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摘要]动员可以催化宏观结构和共同行动的相互转化。以对动员研究的理论谱系考察为基础，在“结构—行动”视角下对社区动员的发生、发展和作用过程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社区动员经“情感动员”与“参与动员”两个过程循环生产出来，并受到四个层面因素的交互影响：宏观结构（制度）环境的机会与条件；中观层面社区组织、动员网络与资源配置情况；微观层面话语构建与框架联合的能力；社区心理层面的社区感生成情况。
[关 键 词]社区动员 动员机制 情感动员 参与动员 社区感
社区建设组织的出现，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社区内的共享情感和共同行动，而是需要经过说服人们相信并参加社区建设运动的转化过程。实际上，从社区结构的现实到共同意识的转化以及从共同意识再到共同行动的转化并不是直接发生的，影响这两个过程的共同变量是动员，也就是说动员本身即是社区宏观结构和共同行动之间的催化过程，是一个连接宏观和微观的桥梁。在社区中，动员何以可能，也就是说社区动员经由怎样的过程生产出来，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动员研究的理论谱系与核心要素
长期以来对动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集体行动研究和社会运动研究中，众多学者将动员视为决定集体行为成败的关键要素，并对集体行为中动员的影响因素、微观结构和运作机制做出了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被归为四个视角：结构、情感、理性和建构。
2．宋·李易《居剡一篇寄郑天和》：“金庭洞在桐柏山，山高一万八千丈。中有神仙不死区，郁郁黄云覆其上。透岩流壑绕四旁，面势参差皆意向。”[7]2413
（一）规约：结构视角下的动员研究
结构取向主要阐明集体行动发生的成因，关注集体行动的宏观生发机制，体现的是动员形成的前规则和结构性及制度性的条件，尤为强调结构上的分化和变迁对动员潜力的影响。这些理论可以被细分为三大类：以涂尔干传统为代表的结构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倡导的阶级结构理论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涂尔干视角下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变迁对动员的影响，形成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化。斯通（Stone）提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是在本国男性约有一半获得文化和阅读能力之后爆发的。①Huntington，Samuel P.，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74.戴维斯（Davis）指出，很多重大的社会革命都并非发生在最黑暗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正在发生变革、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的过程中。②Lawrence Stone，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Past and Present，1969，P.42.二是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雷恩（Lane）认为，20世纪世界的变化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传统/原有文化失衡和社会结构解体过程，主要展现在受到西方化浪潮冲击和入侵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其二是上述国家和地区在西方化压力下的文化重建过程。③Huntington，Samuel P.，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74.格尔（Gurr）探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社会运动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变化涵盖社会变迁、政治危机和经济转型等。④Lawrence Stone，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1640-1900.Past and Present，1969，P.42.三是社会变迁提供了政治机会或动员大众所需要的物质和时间等资源。古德斯通（Goldstone）在《前现代化国家的革命与反叛》一书中提出由于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迁移，导致社会反叛群体的组织力量的增长、社会动员潜力和负面社会情绪的增加、国家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差距的加大和异端意识的生成以及政治精英内部分化和权力斗争。⑤ Jack A.Goldstone，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P.64-78.
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提出，被统治者的被剥夺感随着两极分化社会中资源的不公平而加剧，被剥夺者将集体性地组织起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达伦多夫研究了社会结构要素对动员潜力的影响，如培育准集体领导者、领袖和精英，提供集体行动所需理论体系的组织技术条件等。⑥曾鹏：《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集体行动动员潜力的重要结构性因素。穆尔（Barrington Moore）提出动员效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集体行动发生的物理方位、集体行动成员在日常规范和生活经历上的同质性、集体团结、统治群体与被统治群体彼此联系的弱化以及被统治群体生成的各类被剥夺感。麦克亚当（Doug McAdam）认为社会变化可以导致政治机会的扩展和社会运动组织力量的增强这两个现存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⑦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二）激发：情感视角下的动员研究
这一视角主要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对集体行动进行研究。在理性主义看来，所有的行动，包括集体行动，只有依据个体层次的动力机制才能被理解。这一视角主要包括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一般来说，结构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被看做是相互排斥的两种范式，前者是在结构上的接近性和网络连接情况之中寻找行动的动因，后者则是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之中寻找行动的根源。可以说，每一解释的有利之处正是另一解释的弱点：结构理论解释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没有能够建立在一个清楚明了的个体模型的基础之上，没能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个体之间的接触和组织成员资格将诱使个体投入到行动中。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的主要弱点在于它否认了个体嵌之于一系列既存关系和群体亲和力中，而这些关系和亲和力实际上却又如此强大，以致于它们可以形塑和改变个体的选择，对这种嵌入性的忽视，不但歪曲了个体选择过程的本质，而且使得持这一取向的学者们看不到一整套在许多场合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选择性激励。
实验材料油棕叶片取自海南大学实验基地，所用野生型拟南芥为哥伦比亚(Col-0)。pMD19-T克隆载体和pCAMBIA1304-35s植物表达载体，以及根瘤农杆菌GV3101均为本实验室保存。
