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号扩展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局。“生命政治学”理论应运而生，这是当代左翼学者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这批当代左翼思想家直接继承了晚期福柯的思想遗产，延续了其对当代西方社会治理技术的谱系学式的诊断。在此基础上，他们不仅揭示与批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权力国家治理技术，并积极探索了替代性的全新解放议程，从而形成了颇具理论生产性的学术群体。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格局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这批左翼学者的理论仍存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不足。这就要求，研究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必须从晚期福柯归本溯源，揭示其进行话语体系创新的路径，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深入剖析生命政治的生产问题。
[关键词]福柯；阿甘本；奈格里；生命政治学；新自由主义；生命权力
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晚年福柯所揭示的作为新自由主义实质的“生命政治学”。那么“生命政治学”何以成为当下全球政治的最大时代问题呢？以2007年金融危机为界，曾势如破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与对抗，这使得与之互为表里的全球“生命政治生产”浮出水面。在贫富分化、环境危机与恐怖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的当下，人们才愈发深刻认识到资本在加强对人身的普遍控制与调节。“生命政治学”于是成为当下概莫能外的世界难题(1)John Keane, GlobalCivil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5.，自由、人权等理念以及历史终结论实则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在对这一时代问题的关怀中，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沿着福柯的思想，建构了21世纪“生命政治学”问题谱系的全景：他们基于对新自由主义这一基本维度的把握，探讨国家治理技术、政治解放两大核心议题。这正是“生命政治学”当代价值之所在。同时也应看到，当代生命政治生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以至于国内外很多学者更多地向古典政治哲学回溯、向抽象权力批判框架导引，这都是对“生命政治学”的过度演绎。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晚期福柯、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正本清源。
一、“生命政治学”论域的起点——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
自福山在冷战落幕之际提出“历史终结论”(2)Francis Fukuyama, 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Press, 1992, p. xxi.以来，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几乎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由、人权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也顺理成章地在全世界生根发芽。然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击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象”，它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并非历史和自然的铁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更高阶段在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展开。对此，晚期福柯率先对新自由主义机制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剖析(3)“晚期福柯”这一定义来自于张一兵教授的《回到福柯》。他用此来定义20世纪70年代有着思想“断裂”的福柯，即福柯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参见张一兵：《回到福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1-433页。，并将其视为“生命政治学”诞生的现实语境，成为当代左翼“生命政治学”理论构建的思想起点。“生命政治学”是福柯在1976年“必须保卫社会”讲座中首先提出的。(4)[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230页。福柯思考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遭遇现实困境之后，新自由主义如何通过“自由主义”的旗帜来“借尸还魂”。因此，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的视域中，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同，它是与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生命政治学”一体双生的。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对新自由主义的考察。他们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便是哈耶克所鼓吹的“交换秩序”(5)Friedrich A. von Hayek, NobelPrize-WinningEconomistOralHistorytran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425-426; and see Hayek, “Kinds of Rationalism”,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1967, pp.91-92.。