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四川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和建设实践。通过梳理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民族研究所等代表单位在人才队伍、重点工作、服务社会、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展示四川民族学70年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四川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学；民族问题研究；发展历程；学科建设
一、民族学学科发展概述
(一)民族学起源
民族学(Ethnology)，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民族学”一词主要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在美国和英国被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从研究领域看，以上三种称呼都是研究不同民族、人群的学科，重点是研究不同民族、人群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方法也基本相同；从研究的理论上看，尽管各国学者分别创建出了一些不同学派，但这些学派都属于同一学科理论：以上三种称呼实际上是同一学科[1]23。
Ethnology(民族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其词根(ethnos)本意是“民族”“族群”“人群”的意思，与英文的nation或people相当。这个词根加了一个后缀(logy)，这个后缀含义与英文account相当，意为“说明”“叙述”，也可引申为“学问”“学科”或“学”[2][3]。词根加后缀，合起来就是“民族学”“族群学”或“人群学”的意思。这个词于20世纪20年代被翻译为汉文——“民族学”。民族学的产生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开拓有密切关系。公元15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开拓海外殖民地，出于对这些殖民地的各民族、部落等不同人群在政治上统治、经济上掠夺、文化上认同的需要，产生了一批学者专门研究殖民地的“异民族”和“初民社会”的社会、文化等状况。经过几百年研究成果和资料的积累，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就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归纳出一些能够对各种人类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于是，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应运而生了。所以，民族学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学科，至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历史[1]23。
进出洋山港的大型船舶以集装箱船舶为主，速度为5～15 kn，兼有LNG船舶和大型油船，危险度较高。其次为江海联运的中小型集装箱船舶和客滚船，速度为5～10 kn。工程船和渔船的速度一般在5 kn以内。不同速度的船舶同时在主航道中航行，追越风险显著提高。另外洋山港靠近东海渔场，嵊泗、大洋山和岱山等地的渔船常年在洋山港附近从事捕捞和航行，威胁大型船舶的安全航行。部分船舶未安装和正常开启AIS设备，船舶交通服务(Vessel Traffic Service, VTS)中心难以配合现场执法船舶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二)近代中国民族学
民族学作为“西学”之一，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17年，北京大学就开设了民族学课程；1920年以后，有10余所高校和中央研究院相继设立民族学系或研究所。193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标志着民族学已成为中国学界一个独立的学科。国际民族学学界有两大理论体系，一是占据着主流地位的欧美民族学学派，另一个是有明显差别的苏联苏维埃民族学学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采用欧美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与西方学界以异域、异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学界是以本国研究为主，既包括中国各地的汉族也包括各边疆地区和各少数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边疆与民族危机推动民族学界加强了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从此，重视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研究就成为中国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到1940年，经过多年本土化的努力，中国的民族学已发展成为国际学界一支初具特色、引人瞩目的力量。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对学科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1]23。
二、四川民族学70年发展历程
(一)四川民族学前期(1949—1978)
1949年以后，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学界经过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抛弃了此前从西方学来的各学派理论，全面倒向苏维埃民族学派。1958年以后，苏维埃学派也被视为修正主义学派而被摈弃，中国民族学界与国际学界的联系遂完全断绝，民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停止，“民族问题研究”取代了民族学。1950年起，在政府启动的长达十余年的以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重点的“国家工程”中，来自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成为其中的骨干。该次调研，使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全面的描述和初步定性，不仅为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奠定了资料基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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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民族学学科的新生
曾慥《类说》卷五十五：“东坡与少游饮别，作《虞美人》曰(略)。世传此词贺方回作，非也。乃东坡作。”《诗话总龟》卷四十：“东坡与秦少游饮别维扬，作《虞美人》词曰……世传贺方回作也。”《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东坡长短句云：‘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张文潜用其意以为诗云：‘亭亭画舸系春潭(下略)’王平甫尝爱而诵之，彼不知其出于东坡也。”[12]476这都是宋人文献中视此词为苏轼作品的证据。
锚索形式与规格：锚索材料为Ф22 mm，1×19股高强度低松驰预应力钢绞线，长度6.3 m，树脂加长锚固，采用一支MSK2335和两支MSZ2360树脂药卷锚固，钻孔直径Ф28 mm，锚固长度1 971 mm。
1950年7月27日，在重庆召开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维舟同志正式宣布：经政务院批准，西南筹办一所民族学院，由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1951年11月24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上，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中明确规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中央民族学院分院。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序幕自此拉开。1951年3月，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建立中共西南民族学院党组，王维舟任书记，张天伟任副书记。4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王维舟同志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同月，成立了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是专门从事民族研究和教学的学术机构，先后设置有民族文物陈列室、民族文物馆、调查研究组、文物组、资料组[4]，研究室主任由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夏康农教授兼任。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下同)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及华西边疆研究所全体师生调整至四川大学民族组。1953年4月，接西南文教部通知，四川大学民族组又整体并入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据西南民族学院原院长、老红军张天伟同志回忆，1953年至1956年来校工作的知名学者有：四川大学民族组玉文华副教授和陈宗祥讲师，全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西南民委李茂郁同志，全国著名社会学家、藏学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李安宅教授及于式玉教授，苗族研究专家、人类学博士罗荣宗教授[5]。此外，为进一步充实民族研究力量，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南民族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维舟同志亲自协调联络，自1951年下半年起，聘请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著名专家，如徐中舒、蒙文通、张怡荪、任乃强、胡鉴民、赵卫邦、闻在宥等10余人为兼职教授、兼职研究员，约请他们来院兼课和参加民族研究工作，通过定期座谈会的形式，就西南各民族历史、文化、地理、社会结构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4]。