政治结构主要透过政治伦理的转换来体现。人们对国家合法性的感受将影响他们如何与国家互动，相应地，这些互动将进一步塑造他们对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正当性的判断。在中国政府执政伦理的传承中，无论是最早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倡导的“共同富裕”观念，后面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理念，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伦理都是在强化一种社会主义观念体系，这也是每一时期的政治“主框架”。这种意识形态观念体系透过主流媒体、基层宣传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体系。这些不但可以作为中央政府推行其执政行为的合法基础，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话语资源。
勒庞（Lebon）认为革命和运动是非理性的产物，随着聚众规模的不断升级，群体会变得愈发非理性。④ Gustave Lebon，The Man and His Works.Liberty Press，1979，PP.120-128.特纳（Turner）认为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者共同的愤怒。⑤ Ralph H.Tuner&Lewis M.Killian，Collective Behavior，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7，PP.22-30.斯梅尔塞（Smelser）的“一般化信念”中虽然关注到了共同情感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领导、决策和信息传递对于动员效果的重要性以及相应提出了领导权威、有效的策略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要素。⑥Neil Smelser，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New York：Free Press，1962，PP.34-54.
学者赵鼎新在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集体行动是否能够由情感激发而最终发生，受到以下这些条件的影响：（1）当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很弱时，情感性行为往往会主宰该运动的发展；（2）在一个发育不良的社会和威权社会中，情感可能成为主导社会运动发展的因素，而在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里，则主要由运动组织的策略来决定；（3）在威权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传统文化将在社会运动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⑦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
多年的经验表明，在选煤厂煤流及介质流动环节，选择母板加衬板的方式是提高耐磨性能、降低设备成本的有效方式。但由于物料粒度、速度、物理性质等差异，应结合衬板市场供应情况合理选择衬板，才能达到整体设计的最优化。
（三）资源：理性视角下的动员研究
这一流派由集体行动早期研究者所开创，关注情感在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动员是联结情感和行动的关键一环，情感的激发、感染和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动员的基础之一，因此需要对情感的激发机制与作用过程的相关理论进行廓清，并从中寻找情感与动员之间的重要联系。
资源动员理论兴起的背景是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病理化、非理性化和对个人心理状态的强调等观点的批判，提出决定社会运动和革命消涨的因素是社会运动组织能够获得的资源总量或者是政治机会的多寡，组织是社会运动的关键。资源动员理论对“资源”的界定非常广泛，既包括有形资源，如资金、活动场所、设施、运动成员，也包括无形资源，如意识形态、领袖气质、组织的技巧、合法性支持等。
梯利（Tilly）认为社会运动成员所能控制的资源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运动动员能力的强弱，这一能力由两个因素综合决定。其一是社会运动的成员所能控制的生产因子，这些生产因子包括土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资源总量，其二是组织成员将生产因子转换为社会运动资源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转换能力取决于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他们的组织能力。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梯利认为一个群体的组织力量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其二是该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的强度。群体的共同特征可以包括客观的群体特征和群体内成员的主观自我认同感。⑧ Tilly，Charles，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78，PP.57-59.载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0页。
自2013年首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微信公众号诞生以来，截至2017年上半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微信公众号的数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图1)，2017年下半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微信公众号，开通数量有所回落，但统计截止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之后的情况未列入统计。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速度与方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微信公众号的数量也会继续有新的突破。
麦克亚当（Doug McAdam）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资源主要取决于下面四个要素：其一是社会运动组织强度，社会运动成员的组织程度；其二是组织内部是否存在能够增加凝聚力和共享感以及防止搭便车现象的各类激励机制；其三是组织所控制的通讯网络的广度；其四是组织内部是否存在被广泛认可的领导核心和积极分子，也就是被认可的组织精英。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根据西德尼·塔罗（Sydney Tarrow）的定义，政治机会结构指的是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他认为政治机会的有无和多少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要素。他将政治机会结构归纳为四个结构性要素：其一是原本被整体排除在外的某些社会群体，由于某些因素扩大了对政体的影响力，从而为这类群体中的某些积极分子创造了机会；其二是旧有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其三是政治精英集团内部有所分裂；其四是社会上具有一定力量的团体成为了某一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②同①，第195页。
甘姆森和迈耶认为政治机会结构并不完全是结构化的，相当一部分的政治机会是积极分子在行动中通过策略选择而有意识或主动创造出来的，并非是先于社会运动存在的，对于社会运动机会的界定和寻找是极为重要的。③ Gamson，William A.， & Meyer David S，“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Doug McAdam，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5-290.