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的基本论点在于，个体性是先天的，交换秩序是个体性必然伴生的天然制度，这共同决定了人类社会需要一种保障个体性与交换天性得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但事实是哈耶克所描绘的个体性与交换天性并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总体实践构序的结果，也是全球贸易、市场经济等活动才使得个体性、交换天性深入人心，从而造成了个体性合理与交换天然的表象。其实，福柯早就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独特标志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机制，而且是一种“权力机制的新经济学”(6)张一兵：《回到福柯》，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5页。，也就是孕育着“生命政治学”这一软性统治形式的新经济学。在本质上，新自由主义绝非天然的人类社会秩序，而是以“生命政治学”的非暴力的权力管控，这体现在其现实基础不在抽象个体性，而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身体与生命活动；其经济治理孕育了“生命政治学”的新统治机制，是现代资本主义以人的生命活动为非暴力的治理对象的权力管控方式，最终成为捍卫国家、社会的独特领域；其终端结果是，它以自由为名，对社会的所有个体施行了软性的管理与调节。(7)莫伟民：《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3页。每个个体看似是自由地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个人管理等生命活动中，但新自由主义机制下个体的主动参与恰恰构成了生命政治生产的循环与完成。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学二者的一体双生。于是，在1976—1979年的系列讲座中，福柯便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权力统治实质，换言之，他将“生命政治学”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所谓“生命政治学”，从现实表象来看，这是以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对人口的合理化治理，但本质上是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命无孔不入的调节与控制。(8)[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钱翰、陈晓径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福柯指出，在五月风暴之后，资本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部署，逐渐完成了从暴力国家机器的宏观治理向软性的微观生命权力的转向。因为在福柯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基于经济活动的新治理技术。(9)Stuart Elden, Foucault’slastdecade, Polity Press, 2016, pp. 270-272.这直接颠覆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天然性的论断。经济管理就是治理技术，它不但不是天然的，而且是有意图的、隐匿的、全面管理的运转权力。其中需要仔细分辨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之所以构成了当代左翼生命政治研究的起点，原因不仅是因为福柯最先提出了相应的概念理论，更在于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学”本身是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它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政治学话语，其隐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更是后来西方左翼学者没有客观超越的地方。
可以看到，在从《词与物》到《规训与惩罚》再到《性经验史》及其以后的著作里，福柯在方法上从考古学转向谱系学，也开始从经济知识的经验化出发重新探讨启蒙话语的论题。在这一理论过渡中，晚期福柯的思想完成了两次颠倒，并且这两次颠倒恰恰是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审视中完成的，“生命政治学”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也由此显现。在第一次颠倒中，福柯将“知识=权力”的启蒙等式颠倒为“权力=知识”，进入对权力逻辑的批判。对“知识—权力”机制的考察贯穿福柯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主题。福柯挑战的是近代弗兰西斯·培根以来奠定的启蒙传统：“知识就是力量”(10)Vickers, Brian, "Francis Bacon and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 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1992, 53 (3), pp.495-518.的启蒙口号，其背后则是“知识=权力”的意识形态教条。这掩盖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代之以形而上的“科学”知识建构出“天赋人权”的合法性。因而在《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作品中，福柯用考古学指出其本质是“权力=知识”，天赋人权其实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直接施行。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洞见，但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知识=权力”如何划上等号？这背后的秘密是权力“魔术”背后运行权力技术的机制。因此，福柯高度肯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合理化”批判所具有的知识论意义上的价值(11)Michel Foucault, RemarxsonMarx, Trans.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Semiotext(e), 1991, pp.115-129.，并且在建构其“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贯彻批判经验化、知识化权力的“启蒙”(12)张一兵：《回到福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9页。话语的这一思路。