至改革开放以前，四川大学的任乃强、蒙文通、胡鉴民、吴天墀、蒙默等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经济和社会文化展开了深入调查与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四川大学民族学学科长足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第三方如果在信息分析中对开发商采取包庇行为，会给业主的决策带来影响。为了消除信息不对称，业主应在合同设计中加入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条款来激励和约束第三方。而业主和开发商之间也需要设计一份平等互利、目标能够达成一致的合约，既要充分的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又要实现信息的共享。为双方建立长久合作关系提供前提条件，互相约束和规范行为。使双方能够自愿自觉的去履行合约内容。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在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于康藏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理论性、应用性、前瞻性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一是四川藏区社会稳定研究。主要是针对藏区长治久安的问题，对康藏地区反分裂斗争、社会民族关系演变、宗教问题、现代化变迁中的矛盾等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二是四川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主要是对有关地区经济资源开发与重点产业的研究和发展建设规划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和富民增收问题的研究。三是康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康藏社会、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的基础性、理论性和学术创新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开发、利用、保护进行研究。为了充分发挥省社科院自身研究优势，民族学学科承担了中央部委、国家基金和省、州的大量课题。在藏区历史文化研究和藏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有不少成果受到中央、省、州的重视与采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国内外藏学界中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实行开放式、以课题为纽带合作研究的科研方式，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平台，与院内各所及省内外有关科研单位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四川省涉藏研究的重要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政府政策创立、理论建构、基本资料搜集等工作陆续开展，但广大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少数民族族称混乱、民族成份不清晰、民族语言繁多、民族社会历史资料不全的情况。为保障少数民族同胞权利、加快制定民族政策、更好地开展文化研究工作，1950年政府启动民族识别工作，大规模的调查从1953年开始直至1964年，后延续至1979年才完全结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科学地识别清楚国内的民族成分。社会历史大调查于1950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延续至1958年。此后，各地调查组还继续撰写调查报告，并分地区开展个案调查，全部工作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结束。此项工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范围有组织地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科学考察。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为中国民族政策制定、民族理论建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民族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突出贡献。
至1956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已汇聚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专、兼职民族学专家近50人，成为四川民族学学科的研究中心和重要阵地，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民族学学科的新生。
1956年，西南民族学院吴泽霖教授担任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已过花甲之年的吴泽霖教授仍然带领工作组奋战在调查工作一线，他们深入贵州广大民族地区，详实、客观地记录了当时贵州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发展现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撰写的苗族、布依族、侗族、仡佬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的资料和简报提供了大量全面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后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52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组织师生分赴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份的民族地区开展调研工作，西南民族学院承担了四川的调研任务，组织师生积极参与调查工作。夏康农副院长负责凉山彝族调查组，成员有李志纯、玉文华、罗运达等，其中李志纯、玉文华承担昭觉彝族地区调查工作，罗运达等深入木里调查藏族社会。西南民族学院刘忠良副院长负责四川藏区调查工作，成员有张全昌、苏克等；陈泛舟、徐铭也参与到藏区调查工作中；欧潮泉、李家瑞参加羌区的调查工作[6]。
2.3 多因素分析 以AMI患者是否发生恶性心律失常作为因变量，血清 25-（OH）D3、NLR、CK-MB、cTnI、hs-CRP、LVEF、FS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 25-（OH）D3降低，NLR、CK-MB、cTnI水平升高是AMI患者并发恶性心律失常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3。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前身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56年成立。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同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前身之一“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组建。1964年1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正式建立，隶属于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承担了《四川省志·民族志》《藏汉大辞典》《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编写任务。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四川部分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简史”和四川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多种成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民族学(1978年至今)
1978年以后，全国几十所高校重建了民族学、人类学系，全国大部分省区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在与国际学界断绝联系30年之后，中国的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国际民族学学界重要的一员。中国民族学界在全面参考借鉴国际民族学界成果和本土大量实地调查、应用研究与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归纳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和理论，中国民族学界已不再拘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已全面开放并初步自立门户，一个民族学的中国学派已初见雏形[1]24。
