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编纂群体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群体,通史,旧瓶装新酒,误读,崇祯,北平,词典。
编纂群体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张光华[1]（2019）在《20世纪通史编纂的类型与读者群体》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以来,编写一部顺应时代需求的通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同追求。通史的读者,按接受意愿、接受能力、群体的稳定性等差异,可分为普通民众、专业学生和专业学者叁个不同的群体。根据其不同需要,通史可相应地分为民众型、教材型和学术型叁个类别。叁种通史在编着的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所区别的主要在形式上,包括语言风格、文体的使用、篇幅的大小、理论与材料等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通史读者群体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效益。(本文来源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1期）
荣方超[2]（2018）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群体及其职能考(1929—1937)》一文中研究指出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其编纂群体的正式形成。通过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群体概况、发展、变化、结构的揭示,以及对青年编纂群体职务聘任、工作内容和治学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编纂群体一方面致力于馆藏文献的整理与编纂,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参考服务;另一方面促进了传统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推动了我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传统知识生产方式与现代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有效结合。(本文来源于《国家图书馆学刊》期刊2018年06期）
王兴亮[3]（2014）在《清末民初教育类乡土志编纂群体与社会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制定的"壬寅""癸卯"学制,对乡土爱国教育给予明确规定,因此在全国掀起编纂乡土志书的热潮。乡土志书的编者群体,可以分为地方官员及附属文人,留日师范生、学堂教员等新知识群体,以及"国学保存会"和"南社"等社团成员。这些不同群体所编的教科书,体例、内容有所不同,表明这些群体对地方社会和国家命运具有不同的思考,反映出该历史阶段的社会复杂性。因此,对编纂群体的细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来源于《中国地方志》期刊2014年06期）
毛丽娟[4]（2014）在《作者群体与志书编纂》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方志空前发展,主要源于叁个方面：中央的重视、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导、士绅学人的主动参与。具体说来,朝廷不仅制定统一的修志标准,还颁布官员修志的奖惩制度；地方官员落实修志制度,组织发动地方人士广泛参与,设置修志机构,筹备经费；士绅学人逐渐形成修志理念,自发申请修志,及时记载、留存一地文献,融入群体交流。清代云南在修志机构、职务分工方面,为群体进行方志文化的交流构建平台。文章针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首先,考证清代云南方志的存佚总量。前辈学者虽有论着涉及清代云南方志的数量,但在方志范围、数量上还有探讨的空间。笔者以国外收藏中国地方志的目录书为基础,考察国外主要机构收藏清代云南方志的概况、版本及价值；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基础上,结合近些年出版的方志丛刊、各方志数据库、收藏云南方志的主要机构所编制的目录等进行综合梳理,补充完善国内现存清代云南志书数量；在现存志书序跋、凡例的基础上,辅之以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等书目对散佚志书的考录情况,考证清代云南方志散佚数量,以期展现较为完备的清代云南方志文本。其次,汇考清代云南方志作者群体资料。有关群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甚其数,但对方志的作者群体进行全面考察,并兼及地方官、士绅、学人叁类不同身份的群体的研究仍未见。笔者在翻阅现存清代云南方志的基础上,对方志的作者群体进行全面梳理,考证其身份、籍贯、参修志书、担任职衔等内容；从身份角度,将作者群体分为地方官、士绅、学人叁类亚群体；再进一步探讨各群体在方志编纂过程中的互动,以期从作者群体的角度对方志编纂进行新的解读。再次,解析作者群体方志编纂意识的变化过程及其缘由。方志的编纂意识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全文的主线。文章大致将此过程分为被动修志、主动修志、修志意识强化叁个时期。并考察叁类群体参与度、各自修志的原因,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编纂方志的特点,再以典型方志为例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呈现叁类作者群体编纂方志意识的变化轨迹。最后,考察作者群体中“我者”与“他者”的变化以及方志话语权的转移。作者群体中“我者”与“他者”的变化、交流为文章的暗线,我者指代的人物身份从云南土着,到“云南人”,再至国内民众；他者指代的人物身份从以汉族为主的外来文化移民,到“外省人”,再至外国势力。方志话语权从中央拥有,到士绅学人争取,再至先进思想的主导者掌握。文章对群体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及其地域、身份的流动进行考察,最终以期透过群体的各种交流,表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的过程。(本文来源于《复旦大学》期刊2014-06-03）
张逸洁[5]（2014）在《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一文中研究指出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本文来源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4年01期）
