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研究】
摘要：《关学学案》是民国时期陕西著名学者党晴梵先生的重要遗著之一，但由于该著作至今未刊行面世，故学界知之甚少。经作者搜求，发现该著作现有缮写本和剪贴本两个未刊藁本。通过考察可以看出：党晴梵在1933—1935年间即已用现代的学术表述方式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关学，并发表了王心敬、孙枝蔚、屈复、杨屾、康乃心五人的四个学案，而这两个藁本是他在1944年左右对以上四个学案修订完善的合编本。相对而言，缮写本比剪贴本在完成时间上要晚，但品质要高。党晴梵的《关学学案》是关中学人用现代学术研究关学的开山之作，在关学的现代研究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以《关学学案》结合党晴梵的早年经历和相关著作，可以看出他早年从诗歌创作到史学、理学、关学研究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新旧兼容”的思想特点。
关键词：党晴梵;关学;《关学学案》;藁本考述；早期思想
《关学学案》是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西著名学者党晴梵先生的重要遗著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开始用现代学术方法和学术视野研究关学的创始性著作。虽然其单篇学案在民国时期曾发表于各刊物，但因难以搜求，且其结集之后未曾刊行于世，故世人见之不多，诚为关学研究者之憾。往岁，我与党晴梵先生之子党晟教授联系，得知该书藁本为其珍藏。2018年3月，我有幸在党晟教授家中见到《关学学案》的两个珍贵藁本，并获得党晟教授的同意和支持，对这两个藁本予以拍照并整理点校。现根据所见，对党晟教授所藏《关学学案》这两个藁本的基本情况予以介绍，并引申述及党晴梵先生关学研究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引起现代关学研究学者对这一著作和这一学人的关注。
一、《关学学案》两个藁本的体式特点
党晟教授所藏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主要有两个本子，均为已经结集但未正式刊印发行的藁本。这两个藁本虽然都经过党晴梵先生本人润色修订，但在体式上有所不同。我们根据这两个本子的体式特点，将之分别称为缮写藁本和剪贴藁本，并对其各自特点简要介绍如下：
(一)缮写藁本《关学学案》的体式特点
缮写本《关学学案》是抄写在高约15.8 cm，宽约21.4 cm的纸质本子上的。其前有封面，后有封底，中为稿纸，右侧双钉订装。封面和封底均是用无格栏的、较厚的麻纸自制而成，呈土黄色，稍旧。中间所用的稿纸，是绘有竖栏的双开式宣纸稿纸。全稿除封面封底外，共计双开页面59页，合单页118页。在双开页第1～58页的左半页左上方，都有用墨笔小楷阿拉伯数字标明的页码，第59页则没有标明页码。每单页的格式相同，即每页都绘有栏高15.8 cm，宽21.4 cm的竖行框栏，框栏上下左右的边线为外粗内细的双红线，中间隔行线为单红线。每单页栏内10竖行。封面有题字，封底无题字。中间用稿纸抄写《关学学案》内容。全稿均用毛笔黑墨繁体竖行书写。
封面题字用行书。在封面左上方，自上而下题有“待庐读书札记四”七字，但又用墨笔划去。紧靠其右侧，题有“关学学案”四字，字体略大，其下紧跟“藁本一”三字，字体略小。封面中部偏上位置自右向左并排竖行题有“丰川”“约人”“晦翁”“莘野”八个行书小字，在“约人”“晦翁”下方用一“∨”连接起来，其下题有“合传”二小字。封面右方中上部竖排题有“缮本四”三字。以上为封面题字的具体情况。
藁本双开第1页中间，也就是单开第2页靠近1～2页中缝的位置题有书名、作者等信息。即在单开第2页右上方栏外，竖行自上而下题有“待庐丛刊之七”六字，“待庐丛刊”四字靠右，“之七”二字靠左另起行。栏框外靠右中间位置竖行自上而下题有“读书札记”“关学研究”八字，下方题有“合阳党晴梵撰”六字。但中缝的“读书札记”四字用墨笔划去，“关学研究”四字也涂去“研究”二字，改为“学案”。
尽管亚欧美仍在中国公民境外游市场中占大头，但非洲近年日益成为颇具吸引力的目的地。显然，中国人对非洲日渐浓厚的兴趣一定程度上与非洲国家转变旅游战略和来自北京的支持有关。许多非洲国家意识到中国游客的重要性，纷纷放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让他们享受免签或落地签。此类举措吸引了中国人纷至沓来，同时日渐增多地开展惠及当地经济体的消费活动。非洲市场的自信在增长并且受到中非之间热情友好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合作的支持。目前，摩洛哥、南非、马达加斯加和纳米比亚是最受中国游客青睐的非洲目的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也在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1.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
