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得益于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但在开展群众工作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群众观念淡薄、违背群众工作路线、忽视群众利益、不能融入群众中间等一系列问题。党正是在不断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过程中，不断改进群众工作,积累了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群众工作；群众路线；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行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而开展的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总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不断巩固、发展，离不开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正是由于党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好，党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坚定支持，党政军民才能建立起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根据地才能不断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当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群众工作的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有思想观念上的，有工作路线上的，也有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并关注这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对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经验，做好当前群众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群众观念“问题”：从“最缺乏群众观念”到“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的爱护群众”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时刻不脱离群众。1943年10月，黎玉在《六年来群众工作的总结》中指出：“群众观念不强的人，必然会变成官僚主义者；群众观念不强的机关，也必然会变成为官僚主义的机关。”[1]109黎玉历任山东省工会首席组长、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政府省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委，是山东根据地的创始人，长期领导群众工作。在谈到1940年到1941年底山东群众工作的情况时说，这个时期是“在官僚主义的领导下，由一度的活跃又转入群众消沉、干部苦闷的时期”[1]95。什么原因？他分析说，“从分局到地委级、县级，都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占着统治地位，最缺乏群众观念”，不关心基本群众的疾苦，不去联系基本群众。当时分局的领导“对群众中复杂多端的问题，既不调查，也不研究，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夸大，好高骛远。宁愿坐在机关内写大文章，作大报告，吹嘘成绩，空谈优势，空谈依靠群众，却不肯关心群众的疾苦”，“轻视下层工作，忽视群众运动”，中央在1939年冬曾发出过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依靠基本群众，改善他们的生活，赢得他们的支持。而当时的山东分局领导并没有重视，用黎玉的话说就是把中央的指示“置于皮包背包而不问”。[1]96不相信下层群众的力量，只能走上层路线，依靠中间势力，到地主士绅这些农村上层中寻找支持。当时的干部在区村开展工作，很多是住在地主、富农家里，原因在于：人家有钱有势，有吃有喝。莒南洙边区一个干部开辟工作时，住在一户地主家里，还认了人家干娘，拜了三天，到了减租减息的时候，就不让减这户地主的租。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相信群众，看不起群众的错误观念在起作用，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也就不可能去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甚至会去欺压群众、奴役群众。黎玉讲到，“几年来，我们更常常发现不关心群众疾苦者有之；对群众强迫命令打骂者有之；在生产工作上与民争利者有之；政府、军队、机关团体随便劳役群众者有之；轻视工人者有之；轻视群众讨厌肮脏者有之；贪污浪费，实质上是并吞群众的剩余劳动，从各方增加群众的负担者有之；把自己看做是群众的上司者有之”[1]109。黎玉谈到的这几个情况，在当时都是存在的。不关心群众疾苦，就是群众遇上灾荒不去救济；群众冬天穿破衣、单衣、吃糠咽菜，断了顿，不同情；打骂群众主要是为了筹粮、出工，强制群众去做，不仅打骂群众、也经常打骂村长；与民争利，有的干部穿着军衣在集市上卖东西，卖膏药，或自己包办合作社赚钱；嫌弃群众，看不起群众情况也存在。当时在分局党校学习的一名学员，出去实习群众工作，老百姓来了，他嫌人家脏，他怕人家弄脏了自己的床单，不让人家坐床；胶东有一个地方的党支部，嫌群众不识字，不让入党。[1]110
实验结果显示低压缺氧环境中B组小鼠迅速出现焦躁不安、呼吸加快、喘呼吸、发绀，生存耐受时间为（0.73±0.07）分钟；常压缺氧环境中A组小鼠相对平静，喘呼吸和紫绀出现较晚，生存耐受时间为（10.93±2.07）分钟。两组耐受时间经t检验统计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低压缺氧环境中小鼠耐受性低，生存短，常压缺氧环境中小鼠耐受时间较长。