在第二次颠倒中，福柯从批判“知识=权力”转向追问作为社会性“经验”的启蒙话语如何生成，从而考察治理技术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考察了使“知识—权力”经验化的启蒙话语是如何通过权力技术被装置，并发现这些话语中知识化权力与这些知识本身(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之间的悖论(13)Michel Foucault, Histoiredelasexualité:Vol. 1, “Lavolontédusavoir”, Gallimard, 1976, p.18.：知识以权力技术的方式干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14)Ibid., p.20.，但社会治理的权力施行又会影响认知意志(15)Ibid., p.20.。因而，“历史”实际上是特定话语建构的，要摆脱话语建构“历史”的意识形态性，就必须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因而“生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诞生实际是福柯不得不选择的理论路径。如此看来，福柯的这一转变是“视域融合”(16)Hans-Georg Gadamer, TruthandMethod, Continuum Press, 2004, pp. xxx-xxxii.的过程：即从知识和历史(实践)的二分，到在当下发生的(17)Michel Foucault, Histoiredelasexualité:Vol. 2, “L’usagedesplaisirs”, Gallimard, 1984, p.10.社会历史中融合成新的话语系统。在这一意义上，“生命政治学”作为新的话语是为了突破既有理论框架束缚、直接面对现实，其意图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致的。因此，晚期福柯的研究构成了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思想起点。其后“生命政治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都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前提，那就是福柯指认的“生命政治学”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在整体的意义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构建了生命政治的生产，其结果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生命权力才得以渗透与普遍化。
二、作为国家治理技术的“生命政治学”
21世纪以来，治理技术的普遍化成为全球国家政治的新趋向，这是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对此，哈特、奈格里与阿甘本、埃斯波西托分别从资本生产、国家主权政治的不同角度，考察生命权力在当代政治领域的具体展开。这些讨论超出了主流政治学以契约与法权为前提理解政治的基本框架，揭示了西方国家权力运转的真实状态是国家治理技术，本质是指向生命的统治模式。这此视域下，国家治理技术对生命的管理才是权力的源泉。
帝国理论使哈特、奈格里声名大噪。在福柯之后，哈特、奈格里在《帝国》《大同世界》等作品中，继续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霸权，这成为其“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落脚点。他们认为，无疆界的帝国取代了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成为全球化的生命政治生产机器，并确立起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权。(18)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iii.帝国是指由于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造就的控制世界市场的非中心的网络式权力生产机器。在科索沃战争的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注意到，传统民族—国家式的主权趋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式的主权构序。正如奈格里所言，帝国是一个主权形成的过程，它是一种对全球市场进行控制的新主权。帝国式的主权确立的过程，也就体现为无中心的、无边界的主权形态。(19)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xi-xvii.如果说在福柯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尚且只是在西欧发展着的事物，那么在哈特、奈格里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则蜕变为帝国这种普遍化的政治模式。(20)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xiv-xv.
小丁自从上次在仓库被逮事件后，对甲洛洛更客气，更关照了，而且很多时候，有事没事跑到甲洛洛处坐坐，有时还偷偷在怀里藏一瓶江津白酒或几包红芙蓉烟，放到甲洛洛床头。甲洛洛很欣慰，总是对小丁：孩子，别给我拿东西了，我们之间没必要这么客套。有时看着小丁唉声叹气，甲洛洛又不忍心：过不下去就别糟践自己了。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解放方案尽管复古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却仍然未能逃出现代性视野中的资本逻辑。他们寄希望于在赛博空间的时代，大众智能赋予个体普遍的制宪权，从而重新占有财产、消灭资本逻辑和生命权力，最终实现大众宪法的大同世界。(39)Ibid., p. 40.然而，这种制宪权并不在现实之中，而是在网络空间之中，其前提仍然是“机器论片段”中关于“一般智能”的命题：即“一般智能”所推进的生产发展最终会瓦解资本主义。然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的著作中改变了自己对于一般智能的看法。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大工业生产尽管完成了劳动向资本的实际从属，但是机器体系加深了劳动过程的连续性，从而使得劳动的质的规定性走向了劳动的量的规定性，于是劳动以劳动时间这样一种量的形式被规定在资本的生产中。(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6-329、362-406、525页。在这一分析中，马克思将科技所代表的“一般智能”放置于工业的维度中。因此，科技恰恰是资本完成价值实现的重要中介。而奈格里则缺乏将一般智能放置于工业体系思考的思路，忽视了科技本身正是固定资本的实质。(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43页。因此，埃斯波西托批评奈格里“急于把哲学视角溶化到历史学的视野中”(42)《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生产》第7辑，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结果却落入了资本逻辑升级自身的陷阱。
