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世界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思想的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启蒙运动，同样具有鲜明的思想启蒙性质，它的核心，是思想的解放。思想解放的根本意义，是人对自己作为独立价值主体的一种自觉。所以，思想的解放归根到底则是人本身的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是指向传统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要冲破专制制度对人的束缚和压抑，解放人的思想，使人真正成为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羁绊。所以，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精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 思想启蒙 人的解放 思想解放
1919年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在这10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个历史性的变革，是由诸多因素形成的。但是，应该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代中国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影响，并由此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先河。
一、启蒙运动的实质：真正的思想自由
要认识清楚什么是启蒙运动及其实质，首先应该认识清楚什么是“启蒙”。所谓“启蒙”，在中国语言中，它的本来意义，就是对初学者、幼稚者进行最基本的、入门的知识教育，即所谓“启蒙教育”；引申来说，所谓“启蒙教育”，就是通过应有的基本常识教育，特别是普及新知识，使人们摆脱愚昧和迷信，形成理性认识，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水平，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主体，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文明发展中影响比较大、比较早的启蒙运动发生在欧洲。欧洲启蒙运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19世纪德国哲学家同时也是启蒙思想家的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过一个专门的解释。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我们从康德的这个论述中还能够进一步看到，他所说的“启蒙”和“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东西，是人能够独立思想、人具有思想自由——“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种思想方式的变革，是对自身的价值的如实认识。所以，康德说，启蒙运动与自由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群众中总是有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他强调指出：“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什么才是已经启蒙了的、摆脱了不成熟状态的人呢？在康德看来，这就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价值，有独立思想的人，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每个人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或者说，“使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3]只有这样，即大家都是思想自由的——“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就能够使人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4]使人的思想获得真正的自由，或者能够真正自由地思想，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本质特征。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自由和思想自由即思想解放始终是启蒙运动的旗帜。
近代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思想先导，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冲破了中世纪留下的、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精神桎梏。因此，启蒙运动应当被称之为“思想启蒙运动”，它使人类第一次摆脱了中世纪神学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思想蒙昧状态，进一步认识到了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突出历史功绩，是开辟了一个理性统治的时代，它把人的思想——理性活动提高到了支配一切的地位。这就是康德说的，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自由地公开的运用自己的理性——思想自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历史功绩，是充分肯定了思想自由是人类固有的自然权利，它的明确提出，在于证明了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思想的自由，恰恰证明了人的崇高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些本质特征。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改良运动，那么，五四运动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即思想革命。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五四时期那些杰出思想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当时的著作，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是要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价值观来彻底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价值观，他们追求和传播的是在当时仍然是进步的东西：科学、民主、思想自由等。当然，正如有的启蒙思想家说的，启蒙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总有些“激进”的特点，五四运动也不例外。所谓“激进”的本来意义，也就是“直究事物之根”。这恰恰是启蒙思想——追求真正的思想自由的一个鲜明本质特征。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性质：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人们普遍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启蒙运动。对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实质和意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饰装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总之，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新文化的意义，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意义。”[5]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这种特殊历史价值，在中国各个阶层的有识之士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对五四运动的这种思想革命性质持积极肯定态度的，比较突出的是孙中山。孙中山热情地赞扬五四运动，他认为，爱国青年的革新思想给社会以巨大的影响。他对海外革命同志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他还指出，五四运动对国民党的革命有重要启发，这就是，要使革命获得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6]看来，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价值是十分看重的，因为他已经认识到，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对思想解放重要价值之认识，就是在今天，对我们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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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由于积极、勇敢地倡导思想自由，成为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陈独秀一再明确指出，人的高贵在于他有思想（即陈独秀说的“心灵”“智慧”等），而思想的本性，则是自由，或者也可以说，自由是思想的生存条件，如果没有了自由，不但不会有思想的发展，而且甚至也没有了思想的存在。
关于这些问题，陈独秀以近代启蒙运动史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说，人类的智慧只有不受束缚，才能自由的发展；我们东方之所以比西方落后，就是因为学术思想，受传统的政教束缚，不能自由发展。陈独秀由此得出结论说：“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7]在陈独秀看来，思想的发展必须是不受任何束缚或者限制的，即思想的发展必须是自由的。否则，思想就不会发展了，而不能自由发展了的思想也就不应该称其为思想了。