改革开放后，四川大学民族学学科延续西南民族史研究传统，开拓西夏史研究。羌族史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出版了第一部少数民族史——《羌族史》(冉光荣等)。民族学方面，童恩正等川大学人参与四川省民研所倡议和推动的六江流域综合考察，较早开展民族区域和民族走廊研究。新世纪以来，在众位学者努力下，在西藏考古与艺术、藏区现状与社会发展、藏族历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出学术成就，其中西藏考古与艺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汉藏关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关系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近年来，围绕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青藏高原碉楼、藏彝走廊、藏区生态保护研究等形成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在藏学研究领域影响日益扩大，有力地支撑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发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诞生于1978年6月，1981年与西藏社科院联合成立了川边(康藏)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进行康藏文献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完成了300多万字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草稿)，此后，还整理出版了《艽野尘梦》(1982)、《康藏大事纪年》(1986)等书。1987年，省社科院历史所成立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室，专门从事康藏研究。1994年，在历史所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了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藏学专门研究机构，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康藏研究专门机构。为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四川省藏区发展稳定新形势的需要，2000年6月，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省社科院以原院康藏中心为基础，整合全院藏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力量，并聘请部分院外的专家及三州的实际工作者，组建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团结全省学术力量，推动四川康藏研究，主要任务是在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于康藏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理论性、应用性、前瞻性研究。2010年12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进行内设机构调整，院党委决定整合院康藏研究中心、哲学研究所、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中从事民族地区和宗教研究的科研力量，成立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1984年，四川省社科院与省委宣传部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康藏研究硕士点，2013年建立人类学硕士点。该机构按照科研人员科研方向积极推进在藏区的科研工作，在康藏历史与文化研究、灾后文化重建与文化发展研究、文化旅游发展研究、藏传佛教和羌族宗教文化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研究、藏区社会管理研究等多个方面皆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康藏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其中优秀毕业生杜永彬等现已成为中国藏学界的骨干力量。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于1977年恢复设立，是省内唯一专门从事民族研究的省级科研机构。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在省民委领导下，成立了一大批科研机构，完成了数量可观的调查研究任务，形成了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40余年来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和科研工作，始终坚持 “为民族工作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目标。围绕民族地区群众需要，密切关注民族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发挥了科学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作用。
三、四川民族学学科建设
(一)学位点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承担全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拥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藏学、彝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方向)1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藏学、彝学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设有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西南民族大学1995年开始招收民族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2001年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启动民族学博士点申报工作；2003年获批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05年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获批国家民委重点学科；2008年获批为四川省重点学科；2009年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同年，开始招收民族学本科生；2010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今天的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涵盖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藏学、彝学7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民族学一级学科是四川省唯一涵盖本、硕、博并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重点一级名牌学科，民族学二级学科是国家民委重点二级学科，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4个学科是四川省重点二级学科。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室于1981年恢复并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下设宗教、民族史、藏学、民族经济、民族地理研究室和资料室、民族博物馆。进入80年代后，重点抓基础建设，调整科研人员结构，并努力创造科研条件，充分发挥深入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研究方向除延续西南地区民族史、民族理论等传统主题外，还逐步向民族地区现实问题倾斜，涉及宗教、人口、民族教育、经济发展等新的领域，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2002年，西南民族大学为了打造顶级层面的特色优势学科，以民族学学科为基础，整合学校资源成立西南民族研究院，并确定为学校“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一翼”加以重点建设，奠定了民族学一级学科快速发展的基础，完成了民族学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设、科研立项获奖再创新高、建设多元学科平台等建设任务。
(二)学科方向结构
2.参与民族识别与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大调查
参照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1]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空腹血清总胆固醇（TC）≥5.18 mmol/L，或者三酰甘油（TG）≥1.70 mmol/L，或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1.04 mmol/L，或者低密度脂蛋白（LDL-C）≥3.37 mmol/L，且最少4周内未服用调脂药物者。
四川大学民族学学科特色①是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文献与田野并重，注重与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川大积极引入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建立起国内高校民族学界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人才交流长效机制；设立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工作站，旨在进一步推动川大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并逐渐成为川大民族学学科发展的特色之一。四川大学民族学也是面向中国西部的民族学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系统藏文教学体系以及硕士、博士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系列，其中西藏历史与文化、考古学通论、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分别为国家级、省级精品课及教育部资源共享课。