（四）认知：建构视角下的动员研究
这一视角建立在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进行批判与综合的基础之上，关注的是行动者集体意识的重要转变，也对微观动员机制构成要素和作用过程进行了研究。建构视角下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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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通过意义重构与认知解放，生产出集体认同感和目标共识。麦克亚当提出了认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的概念，他指出政治机会的扩大和组织力量的增强并不是社会运动必然发生的充分条件，其发生必然要经历认知解放的过程。通过认知解放，群体成员对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行动的目标有了认可，人们的合作成为可能。麦克亚当模型中的三个要素是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的组织力量和认知解放。甘姆森（William A.Gamson）提出了公共话语和意识形态包装的资助者框架，强调了大众媒体对于动员的重要作用，并指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围绕意义和解释展开的象征斗争，对媒体话语的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动员潜力的形成和激活。④同③，P.291.梅卢西（Melucci）提出了“集体认同感”框架，梅卢西认为社会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过程，他将集体行动视作行动者借以生产意义、相互沟通、协商和制定决策的一个过程，一个群体必须将自己界定为一个群体，必须发展出共享观点、共同目标以及有关集体行动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共通意见。如果群体无法产生集体认同感，那么这个群体就无法完成任何集体行动。⑤ Melucci， A.，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48.克兰德尔曼斯提出“在有关社会抗议（冲突性集体行动）的文献中，有一个见解正在赢得广泛的支持，即是人们对现实的解释，而非现实本身，引发了集体行动”。行动是需要成本的，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态（不满情绪或被剥夺感）即使生成，也并不能自动或轻易或者必然地转化成集体行动，特别是高风险的集体行动。因为集体行动需要金钱、时间、成员等种种资源，这些必要的资源需要人们去组织和动员。没有组织和动员的中介过程，集体行动也将成为泡影，而在这个资源动员的过程中，意义建构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⑥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2.强调有效的动员需要创造共意并与已有文化进行意义的融合。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指出了共意动员和行动动员的区别，前者指的是要产生出一群容易接受社会运动理念并参加社会运动的个体——因而意味着社会运动组织赢得了态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后者指的是要激活集体行动的参加者，因而指的是具体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的合法性。
3.强调动员的重点是促成个体参与者的认知框架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框架协调一致。斯诺（David A.Snow）和其合作者提出了框架动员的概念，试图描述个体参与者的认知框架是如何变得和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框架协调一致的。社会运动是通过力图动员潜在的运动支持者及成员、积累旁观者的支持，以及遣散反对者的方式来架构，赋予意义并解释相关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状况的。框架动员的核心是框架联合，框架联合可分解为四个部分：框架沟通（frame bridging）、框架放大（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扩展（frame extension）、框架转型（frame transformation）。①斯诺和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60页。克兰德尔曼斯提倡将个人层次的行为和集体层次行为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分析。他提出，“如果没有个体，就没有谁可以与之分享；而如果没有集体信仰，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分享”。②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4)裕固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力不够、师资力量不足和竞技体育的冲击，限制裕固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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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行动”视域下社区动员的研究整合
已有的相关研究，普遍都关注到了群体中情绪情感的积聚和传播效应以及共享情感对集体行动产生的关键性作用。如勒庞（Lebon）提出的“心智归一法则”，关注到个体聚集后在情感上的互相影响、启发和感染，最终导致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渐趋一致。⑧ Gustave Lebon，The Man and His Works.Liberty Press，1979，PP.120-128.布鲁默（Blumer）提出的“循环反应理论”，该理论指出，聚众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循环反应”（circular reaction）过程，这一反应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逐渐实现了“集体磨合”，群体展现出从不安并且相信谣言；到不安全感加深，个体之间的情绪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愤怒；再到个体之间相互感染力和共同愤怒的进一步增强，最后集体行动爆发。① Herbert Blumer，Elementary Collective Behavior，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New York：Barnes&Noble，1946，PP.170-177.特纳（Turner）的“突生规范理论”提出只有当一个符号性事件以及相伴产生的“谣言”能够引起大众的一致愤恨时，才会围绕某一共同看法或者规范生成聚众行动，这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心理基础。