至于这本书的内容，依封面标题，是对清代丰川(鄠邑王心敬)、约人(三原孙枝蔚)、悔翁(蒲城屈复)、双山(兴平杨屾)、莘野(合阳康乃心)五人的学案，其中“约人”“悔翁”的学案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一共是四个学案。但依照正文的内容，其标题则依次为：
用软件EXCEL 2010进行数据整理及表型描述分析，用软件SPSS 21.0对所得数据进行双变量简单相关分析(Bivariate correlation，Pearson法)和通径分析[24](Path analysis)。
根据党晟教授的辨认，封面和单开第2页中缝的文字均为党晴梵先生的手迹。我的推测，“待庐读书札记 四”可能是党晴梵先生原来拟定的书名，后来先改为“关学研究”，而后定名为“关学学案”，并准备作为“待庐丛刊”的第七种出版。而所题“藁本一”说明这个本子是《关学学案》的第一个藁本，“缮本(四)”说明这个本子是《关学学案》的第四个缮本，此前先生应该有三个缮本。
2.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
3.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
取经35℃培养24 h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大肠埃希菌、沙门菌新鲜TSB培养物，用0.9%无菌氯化钠溶液稀释成小于l04 cfu·mL-1（计数方法适用性）或小于 100 cfu·mL-1（控制菌检查方法适用性）的菌悬液。取经25℃培养48 h的白色念珠菌新鲜SDB培养物，用0.9%无菌氯化钠溶液稀释成小于l04 cfu·mL-1的菌悬液。取经25℃培养7 d的黑曲霉改良马丁斜面培养物，加适量含0.05%聚山梨酯-80的0.9%无菌氯化钠溶液洗下孢子，并稀释成小于104 cfu·mL-1的孢子悬液。
他不回答。但夏家和叶家的房子以前倒是他家的，十几年前三万一栋被他给卖了，当时算是贵的，现在看来，简直便宜到家了。
1.剪贴本第一页第三栏上《王丰川学案》中“中孚(李颙)奋起孤寒，读书力行，主旨在于‘反身’，不但为关学之集大成，实亦姚江学说之反动”一句，此句中“之反动”三字，为党晴梵先生在剪贴本刊印稿上用毛笔所作修改，而在藁本第六页中，此三字则置于全句之中，为小楷统一字体。
那么，这个缮写藁本《关学学案》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单开页的第1页，有行草书写的字迹若干，据党晟教授辨认，其也为党晴梵手迹，内容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丙戊酸一直是JME的首选用药，大多数患者用丙戊酸单药或丙戊酸联合其它药物可有效控制[23]，其作用机制：1）抑制钠通道，减少神经元持续高频放电；2）增加GABA合成酶活性。丙戊酸类药物常见副作用为困倦，还可引起体质量增加、月经紊乱、脱发、导致畸胎等，不推荐用于一些女性患者，尤其孕妇及备孕女性[24]。同时丙戊酸钠还会抑制代谢酶而干扰其他药物的代谢，如P450酶。
浅碧细斟家酿酒
小红初试手栽花
《关学学案》的另一个本子，是用剪报的形式，将与缮写藁本《关学学案》主体内容相一致的四篇学案，从其发表的刊物上剪辑下来，然后贴在背纸上，用普通白线缝合装订而成的本子。这个本子无题名，也无封面封底，全本共20页，1～9页用新闻胶轮纸制成，呈土黄色，页面高约28.5 cm，宽约20.5 cm；10～20页用连史纸制成，呈白色，页面高约25 cm，宽约15 cm。全本形态比较简陋。从形态和内容上看，这个本子每页上剪贴下来的内容，都是繁体竖排格式。
行书联用笔颇似包安吴而秀逸
过之文亦闲适可喜将旧时有闲
阶级知识分子活画而出来
卅三年三月十五夜待庐记
在以上数行文字中，第六行的“而”字是在行右添入的，最后一个“来”字，则用墨圈划去。这里起头的对联，出自陆游的《睡起至园中》诗。而文中提到的三个人，第一个李问渠(1884—1964)，江苏彭城人，寓居西安，擅书画，富收藏，是党晴梵先生的朋友。第二个杨惺吾，即杨守敬(1839—1915)，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泉币学家、藏书家。第三个包安吴，即包世臣(1775—1855)，安徽泾县人，是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这里的内容与《关学学案》并无直接关系，当是党晴梵先生在整理藁本的过程中随记题写上去的。
