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柏拉图较早地论述了城邦起源。他是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的：从经济分工的角度论述了城邦起源的根本动力，从集聚和制序的角度说明城邦体制的生成和演变的过程，从规划建设意义上阐明城邦形态的显现过程，从法治层面阐释了城邦最终走向文明。实际上，由经济分工到政制产生至规划建设及最后实施法治这一城邦的起源过程，也是柏拉图逐渐完成以“正义”理念为哲学基础的理想城邦设计的过程。
[关键词]柏拉图；城邦；政制；法治；分工
柏拉图(Plato)生于公元前427年，殁于公元前347年。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给年轻的柏拉图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使他深深体察到雅典城邦政制的危机，从而探索如何从根本上改革雅典城邦政制。公元前387年，周游外地的柏拉图返回雅典并于雅典城外创建学园。在学园时期，柏拉图写成对话篇《理想国》(Politeia)和《法律篇》(TheLaws)，前者集中地阐述了古代城邦文明的起源、演变和衰落，并以其理念论作为政治哲学的依据，设计出理想城邦的政制；后者系统地论述了城邦政制的历史起源，设计出理想城邦的功能形态和法律制度。
由于需要计算的是产品的要素含量，还需要增加值占产值的份额。可以通过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数据计算得到。
一、城邦起源的动力：分工
柏拉图较早地探讨了城邦起源的问题，他将分工与城邦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在城邦怎样才能得以建立的问题上，柏拉图旳思考并不艰深，他认为，每个人的需要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人们的相互需要产生分工，城邦就是通过社会成员不同职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满足人们相互需要的社会组织。柏拉图说：“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把它叫作城邦。”[1]58每个人都有衣、食、住、行等诸多需要，有些需要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需要他人协助。为满足这种需要以及由于劳动者之间存在禀赋差异，人们的劳动活动被划分为不同的职业(分工)。因此，人们必须过集聚生活，彼此互相协作和帮助，而将大家聚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就是城邦。
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实现，分工得以不断拓展，城邦相应地发生着演化。人们首先需要粮食、房屋、衣服和鞋子四种产品，所以最小的城邦至少需要农民、瓦匠、织匠和鞋匠等“四工”，这就是城邦的原始形态。由于“四工”专注于各自的事务并不从事制造生产工具，这就产生对生产工具的需要，于是诞生新的手工行业，需要有更多人从事制造生产工具行业，这就扩大城邦。例如，农民耕田种地需要犁和锄头，但农民不制造生产工具，这就诞生新的木匠、铁匠等分工。因人们生产需要而使分工扩大的结果，“那么木匠、铁匠和许多别的匠人就要成为我们小城邦的成员，小城邦就更扩大起来了”[1]60。小城邦因手工业者的加入和手工业的发展而扩大起来。但这样的城邦仍不够大，还需要更多的分工和劳动者加入，包括牧牛人、牧羊人等牧养人，“假定这些都有了，这个城邦就不能算很小啦！”[1]61这表明，因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分工与协作是城邦形成的基础。
在柏拉图看来，交换产品满足需要是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需要有更多的农民和工匠从事分工生产，他们通过别种助手来交换产品，这就催生了商人阶层和商业经济的繁荣。由于产品交换范围拓展，人们在城邦内生产和交换彼此所需产品之后，还得提供在数量和质地上能够符合外邦人需要的产品，并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就使得分工和产品余缺的调剂由城邦内部拓展至城邦外部。在实现上述分工目标后，人们能够过上缝衣、烧饭、酿酒、欢宴、健康、免受贫困等生活，并将这种生活方式传授给他们下一代。柏拉图认为，这是一个“猪的城邦”，但也是“健康的国家”。柏拉图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样逐渐壮大的城邦里只要劳动分工整体上是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那么这个蓬勃繁荣的城邦就是健康的。