② Ralph H.Tuner&Lewis M.Killian，Collective Behavior，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7，PP.22-30.斯梅尔塞（Smelser）提出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下，人们将会产生与之相应的结构性怨恨、剥夺感或者压迫感。当人们的这些感受具有了整体感、共享感并对解决途径产生了共同认识，人群就具有了一般化信念。③Neil Smelser，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New York：Free Press，1962，PP.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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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系统在个体身上、群体之中、阶层之间、代际之间的相对稳定的内在认知和通过实践外在化的认知反映。文化人类学之中存在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二元分析框架。②余冰：《街坊变迁——城市社区组织的国家性与社会性》，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这一框架可以用来说明复杂社会中两种不同层次文化系统间的关系。大传统用来指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上层阶级所制造和传播的抽象化、系统化、精致化的文化体系；小传统则是指人口中占多数的下层阶级从大传统之中所接受、改造和重新解释了的具体化、多样化、不规则的民间文化系统。“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从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过程及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当具体到“国家与社会，大传统文化和小传统文化的关系之时，并非仅仅表现为由上到下，由大到小的问题，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由下贯上，由小到大的折射关系”。③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学苑出版社 2001年版，第336-337页。除了连续的政治主导意识形态可以给社会基层和大众提供话语资源，还有不断被政府重新复活的更加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和社区中延续着的小传统文化，双方互构共同支撑着社区基层群众的生活实践。实质上，政府之所以要复活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为了补充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这也构成了基层社会动员机制的结构性要素。比如，十六大以来大力宣传的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思想，是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和谐观和民本主义思想。二者都是正统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思想观念，在实质上一直发挥着合理化国家统治体系的结构性功能。除了这种大传统文化被不断地复活使用，小传统文化更是不断地绵延更新与发展，共同构成了基层百姓实践行动的基础。再比如华尔德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工厂里的研究，就明确将其归纳为一种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①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5页。虽然他强调这种所谓的新传统主义并非是恢复了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而是通过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制度创新实践，体现出了传统属性，但是这更可以说明传统的每一次复活都在采用新的形式。社区文化体系与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社区文化体系来源的意义库，参与形塑了动员实践可以利用的主框架，并间接参与生产了当今基层社区生活实践的动员模式。
情感取向下的动员研究将剥夺感和不满情绪视为引发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但正如迈耶尔·扎尔德（Mayer N.Zald）所言，“不满情绪或剥夺感并不能自动地或轻易地转化成参加社会运动——特别是高风险的社会运动——这样的集体行动需要人们去组织和动员”。③ Zald，Mayer N.& Roberta Ash， Social Movement Industrie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mong Social Movement.Organization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Conflicts and Change，1980，3：1-20.集体行动需要动员，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共同意识的形成需要动员，集体行动所需要的资源和成员也需要动员。而动员则是需要成本的，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本身同样需要支付成本。这一视角对于行动参与者情感背后的宏观结构、组织资源以及个体的理性选择有所忽略。
建构主义理论试图对不同的流派进行综合，更加关注动员结构的意义建构和共享意识，但是对于动员这一行动、这一社会实践自身如何建构其结构，和结构相互作用的过程考察有限，并且对与动员的组织结构的研究也略显不足。
总体来说，多个理论对于动员何以可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长期研究，可拓展的地方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对冲突性行动中的动员研究较多，对常态化、持续性的共意性运动中的动员如何持续的研究相对有限，这也就造成了当我们需要去观察和分析持久的和较少制度化阻碍的常规性运动时，具有理论上的局限性；其二，各个理论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动员的发生和作用机制，但是在视角的整合，特别是对于共意性行动的综合解释上仍有可拓展之处。