另外，还需要提及的是，在该本第39页的中间，夹有四个半页的稿纸，其上用小楷横排对照的写有中文汉字与英文单词若干，这也是党晴梵先生的手迹。结合文本的内容，可以判断这是党晴梵先生在整理《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时所书写的中英文单词对照表。由此可见先生对英文的熟悉程度以及其治学的严谨态度。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减贫进程中，中国贫困人群和基层组织事实上一直居于主体地位。政府和社会主要通过创造有利于减贫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以及制定激励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的政策，来帮助贫困人群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脱贫致富。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脱贫的7亿多农村人口，大多数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且利用了国家改革开放和扶贫开发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动力和不懈努力，是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基本力量。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贫困地区基层组织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扶贫实践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和完善扶贫方式，推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如上所述，鉴于此本具有他人先誊清、作者再校正的特点，我们结合封面上“藁本一”“缮本四”的题字，将之称为《关学学案》的“缮写藁本”，简称“缮本”。
根据黎曼猜想,ζ(s)的非显然零点都落在临界线Re s=1/2上,s=1为唯一的极点.所以可以利用留数定理建立围道,将式(7)主项的积分区间转化到C-3∪C-2∪C-1∪C0∪C1∪C2∪C3上,即
(二)剪贴藁本《关学学案》的体式特点
时在李问渠书斋见杨惺吾守敬
这一剪贴本第1、2页的内容，对应缮写藁本的《丰川学案》，即《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一文。其版式每页均分为上下六栏。第1页靠近第1至3栏的右方，先是从上到下双行印有篆体“王丰川先生纪念专号”数字，但用毛笔圈划去。其左从上到下单行印有宋体“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九字，第1页1至3栏每栏32行，4～6栏及第2页每栏53行，每行12字格。
这一剪贴本第3、4、5页的内容，对应缮写本的《约人悔翁学案》，即《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一文。其版式每页分为上中下三栏。在第3页靠近上中两栏的右方，单行印有宋体“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九字，第3页上中栏每栏37行，下栏及每栏40行，第4、5页每栏34行，每行均为25个字格。
这一剪贴本第6、7、8、9页的内容，对应的缮写本《双山学案》，即《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一文。其版式每页分为上下两栏，在第6页上栏的右方，双行印有宋体“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数字。正文题目下分列七个标题，字号比标题略小，比正文略大。每栏除标题外，第1页上栏26行、下栏36行，第2页上栏35行、下栏34行，第3页上栏15行、下栏15行。每行均36个字格。
这一剪贴本第10～20页的内容，对应缮写本《莘野学案》，即《康乃心先生之著作及其遗迹》一文。其版式每页均为单栏，第1页栏内右方，印有“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十二字，但“先生的”三字用墨笔划去，改为“先生之”三字，“故宅”也用墨笔划去，改为“遗迹”二字。改动后的题名，与缮写藁本誊写正文的题名一致。正文除标题外，每页分15行，每行均为42字。
鉴于这个本子是从其他刊物剪贴下来并做修改的特点，我们将之简称“贴本”。
二、《关学学案》藁本的形成及其关系
以上说明了所见两种《关学学案》藁本的体式特点。关于《关学学案》的另一个问题是：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这两个藁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对此，在两个藁本中没有直接的体现。李克明、邓剑两位先生主编的《党晴梵诗文集》(第1卷下)所载《党晴梵先生生平大事纪略》说，党晴梵先生是在1933年著《关学学案》的[1]347。我对两位先生率先整理党晴梵先生著作充满敬意，但认为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现从如下两个角度予以分析阐述。
(一)《关学学案》四个学案的完成发表时间