这些现象都说明，山东抗日根据地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群众观念是很淡薄的，重一点说就是官僚主义很严重。这个结果就是党与群众之间产生了距离、产生了隔阂、甚至产生了对立，各项群众工作难以开展。所以到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之前，山东的群众运动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特别是减租减息运动推不开，成为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群众发动不起来，没有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找到了这个症结，在山东分局的几次会议上，都狠狠地批评了山东分局群众观念淡薄、忽视群众运动的错误。他说：“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然还有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2]这个批评，太严厉了！这个教训，山东分局每个领导都应该是印象深刻、刻骨铭心的。所以，后来黎玉引用联共党史的话教育干部：“工人阶级的党，如果和群众没有广泛的联系，如果不经常巩固这些联系，如果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要求，如果没有不仅去教导群众，而且去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党。”他还引用斯大林的话教育干部，“只要布尔什维克是保持着与广大民众的联系，那他们就是不可被战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定律。反之，布尔什维克只要是一脱离群众，一失掉自己与群众的联系，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那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为空架子”。黎玉说，这些思想和指示，都应无例外地被党和全体同志身体力行，对一切群众观念不强的同志来说，更应当把它当做严峻的法律来执行。黎玉说，要下决心“填平机关和群众之间的鸿沟”，“一切染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们，是时候了！猛醒吧！彻底转变吧！全党和全体同志们，牢牢记住党中央在今年七七宣言上的号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的爱护群众！'要记住党中央没有任何时候、任何指示忘了群众的任务。只要你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忘了群众，而且要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是有了群众观念。”[1]112他的讲话情真意切，苦口婆心。
在整风运动中，山东根据地党政军群领导干部，认真地以整风精神克服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错误，极大增强了群众观念，深刻认识到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群众是母亲、是依靠，革命斗争的胜利，归根到底决定于群众，只有认真进行基本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把抗战事业放在千百万有了觉悟、有了优势的基础上，党和军队才有依靠，才有战斗力，才能胜利。1945年的一期《山东画报》上登载了一幅木刻画，可以看出当时对群众观念的教育极为重视。这幅画是一个母亲领着两个孩子，画下面写着几行字：“中共中央谆谆告诫我们：人民就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母亲”，“人民和母亲一样：哺育着我们，教育着我们，帮助着我们，补充着我们，希望我们壮大、健康，希望我们胜利，也希望我们和她靠的更近，不要惹她生气，不要使她伤心。”[3]
群众观念体现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在工作作风上。山东根据地各级领导以自己爱民亲民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着全体党员干部，帮助干部树立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观念，培育干部的优良作风。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驻在沂南县孙祖时，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看到警卫员没有鞋子穿，便把自己的一双鞋子送给警卫员；罗荣桓在莒南下河村时，听说邻居老大娘病了，便把警卫给自己做的鱼汤端给老大娘；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莒南洙边帮群众拉犁，衣服都磨破了；黎玉和劳动模范开会合影时，让庄稼汉坐在前排，自己站在最后一排不起眼的地方；莒南庄户县长王东年看到老百姓受了灾荒，写信让家里将祖林里的大树卖掉，把钱分发给灾民。
部队中深入开展群众纪律教育，反复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拥政爱民公约”，对群众切实做到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不侵犯群众一丝利益。曾任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军医处处长的张一民回忆，当时部队为了给病号煮面条烧了房东的几根高粱秸，非要给房东钱不可，很多老百姓对八路军做法感到很奇怪，当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绝不能侵犯群众丝毫利益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感动地留下了热泪。[4]罗荣桓在鲁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提出了“三个过硬”。罗荣桓说，“要让群众来参军，我们必须过得硬。