通过上文中对创业型中小企业的剖析，我们能够对其发展的具体过程做出一个十分明确的划分。每一个创业型中小企业都应该对自己的真实实力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并且根据自己的具体实力为自己不同阶段的发展做出一份详细的企业战略管理规划。只有创业型中小企业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重点研发和发扬自己的核心技术，不断加强企业人力管理以及相应的企业结构管理，以及及时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等等的目标，才能够使得企业真正得到可持续性发展。总而言之，创新型中小企业应当不断对自己相关的管理规划和结构进行整改和创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下更好的生存。
Kelly的生态学视角提出过资源循环和相互依存的概念，关注系统资源如何被定位、利用、创造、保存和传递以便使之适用于任何类似的系统。在社会情境中，资源在情境之间转换。个人资源包括个人的才能、知识、经验、实力或其他有助于他人或情境的素质。社会资源存在于社会情境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共同的信仰、价值观、政治规则、非正式规范、团体活动以及共享社区感。③ Kelly，Ryan，Altman&Stelzner，Understanding and Changing Social Systems：An Ecological View.In J.RaPPaport&E.Seidman（Eds）.Handbook of Community Psychology.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an，2000，P.133.资源是相互流动的，今天的提供者可能成为明天的接受者。④[美]詹姆士·H.道尔顿、毛瑞斯·J.伊莱亚斯、阿伯汉姆·万德斯曼：《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社区之中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包括社区里面的财力、物力，这些直接构成社区事务的解决和完成社会责任方面的条件或者制约因素；精神资源，包括社区之中各种组织和社区成员的社会态度、思想观念，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区对社区内外事务和活动的倾向性，既包括积极的倾向也包括消极的倾向；人力资源，社区成员中具有劳动能力、特别是指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总量；综合资源，指的是社区里面已有的传统、文化以及政治资源等方面。
这一模型的建构，既不能囿于宏观结构层面，那将失却对于个体真实生活的把握，而动员的生命力蕴藏于个体的理性、情感与认知之中；同样也不能固守在微观层面，那也将失去对于动员发展变化的宏观把握，因为对于动员而言，结构——特别是政治机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影响着动员策略的选择范围和认知方式。同时，从情感和理性——这对动员之中的关键概念来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纯理性和纯情感的行为，情感和理性在人的行为中相辅相成，作为一个整体而表现出来。任何理性行为都有着一定的情感基础，而任何情感行为也都有着一定的理性基础，因而在微观层面上讨论这一问题很难得出有信服力的结论，需要上升到结构层面，去分析理性和情感各自占据主导地位时的不同作用情境和结构性条件。动员是一个联结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键概念，需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即结构与行动互构、微观与宏观连接的视角来分析其影响因素。
社会学中经典的二元对立存在于结构与行动之间，也可以说存在于宏观与微观研究之间，许多社会学家在试图弥合这二者的鸿沟时提出了新的理论。这方面最卓越的探索存在于K.默顿的中层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之中。中层社会学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K.默顿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处于（宏观和微观）两者之间的理论，“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然而又是必须的操作假设以及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而统一性的理论试图揭示社会组织、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变迁中的一切可观察到的一致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论，他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简单视作是分散的实体，譬如将其视作理性、动机或者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动的综合，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它是一个我们不断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行动”是一个包含经过意义认定的举动、动机激发和一以贯之的理性化这三者在内的流动过程，同时因为行动者有限的认识能力，因此行动的后果不是总能预见到的，所以会产生“意外性后果”。布迪厄将实践作为社会学认识论的基础，认为作为历时形成的习得图式系统，惯习使得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产生的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具有生命力，并生生不息地在实践的绵延之中再生产出来。①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3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417页。
在结构取向、建构取向、理性取向和情感取向对于集体行动中的动员机制的解释里，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每一种模型中都有所体现：社会结构、政治机遇、动员组织结构、动员网络、动员资源、意义建构、共同意识、动员的口号话语、动员技术等，在对动员进行研究的关键不在于肯定一种因素而全盘否定其他因素，追溯谁是动员机制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在真实的动员实践之中，这些因素相互形塑。
因此，本文尝试将动员放在“结构——动员”的视角下考察，将动员所在的社会结构之中的政治机遇与遏制、动员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动员网络和网络之中的资源流动、动员所在的文化资源库和动员框架作为从宏观结构到微观动员行动之间的联结要素，将动员之中的行动者和任何潜在的参与者，视作嵌入于网络之中的理性行动者，综合考察动员如何在社区中被生产出来，其生成逻辑、影响因素、关键变量和发展路径是什么。
三、结构、组织、话语与社区感：社区动员的影响因素