首先，根据上述两种藁本每篇学案后所署时间，可以知道其最初完成的时间。其中：(1)《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一文，末尾题“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三日”，即1935年5月3日完稿；(2)《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一文，末尾题“民国二十四年四月脱稿”，即1935年4月完稿；(3)《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一文，末尾署有“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九日”，可以判断其应该在1935年6月9日完成;(4)《康乃心先生之著作及其遗迹》一文，该剪贴本和缮写藁本文末所署“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甘霖新霁，晚凉爽适，灯下撰此”，即该文在1933年8月已经完成。
系统健康评估的结果，推送个性化的健康宣教信息，给出科学建议，提醒患者从运动、饮食、睡眠、心理等方面进行改善；根据患者情况，提供多种健康互动小游戏，并通过温和的激励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设计带学习功能的调查问卷，在答对时给予鼓励，寓教于乐。
其次，从《关学学案》不同学人学案的发表时间来看。经查，以上四个学案，除了《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一文尚不明确具体发表的刊物及时间外，其他三个学案，均有发表过的线索可查。其中：(1)关于《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党晴梵先生在其《明人学术之探讨(续)》一文的末段，在提到“王氏(王心敬)则为关学一大转手”时，有一括注说：“参看拙著《丰川先生学术述要》——西京日报专刊”[2]。该文发表在党晴梵先生创办的《廿四》月刊1935年第1卷第2期上(5～10页)[注]关于党晴梵创办《廿四》月刊一事，据曹冷泉先生的学生、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为曹冷泉之子曹春芷所整理出版的《曹冷泉诗文集》所作序，“在陕西，(曹冷泉)先生立即和西安文化教育界精英人士结为友好，并和武伯纶、党晴梵合作创办《廿四》月刊……”。参见曹冷泉《曹冷泉诗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据此可知，《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一文，在此之前已经在《西京日报》的专刊上发表过了。唯因手头资料有限，对该文发表在《西京日报》的具体期数不能明确，待考。但可以判断，剪贴本的《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一文，极有可能是从这期报纸上剪下来的。(2)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一文，也发表在党晴梵先生主办的《廿四》月刊1935年第1卷第3期(41～52页)，不过其体式为繁体横排，与该剪贴本《双山学案》的版式并不相同。(3)至于《康乃心先生之著作及其遗迹》一文，因其剪贴本页面的中缝，隐然有抹去的“合阳中学丛书”字样，经查，其与党晴梵先生在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月印行的合阳中学丛书之一《太乙子》中的前言部分在版式上完全一致，因此可以判定其出自该书，这也说明该文在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四月也已经印行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中四个文稿的写作完成时间主要集中在1933年8月至1935年6月之间。其先后顺序是：1933年8月18日完成《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1935年4月完成《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1935年5月3日完成《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1935年6月9日完成《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
(二)《关学学案》两个藁本的文字内容对比
根据剪贴本和以上四个学案的完成发表时间，我们可以断定，剪贴本实际上是在1935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进一步，结合剪贴本和缮写本的特点，我们也可以判断《关学学案》的剪贴本当在藁本之前完成。其中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在剪贴本的空白地方，有不少用毛笔圈划的对原铅印稿内容做出的修改，而在藁本中，剪贴本上所做出的这些修改，都无一例外地工整地誊录在稿纸上了。这说明，党晴梵先生是先把《关学学案》中四个学案此前已经刊行的稿子收集在一起做了这个剪报，并对发表在这个剪报上的内容，重新做了修改和补正。兹举二例，对以上判断印证如下：