四川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含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等四个二级学科，而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是川大民族学一级学科的主干方向。立足于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川大在民族史、民族学领域的学术积累，依托中国西部最大、辐射力最强、距离民族地区最近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目前川大民族学专业形成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7个研究方向，即当代西藏发展研究、民族史、文化人类学、西南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研究、藏彝走廊研究、康藏史、民族文化旅游，各方向相互关联，各具特色、彼此互补。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现设有民族学与民族史研究室、民族问题与民族宗教研究室、藏学研究室、民族经济研究室、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室、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室、四川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四川省《格萨尔》领导小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国家民委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中心也设在该所。
(三)科研平台
经过多年的培育与建设，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已建成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藏学文献馆、彝学文献馆、数字文献馆；扩建后的民族博物馆，展陈水平、馆藏文物、科学研究已跻身全国同类博物馆前列；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研发中心在彝、藏、傣、纳西、瑶等民族语言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拥有2个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四川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3个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四川省首批新型智库；另外还有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1个，国家民委创新团队1个，四川省创新团队2个。此外，国家民委、文化部、国家语委、四川省等一批研究机构依托民族学学科建设；依托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创办的民族学专业学术期刊《民族学刊》于2010年创刊，为国内学界发表研究成果提供了良好平台，影响力持续扩大，2015年荣获“第二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期刊”称号，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列为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19年即以创刊后最短时间、最快速度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四川大学民族学学科上世纪末孕育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本世纪又相继成立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当代西藏发展研究中心、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等研究机构和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1981年与西藏社科院联合成立了“川边(康藏)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进行康藏文献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1987年，成立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室，专门从事康藏研究；1994年，在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2000年6月，为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四川省藏区发展稳定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以原康藏中心为基础，整合全院藏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力量，并聘请部分院外的专家及三州的实际工作者，组建了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为使康藏研究更贴近实际，省社科院重视与四川省涉藏州县的合作：2005年，省社科院甘孜州分院挂牌成立；2008年以来，相继在炉霍县、白玉县建立了四川康藏研究中心研究基地。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康藏研究的应用性和针对性，更贴合藏区实际进行研究，同时也可借助基地锻炼康藏研究中心青年科研人员，使他们深入实际，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2008年，省委宣传部批准将康藏研究作为省社科院重点学科建设，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从人力、财力上加大扶持力度，制定了中长期学科建设规划。2010年12月，省社科院以康藏研究中心为基础，整合院内人才，建立了民族宗教研究所，进一步加强对四川藏区等地区民族问题的研究。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多年来始终坚持推进学科平台建设工作。1984年，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统一领导全省的《格萨尔》史诗抢救工作；1999年，成立四川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1999年，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台湾利氏学社、凉山民族研究所合作，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白乌镇参与当地教育援助计划，并建立了人类学研究基地；1999年8月12日，成立四川省客家研究中心，开创了四川客家研究，极大地推动四川地区乃至整个客家地区的客家研究；在石棉县建立尔苏、木雅藏族研究中心，制定文化保护规划；2005年，与宝兴县合作，在硗碛藏族乡建立民族学长期跟踪研究点；2006年，与中山大学联合设立四川人类学科研教学基地，并在平武县建立 中山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成立尔苏、木雅藏族文化研究中心，开展尔苏、木雅藏族文化和“还山鸡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的编写工作；2008年，与九龙县合作，建立了九龙县各民族文化研究中心； 2011年，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在该所设立民族政策研究基地；2015年，与金川县政府合作共同建立金川嘉绒藏族本教文化研究基地。
由图3可知，焦亚硫酸钠对抑制大豆制品褐变效果显著。总体趋势为：随着焦亚硫酸钠含量的增加，抑制褐变效果越加明显，但在其添加量为0.03%时，评分略微有所下降。这是因为焦亚硫酸钠能抑制葡萄糖等还原糖生成5-羟基糠醛，从而阻止美拉德反应的发生[9]。故综合考虑国家食品添加剂添加标准及抑制褐变效果，添加量在0.02%最合适[10]。
注释：
① 文中涉及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学科内容的，由上述单位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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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YearsDevelopmentofEthnologyinSichuan
WAN Guo
(InstituteofSouthwestMinzu，SouthwestMinzu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41，China)
Abstract:The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ethnology research in Sichua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It exhibits the 70 years of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ethnological study in Sichuan by displaying human resources，key projects，social services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Sichuan University，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nd Sichu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Keyword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ichuan; ethnology; studies of ethnic issues; development histo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9)05-0052-06
doi:10.19642/j.issn.1672-8505.2019.05.006
收稿日期：2019-07-05
基金项目：2019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四川省民族学学科70年发展研究”(SC19ZD25)。
作者简介：万果(1962—)，男，藏族，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藏学。
引用格式：万果.四川民族学70年发展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8(5)：52-57.
[责任编辑李秀燕]
标签：民族学论文; 民族论文; 学科论文; 中国论文; 少数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2019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四川省民族学学科70年发展研究”(SC19ZD25)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