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需要一次“互联网转向”
——谈“互联网+”的哲学变革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 要 ］“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
［关键词 ］互联网+；哲学变革；人类解放；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入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
UmALB是检测肾损伤的敏感标志物之一，在正常情况下，肾小球滤过膜并不能滤过UmALB，当DN患者由于长期处于高糖状态下，造成肾小球滤过屏障的损伤，从而增大了滤过膜孔径，使滤过膜对UmALB的滤过量增多，形成蛋白尿[9]。该研究中UmALB也与ACR呈正相关,但是由于其影响因素较多，如发热、感染、血压等因素的影响，影响检测结果，故不宜使用单项检测来衡量肾脏的损伤程度。
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利用，互联网逐步成为生产要素和技术平台，已然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迈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思维、一种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要素，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社会转变。
随着“互联网+”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全面重构，带来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新问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大潮风起云涌。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必须要面对时代的呼唤。而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主要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非常有必要直面当代，进行一次全面的“互联网转向”——对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这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进行深入的反思：探寻互联网的本质和思想，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解读“互联网+”的变革，从中深刻领会这场变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验证、发展和挑战：互联网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一、“互联网+”使主客体关系面临全面重构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物质和意识谁决定谁的问题一直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互联网+”时代，物质和意识的二元对立界限，正由于“信息”这一中间环节的加入而变得越发“模糊”，从而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更加系统，更加富有整体性。
“互联网+”使信息在“物质”和“意识”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更加便捷，使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实体）论，继现代西方哲学的“非本体论”“非实体主义”的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之后，来了一次“互联网转向”。
在这个“互联网转向”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处于“物质”和“意识”中间环节的“信息”，上升到了和“物质”与“意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使得主客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相互渗透交织，难以区分。世界著名科技杂志《连线》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就非常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如果机器和人合二为一的话，人的‘自我’将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现代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已经产生了“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问题：“互联网+”时代，无时无处不在的“信息”在“物质”和“意识”之间架起了一道可以实时沟通的“桥梁”，“软化”了二者之间的“对立”，使“物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真正实现了“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有机融合。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有效地充当了“主体间性”的角色，使哲学进一步摆脱了传统西方哲学抽象、孤立、狭隘的物质和意识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和世界观，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世界观。
传统西方哲学，无论是古希腊时期探寻的“本原”“理念”，中世纪宗教神学所宣扬的“上帝”，还是法国唯物主义找到的“自然”，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冥思苦想出的“物自体”、集西方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发明”的“绝对精神”，等等，都是试图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种或者几种超级抽象的实体，然后用这些抽象的实体来还原和解释世界。这种还原论和实体主义倾向，尽管形式不同、表述不一，但都难免最终把世界简单化、抽象化地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或“本体”。
古埒城主王杲是女真部落的头领，他一听女真人受欺负，急眼了，就带着一伙儿人，骑着马，闯进抚顺关马市，见着守边收税的明军就杀，杀红眼了，最后连交易的汉民也杀，抢走了他们的马匹和物品，占领了马市。把那些手无寸铁的抚顺关内的汉人，吓得一个个不知怎地好，私底下就给王杲起了个外号儿：“王老杲子”。所以说呢，当地人平时就用这话吓唬小孩儿，小孩儿一听，王老杲子来了，一声不敢哭，也不敢叫。
如果只到问题4结束，将来可能会有不少学生认为，倒序相加法就是等差数列求和公式推导的专用方法，需要通过问题4-1帮助学生厘清这里的逻辑关系，需要让他们回顾思考用倒序相加法求和的其他问题.事实上，前面复习函数时有例子：已知函数则f(-2015)+…+f(-2)+f(-1)+f(0)+f(1)+f(2)+…+f(2016)=______.能用倒序相加的原因是另外，高二排列组合一章中也有例子：这也能用倒序相加法求和，因为组合数前面的系数是等差数列，且组合数有性质倒序后对应相等.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在物质和意识之间的流动和交互作用更加突出。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联网技术，使得植入芯片的物体也“会说话了”——它们有了“感觉”和“意识”，可以向计算机系统和平台发出自身的定位和温度、湿度等信息，便于人类与它们更好地“交流”；人类通过物联网平台也可以向物体发出指令，调控物体的状态和周围环境，从而实现了人与物“一体化的沟通”。作为“互联网+”的拓展和应用的物联网，使人的生产方式由过去的“物理性在场”演变为“信息化在场”，使智能化生产、个性化生产和遥控生产成为物联网背景下的主导生产方式。
寒冷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园林植物的种类、色彩都受到了限制，可用于构建景观的植物品种有限，造成城市生态景观植物品种单一。鸢尾属植物是园林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对丰富城市绿化、美化中的物种多样性、景观多样性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物联网实现了物体智能化，使物变成了“聪明的物体”，使物有了“物格”，使“技术之物”不断向人靠拢。由此看来，在一定意义上，物与人都被“符号化”“数字化”了，平齐化地参与到了万物互联世界的构建。因此，基于“互联网+”的物联网赋予了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相互沟通和相互感知的新时空、新形态和新内涵，使人与物的界限在物联网的世界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在一定意义上被“边缘化”甚至被“对象化”，传统哲学的主客体关系也将因此面临重塑。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面前，人的生命、精神、意志、思想一定程度上成了技术的对象，降格成为“技术之客体”。