4.康乃心先生之著作及其遗迹
2.剪贴本第二页第四栏上《王丰川学案》中“阳明之致‘良知’二字，真得圣学真脉，有功吾道不小”。藁本第8页所抄正文与之相同，但在“阳明”二字之下，则删去“之致”二字，边上用小楷批改补入“先生”“致”三字。
类似这样的修改，在剪贴本上就有一百多处，但在藁本上，都毫无遗漏地一一誊录在抄本的正文上了。这足以说明，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这个《关学学案》的藁本，是在对剪贴本《关学学案》誊清并进一步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形成，在时间上要晚于剪贴本的《关学学案》，在品质上要高于剪贴本的《关学学案》。
可见封面标题与文中标题略有不同。封面标题应是略题，文中标题是正题。再从书写上看，以上四个学案的正文，整体是用工整的小楷誊写在单开2～58页的栏框竖行内，并带有民国时期所采用的旧式标点。但在誊写文字页面上，有不少增删修改的字迹，此字迹与正文誊写字迹不同。另外，经过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在单开第2页第最后1行，第3页全页，第4页前3行，第7页前2行，第9页最后1行，第12页前2行上部，第26页前行上部，第26页第3、4行上部、第41页第4、5行，第57页前2行上部，第96页后3行，第97页前2行，均是裁去或者在覆盖原稿，在补入的稿纸上重新书写的，这一部分的字迹与正文誊写字迹也不同。据党晟教授辨认，誊写在框栏内正文的小楷字迹不是党晴梵先生的，但在原稿纸修改和在黏贴稿纸上的字迹，则出于党晴梵先生之手。据此可以断定，这个藁本是党晴梵先生请别人誊录后，然后自己再做修订而形成的。同时可以判定，封面上所题“晦翁”二字的“晦”字当为“悔”，因为屈复号“悔翁”，而非“晦翁”。
对于这个问题，一时难于判断，但根据本书扉页二党晴梵先生所题“卅三年三月十五夜待庐记”，仍可作出推测。“待庐”是党晴梵先生的号，他这一题款的时间，是在1944年三月十五日夜。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题款时间是在党晴梵先生整理《关学学案》的过程中或者整理完之后题写的，则可以结合这一时间和第2页中缝的题字，大致判断出在1944年3月前后，党晴梵先生已经开始整理《关学学案》，也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过多次修改形成《关学学案》的缮本四，并将其正式定名为《关学学案》，准备作为《待庐丛刊》之七出版。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除的是，《关学学案》扉页二上所属的诗句及落款时间，也可能是这个藁本完成之前党晴梵先生随批上去的。如果是这样，那《关学学案》(藁本一)的完成时间则要推迟到1944年3月之后了。但从常理来说，一般进行藁本的整理工作不会选择一个已经涂鸦了的本子，因此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判断：党晴梵先生《关学学案》中四个文稿的写作完成时间主要集中在1933年8月至1935年6月之间。其先后顺序是：1933年8月18日完成《康乃心先生的著作及其故宅》，1935年4月完成《溉堂、悔翁两诗人之诗》，1935年5月3日完成《王丰川先生学术述要》，1935年6月9日完成《十八世纪中国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杨双山先生》。每稿完成后，均在当时报刊上予以发表。而后党晴梵先生将发表过的原稿剪贴下来予以修订，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关学学案》的剪贴本。随后，党晴梵先生继续在剪贴本的基础上予以修订，从而形成了缮写藁本《关学学案》。通过这个藁本上的题字还可以看出：在这个藁本的修订过程中，党晴梵先生开始准备用《待庐读书札记》或者《关学研究》的名称，但最后确定以《关学学案》命名，并拟将之作为《待庐丛刊之七》刊行，但其事后来未果。如此，则李克明、邓剑两位先生在《党晴梵先生生平大事纪略》认为党晴梵先生在1933年就著《关学学案》的说法不确切，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从1933年8月开始，党晴梵先生就陆续完成了《关学学案》中诸学人学案的初稿并予以发表，但直到1935年后，他才开始将这四个学案集中到一起修订，并最终为之确定了《关学学案》的名称，而准备刊行于世。
三、《关学学案》与党晴梵先生的早期思想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四个学案的完成时间上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晴梵先生的思想历程及其诠释关学的思想进路。兹结合先生生平大略，对其思想发展历程做一概述。