一要作风过得硬，对群众要秋毫不犯，消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二要打仗过得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和声威，让群众认为我们能打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要组织过得硬，要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达到了三个过硬，兵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5]其中这个作风过硬，就是要求八路军要有群众观念，要有爱民、亲民的作风。罗荣桓从主力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团，深入到群众中，自己亲自带队到费南临郯发动群众。他们一到群众家中，就帮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理发、看病、割麦子。工作团走村串户，张贴标语，与群众拉家常，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当群众听说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也与工作团成员一样风餐露宿时，不禁感动万分，他们连声赞道：“八路军的领导与日军、伪军的头头那真是天壤之别呀！”八路军靠爱民、亲民的过硬作风，赢得了群众，补充兵员的工作水到渠成。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有了群众观念，有了爱民亲民的作风，群众工作也就有了好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二、群众工作路线“问题”：从“包办代替、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到“真正启发群众自觉自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尊重群众意愿，把党的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化为群众的自身要求和自觉自愿的行动。这就要求群众工作者首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教育群众的工作，从群众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出发，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走群众路线的根本所在是启发群众的自觉自愿。黎玉说，“我们必须在群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群众”，“因为民众是人群，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的人群，民众不是木头或机器”，你让他干啥就干啥。怎样使群众有自动性呢？“应该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再加上耐心的说服，有力的鼓动，把群众的自动性提高一步。经过我们的说服动员后，变成为一种力量，这时才有组织群众的可能。”[1]事实就是这种情况，动员群众搞减租减息、吸收群众加入各种组织、扩军劳军等都是不容易的，不是一个命令，群众就都来参加的，要深入群众，做细致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让它变为群众自觉的行动，才能真正开展起来。
再如1945年的参军动员工作，先是在年初搞了双拥月活动，在村里开展了拥军教育、八路军历史教育、前途教育、翻身教育，召开良心检讨会、翻身座谈会、时事研究会，让群众明白八路军是什么军队，明白为什么要参军，检讨了诸如“好人不当兵”“当兵的是丘八”等不正确的思想，大张旗鼓地做好优待抗属的工作，只要当兵，政府就把优抗粮用隆重的方式送到抗属家中，一般在300斤左右；还制出光荣牌、光荣匾、光荣灯、光荣旗，用秧歌队送到抗属家里；对抗日烈士发动祭扫公墓，县长专员亲自主持；通过群众互助的方式解决穷困抗属的土地和生产困难，在广饶县，有的村保证抗属能吃上饺子，一直吃到正月十五。在整个拥军月活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欢送参军战士的秧歌队，终日锣鼓喧天，新战士骑马坐车戴大红花，每一次拥军大会上，几百人、几千人参军的场面打动了青年群众，会场上连续不断地有跳到台上报名的，送子参军、送夫参军成了最光荣的事情。这种参军动员工作有宣传、有教育、有实惠，紧紧抓住群众的心理，紧扣群众的利益诉求，让参军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非常成功。各战略区都完成了预定计划，有的县超额完成原计划两倍。鲁中区完成原计划的150%，滨海区完成原计划的128%。有的体检不合格，动员回家就是不回，偷偷地找到新兵驻地“非干不可”，部队只好收留下来；没收留下来的都说，“干八路比考秀才还难，今年没验上，咱回去练杠子，明年还来干”。[8]115这些都是结合群众的要求，慢慢启发引导，群众觉悟了，自然就会主动参与进来，这种工作路线就是群众路线。
在山东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的实际工作中，一开始实行的是“恩赐路线，包办代替、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路线”，就是单纯根据政府的法令，要求地主和佃户按规定执行，对群众存在的各种顾虑不研究、不调查、不解决，更没有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环节。减下来，是政府让减的，干部让减的，地主赏给佃户的。这就导致很多地方减租减息只是一种形式，走过场，暗地里群众又偷偷把减的租子送给地主，群众没有底气，地主仍然气势凌人。这样，减租减息根本不能真正彻底地推行。1942年以后就不同了，特别是1943年10月以后开展的查减斗争，真正贯彻了群众路线，启发了群众的自觉自愿，调动了群众的“自动性”。这个时期的减租减息工作一般都要经过宣传教育、调查研究、组织动员、开展斗争、整顿团体等环节。各地党组织首先深入到群众之中，广泛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对群众开展“谁养活谁”的教育，说明地主剥削农民、地主土地来源的不合理性，“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激发起群众减租斗争的要求，自觉自愿；第二步是深入农户，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找到苦大仇深的户，找到因为租息压迫生活艰难的户，发现积极分子，斗争骨干；第三步是组织发动，把地主、富农分子清除出去，吸收积极分子、斗争骨干加入农救会、妇救会，做好斗争会准备工作，安排好谁诉苦、谁带头喊口号等；第四步召开斗争大会，斗争恶霸地主、抗拒减租的富农。如在大店1944年开了两次斗争会，彻底斗倒了地主庄英甫、庄景楼，消灭地主的威风；最后是将斗争中表现积极的群众吸收加入各种群众组织，扩大力量。[7]这种做法是走群众路线的做法，真正发动起来群众自下而上开展减租减息，这是成功的做法，莒南大店开展得最好，因此大店查减斗争作为经验被印发全省学习。
