的分散性，必定使得作为危机解决的整体方案的实施——对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进行强制性调整和再分配，与资本主义的道德与正义观背道相驰。因此，人工智能开出的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对资本主义而言反倒是彻底颠覆其经济基础的致命药丸。在这里，资产阶级不但造就了经济危机，而且在自私理性的驱动下，必将成为阻碍人工智能“挽救”经济危机的最强大力量。
人工智能不但将验证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将引发前所未有、难以预测的危机动因，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由于人工智能的自组织、自决策、海量计算的特性，人类一旦将重要的经济决策过程交由人工智能主导，那么将难以避免和预防人工智能做出“错误决策”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现实，瞬间引发的雪崩和多米诺效应，绝不是“拔掉电脑插头”就可以终止的。例如，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2010年5月6日下午短短几分钟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000多点，相当于下午开盘价的9%，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产灰飞烟灭，谷歌公司的股价莫名其妙地升到了10万美元一股，一家著名咨询公司的股价坠落到了一美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花费了将近6个月才搞清楚，这次事件的元凶是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卖出订单，引发了安装在全世界的高频交易程序的自动报警，“疯狂买进卖出的电子同伴”依照它们的专有算法彼此倾轧，加剧了连环相撞[4]（P60-61）。
可以想见，未来的“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工智能所犯下的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火药桶。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形式，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瘟疫”超过群众有限的消费能力这一宏观经济原因之外，由于纯粹的人工智能技术原因导致的新型“人造”经济危机或将更加频发，而且其破坏力未必亚于“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争”[12]（P472），这为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动能。
我们应当像马克思那样，对科学发现和实践应用的每一个新发展都感到“衷心喜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13]（P372-373）。如果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是“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4]（P78），那么人工智能做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科技文明的结晶，其对社会进步、制度演进的“危险性”和“革命性”，无论如何估量都是不为过的。
在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酝酿超出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预测范围的新型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摧毁性力量的同时，人工智能也昭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它不仅像以往的工具、机器那样延长了人的四肢、节省了人的体力，而且有望替代人的相当一部分智力劳动，把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导致人类活动结构的变化[15]。一旦人工智能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获得了全面的应用，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将发生深刻变革。“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立的情形也将随之消失，在那个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4]（P23）。
结语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一百多年前，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历久不衰，而且越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是彰显出其追求人类解放和幸福的道德感召力，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强大解释力。资产阶级以它固有的狭隘眼光把人工智能看作是不会罢工、不要工资的劳工，而马克思主义者却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如何将人工智能打造为造福全人类的利器，而不是仅供少数人盘剥吸金的工具，如何让人工智能成为牢牢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胜利武器，这是摆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的一道崭新的历史性课题。
温度的持续变化户对桥梁结构变形及实际受力都造成较大影响，并且这种复杂的影响还随着温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当量测时间不同时，所得的结构状态结构往往也有所不同。若在施工控制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特性，则将无法得到满意的控制效果。温度发生的变化往往极其复杂，而且在现有控制条件下难以对温度变化作出预测，所以在实际的控制过程中一般无法考虑。温度荷载是对温度应力进行分析的重要前提，和其它荷载有本质上的不同，兼具结构性、时间性与空间性。
在线诊断开始之前要有一定量的原始正常样本和原始故障样本，分别对正常样本抗体库和故障样本抗体库进行初始化，再开始在线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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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颖（1974—），女，山东济南人，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9)01-0023-06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19.01.004
收稿日期：2018-10-19
（责任编辑 马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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