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并非一个单纯抽象的哲学范畴，它具有生动多样的展开内容和表现形式。国外学者在跟进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变化进程中，对感性意识形态的内涵与表征等问题，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和批判，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国外学者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进路，剖析其理论的合理与偏颇之处，有助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同时对推进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也颇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国外学者；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自产生以来，便有着不同的确指和意蕴。国外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相当丰富，围绕意识形态的概念、功能、作用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科技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尤其是关注到理论化意识形态背后的感性意识形态。所谓感性意识形态是指“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不同主体利益或需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1〕是感性化价值诉求和感性化象征形式的统一。对此，国外学者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剖析，既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着多种局限和内在矛盾。
秦铁崖比李太嶂高出大半头，这就让李太嶂占尽便宜。嘭的一声闷响，李太嶂一头撞在秦铁崖胸骨上，差一点就将两只龙爪手震开。
一、关于意识形态感性内涵的相关研究
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物质实践基础上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并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1〕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论述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理论形式，也包含感性层面的情感体验。着眼于马克思开创的这一意识形态语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作为“思想或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尤其是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奇，他们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深入考察意识形态与物质实践以及主体之间的交织关系，为研究意识形态的感性内涵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响应国家政策，推动武术“走出去”，2016年7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印发了《中国武术发展五年规划(2016-2020年)》，规划中指出：加强武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对国外武术教练员、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培训，增加武术师资外派数量，扩大武术器材援助和输出，增派武术交流访问团，定期举办各类武术展示交流活动，逐步加大武术援外力度，重点与国际武术联合会成员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4]。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葛兰西系统考察了西方国家存在着的广泛而牢固的市民社会，指出市民社会已扩张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并且主张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2〕通过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人们的精神创作活动，并区分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随意的意识形态”，葛兰西指出意识形态存在于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等各种层面，强调要关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发的、随意性的意识形态，从而“实现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3〕正是在这一具有宽泛意义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葛兰西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明晰了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并提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策略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尤其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和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问题展开了详细探讨，“打破了在布尔什维克传统非常突出自发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严格的两分法”。〔9〕这些研究不仅发展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使意识形态逐渐演变为总体性的中性化概念，而且凸显了意识形态与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性，意识形态不再只是被简单决定或仅仅具有理论形式，日常生活层面自发的感性形式的意识形态现象也得以被关注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学者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抬高到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将其与社会存在等量齐观，忽视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作用，企图单纯通过文化上的意识形态革命而非生产方式变革，最终只会归于失败。
在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具有物质载体观念的影响下，阿尔都塞深化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他首先通过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来加以定义，指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起作用”。〔4〕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关涉的是人同世界的体验关系，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5〕因此，它并不是理论化的科学体系，而是属于一种无意识的表象体系。阿尔都塞接着指出，作为想象关系的意识形态，必须付诸实践化的仪式并依赖于特定的国家机器，从而意识形态将个人传唤为主体，主体在意识形态中被建构。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进一步将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结合起来，强调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结构，具有永恒性、想象性和物质性的特点，并从宏观角度论述转向具体分析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微观控制，创立出独具特色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学说。这些理论开拓了意识形态的研究领域，对于研究感性意识形态的内涵表现以及作用方式都有一定的帮助。
鲍德里亚延续了其老师列斐伏尔的符号批判视角，并进一步拓展德波的景观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将符号学与实在物相结合，指出“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稀释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14〕在鲍德里亚这里，意识形态并不是被理解为“内容”，而是一种“形式”，一种符号形式或者说是叙述形式，意识形态的运作过程就是符号的抽象过程。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科技的发展更是促进了符号对现实生活的全方位渗透，多样的大众媒介持续产生影像符码，不断创造“一个可以任意显像、任意剪辑并可用画面解读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形态）”，〔15〕而个体及其需求都在符号编码和消费规则中被操纵乃至最终消解。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展开了符号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批判，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视野，揭示了一个媒介崛起和符号大行其道时代的到来，并对我们从批判视角来探究感性意识形态的症候之处有所启示。