在第二个颠覆中，阿甘本论证了确立西方国家基石的是决断的赤裸生命的“例外状态”。阿甘本发现古罗马城邦政治中存在一种作为赤裸生命的“神圣人”，这种生命形态暴露出国家统治的原始结构。(28)Ibid., p.12. “神圣人”的实质是一种政治牺牲品，裁决“神圣人”的是同时悬置司法、神权的直接的暴力，这暴露了国家权力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赤裸生命的裁定之上。因而“神圣”的牺牲是一种 “替罪羊”政治，是“无法之法”，是对最高决断权力的巩固。阿甘本于是反推，神圣人所处的地带虽然不在司法和神权领域之中，但又未脱离国家，因此只能是处于比二者更加深层的政治结构——主权领域中。(29)Giorgio Agamben, HomoSacer:TheSovereignPowerandBare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3.所以，当赤裸生命曝光，直接指向的是主权及其立国的根基，是政治的最初要素。由此可见，赤裸生命是一种确立主权的治理技术的结果，即例外状态。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理解直接来自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神学》中的断言：“主权就决定例外状态。”(30)Carl Schmitt, PolitischeTheologie:VierKapitelzurLehrevonderSouveränität, Duncker & Humblot, 2009, S. 13. 这种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因而主权者可以在国家和事态处于特殊情形时，悬置司法与伦理秩序，使政治在较低级的秩序下运行。(31)Giorgio Agamben, StateofExcep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阿甘本于是提出颠覆传统政治哲学的观点：主权源自于主权者以例外状态对于赤裸生命的决断。(32)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tyandLife, Edited by Matthew Calarco and Steven DeCaro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6.一旦成为脱离既有政治秩序的赤裸生命状态，就标志着既有政治的“非法”，就成为恐怖分子，人人得而诛之。阿甘本进一步指出，当下的全球反恐战争恰恰是在维护全球主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西方霸权进行的“内战”(33)Giorgio Agamben, Stasis:CivilWarasaPoliticalParadig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3.。这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最富冲击力的地方。而埃斯波西托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维护主权也必然存在免疫体的逻辑，这是保有生命的生命政治学。免疫体是指在国家治理技术中的一种特权形式，是对特殊个体生命的保有和豁免。在这一意义上，埃斯波西托对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困境提供了一条解决思路。埃斯波西托认为，免疫体的存在说明即使在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下，生命也不会走向彻底的失序，而是趋于重新构序(34)Roberto Esposito, Immunitas,TheProtectionandNegationofLife,Translated by Zakiya Hanafi, Polity Press, 2011, p.7.，这给埃斯波西托找到了通往积极生命政治的可能路径。
首先，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学不仅具有解放意涵，而且提出了替代性的社会方案。在《大同世界》中，他们提出存在超越生命权力、超越资本的个体，他们具有生命权力无法化约的奇异性(35)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20.，这种奇异性寓于一般智能所发展的个性之中。而一般智能概念是奈格里、拉扎拉托、维尔诺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们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中提取的关键概念。通过阅读“机器论片段”，自治主义者认为机器大工业体系完成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过渡，此过程的结果体现为科学技术的一般智能(36)See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p.93-97.，机器于是替代人成为直接生产力，因而一般智能构成对生产性劳动的替代，进而导致价值规律解体、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崩溃。这是由于他们看到后福特制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与历史环境，在以信息技术为中介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中，非物质的劳动形式主导物质形式劳动的生产，同时生活时空主导了生产时空。(37)Ibid., pp.108-115为此，他们区分生命权力与积极的生命政治学对生命的不同效应。前者是资本生产对生命消极性的、剥削性的管控模式，而积极的生命政治学则拓展了资本所无法消解的个体的“奇异性”(singularity)，因而哈特和奈格里在生命政治学中发展的奇异性与个体性是超越资本的。基于奇异性，哈特、奈格里提出了大众苏维埃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指出，随着后福特制生产模式的转向，资本主义不再是线性发展的局势，个体逐渐独立于市民社会的场域。这一结果是奇异性以“千高原”的图景展现出来，于是，哈特、奈格里认为民主政治和阶级政治不复可能，大众革命不是等待而来的。因此，奈格里提出建立基于大众智能的现代苏维埃，呼唤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大众“绝对民主”，并通过大众的制宪权建立“人人参与的政府，人人享有的政府”(38)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70, 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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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福柯一致的地方在于，哈特、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核心就是用生命政治生产替代资本生产，从而以“生命政治学”理论替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学说。