ICU病房的患者多为免疫功能低下者，其病情危重，常有气管切开或插管，甚至需要机械通气等侵入性操作，容易破坏机体的防御屏障而导致感染[1]。医院感染一旦发生，不仅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加重了病情，增加了经济负担，严重者更导致死亡[2]。肠杆菌科细菌多数为肠道正常菌群，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致病，为院内感染常见病原菌，近年来多重耐药或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CRE）现象日益普遍。本研究对ICU与其他普通病房肠杆菌科细菌的检出情况与耐药性进行了比较分析，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据李克明、邓剑先生所编、党晴梵先生三子党晟先生改定《党晴梵先生生平大事记略》(以下简称《大事记略》)所载，党晴梵先生本名澐，字晴梵，后以字行世。清光绪十一年(1885)，党晴梵生于陕西合阳县灵泉村儒商家庭，党氏累世业商，运售西北所产药材往香港出口，又买回外国海菜至内地销售，故而家道殷实，又能诗书传家，其家中有“寅清书屋”，藏书颇丰。先生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既能受到传统儒学之熏陶，又能通过长辈行商的见闻，了解西北、东南等地之时事风情。此固然能为先生以后潜心理学、关注时事的思想取向埋下种子。然先生幼年之志趣，当在诗文。《大事记略》载其在8岁时，即已能诗，所作《燕剪》诗中有“吴江波划绿，隋苑树裁红”之句，为时论所重。稍长，入古莘书院读书，受业于同邑名宿侯晋康、同玉章诸先生门下。同玉章先生为青门萍社社员。青门萍社为陕西近代诗社，清光绪五年(1879)由谭麟在西安发起组织,主要成员有谭麟(西屏)、万方煦(伯舒)、方玉润(友石)、樊增祥(樊山)、彭洵(古香)、李嘉绩(云生)、顾(耳山)、李慎(勤伯)等10多人。同玉章先生出身青萍，邃于金石，嗜于理学，党晴梵先生喜好诗文，其以后研究理学及金石之学，当多受同玉章先生熏陶。光绪二十九年(1903)，党晴梵先生参加科举考试，举秀才。然因清廷割地赔款，捐输繁杂，家中商业，亦渐衰落。此时，先生已18岁，受新学思潮影响，读《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书刊，深恨国家之衰败落后，认为内忧外患，皆由清廷腐败所致，常独自冥思，激愤不已。大致于此时，先生已经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志向。次年，因先生父丧，商号倒闭，欠洋行和票号白银十余万两，而先生为党氏长子，故为咸宁县署拘押二年，家中田产房屋悉数抵债，日用维艰。这大抵是先生的早年阶段，可见其受旧学与新学的影响。
Cloumn-Bot是一种集成了环境检测、灾情预警、故障追踪与远程控制等功能的工业用智能化机器人，将各功能作为单一模块集成至机器人壳体，采用总线将各模块连接，实现控制器与模块的双向数据流.
第三，企业审计人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无法准确界定被审计企业的经济责任时，要咨询这方面的权威专家，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教书育人相结合，实现教学相长 和以往的学习方式不同，大学的学习主要是自主学习。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由于没有了教师与家长的陪伴、督促，而变得迷茫，不知所措，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对降低，很容易出现自闭、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有报道指出，近年来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尤为突出。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学生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心理测评不合格人数在逐年攀升，这与在校大学生没有得到教师足够重视有一定的关系，生活学习中出现问题无人可以倾诉，久而久之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
1906年，党晴梵先生从牢狱放归。赖亲友资助，赴上海求学。时于右任先生主持中国公学，先生得缘与之相识，并入中国公学就读。其间，先生经陈英士(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踏上革命的道路。1910年，先生从中国公学毕业，返回陕西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11年10月，继湖北武昌起义之后，西安起义亦告成功。张钫为东路征讨大都督(驻潼关)，先生任秦陇复汉军东路大都督府参谋。同年，在西安创刊《国民新闻》，为陕西有大型报纸之始。旋因揭露洪汉派军人抢劫案，报社被捣毁，先生亦几遭不测，幸有上海报业公会致电陕西当局，方得解脱。1912年，“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翙鉴于辛亥革命后西北人才缺乏，提出创立西北大学，先生任西北大学教员。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先生加入国民党。