人们实现了基本生存，就会想有些许更加舒怡的生活；获得了生活满足，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随着各种需求不断地涌现，新的行业在新的劳动分工推动下连续地被创设。对此，柏拉图指出：“看来我们正在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城邦的成长，而且是一个繁华城邦的成长……如果你想研究一个发高烧的城邦也未始不可。不少人看来对刚才这个菜单或者这个生活方式并不满意。”[1]64人们在“发高烧的城邦”里是对“猪的城邦”里的生活菜单和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意的，他们还需要有家具、调味、刺绣、饰品等用品和服务，期待能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在早期的城邦里，人们不需要许多人来提供这种服务；在当前的城邦里，为了提供这种服务，城邦就需要更多的人，“我们势必要使城邦再扩大一点，加进许多必要的人和物”[1]64-65。城邦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分工，包括各类猎人、医术家、管理员、教师、厨师、保姆以及制作各种家具、生活用品的人，特别是做各种装饰品的佣人。在更多人参与分工情况下，城邦不仅逐渐壮大，而且繁华地成长。
目前，“宅”的家庭越来越多，许多家长喜欢“足不出户”，个个“低头族”，与孩子玩的能力、机会少之又少。因此，要想开展有趣、有效的亲子绘乐课堂，首先要从提高家长的“游戏技能”开始，让家长手中掌握吸引孩子的“利器”，使家长不仅在绘乐课堂上能与幼儿互动，回到家中也能随时随地与孩子玩起绘乐游戏。
随着人口逐增，城邦需要更多的土地及资源用来生产产品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需要。由于原始城邦的土地有限，制约了农产品、牧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这就激发了城邦之间争夺土地战争的爆发。为保卫城邦的生命财产免受侵犯，也为实现城邦领土的扩张，这就产生了专职保卫城邦和从事作战的护卫者阶层，他们的产生和加入使得城邦更加强大。柏拉图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城邦，不是稍微大一点，而是要加上全部军队那么大，才可以抵抗和驱逐入侵之敌，保卫我们所列举的那些人民的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财产。”[1]65实际上，护卫者阶层的加入促使城邦形成两大阶层，即生产者阶层和统治者阶层，为实现城邦在治理和生产两个方面分工，以及壮大城邦实力创造了条件。不久，护卫者阶层内部也产生分工和协作，形成专职保卫城邦的护卫者阶层和治理城邦的辅助者阶层，城邦再次实现分工拓展和实力壮大。
在城邦的城市设计中，立法者将城市建在整个城邦的中心位置，所选择的位置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很合适，与郊区、沿海等周边地区联系方便；先预留一个神圣的地段，以便建造神圣的赫斯提神、宙斯神和雅典娜等神庙，这个地段叫做“卫城”，并建城墙将卫城围起来；立法者用划分城邦国土的同样办法将城市划分为12个部分，即12个分城区。在城市功能布局上，为安全和卫生考虑，庙宇应建在市场周围或城圈周围的高地上；为捍卫宗教的伦理和法律的庄严，市政机构与法院应紧挨庙宇而建，以便涉及宗教问题的案件能够接受神圣的法律裁判；为便于与外部世界交往，城市离海大致有80斯坦特，建有非常好的港口；为提升城邦的防御能力，私人住宅应当围绕城市而建以便排列成城墙，朝向街道而能防守，这是在城市规划中加强安全防御设施建设。柏拉图尤为重视公民的文艺教育和赛事、军事训练，城市规划有学校、体育馆、剧院等公共设施，“我们已经为公共体育馆和国立学校在市中心修建了三个房屋群；同样地，在郊区的三个地区，开辟了马匹训练场，用来射箭和投掷等远程抛射物的广阔场地”[6]221。至此，柏拉图完成了城邦中城市的规划。在柏拉图看来，城市是城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功能强大。
二、城邦政制的形成：制序