治丹丹,刘小平[6]（2013）在《刘勰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之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刘勰在定林寺编定经藏的经历,使其产生了深刻的编辑思想,这些思想全面反映在《文心雕龙》这部国学经典中。刘勰的编辑思想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相较,明显克服了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零散、随意的不足,已经形成较为详备的编辑理论体系。同时,刘勰的编辑思想不仅蕴含着西方古典编纂理念中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具进步性和科学性。刘勰的编辑理论对编辑学学科建设及高校学报编辑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文来源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4期）
周祝伟[7]（2013）在《晚清民初台州方志家群体及其方志编纂实践特点——以民国《台州府志》编纂者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晚清民初,在浙江台州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师友关系为纽带、以缵绪起衰为职志的台州籍方志家群体。他们中不少人以国史之才主持或参与桑梓修志活动,突破了以往大多以地方胥吏、"陋儒"为主导的传统地方志编纂模式,为地方志编纂实践注入了不少新理念和新方法。同时,这个群体因彼此之间或学业传承,或共襄志事,而在方志编纂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今天的修志者来说,仍然弥足珍贵,值得思考甚至借鉴。(本文来源于《浙江学刊》期刊2013年04期）
吴克炎[8]（2007）在《论英语词典编纂与群体文化误读——从“旧瓶装新酒”谈起》一文中研究指出“旧瓶装新酒”在汉语中是中性的,泛指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也可以用作褒义,表示创造性。英语中“to put new wine in old bottles”却表示强求思想僵化的人接受新观念的“不明智”之举。两者皆源自于《圣经》,而且设喻形象相同,但语义已经不等值,然而大多数英语词典依然将它们等同起来,造成群体的文化误读。词典编纂应该与时俱进,及时勘误,以避免群体的文化误读。(本文来源于《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7年02期）
吴克炎[9]（2007）在《词典编纂与群体文化误读——从“旧瓶装新酒”谈起》一文中研究指出"旧瓶装新酒"在汉语中是中性的,泛指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也可以用作褒义,表示创造性。英语中"to put new wine in old bottles"却表示强求思想僵化的人接受新观念的"不明智"之举。两者皆源自于《圣经》,而且设喻形象相同,但语义已经不等值,然而大多数词典依然将它们等同起来,造成群体性的文化误读。提出词典编纂应该与时俱进,及时勘误,以避免群体性文化误读。(本文来源于《译学辞典与翻译研究——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辞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期刊2007-04-20）
吴琦,冯玉荣[10]（2002）在《《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明经世文编》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开始编纂,十一月编成,全书五百零四卷,加上补遗四卷,共五百零八卷,约四百多万字。《凡例》说:"此集始于戊寅仲春,成于戊寅仲冬,寒暑未周,而披览亿万,审别精详,远近叹咤,以为神速。"此书卷帙浩繁,成书又速,断非几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围绕《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在松江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编纂群体,这个群体包括:选辑二十四人,参阅一百四十二人,作序九人,鉴定名公一百八十六人。本文试图对这一群(本文来源于《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期刊2002-08-25）
编纂群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其编纂群体的正式形成。通过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群体概况、发展、变化、结构的揭示,以及对青年编纂群体职务聘任、工作内容和治学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编纂群体一方面致力于馆藏文献的整理与编纂,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参考服务;另一方面促进了传统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推动了我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传统知识生产方式与现代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有效结合。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编纂群体论文参考文献
[1].张光华.20世纪通史编纂的类型与读者群体[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2].荣方超.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群体及其职能考(1929—1937)[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8
[3].王兴亮.清末民初教育类乡土志编纂群体与社会影响[J].中国地方志.2014
[4].毛丽娟.作者群体与志书编纂[D].复旦大学.2014
[5].张逸洁.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6].治丹丹,刘小平.刘勰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之比较[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7].周祝伟.晚清民初台州方志家群体及其方志编纂实践特点——以民国《台州府志》编纂者为中心的考察[J].浙江学刊.2013
[8].吴克炎.论英语词典编纂与群体文化误读——从“旧瓶装新酒”谈起[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9].吴克炎.词典编纂与群体文化误读——从“旧瓶装新酒”谈起[C].译学辞典与翻译研究——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辞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7
[10].吴琦,冯玉荣.《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C].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