拿动员群众参加减租减息来说，减租减息本身对群众是一件好事，但要让群众参加，却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群众有很多顾虑。有的认为租地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提减租要求是无理取闹；有的是租了亲戚邻居的地，不好意思提减租要求；有的是租了地痞恶霸的地，不敢提减租要求。但是减租减息是中央的政策又必须得推行，到底怎么开展这项工作呢？一开始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路线。一种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命令和包办代替。一种是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群众，把中央的政策变成群众的主动行动，让群众自觉地起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用黎玉的说法就是，“一条是恩赐路线，包办代替、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路线，是命令主义，是非马列主义、非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路线”，“另一条是运动中真正生长出来更具体化的群众路线与作风。这种路线是经过耐心说服，启发群众觉悟，到自觉自愿程度，从群众自愿与需要出发，通过群众积极分子，组织群众力量，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斗争的路线”。[1]朱瑞在《群众工作的领导问题》中特别详细地阐释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说，“正确的群众工作方法，必须是根据群众的切身要求，根据我们对群众痛苦的深深认识和把握，提出群众运动的任务，或者把上级所给的一般任务具体实行起来；善于把我们根据群众实际情况和要求所做的决定投入到群众中去，用群众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它，并在群众不断的实践中来考验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共产党员要成为群众工作中的干部，成为群众的领袖，必须到群众中工作，服从群众的命令，而不是服从机关的命令，以群众的作风为自己的作风；要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各种抗战组织和抗战工作，并吸收他们入党，这种双重联系，才能算真正地依靠群众。”[6]438
通过减轻群众负担来改善群众生活，除减租减息外，在各个地区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等来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条件。根据地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根本改善，各项群众工作也得以更加顺利地开展。
发动群众的工作如扩军、慰劳、募捐、开会、出差、防匪、备战、生产等，同样也要走群众路线，要结合群众自身利益，把党的政策、方针、工作任务向群众做细致的宣传、解释、教育，把它变成群众自己的要求和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在这些工作中，在山东根据地也曾经发生过强迫命令等严重违反群众路线的做法。如拥军支差，在一个时期主要是靠行政命令，村干部指定或摊派，硬给群众下达不切实际的任务，对完不成任务的群众随便罚款、随便打骂、随便抓人。当时做群众工作的人员，有的简单粗暴，拿着错误的做法当成好经验，说“三句好话，不如一声小舅子，三声小舅子不如一条马鞭子”[1]109。这种做法完全是以强迫命令的手段逼迫群众去做各项群众工作，是极端错误的；这种强迫命令逼迫群众的做法造成很坏的影响。在1943年召开的省参议会上，一名参议员曾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说：一开始的一个时期群众看着共产党八路军好，对共产党八路军表示出“帮忙”的态度，第二个时期就是只说几句恭维话，不敢说不好听的，也就是说群众怕共产党了，不再拿共产党当知心人了。[1]98这是官僚主义、违背群众路线、违背群众意愿做事导致的很可怕的后果。
在抗战爆发后和日军历次大扫荡中，日寇烧杀掳掠，人民群众遭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保命就是首要的利益诉求。党领导的八路军舍生忘死，以自己的生命保护群众生命，对群众产生了极大影响，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的开展。黎玉在总结六年来群众工作的时候说，抗战爆发之初，“广大群众不但面临着亡国的威胁，而且有丧家的危险”，而“八路军从发动起，即不断地与敌人作战，不断地取得胜利”，“群众体验到共产党、八路军是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并相信我们的方针和主张是正确的，是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的”。因而“在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上，也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在地域、人口、政权、群众组织等方面，都是加倍的扩大”。[1]95
主要为不明原因的脑力疲劳和精神不振，具体表现为低沉、焦虑、恐慌、烦躁、不安、担心、易怒、反应迟钝、白天困倦、夜晚失眠、记忆力衰退、不自信、抑郁寡欢、紧张、精力下降等症状。若心理亚健康状态持续存在，则无法自我解脱和控制，若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状态得不到及时改善则会造成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轻者影响学习效率，重者可引发心脏病或抑郁症等。