古代希腊诸城邦在其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多种政制形式，柏拉图可谓是西方最早对政制文明做出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家。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大都将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四种政制形式置于当时的希腊城邦现实中进行历史横向比较研究，指出柏拉图认为城邦政制中最好的是君主政制，最坏的是民主政制。本节对柏拉图《法律篇》中有关城邦政制的研究进行了古代希腊政制文明的纵向历史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纠正我们长期以来关注柏拉图提出四种政制的横向比较研究。在这种研究思路下，笔者将提供一份关于城邦政制形成的机制和历史过程的全景式解读，以阐明希腊城邦政制的生成和演变的过程。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城邦政制中最好的是君主政制，最坏的是民主政制。他坚决反对雅典的民主政制，赞成具有氏族社会特征的斯巴达政制。从上述城邦政制形成历程来看，强权政制即是柏拉图所倡导的王权政制。他在设计理想城邦过程中，氏族社会保留下来的传统、惯例和观点依然占据重要位置。雅典城邦不欢迎柏拉图，这是可以理解的，实行民主政制的希腊城邦是不愿意回到城邦建立之前或城邦建立之初的那种状态去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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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城邦政制多元化。柏拉图认为，第三种政制是第二种政制的后继者，这种政制承认所有政体形式及其变体，并在当时希腊城邦中呈现出各样的变化。许多年后，移居山下的那些人在平原上建立伊利昂城邦，待在山上的人则在伊达山倾斜下来的河流附近山坡上建立城邦。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建造更多城市或城邦。这些城市人学会造船并克服对海的恐惧，相互结盟，组织从海上攻打伊利昂城的战争。柏拉图说：“他们围攻了伊利昂十年，在这一时期里，各个围攻者的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坏。年轻的一代反叛了。当士兵们回到自己的城市和家里时，他们没有受到隆重的接待，而是遭到大规模的暗杀、屠杀和放逐。”[6]81伴随城邦的兴起，为争夺生存资源，城邦内部、城邦之间冲突更加频繁，城邦兴衰更替更加平常，出现原始希腊人与多里安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并建立起本土城邦和殖民城邦。在这种政制下，君王、贵族和军事首领的权力被削弱了乃至消亡，城邦的创建者即公民集体获得最高统治权力，决定了城邦政治活动。
二是贵族政制。随着人口增加和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部分人移居山下小平原并从事农业生产，将石头堆砌成围墙，以保卫自己免遭野兽袭击。结果是，不同家庭实现了彼此联系并组成大家庭联合体，形成共同家园。但是原先每个家庭在各自家庭年长者统治下，遵从反映自己祖先和家庭的习俗，在组成大家庭联合体时难免会产生冲突。对于这种冲突，如何解决呢？柏拉图认为，“无论如何，这个联合体必然要做的下一个步骤是选出若干代表审查所有家庭的规则，公开向人们的首领建议采纳那些他们自己尤为推崇的规则供大家之用。这些代表将作为立法者而为人们所熟悉，并且通过任命那些首领们为官员，由此从众多强权中创造出一种贵族政体，也许还有君主政体”[6]79-80。为保卫家庭联合体生命财产安全，大家庭联合体选出若干立法代表，审查并制定规则，任命各家庭首领为官员，由此产生贵族政体。实际上，家庭联合在平原建立起比家庭更大的部落，并推选代表制定法律，家长统治制演变为贵族统治制，严格意义上的城邦国就家出现了。
四是民族国家。随着城邦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演进，希腊城邦出现了民族国家。在这一形成过程中，首先，希腊人的祖先将军队分为三支，以此建立阿尔戈斯、迈锡尼和斯巴达三个城邦国家，铁美努斯、克列斯丰提斯分别为阿尔戈斯、迈锡尼的王，普洛克勒斯和攸里斯西尼斯做了斯巴达的王，各城邦接受他们君王的统治。其次，各城邦的君王与民众依据法律相互起誓，誓言的依据是为统治和被统治而制定的法律，若国王遵守誓言，那么人们就会支持其统治，否则推翻他；若人们遵守誓言，国王则需保护民众使其免受冤屈，国王不应加强对人们的统治。可见，民族国家这种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是建立在彼此尊重契约的基础上。最后，三个城邦国家缔结友好协议，防止某个城邦国家破坏希腊地区的团结和稳定。这表明，柏拉图期待希腊各城邦维持友好的同盟关系，若某个城邦破坏同盟协议，其余城邦应联合起来反对它，以维持希腊地区的团结和稳定。