由于虚拟技术的出现，使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出“非现实性存在”的虚拟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计算机网络中，人以数字化的方式出现，而且表现于人的现实角色及其关系在网络社会中发生了虚拟变化，预示一种有别于现实生存的“虚拟生存”这一生存方式的确立——“虚拟生存是对现实生存的虚拟性超越。”［1］
总之，在万物互联的世界中，通过“信息”的中间环节，主体不再是“冰冷生硬的主体”，客体不再是“完全被动的客体”，“自然”越来越深度“人化”，成为“人化的自然”，从而形成了“物质—信息—意识”的有机交互，主客体矛盾得到进一步的消解，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遍联系。因此，“互联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二、“互联网+”使人的虚拟化生存得以确立，拓展了人类交往的新时空
在“互联网+”时代，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人在“实体化生存”（物理化在场）空间之外，又拓展了网络“虚拟化生存”（数字化在场）空间。在网络世界中，人是以数字化的虚拟方式存在的，“信息人”“网络人”和“虚拟世界人”是与“现实人”相对应的网络存在。由于互联网真正实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随时随地普遍联系的“泛在网络”，从而使人的生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拓展。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虚拟生存空间。这项技术与文化娱乐、医疗健康、工业制造、教育培训和商贸创意、企业营销等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和创新，拓展了人类的想象力和虚拟化生存时空，尤其是增强现实（AR）技术，更是“让虚拟照进了现实”，使数字化的虚拟空间，变成了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现实场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真实体验，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在技术的“促逼”和“座架”之下，人是否会成为技术的奴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智能机器人的进化，能否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技术泛滥的时代，如何避免技术沙文主义对人文精神的消解？……这些都是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新课题。
此外，在“互联网+”时代所有权观念和所有权体制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共享越来越便捷，成为了一种常态。而“当不必独立占有而是通过共产、共享、共创可以实现个人和全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时，人们对物质和知识产权的私有可能就会过时，私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和观念可能就会真正被扬弃”，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5］36
同时，网络化生存也会带来隐私保护、网络空间监管和诚信等一系列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此外，过度迷恋和沉溺网络虚拟世界的生存状态，也会带来人被信息世界“奴役”、成为网络技术的“奴隶”、生活过于虚幻、易于造成现实交往障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三、“互联网+”有望消除异化劳动，推动人类解放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重构，恰恰为消除强制性分工和异化劳动，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同阶级一起产生的。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不但不能为生产者享用，反而变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反过来对人进行统治的一种社会现象。在这种异化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丧失了，自由个性得不到全面发展，遭到了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互联网+”的各种赋能和对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将打破传统的信息闭塞和资源垄断，为普通的人类个体提供平等竞争、自由展示的空间，为匠人精神的弘扬和按照个人能力、兴趣、爱好进行社会分工，提供了平台和必要条件。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依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自由地工作、生活、交往、分享……“互联网+”的赋能使得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2］85事实上，在当今的互联网应用下，一个人在同一时空完全可以完成不同事务和角色的兼容，也可以在不同时空实现不同的事务和角色的转换。现在风靡商界的“微商”，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实现“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的事务和角色转换。
马克思认为，造成异化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是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但这种异化活动是短时期的历史现象，不会永远存在，它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消亡。为了寻找克服异化的路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分工和异化的扬弃对接起来，阐明了异化产生的根源和消除异化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8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分工和异化联系在一起，还专门完善了共产主义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消除强制性的社会分工，才能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共产主义必须消灭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但是马克思也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制，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2］13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提出“重建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始终强调个人权利与责任，共产主义与个人的全面发展并行不悖。［3］9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旨归就是，消除异化劳动，推动人类解放。