将动员理论应用于对社区实体场域分析时，既需要关注对动员产生作用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要素，更需要关注对各个要素的取舍和重新阐释，从结构——行动的动态过程来看，社会结构紧张与政治文化的形成构造了社区动员机制的结构性张力，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改变形塑了社区里面的权力结构与社区资源配置，并引发了社区结构的变动；组织策略、话语意识与社区里面的共同情感，构成了社区集体行动的触发及微观动员过程；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动员的内在需求压力和重塑压力也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因而对社区动员的生产和变化过程发生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结构（制度）中的机会和制约：社区动员的宏观影响要素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动员提供了行动的政治机遇和限制，宏观结构层面的作用主要透过三个领域展开：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员可以在多大的框架之内进行，动员的主体、客体，可以利用的资源的多寡，可以采用的具有合理性的策略有哪些，动员的制度化程度如何等，简而言之，动员何以可能的这一问题，都要受到结构性要素的影响。赵鼎新提出，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从经济、政治和价值观三个不同层面来分析。①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价值观实质上反映出的是这个社会的文化系统。这里关注的是对社区影响至深的结构和制度变动，这种影响足以为社区动员带来新的“政治机遇”和建构新的“主框架”。
经济结构性要素：经济政策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嵌入关系。中国三十余年的转型史中以经济政策的变动最为核心，市场经济因素的介入，扩充了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空间，并且使资源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自主性的释放创造了客观条件以及合理性。国家经济层面的结构变动深刻影响着社区里面的资源配置体系、组织形态、社区规范以及个体的思想观念等方面。
但是，对于集体行动中情感是否决定着集体行动的发生，不同学者秉持不同的观点。
现在的家长对儿童总是娇生惯养，促使学前儿童慢慢成为了“温室里的花朵”，不能应对任何挫折[4]。基于此，在学前儿童体育游戏创编活动设计中，增设一些对抗类游戏项目，可改善幼儿们不良心理，让他们养成勇于拼搏精神，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实现身体和心理的共同发展。
（二）社区组织、动员网络与资源配置：社区动员的中观影响要素
个体所处的组织和网络具有情感传递和信息传播的功能。而信息正是微观个体解释社会现实和进行理性计算的主要参考依据，同时，个体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组织和网络的形塑。宏观社会结构并非直接作用于微观个体，也并非对集体行动的微观动员机制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通常要以个体所处的组织和网络为中介来对微观个体的理性计算、情感生成和意义建构产生影响。完全没有组织因素的社会动员在现实中是苍白无力的。②孙立平、晋军、何江穗、毕向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4页。组织关系和网络关系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组织关系、网络关系的强弱和个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会影响人们不同的行为，组织中的地位、网络的位置、结构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内化过程，从而使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动员的组织者和受众是被嵌入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组织之中的行动者，动员机制需要通过组织和网络、资源配置、流动和使用的方式以及组织所采取的策略来解释。
社区权力结构是指社区的决策权力在组织之间的分配状态与构成方式，其主体是社区各个相关组织，它属于微观权力的范畴，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发展。一般来说，社区中各个阶层、团体和职业群体等都占有不同的权力资源，但这种权力资源分配并不平均，利用程度也不相同。权力结构的不同位置，资源占有的多寡和合理程度，影响了社区之中不同组织间潜在的互动关系。我国现有社区管理框架和原有单位制度残留的特殊运作机制，派生出了城市社区权力结构二重化的特殊现象，即除了制度化的正式权威结构之外，还产生了一种以居民为主体，自发形成的非正式权威组织。非正式权威组织的生命力和持续运作也需要得到正式权威组织的辅助，保持其合法性地位。社区之中的正式权威组织一般有社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非正式权威组织包括联谊团体、趣缘群体等。在新型社区运作和内部资源分配以及事务解决的过程中，正式权威组织越来越多的需要依靠非正式权威组织发挥作用。
同时已有的研究难以用来阐释中国本土社区建设运动中，动员如何联结结构性要素和共同行动，这一过程如何发展，哪些因素会影响动员效果，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动员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的。因此本文在对动员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动员何以可能的影响框架，用以对中观层面社区生活中常态化的动员机制进行分析。
现实工作环境中可观察到的工作重塑行为表现方式十分丰富。本文将研究者提出的各种分类方式概括为基于组织心理学视角的“重塑对象型分类”、基于工作要求—资源视角的“匹配策略型分类”以及其他的“补充型分类”。
（三）话语构建与框架联合：社区动员的微观影响机制
这一层面主要影响动员的微观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动员话语和框架联合之中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动员策略的选择和施行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动员的核心机制，是动员效果的直接决定要素。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动员组织者如何形塑意识形态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在动员舆论时效果如何，它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演化，这些符号是如何形成个体的认知以及共意动员是如何和行动发生关系的。