综上所述，柏拉图根据荷马史诗中相关史料，将古代希腊城邦形成的历史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强权统治阶段、贵族统治阶段、城邦体制多元化阶段和民族国家阶段。透视古代希腊城邦演进的历史全景，我们可以获得最基本的认识：古代希腊城邦是在氏族社会后期经历强权政制的崩溃，以及长期的自由公社的合并或居地集聚化过程，最终形成大公社共同体或者城邦。在城邦形成过程中，其经济活动经历了由山区牧业至平原农业到城市商业的发展过程，并对城邦体制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城邦成立议事组织并制定法律制度，选拔城邦官员和成立执行机构，培养护卫者和成立军队等，城邦政制经历了制序的逐步完善和发展过程，为最终形成城邦体制创造了条件。柏拉图将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看作发展的过程，并从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城邦政制的生成和演变，这在古代社会是极为深刻的洞见。
一是强权统治。柏拉图向我们展示一幅洪水灾患后的氏族社会情景。大致为，洪患后只有居住在山顶的牧羊人幸存下来，不同家庭彼此失去联系，家庭内部互爱互慕，这时人们依靠牛羊、奶类等食物就能生存。人们生产生活简单，毋需忍受贫穷，妒忌和暴力无从生起。那时文字尚未被创造出来，法律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生产生活遵守习俗和祖制就能治理得很好。但这已经属于某种政制，是一种强权统治。在这种政制下，氏族最年长者凭借其父母继承下来的权力实施统治，其他成员坚决服从他的统治。柏拉图借助荷马描述塞克罗普斯居住地的故事对该政制的特征进行解释，“他们没有议事的聚会，也没有法律。他们居住在挺拔险峻的山峰之巅，或者阴森幽暗的山洞，各人管束自己的妻子儿女，不关心他人时期”[5]。人们依山而居、牧羊而生，从事生产生活简单、自然，尚未产生议事组织和立法活动，氏族或部落实行最年长者的强权统治。
三、城邦形态的呈现：规划
城邦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分工深化的过程，也是政制演化的过程，更是规划的过程。可以说，柏拉图关于理想城邦及其城市形态的规划的诸多论述是古希腊早期城邦规划思想的重要成就。当然，他的思想也受到古希腊著名的建筑师希波达摩斯的影响。
随着我国会计制度的不断革新，给企业财会工作水平的提升创造了便利条件，加之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会计电算化得以诞生，更大程度地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但是对于企业会计档案管理工作而言，会计电算化的应用还存在一些缺陷，极大地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当下企业相关负责人需要思考的一大难题，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公元前5世纪，随着重建希波战争中被毁城市的需要，希腊人开始关注城市规划。最先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498B.C.-408B.C.)，据说他曾伴随雅典殖民者到南意大利的图里伊为该城邦建造新城，亦受伯里克利之令参与比雷埃夫斯新城的设计。希波达摩斯提出城市规划的希波达摩斯模式，这种模式依几何原则把全城划分为纵横成直角的街道，在城市中心集中若干街坊组成市政广场、神庙、剧场、市场等，这些公共场所亦循原有街道路线，并无专有的轴线之设，以充分体现自由、民主的城邦精神。这种城邦规划的思想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特别是影响到柏拉图的理想城邦的设计。伊丽莎白·罗森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很可能是综合了埃及的等级制、毕达哥拉斯派的公社原则和希波达摩斯等人的理想国理论，加以自己的发挥创造出来的[8]。