在“互联网+”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和信息化平台向社会全面开放，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的批量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逐步被个性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所替代——“大而全”的生产目标逐渐让位于“小而美”的生产追求，大批量、种类较为单一的商品生产，逐渐被各类个性化的丰富的产品生产所替代。互联网技术使得生产由过去的“以产品为中心”逐步过渡到以“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的新方式，各种个性化的产品凝结着人们的创意、思想，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带着设计者和生产者的感情，更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喜爱，也可以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电商平台上便捷地进行销售，劳动者生产产品和销售产品的过程充满了快乐。因此，“互联网+”时代，劳动者的劳动将不再是劳动者自身的异己排斥力量，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可以为劳动者所有或分享，劳动者的价值在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克服。
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重新构造的力量”，不是简单地与传统产业进行数学上的求和相加，而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是“整合和聚合”。在“互联网+”的“化学作用”下，传统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将发生深刻的改变:资源不再稀缺，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基本消失，生产交换消费深度融合，全社会生产和创造活力空前激发。这种“互联网+”带来的社会生产的变化，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重构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观念得到扬弃，“共享、共有、众包、众筹”成为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最佳手段。
互联网催生了个性化的生产方式，使创客运动蓬勃兴起，运用互联网和最新的工业技术进行创造的“创客运动”，是让数字世界真正颠覆实体世界的助推器。“创客运动”蓬勃兴起，标志着个体制造时代的到来，［4］这大大地推动了个体劳动者的解放和个人能动性的发挥。
在网络上，“信息人”是以“身体缺席”的状态存在的，现实的人不用身体到场，而是以数字、符号组成的用户名或机器生成的二维码等形式存在，并可以实时在线与网络上的其他虚拟的人进行交往和互动。这一方面，在人的现实存在之外，又开拓了一个网络上的虚拟存在，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和交往空间；另一方面，在网络生活和交往中，文化和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相互交往的前提更多的是要先取得网络上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认同”：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在互联网上属于同一个“社群”，有着基本趋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信息的沟通成为网络交往的重要前提要件。
实例一:If people were always kind and obedient to those who are crueland unjust,the wicked people would have it all their own way,they would never feelafraid,and so they would never alter,but would worse and worse.
同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人工智能（如机器人）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互联网“利他思想”观念的逐步提升等，人的生产能力将大幅提高，被动的强制性分工将逐步消除，一些繁重、危险的和机械性的劳动可以逐步由机器替代，互联网将把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们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来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进而推动人类的解放。
互联网技术使得人类可以超越时空的阻隔进行信息传递，它可以集合人类中的所有参与者进行结点化生活，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节点，每个信息节点都有可能与其他任意一个信息节点取得联系。这将为互联网时代的个人崛起和自由联合创造充分的条件，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只要你有需要，所有的历史资源和社会资源都可以为你所用。这样，个体的劳动就可以在社会化和网络化的协作下从“普遍劳动”变成“创造性劳动”；从“竞争性劳动”成为“协作性欣赏”。个体的价值和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彻底的展示。“人类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互联网时代，新的时代将彻底改变人类协作的方式，使传统有形组织逐渐瓦解、消融，而个体生命的自由价值得到充分释放”。［6］因此，“互联网+”有望消除强制分工和异化劳动，推动人类社会实现由“物的依赖”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的跃升，使人“向人的本质回归”。由此，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更有了实现的现实可能。
也有人更加乐观地认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社会大分工之后，生产力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从那时候起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开始困扰着人们。而随着科技进步，多种新型资源的发掘和更多自然空间得以开拓，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大于消费能力，生产能力已经受到消费能力的制约，如果把全世界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整合起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条件和物质财富条件已不成问题。
但是，“互联网+”所提高的生产力、所催生的共享经济、价值理念等一系列变革只是为消除异化劳动、扬弃私有制、推动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提供了可能。但人类社会能否借助互联网的洗礼跃升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具备其他很多条件。
本研究在前期预试验中考察了水-甲醇、水-乙腈、水（含甲酸）-甲醇、水（含甲酸）-乙腈、水（含甲酸）-甲醇（含甲酸）、水（含甲酸）-乙腈（含甲酸）等流动相体系对ZG02定量分析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以水（含0.01%甲酸）-乙腈（含0.01%甲酸）（35∶65，V/V）为流动相进行洗脱时，ZG02和内标的色谱峰峰形均良好，且不受内源性物质的干扰，同时分析时间较短，故最终选择其作为定量分析的流动相体系。
现代西方哲学正是看到了传统西方哲学的这种弊端，才出现了与传统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非实体主义”和“非本体论”的转向。例如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体间性”，等等，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才真正建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有机体，从而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的新飞跃。
“互联网无国界”。当今，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使世界各民族再一次站在同一起步线上，为落后民族利用“互联网+”的赋能，实现“弯道超车”或“变道超车”，克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人的异化、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直接进入文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实现落后民族社会发展的新跃升，创造了新的无限可能。
四、“互联网+”推动开放、共享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