我们从五四时期的大量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即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关于“人”的问题，而且他们开始对“人”这个概念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就近代以来的西方各国历史发展来看，五四时期思想家的这个特点，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启蒙性质。这一点，在五四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刊物中，就有很鲜明的反映。不仅有的刊物的刊名，像“青年”“国民”“人道”“新人”等，反映了他们对“人”的研究和宣传兴趣。比如《浙人》旬刊在其创刊宣言(1920年3月15日)中明确指出，他们的任务，就是传播“人”的思想，提倡“人”的生活，建设“人”的社会；如果从反面说就是打破非“人”思想，反对非“人”的生活，改革非“人”的社会。[12]
陈独秀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个说法虽然比较抽象，但是，它却充满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味道，因为在封建专制政体中，“人”是不成其为人的。原因何在呢？就是由于人本身还不是自由的主体。所以，说五四运动是“人”的运动，实质上是说五四运动是人追求自己的自由的运动，是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贡献，就是极力倡导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他明确地把“思想自由”作为高等教育——大学办学的最高原则，这是他对封建教育的主要弊端和近代西方教育经验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在担任了两年半北京大学校长后，对于当时所谓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僚主义的专制统治，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于1919年6月15日发表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他在“宣言”中着重说明了自己“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的理由。他在对中外大学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对比之后指出，思想自由，这本是世界各个大学的通例。但是，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那是很不自由的。去北京大学做校长后，“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但是，那知道“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9]蔡元培虽然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但是，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所开的思想自由风气，在中国教育史上却产生了长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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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曾经被胡适称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其自由思想突出表现在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上。而吴虞“非孔批儒”的实质，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从他在当时那些激烈的“非孔批儒”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实质就是要以思想自由取代思想专制，彻底改变几千年来所遵循的思想定于一尊的局面，铲除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独裁统治，实现真正的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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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认为，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一种专制的思想工具，压制了思想自由，闭塞言路，对国家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他还以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之所以繁荣，是由于诸家并立，教学未定于一尊，学术争鸣这个道理，来说明他“批儒非孔”的实质是反对思想专制，倡导思想自由。他写道：“夫儒者于吾国之圣人，既集古今之大成，绝对无诤，而不可非矣。又昧于宗教之流派性质，凡不同于我者，概目之为异端；不本于我者，概指之为邪说。‘息邪说，辟异端’之谬见深中人心，岸然自封，深闭固拒，坐成锢蔽，方自诩为正学，为真儒；而不悟其乖僻迂妄，误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10]在这里，吴虞指出了儒家学说的一个要害，即它压制思想，排斥异端，误国殃民，因而成为专制制度的帮凶。
在五四运动中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历史影响。在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思想自由的观念实际上是解放人们思想的一个有力理论武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中，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对推动思想自由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基于对思想的自由本性的共同理解，与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相呼应、而且颇受社会重视的另一个口号，则是胡适的“价值重估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如果说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是要彻底打破思想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而胡适的“价值重估论”则是提倡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独立思考精神。
胡适一再强调说，新思潮的这种“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方法，最重要是要求人们认真研究问题，而研究问题就可以逐渐培养人们具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不盲从，独立思想的习惯。这其中，培养出一批“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很显然，坚持“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方法，不盲从，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反映出了思想自由的特殊作用和深远意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破坏偶像”“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盲从”“独立思考”“研究问题”等等的思想自由主张，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中有些文章对思想的本质和价值，阐述了很深刻的观点。他们的这些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思想自由的崇高价值。
五四运动后，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发生了剧烈的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另有一些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则公开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继续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进步传统，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进行了广泛的、新的启蒙运动。新的启蒙运动的特点，是对民主、人权和法治的追求，其中特别突出的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而进行的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斗争。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
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1]这次启蒙运动之所以有这样伟大的意义，从其最主要的方面来说，是通过这样的运动，开始发现了“人”，从而实现了人的解放，使人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里所说的“人”，就是康德所说的有独立思想的、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实践已经说明，这样的“人”，只能是摆脱了各种社会束缚的自由自主的个人，或者说是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主体。而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巨人”。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为一种价值观转型，其启蒙的意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归根到底就是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如果再具体一些准确的表述则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实质就是“人”的发现和个人的解放。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作为价值观主体的人，与欧洲中世纪的状况，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一个不同之点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不但是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员，而且这种价值观有着特殊的世界观基础——儒家哲学。儒家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强调伦理本位。