在整个城邦规划设计中，首先，城邦需要确定最合适的公民人数是5 040人。为什么是5 040人呢？柏拉图认为，该人数可以满足城邦土地的分配，可以保障公民有能力保卫自己，可以适用于行政区划、行军行列等城邦治理事宜。规定公民人数是城邦规划的第一步，为城邦进行国土划分创造条件。其次，立法者将整个城邦国土分为5 040份地块。这又大致分为以下步骤：一是依照土地肥瘠为原则，以国土中心为圆点呈放射状将国土均分为12份；二是将12份国土分为5 040份地块，每1份地块一分为二，由临近城邦中心的地块和临近城邦边境的地块构成；三是用抽签办法将12份国土奉献给12个神祗，以神祗的名字给所在地块命名，并称其为部落。至此，柏拉图完成城邦规划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国土进行划分，为公民均分国土创造条件。第三，先将整个城邦总人口分为12份，并将其安居在12份国土，再由5 040位公民共分得划分好的5 040份土地，实现人均分得1份地块。这样，柏拉图初步完成了理想城邦中国土的规划和分配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多次提到“回城”“进城”，表明城市对于雅典人的重要性，是他们重要的生产生活栖居地。在城邦起源中，人们最重要的需要中第二是住房，城邦需要瓦匠、木匠、铁匠等不同工匠来建造房屋。城邦还建有宫殿、商人住宅、托儿所等建筑，这是为适应城邦治理、商业、养育等分工需要而进行功能区布局。尽管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建房造屋的科学，它不同于别的科学，它被叫作建筑学。”[1]165但他最终没有对这种建筑科学进行具体的、深入的解释。反而在《法律篇》中，他将城邦及其城市的规划联系在一起进行精辟论述。
城邦又该如何进行功能布局呢？城邦被分为12分区，每个分区都有通往城市中心的道路，有促进产品交换的港口和市场，有供人们居住的房屋和提供水源的设施，有便于百姓举办活动的庙宇、广场等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城邦设为12分区与推进手工业分工是相一致的，“为供应全国其余地区，建立13个工匠团体。一个团体安置在中心城市，其余团体分配在环绕中心城市的郊区，分成12个次一级的团体，与12个分区相对应”[6]270。理想城邦以城市为中心，合理地规划分区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合理在各分区分配土地、人口等各种资源，以利于城邦各分区之间分工和协作，保证城邦生产生活用品的供应。
1）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肘关节活动度与康复医学中肘关节的功能性活动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临床上常用的肢体功能位[4]认为肘关节屈曲的活动范围为70°～90°，而本文所测量到的日常生活中肘关节屈曲活动范围为38.05°～147.65°（共计109.60°的活动范围）。此结果与Packer等[5]研究了5位健康的受测者大多数肘关节功能性活动度共需要肘关节屈曲100°（30°～130°）非常相似。并且所有研究结果显示肘关节功能性活动都没有达到肘关节全范围活动度，因此康复治疗过程中，追求完全恢复肘关节的全范围活动度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能恢复肘关节在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的功能性活动中所需要的活动度即可。
肥料多以有机肥、复合肥、磷肥和尿素为主，重施底肥。一般每667 m2施有机肥1 000～1 500 kg、磷肥50 kg、复合肥40～50 kg。视苗情实时追肥，每667 m2施复合肥20～40 kg或尿素30 kg，一般施肥次数2次左右。
柏拉图从人们相互需要产生分工的角度提出建立城邦的必要性，这是对以往神话传说中的城邦或国家起源观点的超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此，马克思曾说：“柏拉图……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2]恩格斯也说：“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3]国内学者赵崇龄曾评价道：“他(柏拉图)能在分工和阶级结构的基础上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和组织，比起后来那些‘契约论’‘神权论’的主张者高明多了。”[4]经济分工具有基础性，首先在经济领域产生分工，才能满足人们生存需要，奠定城邦的基础。当然，经济分工也存在不同经济领域的分工顺序，先是生存资料的生产分工，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分工，最后是服务产品的生产分工。经济领域中劳动分工不断细化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为城邦社会分工提供了物质基础，可以供养专职于保卫城邦的护卫者和提供治理服务的执政者，这是由经济活动到军事活动再到政治活动的发展过程，是城邦壮大、形成的过程。所以，分工是城邦形成的原始动力。