三、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从“忽视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到“切实改善群众生活”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组织动员群众的关键，也是党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根本。黎玉在总结群众工作经验的时候说，“我们必须懂得，尽管群众的要求是头绪多端的，非常复杂的，但都有其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即有远有近，有缓有急，有轻有重，有主要有次要，有部分有全体。为了把群众从无组织引导到有组织，又必须从群众眼前的和身边的要求着手，即抓住群众最急迫、最重要、最主要并最有共同性的要求，否则不可能使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1]116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这种情况得到很大改变，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得到很好地推行。比如在1943年夏天，滨海武委会要在赣榆发动边缘区的群众性游击战，如果硬让各村出人去打鬼子，就很困难。怎么办呢？滨海武委会就派人到村里去，先做群众的工作，“麦子要熟了，你们不怕偷麦子吗？”群众当然怕，那得看麦子；接着又提出一家一户看不如大伙一块看，看到村里群众都行动起来了，又提出一个庄看不如各庄联合起来看好，这样村民联防就发展起来了；又从看麦子提出得藏麦子，藏麦子发展到“不能资敌”，不资敌又转变到“武装反对敌人抢麦子”。最后群众都自发武装起来了，开展了边缘区的群众性游击战。[1]116鲁中区在沂南发展民兵，开始有一个女同志到村里向妇女动员，“叫你家的年轻的参加民兵，打鬼子保家乡，多光荣！”村里老百姓听了感到不以为然，效果很不好。后来她了解到1941年日军大扫荡时这个村东西都被抢光了，连小孩的尿布都没剩下，就改变了方法，“大娘！庄上成立了民兵，经常有人看着，鬼子来了也不发慌，也来得及把家里的衣服、棉花套子、鞋底、麻线都搬到山沟去，这样多好。”[1]116-117大多数妇女听了，都表示同意，答应回家就让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民兵。
在根据地政权建立后，群众对新的政权的最大期盼就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解除他们生活的疾苦。而在山东根据地创建的初期，直到1942年以前，群众工作的情况是“忽视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不知道从改善群众的生活中来发动群众，对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规定，一般的都没有注意研究”，虽然废除了部分苛捐杂税，实行了合理负担，作了一些救济灾民的工作，在少数地区开始实行“五一减租”，但这些工作仍然没有使群众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特别是减租减息没有普遍、彻底开展起来，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期望打了很大折扣，再加上群众工作中的“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使各种群众组织的数量，在联合大会以后或一九四〇年‘九一八'‘扫荡'以后，除胶东因一九四一年反投降胜利的影响有继续发展的形势以外，其他各地则表现了严重的下降，甚至部分的垮台。”[1]97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后，帮助山东分局确定了认真实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作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山东战工会制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组织工作团进驻滨海区莒南、临沭两县，开展试点，创造经验。分局书记朱瑞、战工会主任黎玉分别到莒南、沂南具体指导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这个时期减租减息运动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1943年10月10日，山东分局又作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迅速掀起查减和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山东分局确定以莒南县、沂南县为减租减息实验县，责成莒南县委组织工作团，到大店进行试点。这个时期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才真正彻底，真正达到高潮。到1944年下半年，山东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村庄1.47万个，占根据地全部村庄的63%。减租减息后，群众生活大为改善，负担大为减轻。与国统区相比，以高粱为例，“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租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双减”后，国统区老百姓的各种负担是根据地的8.7倍，敌占区老百姓负担是根据地的5.1倍。[9]减租减息政策的彻底实行，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凡是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工作的活跃局面，“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抗战斗争比较坚持了，如政治情绪、胜利信心均较前提高，悲观失望情调较少；生产热忱开始发扬了，如织布、纺纱、互助耕种、开荒、市场活跃等，均有了新气象”。[10]6减租减息后，莒县一个村的魏大娘在动员参军大会上泣不成声地说，“过去年年要饭，要饭要不饱，饿得走不动。八路军来了俺翻了身，八路军真是救命恩人”[8]114。她当场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参军的热潮。