所以，每个人不但是一种体制化了的人格，而且还是一种伦理化了的人格。具体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君主国家政权的附属物，是皇帝的忠实臣民，是隶属于各级官吏的子民，同时又是固定家族关系中的成员；每个人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都毫无例外地属于某个特定的等级；几乎所有等级的人，都有着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大多数的上层人物，都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如此等等。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层层纱幕中，那些活生生的、现实的、有个性的个人，就被淹没了，而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个带有官衔的、具有等级的、在严格家族关系中抽象化了的“社会人”。可以想象，这样一些被淹没了的、被束缚得紧紧的“人”没有了自己的自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性，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呢？所以，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价值观的种种弊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人的这种不成熟状态而产生的。由此也就决定了在文化价值观领域启蒙运动的一个根本性任务——完成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根本性转变，即由专制主义体制中社会化了的人格转变为民主主义体制中自由独立的个人。
注释
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当时虽然主要是针对宗教迷信而发的，但是，就其社会意义来说，却是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对思想自由强烈追求的一个明显反映。破坏一切偶像，就是打破对所有那些无用而一直受崇拜的东西的迷信，就是要人们把自己的思想从那些无用的东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一个思想自由的人。
为了阐述思想自由的宝贵价值，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一个“偶像破坏论”。在陈独秀看来，我们许多人的思想，实际上常常是被一些无用的东西束缚着而不得自由，这就是所说的对偶像的崇拜——被“偶像意识”束缚着。他说，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但是世界上那些受人尊重、其实却是无用的废物，就是偶像。所以，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对此，陈独秀的结论是：“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8]
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说明，对“人”的抽象，就其实质而言，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排斥，因为这种抽象的“人”，否定了封建制度中给“人”所加的阶级、等级、身份。这就是说，对“人”的阶级、等级、身份等等的抽象，实际上是向民主、平等观念的前进。当时的许多新思潮杂志，纷纷表明自己的观点。它们明确指出，所谓20世纪的新潮流，就是人的潮流，这就是倡导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排去一切不以人为本位的旧社会制度，使人不受国界的束搏，不受权力的压制，摆脱了各种封建专制主义枷锁的束缚，而具有了自由、独立的个体身份。还有的文章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个新思潮就是“德莫克拉西”。[13]这里所说的抽象的“人”，实质上也是一种自由的人，它标志着人的彻底解放，而这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条件。
五四启蒙运动关于人的彻底解放这个思想的另一个鲜明反映，是当时先进思想家集中火力，对束缚、压抑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伦理枷锁的冲击，争取人的自由、平等、解放。这其中，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毛泽东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文章中，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残酷迫害，大声疾呼要坚决打破“贞操”“节烈”观的封建枷锁，争取妇女作为“人”的真正解放，打破封建“孝道”观念的束缚，使人真正成为平等的人，获得完全的自由和解放。
多媒体技术能够将教师所要讲授的教学内容更加直观地展现在学生们的眼前，但是这种“方便”“直观”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弊端。正是因为多媒体技术的直观，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减少了对文章内容的想象，影响了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另外，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时，老师可以把应用他人的感悟直观地呈现到学生的面前，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强化学生的理解能力，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思考。
试验依据田间试验安排，对比配方施肥的增产效果，探索不同配方施肥对马铃薯生长性状和产量的影响，为实现高产、优质、高效马铃薯生产施肥技术提供依据[1]。
毛泽东在他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一文中，对五四运动人的解放这个启蒙运动的意义，也做出了鲜明的反映。他说，在世界革命的大潮流中，所谓“人类解放”的运动也在突飞猛进。而这个“人类”的问题，则是近代启蒙运动才提出来的，即“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14]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来，所谓“人类的解放”，实质上也就是“人”的解放；而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争取人的自由，实质说的也就是“人的解放”。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且实际上在各个领域中，都反映出了“人”的解放这一伟大主题。
[1][2][3][4]【德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第23～24页；第29页；第31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思想家十分强调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这个主题，就反映了这个启蒙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已经证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中国人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新阶段，留下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④ 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工作结果指标存在交叠现象，过于冗杂。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比例不合理，定性指标不易量化且参考性差，定量指标过于僵化，以定量指标为主忽略定性指标，导致无法全面测量员工的绩效水平。
针对高校服务器的分布特点，本文设计的基于Elasticsearch 的校内全文搜索引擎的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其核心组件包括爬虫模块、索引模块以及检索模块。
[5]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丁守和主编，社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170～171页。
[6]《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9页。[7]《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0～441页。
[8]《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9]《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633页。
[10]吴虞：《吴虞文录》（卷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中华民国11年版，第42～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马达加斯加蓝宝石和克什米尔蓝宝石有些相似，都略带迷人的紫色调，因此常常可以产出皇家蓝或者矢车菊蓝，这是其他产区的蓝宝石无法比拟的。另外，马蓝的颜色异常美丽多彩，可以与优质的斯里兰卡蓝宝石相当，而且透明度与净度也不错。
[12][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3～594页；第431页。
石柱县财政局向前副局长介绍说，目前石柱县通过这种模式发放的信贷资金已达5000余万元。根据约定，经营主体每年将按贷款资金的6%对贫困户实行固定分红，同时根据贷款资金产生效益的40%向贫困户实行效益分红，另有10%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效益分红。而对于年终效益无法核实的情况，经营主体应按照不低于贷款金额的2%对贫困户进行效益分红。
[1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293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05-0074-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05.011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唐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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