《所罗门之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经典长篇小说，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曾获全美书评家协会奖，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图书”。莫里森充分发挥其丰富神秘的想象以及灵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一个宏大广阔的伦理架构，以多重伦理视角渲染了强大的叙事张力，并巧妙展现了叙事进程中存在的多种复杂关联。因此，从叙事伦理视角对《所罗门之歌》在故事层面伦理、叙事方式伦理以及小说伦理价值等诸多叙事主题方面进行解读，可以深入探寻莫里森的叙事态度、伦理诉求以及作品的社会伦理价值。
二、关于意识形态符号表征的相关研究
首先，应在各种联系过程中不断对变量与不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解与分析。其次，结合最终需要的函数关系式列出该函数表达式，不能对两者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进行凭空想象。最后，对于函数动点问题具有的问题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递进关系时，学生则可结合问题第一问的答案对下一问题进行解决，不能仅根据自身的想象对问题进行解答。同时在课后还应让学生们进行深入锻炼，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布置相应的作业。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围绕对发达工业社会弊病以及人们现实生存境遇的揭露和反思，运用知识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等不同范式进一步拓展意识形态的批判领域。以列斐伏尔、德波和鲍德里亚为代表，他们深入剖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逻辑，重点批判意识形态的符号形式，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考察感性意识形态的价值表征和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价值。
列斐伏尔开启了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强调指出“过去形而上的理性批判，现如今应该转变到日常生活领域”。〔10〕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重心已经由生产转向消费，现代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流行商品与时尚体系所控制，符号成为物品的所指，人们的消费对象由实体存在物变为符号的意义。在这种消费异化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必须不再被看作这样，即它必须不诉诸感性，不忠诚于特定的领导权，而是在科学的掩护下模仿某种精神分析或者神秘主义，并且愚蠢地以非理性作为赌注”。〔11〕也就是说，与传统的政治、法律、哲学等理论意识形态相比，具有象征修辞意义的商品意象更容易操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日常生活中各种作为意指形式的符号系统成为意识形态操控的新形式。通过对日常生活领域消费异化的批判，列斐伏尔将意识形态批判领域从宏观生产视角转向微观日常生活层面，着重进行消费意识形态的符号批驳，对于我们当前研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发的感性意识形态具有启示意义。
伴随着大众传播的崛起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各种媒介形态不断演化并逐步渗透于社会生产实践和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意识形态获得新的存在方式并展现出新的传播特性。国外学者围绕意识形态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结合对现实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为我们考察感性意识形态的存在样式和传播规律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
匈牙利学者卢卡奇在其晚年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认知，他从观念环节的本体论出发，指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它的社会的同质的存在（soziales Geradesosein）”，〔6〕即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具有不可还原的始源性。因而“人们对一定状态下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每一个反应都可能变为意识形态”。〔7〕当然，这样的反应必须参与到社会冲突这一社会存在本身中才可能变成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系统化、理论化与否并非是评判意识形态的标准，意识形态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它们能以传统的注释、宗教的信仰、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等方式出现，但它们首先总是斗争的工具”。〔8〕晚年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物，用来指称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并把意识形态同人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力图深入探究意识形态和异化的内在关系，克服了以抽象外在的形式探讨意识形态的机械观点，充分肯定了意识形态的感性内涵与实践功能，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感性意识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郑军（1971-），男，山东乳山人，博士，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三、关于意识形态媒介表征的相关研究
德波进一步提出伴随着商品的富足，景观逐步积聚并成为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与之对应，统治阶级传统的理论意识形态开始物化为景观意识形态。“景观是杰出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在其圆满中展示和表现了任何思想体系的本质：对真实生活的穷困化、奴役和否定。”〔12〕在德波看来，景观意识形态创造了一种伪真实，它将真实的意识形态内容隐藏于背后，将自身融于日常生活之中，并通过对非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创设欲望使人们产生无意识的自愿认同，最终消解主体的反抗性，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自动化。德波指出，在这种深层次的无形控制之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摆脱了过去的抽象性，借助随处可见的景观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呈现和碎片化控制，景观成为被强化了的意识形态。德波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无意识维度，意识形态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物化为影像景观，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规范而是成为日常生活本身，并在深层无意识层面实现对个体的直接且单向的控制。虽然德波是在否定性意义上批判意识形态，但“无意识地按照意识形态行事往往表征了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或认同的高阶”，〔13〕其理论对于我们推进意识形态感性化建构，增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也有一定的裨益之处。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视域下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展开了深入剖析，通过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消费控制、景观统治、符号操控等关系的厘定，逐步将意识形态批判逻辑由内容批判转向形式揭示。也就是说，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认识论角度批判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假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转而关注意识形态的种种结合方式、彰显形式和运作规律，开拓了以微观主体为主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对日常生活的重视还是对符号操控的批判，都不应脱离社会物质基础和革命实践斗争。然而，上述学者注重形式剖析大于对内容虚假性的批判，强调文化革命重于开展实践斗争，逐步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和实践功能，最终只能停留于形式批判而陷入乌托邦和虚无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展开对包括媒介技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猛烈批判，认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6〕对资本主义制度极度不满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媒介是资产阶级国家或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在统治阶级的意愿需求下将特定的价值观念进行传播渗透，媒介先验地被控制并具有思想控制的功能，媒介即意识形态本身。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立场，伯明翰学派进一步探究媒介符号背后的意义生产、建构和再现过程。