事实表明，抗战时期，根据地群众的利益诉求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措施，我们的军队通过与敌人的血战让老百姓能够避免被日伪军、土顽杀戮，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的政府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让他们改变过去受人压迫、奴役的政治地位，能够挺起腰杆做人；让他们能识字，他们的孩子能上学，享受到文化上的教育。但是，在山东根据地各项群众工作中，真正能将群众全面、彻底动员起来的就是减租减息运动，因为减租减息满足了群众降低租额、减低债务、土地经营和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在军事斗争与社会动荡中给予群众以改善日常生活的希望，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起码能够活下来。按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得首先满足生理需求，吃饱穿暖，然后有安全需求、社会需求、价值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减租减息、改善民生正是给了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和利益，满足了他们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根据地从1942年以后抓住了这个重点工作，而且紧抓不放，经过1943年、1944年一浪一浪、紧锣密鼓地持续推进，才从根本上赢得了群众，改变了群众工作的被动局面。
组织群众的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抗战爆发后，由于党的宣传和发动，山东根据地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很快。1940年7月，在沂南青驼寺召开的山东省联合大会上，成立了山东省工、农、青、妇、文化界总会，群众组织有了自己全省统一的领导机关。山东根据地加入农救会、自卫团的人数达到200万，加入工人组织的人数有20万，加入妇女组织的人数有26万（1941年底山东根据地只有1200万人口）。但黎玉说，这些成绩“仅仅是形式上的”，很多群众组织并不牢固，原因是什么？就是在组织群众的方式上，“普遍地表现出强迫命令、官办、走上层路线、上名册或抄名册”，要么群众是硬被拉进来的，要么就是群众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就出现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名册上的，是被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的。“许多团体干部不开代表会就产生了，不经过选举就有了会长、主任，处理斗争果实不经群众讨论就自作主张分配了”。[1]94这样的群众组织，群众不知情，决策不民主，群众当然漠不关心。所以，这些组织“就等于空架子”。部队一离开，组织就塌台。
祝庆英版：女人一般被认为是极其安静的，可是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想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的享有较多特权的同类却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那他们也未免太心地狭窄了。
不仅如此，减租减息运动后成立的群众组织也更加巩固，群众斗争能够持续高涨。过去滨海地区对群众运动有这样的说法“一活跃、二消沉，三皮条、四垮台”[11]。因为什么？因为过去的群众斗争是依靠政府的命令、八路军的支持，群众参与图新鲜，热闹一阵子就过去了，一切照旧。而减租减息是改善群众生活的，真正给群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的，群众就能够真心、全力和持久的支持共产党。
四、与群众沟通的方式“问题”：从“群众以外的人”到“融入群众”
做群众工作，第一步就是要和群众打交道，与群众沟通、交流。怎么和群众沟通？当时的要求就是工作方式“群众化”，就是要求首先向群众学习，了解掌握群众的劳动习惯、群众的精神风貌以及群众的语言，“吃群众饭，穿群众衣、说群众话”。工作方式“群众化”才能为当地老百姓易于接受，才能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中，才能做好群众动员开展各项工作。
另外还有两篇论文也值得关注，傅杰的《从杨从义的碑文看当时陆游从军南郑的政治气候》，因为这个碑文是以前大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他本人也是去年11月才抄录这个碑文的，所以是非常新的材料。他用这个说清楚了陆游当时在南郑所处的一种政治环境。王景元的《征西幕府和吴园遗址初考》实地考察了陆游当时从军四川宣抚使的幕府到底在什么地方，这就纠正了我们现在疑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到这里来，听说南郑在汉中的南边，陆游纪念馆也在现在的南郑县，好象和现在的汉中已经没关系了，而他给说清楚了四川宣抚使幕府就在现在的汉中，就在汉台那个地方。所以这两篇论文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在煤炭建设大直径煤仓的施工中，往往需要搭设上人梯，而钢管式上人梯最为常见，但施工中须注意搭设方式、附着方式、基础承载力要求，重点考虑受水平荷载（主要是风荷载）影响，因上人梯一般搭设在两个相邻仓之间，该处风荷载通过时会大大加强，因此本文通过实例作了一些总结。