他们认为帝国扩展的实质是当代资本主义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历史转变。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局限于资本逻辑的视角，忽视了资本权力与控制社会的隐匿线索。(21)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25.因此，他们用帝国—大众的矛盾范畴替代阶级矛盾范畴。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帝国对生命权力的布展不同于资本逻辑的危机与阶级斗争视角。资本以治理技术直接对人身的调节，使得危机、阶级斗争被消化在资本主义的后现代生产方式中。(2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2.但是，这样的帝国概念更多是本体论式的想象，而无法面对之后的现实矛盾与政治解放议题。于是，在《帝国》之后，帝国概念崩溃。奈格里不得不在2003年的《关于帝国的公理》中重新审视资本，将“帝国”理解为与资本不断调整的、平衡的、开放的权力关系。(23)《关于帝国的公理》是2003年奈格里在巴西文化部(里约热内卢)所作的演讲。参见[意]奈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在第一个颠覆中，阿甘本溯古观今，延续了福柯对于政治权力的现代形式的捕捉。(24)Timothy Campbell and Adam Sitze, “Biopolitics: An Encounter”, in Campbell and Sitze (eds.), Biopolitics:ARead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学通过维护、保全、扶持生命的常态化的权力，生产“使之存活”的生命权力。(25)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LecturesattheCollegeDeFrance, 1975-76, Penguin Press, 2004, pp. 240-247.阿甘本注意到了这一生命权力的常态化形式，但是他同时关注到在国家政治层面生效的另一种权力模式，即主权通过最高决断的方式建立国家政治，并体现在对生命的治理上。对此，阿甘本并未止步于晚期福柯的当代政治学图景，而从福柯所关注的历史性的政治生命(bios)概念转向了抽象的、非历史的生物生命(zoē)范畴，即赤裸生命(26)Giorgio Agamben,MeanswithoutEnd,NotesonPolitics,translated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Casarin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8.概念。赤裸生命概念直接来自于本雅明，阿甘本指出，在本雅明的《暴力批判》中这种赤裸生命以社会性的死亡为前提，是现代政治逻辑的起点。(27)Giorgio Agamben, HomoSacer:TheSovereignPowerandBare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8.所以赤裸生命绝非生物性的生命，相反要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政治性，并成为西方政治无法化解的难题。作为西方政治之症结的赤裸生命，也就成为阿甘本思索当代国家政治的起点。
三、“生命政治学”视域中的政治解放与“替代方案”
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在全球生命政治生产图景下对政治解放的探索，这表现为他们在现实关注和解放路径上否定阶级主体与政党路径，并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但他们的理论建构存在形而上学性，以至于他们未能够深度挖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价值，也未能理解晚期福柯在“生命政治学”批判中否定解放可能性的论述。这使得奈格里、阿甘本不得不否定或避开福柯的经典判断而另寻政治解放议程，奈格里借助生命权力无法化约的“奇异性”的主体，阿甘本则是寄希望于主体失效状态下的“剩余之民”。他们的理论的这种矛盾特征，反映了当代生命政治生产问题的复杂性。
对此，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给出了不同于哈特、奈格里的观察。他们不是在生产层面考察生命权力的展开，而是着眼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政治下的生命状态。这要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对主流政治学的两个颠覆说起：(1)主权政治的本质不是对外，而是对内，是直接的生命治理技术；(2)国家权力的基础并非人格化的民族、公民，相反，权力的来源是通过一种名为“例外状态”的治理技术对人生命的裁决。
基层是宣传工作的第一线，主要目的是为基层群众传播党的政策、传递政令。任何一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出台后，都需要宣传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才能实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目标。实践证明，党和国家任何大的战略部署，任何好的方针政策，任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重要举措，如果不通过卓有成效的基层宣传工作，使之变为人民群众积极、自觉的行动或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但很多基层单位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着照本宣科，习惯用官话、空话、套话，方式单一，针对性不强，没有找准定位和结合点，没有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宣传等问题，导致宣传流于形式，认可度不高，效果不好。
摘星楼筑在谷中央最高的石峰顶上，稍逊于此峰的另外两座石峰与之鼎足而三，峰顶分别筑有觅星殿与赏星居，风和日丽的晴天，夕阳沉没之前，便是将最后一片暮色铺展在摘星楼、觅星殿、赏星居蓝绿的琉璃飞檐上，令平素朴实无华的檐角在此一刻，闪闪发光，好像是由黄金铸就。