其主要理论家霍尔融合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理论观点，指出“意识形态是在实践中被物质化了的表征系统”，〔17〕传播媒介通过对符号信息及其意义有选择、有预设的编码，承担起意识形态的表征和建构功能，而受众也依据其主体能动性进行各自不同的解码，大众和媒介共同构成意识形态的建构网、接受网和影响网。可以看出，上述两个学派都对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展开深刻的分析论述，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是表意工具，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地和斗争的重要场域，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分析感性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和价值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汤普森延续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大众主义意识形态论，指出“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18〕汤普森认为，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意识形态产生和运行的宏大叙事理论已经过时，鉴于大众传播媒介对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功能造成巨大影响，意识形态不能被简单归纳为虚假意识或符号体系，而应是象征形式的意义构成和作用影响，意识形态的考察重点应该是象征形式与统治权力之间的交叉关系。他同时还强调，传播媒介一定意义上建构了大众，意识形态的运用方式同样离不开大众如何使用、理解和传播象征形式。汤普森克服了仅从理论形式或概念体系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做法，而是将意识形态内容与意义联系起来，这种对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解读，对于当前研究借由视觉文化传播开来的形象性或象征型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现实启发意义。
与传统媒介不同，互联网开创出开放、自由、平等的信息交互环境，并将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等功能集于一体，网络媒介拓展了意识形态的运作空间，并进一步凸显了意识形态的深层作用。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凯尔纳便关注到融合图像、形象、叙述和象征形式的媒体奇观，强调网络媒介不是一个单纯和谐的媒介融合，而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不再借助理论灌输和政治规训，而是凭借媒体娱乐功能和消费文化外衣，进一步生活化、普遍化，试图从无意识层面达到对人强有力的支配。凯尔纳进而将传统阶级意识形态范畴加以扩展，指出“意识形态包含了话语和形象、观念和图像、理论立场和象征形式等”。〔19〕也就是说，形式即意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为观念或理论主张”，〔20〕更是发展为媒介表征与运用。卡斯特进一步探究网络媒介中传播与权力的“同构”关系，指出“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号与再现的意象，社会据此组织其制度，人们据此营造其生活并决定其行为。这个权力的基础是人们的心灵”。〔21〕在卡斯特看来，网络媒介建构出一种流动的象征空间，人们凭借媒介交流传播象征形式，借助网络沟通扩大社会认同，这种参与式网络认同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并赋予了感性意识形态强大的权力地位。卡斯特的认同理论无疑为我们认识把握网络空间中的感性意识形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借鉴。
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媒介表征和象征传播进行了深入发掘，认为媒介表征已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并借助象征形式的建构传播，拓展了意识形态的运作范围并加强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上述学者的研究关注感性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复杂的弥漫现象，考察人们的生存境遇和日常感受，转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实践为中心的逻辑路向，意识形态批判由宏观整体的理性向度走向了微观主体的感性彰显。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意识形态的媒介载体不过是掩盖或传播这一观念的物质外壳，包括象征形式本身也并非意识形态。此外，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对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揭示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泛化，更不能滑向意识形态终结，而必须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历史变迁和现实表征，力戒意识形态多元论和淡化论。
四、结语
总的来说，国外学者虽然倾向于在贬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存在样式及作用方式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围绕以感性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现象，通过与物化趋势、消费语境、景观君临、媒介统治等结合，深入剖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化、消费化和符号化，从不同维度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性前沿观点，揭示出意识形态运演的具象化、隐秘化和感性化特色。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在视觉文化盛行的背景下研究感性意识形态，不啻为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但我们也要看到，上述学者们的研究在拓展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或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而忽视生产方式批判，或消解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忽视革命实践斗争，甚至片面强调文化理论批判而逐步远离社会现实，从而不断偏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旨而沦为乌托邦式的幻想。这对我们的理论启示是，既要科学把握意识形态的内涵，正确处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反作用，有效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又要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建构，使其实现视觉形象转化、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并汇聚社会情感共识，实现理论意识形态与感性意识形态的内容共通、话语共振和意义共鸣，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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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on Perceptual Ideology
Li Xiaoyang
Abstract：Ideology is not merely an abstract philosophical category，but has vivid and diverse extended content and forms of expression.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ly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apitalism， foreign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multi -dimensional and multi -level researches and criticism on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perceptual ideology，and have made abundant achievements.Summing up the logics of foreign scholars on perceptual ideology theories and analyzing both the reasonability and flaws of their theories are conducive to profoundly command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rxist ideology，and are also instructive to promoting the percep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foreign scholars，ideology，perceptual ideology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4-0016-0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KS09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晓阳，国防大学政治学院2017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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