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哲学学说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倡导的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的价值观。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模式是损人利己的金钱游戏；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进行的是“我得你失”的零和游戏，双方的劳资矛盾不可调和；而普通劳动者没有选择，只能靠异化劳动出卖劳动力接受被动的生存报酬，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自身和整个阶级的解放。
互联网时代的生产模式是企业和消费者一起研究如何赚钱，是通过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培养需求引导消费，由消费定制生产，从而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来赚钱。互联网时代生产的是财富和数据，互联网分享经济建立的是新产业链和价值链，每个人都是价值链上的一环，创造并分享着价值和财富，年轻人可以平等参与创新创业——零成本创业，公平竞争，多劳多得。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的理念正在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成就别人”就是“成全自己”。这种改变将革新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互联网所倡导的共享、共创、开放、包容的价值体系逐步形成。
为保证工会会计记录的顺利进行，应当对工会会计进行合理的定额。通过科学合理的定额保证工会活动的公开性、合理性、透明性，避免出现赤字等问题。在进行工会预算时，应当根据工会的实际情况、发展目标、财务管理水平等建立合理的预算标准，根据市场变化、发展水平等规范工会会计预算，保证预算目标的科学合理性。进而通过预算激发工会员工的工作激情与热情，提升工会绩效水平，并构建有力的监督机制，保证工会财会顺利进行。
脱胎于工业文明的互联网，是对“大一统”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修正。建立在“竞争”而不是“合作”、过于强调“利己”而排斥“利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远不能解释和满足信息文明对“社会性物种”的描述与刻画。同时，互联网大大释放了“个体人”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它通过“去中心化”“自组织”“共生演化”“涌现”“开放共享”等方式，正在展示出一个不同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新的信息文明。在这个正在构建新的信息文明的体系中，互联网能为各种价值观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无障碍的、随时随地交流和平等对话的平台，使得哲学也不再单单是“哲学家们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来探讨哲学问题，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使哲学真正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同时，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哲学和价值观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无地域、无国界限制地自由交流对话，世界不同的文明可以在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上相互交流、借鉴，求同存异，共生共存。可以说，“互联网+”为人类共同建设“网络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它必将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繁荣。
从表4和图8～图9中可以看出，基于WV-CNN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明显优于基于字面匹配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模型LCS和TF-IDF，在Accuracy、F1、AUC、KS值的评价指标上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LCS与TF-IDF在Accuracy、F1两个指标上相同，而TF-IDF的AUC值低于LCS的AUC值并且差距较大；在WV-CNN模型中，SGD优化器的效果优于RMSProp优化器，准确率随着训练集数据量的增加而增加。
互联网启动的这种进程“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知识的堆叠、生产力的进步，也不是对工业伦理、财富观、进步主义的修修补补，而是把被韦伯称为“祛魅”的工业文明，重新“附魅”，还给世人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新世界。这种过程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之后的“一次重逢、一次交叠”。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是“科学和人文分离”之后的一次真正的“人的重启”。［7］21
按照雷达作用距离范围、测绘带宽、分辨率的要求，结合上述滑动聚束分辨率计算公式，确定合成孔径雷达天线方位向波束宽度θ；计算求得边界条件Rg，作用距离大于Rg采用定点聚束方式，反之采用滑动聚束方式；计算波束扫描范围Δθ，按照定点聚束SAR的方位分辨率为方位加权展宽系数，则定点聚束SAR模式扫描范围由以上分析可知，滑动聚束SAR模式分析可知，Δθ需尽量取大点，保证
由此可见，“互联网+”的时代，哲学充分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时代精神和问题意识，这种不同具体表现在互联网基因所体现出的创新、自由、平等、多元、开放、共享、包容等现代价值。这种价值追求，为我们直面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潮，倡导包容、平等、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理念，提供了沃土。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加上高校合并与扩容，本科评估检查对图书馆藏书数量、生均数量指标的量化要求，以及每年的馆藏新书递增，使得近几年图书馆的图书存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无疑对教学与科研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保障作用。但自主学习团队需要由个性化、专业化的空间向传统存储空间拓展，为此，图书馆要合理平衡这两方面需求。
在当今全球化面临重要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我们中国不但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还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出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8］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为全球经济化解矛盾、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努力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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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奎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十大亮点［J］.求是学刊，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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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段永朝.互联网思想十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18/c64094-29032027.html.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26（2019）05-0004-06
［作者简介 ］侯宪利（1970-），男，黑龙江勃利人，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网易黑龙江总裁、主任编辑，主要从事互联网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