柏拉图对理想城邦的规划，是对现实中希腊城邦规划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是非常详尽的，涉及城邦生活诸多方面。从上述分析来看，首先城邦是由城市、郊区和乡村结合而成，在城市与郊区、农村之间规划道路，强化统治者对郊区和农村的控制，使城邦成为完整的整体；其次，柏拉图尤为重视城市规划，城市是城邦的空间中心，也是城邦民主政治、工商业经济、文化生活的活动中心；再者，合理的城邦分区与发展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利于城邦内不同分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保证了城邦生活用品的供应。实际上，柏拉图理想城邦的规划是想把斯巴达的军事生活和纪律用于治理雅典城市和城邦，解决雅典面临的安全和治理无序。芒福德认为：“柏拉图的大多数具体建议都是消极的：没有诗人、没有激情的音乐、没有婚姻的忠诚、没有父母之爱、没有职业的混合、没有享乐、没有对外交往。限制性、严谨性、独裁性：这便是他的理想。任何城市若退缩到柏拉图所希求的那种形式，便不成为城市了。”[9]
四、城邦走向文明：法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在秩序不良的城邦里制定法律是无济于事的，而在秩序良好的城邦里制定法律又是不太重要的，所以他没有重点论述理想城邦中立法、执法等法治问题。但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从法治层面对理想城邦的治理进行重点论述，围绕立法依据及原则、法律的执行机制、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城邦公仆和公民义务等问题进行深刻阐释。
关于立法依据。在《斐莱布篇》中，柏拉图从人类本性角度解释立法的根本依据，“人类对法律的蔑视和人性的极端邪恶，其原因在于人的快乐和欲望缺乏限度，因此要在人类中建立法律和秩序，而法律和秩序标志着有限”[10]。人们对快乐和欲望缺乏必要的限度，这会破坏个人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人们需要法律来给自己的行为进行矫正或指导，其社会生活才会幸福。在《法律篇》卷首，他说，“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6]6，立法目的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获取最大的善。柏拉图还对立法者的品德进行规定，立法者必须拥有最高美德，即“彻底的正义”。他认为，理想城邦应当是善的，更是正义的，城邦正义就是最高的善。他以其深邃的洞察力触及到城邦的本质，什么样的城邦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永恒城邦，这种城邦秩序应当依据何种最高法则来创建。
关于执行机制。柏拉图指出：“政治体制的安排有两个基本部分：第一，确定各种官职与官员，包括官职名额和选举官员的方法；第二，每种官职都须有相应法律，包括法律种类，数量以及法律的适用性。”[6]160他认为，要使纸上的法律变为现实，非选取合适的执法者不可。如果执法者不合适，他们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法律的实际价值便被掠夺了。因此，以法治国首先要选择各类官员：法官、将军、指挥官、男女祭司、城市管理员、教育官员等公职人员，成立执行委员会、法庭、军队等执行机构，实现对城邦合法治理。此外，还有监察官负责检查上述官员的行为。柏拉图对各类官员的任职资格和职责都做出详尽规定。譬如，他提出依据财产等级选出城市管理员，城市管理员有照管道路、监督工程建设、保障城市供水等职责。
关于具体法律。在阐述完执法机制后，柏拉图接着设计了具体的法律制度。关于婚姻法律，承认一夫一妻制，就婚配原则、适婚年龄、结婚仪式、离婚条件、生育及养育子女等进行规定。关于饮酒法律，规定军人和奴隶不能饮酒，执行公务的公职人员不得饮酒。关于财产法律，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每个公民拥有一块土地，不得拥有金银。关于市场交易制度，制定铸币单位、固体量器、液体量器等量衡，记录并监督市场交易行为。关于外交法律，规定城邦派遣公民出国，任何人不得因私出国，允许外邦人入境。关于犯罪与刑罚法律，柏拉图探讨了渎职、渎神、杀人、故意伤害、窝藏罪犯、抢劫、诽谤等犯罪行为，以及各种犯罪行为的量刑标准，几乎包括当时所有会出现的犯罪与刑罚。比较可贵的是，柏拉图将正义引进犯罪领域，认为非正义的犯罪是可以被治理的，法律应将德性教育和惩罚相结合来治理犯罪行为。应该说，这些分析是十分透彻、合理的。上述多项法律贯穿了一个核心理念，法治就是要用各种具体的法律去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