除了哈特和奈格里，在阿甘本对国家治理技术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政治解放方案，即“弥赛亚的降临”。阿甘本的靶子是为了颠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对于国家权力的理解，因而他认为，在当代“生命政治学”图景中，传统的以主体为基础的解放路径不再可能，为此，阿甘本提出当代的“弥赛亚的降临”，使生命成为一种对权力无效化的“剩余”状态——剩余之民，从而使生命权力失效。这成为阿甘本通向解放的政治方案。阿甘本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中指出，主体的当代境遇是以丧失主体性的过程展现出来的：其一，阶级不存在。当代社会中现代性的结果是社会阶级本身被溶解在小资产阶级之中，阶级主体性随之丧失(43)Giorgio Agamben, TheComingCommunity, trans. Micheal Hardt, Minneapolis Press, 2007, pp.62-65.；其二，在当代社会，主体化运动实际上隶属于权力生产布展的场域。在这一生命政治的新场域中，民主政治陷入主体意识的虚无化。民主制度必然要求政党、自由成为政治运转的器官，民主意识在这一意义上维护和服务民主制度，成为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生命权力生产的环节。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越来越导致个体意识的丧失(44)"I am sure that you are more pessimistic than I am . .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trans. Jason Smith, RethinkingMarxismVol. 16, Iss. 2, Taylor & Francis Ltd, 2004, p.121.，成为政治本身的附庸。在此意义上，民主政治的主体方案也是失效的。因此，阿甘本认为实现政治解放需要呼唤“弥赛亚时刻”，这来自于他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独特理解。在《剩余的时间》中，阿甘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一方面意味着“个体和他社会角色之间的分裂”(45)Giorgio Agamben, TheTimeThatRemains, trans. Patricia Dai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0.，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剩余的个体的联合，这意味着权力运行机制对于作为无产阶级的个体的无效。而这与弥赛亚的天职/职业对社会身份的否定与无效化是同构的。因而，阿甘本认为无产阶级概念是弥赛亚概念的“世俗化”(46)Giorgio Agamben, TheTimeThatRemains, trans. Patricia Dai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0.。弥赛亚所指向的解放恰恰在于维持这种“剩余”的状态，从而使权力无法施行。(47)"I am sure that you are more pessimistic than I am . . .",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trans. Jason Smith, RethinkingMarxismVol. 16, Iss. 2, Taylor & Francis Ltd, 2004, p.122.阿甘本认为，正是这种弥赛亚呼唤的剩余之民才能获得拯救。然而，“弥赛亚的降临”实际上确认了既有权力治理体系中没有解放。阿甘本诉诸少数人的“剩余之民”，恰恰与奈格里、哈特的联合方案相反。阿甘本的政治解放显然不在世俗，而在宗教。
四、结论
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在当今时代最显著的意义在于直接指认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实质就是生命政治生产，其目标不但不是其标榜的自由、人权，相反是通过生命权力的再生产对生命的全面管理，其价值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晚期福柯建构的原创话语体系，“生命政治学”的问题谱系对于当代理论自觉极具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并未从政治现象出发，而是先从思想史的维度解构主流政治理念，坚持范式优先、廓清西方政治学诸范畴谱系，这是诊断当代全球政治的宝贵理论资源。但是也应当看到，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在方法论上，过于偏向解构主义批判视角。这批左翼学者贯彻“反总体”、“反同一”的原则近乎于教条，以至于其阐释力往往大于批判力。并且，他们倾向于建构政治学“元理论”，一再忽视生命权力的社会历史性，未能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另外，在其现实关注和解放路径上，左翼学者们或是寄希望于21世纪网络、智能科技对生命政治生产的超越，或是寄希望于远离世俗的彼岸，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解放方案是不同程度的“乌托邦”，不自觉地陷入了与新自由主义的“共谋”。
综上所述，当代“生命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之处与存在的问题值得学界格外关注，不仅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更需要审视社会历史进程的全面视野：首先，回到经典，从思想史的共时性基础上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纵深；其次，马克思的思想恰恰是对近现代西方思想成果进行视域融合的产物，因此需要多视角、多方法的跨学科研究，谨慎入微下结论；最后，必须把握作为时代本质的资本逻辑的线索。在此，可以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试图突破资本视角的西方左翼学者，近年来也集体复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因此，必须深度拓展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度，坚持无产阶级全面解放的主体路径。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闫培宇，男，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剑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15MZD02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学’形成和发展、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当代走向研究” 项目编号：(13&ZD070)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11-0063-06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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