当时在山东根据地工作、战斗的人可谓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思想观念、穿戴、语言、行为、生活习惯等方面和当地人有很大不同，在群众眼里是外地人、生人。以1942年滨海区“双减工作团”为例，300名成员中，“其中十分之八九，私人同滨海区的群众没有联系”，[6]441“鲁南分区书记以上干部，外来者占84%”[10]100。一开始到农村时，有的骑着马、带着特务员、扛着枪、背着背包、穿着花草鞋，口袋里别着钢笔。老百姓看着很不顺眼，不拿他们当自己人，根本不愿意接近他们。黎玉批评说，“群众工作者，成为群众以外的人，不是站在群众当中的一伙，工作上成为群众的负担，为群众内心所咒骂”[1]163。结果是我们去动员他们，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来依靠我们，亲近我们，而是在表面上应付差事”，[1]97群众工作自然流于形式、一塌糊涂。怎样让老百姓亲近我们，让群众对我们说真心话？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告诫从事群众工作的干部，要从点点滴滴的日常行为与习惯做起，设法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当时在山东根据地工作的李欣回忆说，“那时，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大多数来自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做妇女工作的干部汪瑜、韩豁(韩复榘的女儿)等都是脸白白的，还带着银丝眼镜，被人们称为‘洋学生'。我开始在香港、广州念书，后来又在上海、青岛上大学，人们也把我看作‘洋学生'。朱瑞就告诫我们说，你们到老大娘家，不要嫌她家凳子脏，也不要用手帕去拍打尘土，那样会脱离群众的。‘要生活在群众中间，斗争在群众前面，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给群众做表率'”。群众工作者首先要群众化，“要放下学生架子，脱掉军装，穿上农民的衣服，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男同志剃掉‘洋头'，一律留光头，女同志扎裤腿，梳小髻，都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2]黎玉谈到蒙阴垛庄的群众听干部作报告，因为报告长，名词多，语言、口音不同，很多人听不懂，老百姓说干部是“学驴叫”；文化团体创作的歌曲歌词太长，修饰得很华丽，调子弄得很复杂，动不动就男女合唱、二部合唱、四部合唱，印成五线谱，这是“洋歌曲”，农民群众听不懂，欣赏不了，就批评是“放洋屁”。这样，宣传教育群众的效果可想而知。黎玉要求干部“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写东西、做演说，时刻要注意给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说话。[1]125只有工作方式“群众化”，才能走进群众，融入群众，而非仅仅走近群众，或被群众拒之千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年，我们能在日寇肆虐、匪患频仍、天灾人祸交织、战火纷飞的恶劣环境中，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赢得了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富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做好群众工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党的群众观念，靠的是党的群众路线，靠的是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靠的是不断摸索创新的工作方法，靠的是“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沟通艺术。这些历史经验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仔细回味、认真学习，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③无法掌握不同岗位的考核重点。在现实考核中一般以考核主体个人所认定的关键事件评判员工绩效，考核指标偏向结果考核，弱化员工能力和态度考核，忽视个体对团队的贡献。员工往往是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以干中学方式获得知识，因此对于知识型员工学习和创新能力的考核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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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福泉.朱瑞将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78.
“Problems” in the Mass Work in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ZHANG Xue-q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Linyi University,Linyi Shandong 276005,China）
Abstract:The foundation,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owed much to the effective mass work,in which,however,there came out various problems,such as the weakness in mass ideology,the deviation from the mass line,the negligence of mass interests,as well as the failure to integrate with the mass.It is by overcoming these defects and correcting the mistak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proved her mass work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successful mass work.
Key words:mass work;mass line;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9）01-0018-11
DOI:10.13950/j.cnki.jlu.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12-12
作者简介：张学强（1969—），男，山东郯城人，临沂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沂蒙精神。
责任编辑：曲筱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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