关于实现法治。为实现法治，柏拉图论述立法者依法立法、执法者依法办事和民众遵守法律等三个方面内容。首先，要求立法者依法立法。立法者应该以制定良好的法律为目标，一是立法者制定法律必须体现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实现法律正义的价值目标；二是制定法律应采取简单形式和双重形式，前者只包含惩戒性规定，后者包括惩戒性规定和劝说及说明的内容。其次，要求执法者依法办事。在柏拉图看来，如果法律是执法者的主人，执法者以法律为准绳并严格执法，那么城邦实现团结和稳定就充满希望；如果法律成为执法者的奴仆，那么法律就失去维护城邦正义秩序的意义，城邦离崩溃就为时不远了。第三，要求民众遵守法律。法律的首要作用在于教育，而节制是教育的结果，法治首先要注重法律教育，培养公民具有自觉遵守法律的意识。他说：“按照古代法律，人民不是受控制的：恰恰相反，他们自愿做法律的奴隶。”[6]104柏拉图关注把守法的意识溶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中，引导公民把守法养成一种自觉自愿的生活习惯。
从立法依据，到法律执行，再到法律制度的设计，最后实现法治，柏拉图向我们展现了他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柏拉图关于理想城邦中法制的设计和法治的实施，是在批判已有的法律和法治，也是以“正义”为核心重建城邦精神和法治秩序。可以说，城邦由原始城邦走向文明城邦，取决于城邦的法治文明水平，法治的价值和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和谐与正义，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当时正值希腊城邦政制走向衰败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柏拉图强调用法律重建社会的安宁与和谐。他写道：“每个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善……不过，最大的善既不是对外战争也不是内战，而是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6]12法律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只有人民生活在理想的法治社会中，正义才能彰显，至善才能实现。但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对社会秩序的多方面大多是作了禁止性的法律规定，这又具有浓厚的强制意义。
水利工程施工建设要尽量避免在冬季或温度较低的深秋环境下进行，根本原因在于，气候条件恶劣会影响软土地基施工环节的深层搅拌桩处理。由此可见，水利施工技术人员要在处理深层搅拌桩前，密切关注施工区域的天气变化情况，综合考量环境因素。
综上所述，柏拉图从分工角度论述城邦起源的根本动力，从集聚和制序的角度说明城邦政制的生成和演变的过程，从规划建设意义上阐明城邦形态的显现过程，从法治层面阐释了城邦最终走向文明。实际上，由劳动分工到政制产生，至城邦形态规划及最后实施法治这一城邦的起源过程，也是柏拉图逐渐完成以“正义”理念为哲学基础的理想城邦的设计过程。
第二天，天空依旧阴雨连绵。夏霖到了学校，一进教室就看见吴琮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低头看着课本。夏霖抢过吴琮手里的书：“你不老实交代，我就揭发你，让大家都知道是你在装神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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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9)01-0061-06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1.011
[收稿日期]2018-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史”(16ZDA003)
[作者简介]陶一桃(1958—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张超(1988— )，男，湖北黄冈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理论史。
[引用格式]陶一桃，张超.再论柏拉图的城邦起源思想[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61-66.
[责任编辑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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