布迪厄指出了语言修辞之中蕴含的微观权力机制，他在《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一书中提出，社会是一个“语言交换的市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交换性的经济资本。在社会交换的场域中，语言交流犹如商品交换，说什么，如何说，这些无疑都赋予了语言特定的“分量”与特殊的“价值”。①[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22页。冯戴伊克提出宏观的社会结构借助传播媒介等形塑了社会认知，形塑出的社会认知又影响到个体的社会构想、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影响到了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与转变过程。由此，社会认知就成为连接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和群体行为的中介之一。②[英]乔纳森·波特、[英]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超越态度与行为》，肖文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序，第8页。
戈夫曼（Goffman）在其《框架分析》一书之中将“框架”（frame）这一概念界定成为“一种解释图式，从而使人们定位、辨认、认知和标定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世界之中所发生的事情”。③ Goffman，E.，Frame Analysi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21.框架这一概念被广泛地使用在了建构主义取向的集体行动研究之中，成为微观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的相关议题研究的基础性理论。一些学者认为，通过赋予事件以意义，框架发挥着组织经历和引导行动的功能，框架对于行动的参与非常有必要。④ Snow，D.A.et al.，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1986，P.464.另外，框架并非是外在结构性的安排、未预知事件（unanticipatedevents）或者存在的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框架的过程是社会行动者积极主动建构的、动态的过程，它不仅很可能与业已存在的解释框架不同，还可能对既存的解释图式构成挑战，⑤ Benford，R.D.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6）.2000，P.613.但以上命题并不是说框架是在真空之中完成建构的，恰恰相反，框架的构架受其所嵌入的社会文化情境因素的限制，正如塔罗（Tarrow）所言，框架建构的过程“既是已有文化的消费者，也是新意义的生产者”。⑥塔罗：《心智、政治文化和集体行动框架》，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斯诺等人为了实现动员机制中微观与中观的连接，提出了框架联合（framealignment）的概念，即通过微观动员（micromobilization）（“影响框架联合的各种交流和互动的过程”）把个人的价值、兴趣与信念和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活动和意识形态相连接的过程。⑦ Snow，D.A.et al.，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1986，P.464.
在这一层面，有两个因素都会对动员的生产和变化产生影响，其一是主框架的生产过程：主框架如何在基层之中透过不同的动员主体、动员话语再生产出来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被规制和实现例行化，反过来再塑造结构；其二是话语的行动性：将话语的生产者作为“行动者”，基层话语、草根话语如何创造出来，如何在具体的动员之中实现框架的统和，如何试图在社区之中创造共同体的话语符号，识别或者试图激活主体身份的修辞资源，实现意义的建构，从而进行动员。
（四）变化中的社区感：社区动员生产的核心
结构、组织和话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作用于动员行动，而将他们有机联系起来的核心要素就是集体认同感，或者称之为共享意识（共意），这种共享意识在社区这一实体场域中体现为“社区感”。
因水资源时空分布差异较大，受强降雨、强台风影响，各地频繁发生洪涝灾害，水利人一直都在与水患灾害进行斗争。近年来我国水利建设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大江大河治理初见成效，积累了宝贵的水利建设经验，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水利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管理机制不灵活、管理体制不合理。水利工程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它具有一定公益性，同时也带有经营性质，公益、经营二者混在一起，责任不清楚，同时运行机制也不灵活，使得管理单位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管理活动中，同时也缺少经营的能力；建设与管理脱节，后期管理缺少资金投入；基层管理单位条件差，人员配备不足，留不住高素质人材。
集体认同感是用于表明立场的一种速记标识：它是一组态度、承诺和行为规则。集体认同感并非是一个容易把握的概念。所有的认同感都具有集体属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个体所拥有的每一个认同感，为了显得有意义，必须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核准。从经典的韦伯式的用法上来说，集体认同感就是对自己地位的公开宣称。享有某个集体认同感，等于是围绕一个新的值得珍视的认同感去重新构筑个体自我，①戴波拉·弗里德曼、道格·麦克亚当：《集体认同感和行动主义：网络、选择和社会运动的生命历程》，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这不仅带给个体行为上的和态度上的责任与义务，而且也为他自己争得了所渴望的以社会依恋感为核心的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集体认同感是作为激发参与的选择性激励来出现的。
社区感是专属于社区的一种综合性情感，指的是将社区各成员联结起来的强大的内部力量，是一种成员的归属感，成员彼此间及与所在团体的情感以及成员通过共同承担工作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共享信念，② McMillan， D.W.， &Chavis， D.M.， Sense of Community：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6，14：6-23.强调社区内部的共同性，而不去考虑社区内部的差异性。社区感是社区中的集体认同感，享有某一社区的社区感，实际上是社区成员重新构筑的自我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责任与义务，是社区之中促成参与与卷入的选择性激励，也是使社区之中的组织与网络有机连接并发挥作用的力量，是社区内部动力的来源。Wiesenfeld把社区内全部共享的社区感称为“宏归属感”，社区成员的其他社会身份和联结就属于“微归属感”。微归属感的子社区可能会产生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往往是社区建设性变革的开端。如果不考虑微归属感、冲突和变革，社区感就成了一个静止的概念，会支持不平等的社会现状，而不是进行建设性的社会变革。忽视冲突、意见的分歧，或者排除微归属感最终会削弱一个社区。但是，对于冲突，既考虑宏归属感，又考虑微归属感，则可以促进社区发展。③[美]詹姆士·H.道尔顿、毛瑞斯·J.伊莱亚斯、阿伯汉姆·万德斯曼：《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26页。
社区感包括四个基本元素，成员资格、影响、统和和满足需要以及共享的情感联结。成员资格包括5个属性：界限、共同的象征系统、情感上的安全感、个体投资、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影响，不仅是指群体成员对整个群体有影响，而且群体动力对于其成员有反作用力，它陈述的是个体和社区整体的纵向关系。统和和满足需要，这一元素更多指的是群体成员横向的、水平的关系。统和有两个方面，共享价值和资源交换以及对个体需求的满足。这里的资源交换可以被称之为“社区的经济性”，个体参加社区，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个体的需要在社区中得到了满足，这些需要可以是生理的需要，如对安全的需要，也可以是心理的需要，如社交、社会化等。共享的情感联结，被视作“真正的社区的明确的因素”，共同的情感联结包含“精神的联结和纽带”，这种联结和纽带对于社区中分享他们的人来说很容易识别。社区中的成员可以通过行为、语言或者其他的线索识别这种共享的联结。社区中的庆祝、典礼、社区叙事和故事，都可以加强社区成员的这种联结感。④同③，121页。
将表2中收集的数据具体应用到索洛余值模型中，测量出2008—2016年中国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SR)，如图1所示。
综合以上要素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本文构造了社区动员机制的生成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宏观社会结构层面主要是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阐述，经由政治伦理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文化系统的更替三个方面来分析，这构成了社区动员机制产生的背景，宏观社会结构可以同时对社区结构、动员组织与动员话语产生或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社会结构决定了社区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体系，社区结构以及功能需求决定了动员机制的三个要素，即（1）社区动员组织的构成、所拥有的动员权力的边界和可获得的资源供给以及动员网络及其网络之中资源的多寡、流动的方向和分配方式；（2）社区动员话语可以从中获取意义、权力和合法性的意义库；（3）社区感：社区结构、建立在多次交往基础之上的信任、规范和互惠关系。动员组织和网络和动员话语生产中的“框架联合”的效应共同影响社区感的生成。
图1 社区动员的生成逻辑框架
社区动员主体试图在社区之中创造社区感的努力可以被称之为“情感动员”，是对支持性的态度和一致的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在一定的社区感形成之后，动员组织运用资源、策略和动员话语最终促成社区参与的发生，这一对社区参与行动的激活过程可以被称之为“参与动员”；社区行动一经产生，保持持久动员效力和促成行动的努力将促成动员组织的结构微调、动员话语的再建构以及新的社区感的生产，并间接促成社区结构的调整；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从宏观结构性要素到动员行动的发生过程。由此，社区动员呈现为一个循环系统：宏观结构与社区结构决定了动员组织策略和动员话语选择，经由“情感动员”的过程产生了社区感；动员组织、动员话语与动员出的社区感经由“参与动员”的过程，促成了社区参与行动的发生；行动一经发生，对社区结构、组织和话语以及社区感产生反作用。
Why Community Mobilization Is Possible：A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Spectru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Mobilization under the Structure-Action Perspective
ZHAO Xin1，2
（1．Management School，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2．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Colleg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Mobilization can stimulate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macrostructure and collective action．The community mobilization is produced by the cyclic process of“emotional-mobilization”and“participant-mobilization”and influenced by four factors: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in macro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community organizations，mobilized ne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meso-level；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framework joint in the micro-level；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mental level．
Key words:revolution；community mobilization；mechanism of mobilization；emotional mobilization
[基金项目]本文为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建设多元动力机制研究”（15CSH07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系列课题“上海推进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研究”（2017XAA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资助项目（2017M611430）的阶段性成果、上海理工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欣（1986-）女，河北廊坊人，社会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2-0001-12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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