民国二年(1913)，先生任陕西第二师范教员，在大荔县教书。其间以冯翊一带耆旧为主，为韩苑洛、张景和、李向若、李岸翁、王山史、王黄湄、康太乙、马相九、屈见心九先生立传，完成《冯翊耆旧传略》一书。是书为先生第一部与关学相关的传记体著作，是年先生方28岁，由此可见先生研究关学之早。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著作仍是用传统文言体写成，与《关学学案》在体裁上有很大不同。而其主旨，也如先生在此书中所说：“此编不过示诸生以传记文之规模，非敢云著述也”，可见其并非刻意为包括关学人物在内的冯翊耆旧的立传之作。但就该书所立传主而言，亦可见先生当时之视域仅限于冯翊一带，而其所关注者，为理学与诗文。此或可说明，先生当时虽倾向革命，但对旧学并不排斥，而尤着意于诗文也。此后，先生在《明儒学案表补》中云：“吾人今日固不必悭悭以保守国粹，死守固有文化；必须开拓眼界，建筑现代新文化，如此才能不为天演淘汰，才能合于现代生活；然而对于固有文化之遗产，倘一但敝屣视之，直等于无历史之民族，新文化又何由建筑？一出大门，不识一人，固属不可，自身不知自身高低，亦属愚骀。”[2]而这种新旧兼容的思想，大抵与先生的家庭环境和早年经历、接受教育密切相关，在当时或倾向于保守国粹、或倾向于全盘西化的思潮中，亦属难得可贵。
人员：研究生认为专家培训更能吸引学生学习；师哥师姐一样的等级人员进行交流，可以有共同的话题探讨。跟着榜样或者优秀的人才会进步更多。
此后数十年，先生一方面投身革命，先与友人郭海楼、杨季石、肖西丞等组织“陕东讨逆军”，后任陕西靖国军总部秘书、第一路军秘书长、参谋长等，讨逆反袁，护国、护法，维护共和；1926年刘振华围西安城，先生又襄助杨虎城、李虎臣策划守城事宜。同时先生投身教育，先于1916年创办陕西省第一所县立中学——合阳中学，1919年又倡议在凤翔建立右辅中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在这一时期不但接受学习新学，而且潜心研究理学。据《大事记略》，先生在民国七年(1918年，33岁)，即已开始研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44岁)七月完成《明儒学案表补》，其中不但解决了黄宗羲《明儒学案》无表的缺憾，理清了明代理学家之间的思想学术渊源关系，而且补充了大量关学人物，算是为《明儒学案》“补亡”了。这一时期先生对理学和西方学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分别为其后来的关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不过，先生这一时期的兴趣，似乎还主要在金石书法研究和诗歌创作方面，在此期间他先后刊行了其1914—1925年诗作集《晴梵诗稿》、1926年诗作集《待庐变风集》，以表达忧国哀民之思，并就家藏及长安段氏翰墨堂所藏历代碑帖法书，作《论书》绝句百首。这种学术兴趣，基本上到1929年先生从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秘书长任上辞职，开始杜门从事学术研究方有所改变。据党晴梵先生的好友曹冷泉先生《陕西近代人物小志》中“党晴梵先生”所言：
(党晴梵)先生少富才华,慕稼轩、同甫之为人,关山戎马,历左军幕,盾鼻磨墨,气吐风云,可谓先生之诗歌时期也。既而悔之,深自抑敛,读尽宋明性理之书,著有《宋明儒学案补编》,以补梨州之遗。近年专攻社会科学,并以原理著有《文字学》一书,以生产关系剖析文字发生之由,实为洨长梦想所不及,汇史学、文学于一编,诚不朽之著述也。近日更以科学之成果,铸金石甲骨之材料,著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大纲》,此先生史学之时期也。[3]
曹著《陕西近代人物小志》出版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其将党晴梵先生的思想历程划分为“诗歌”和“史学”两个时期，而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约正当于1926—1929年这一时期。如前所述，先生在1929年完成《明儒学案表补》之后，即开始对陕西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1931年，先生在《西北研究(北平)》第2期发表《陕西文化的过去和未来》一文，这是党晴梵先生开始从事陕西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篇标志性作品。1933年，先生将此文及数年前关于陕西社会状况的有关论述结集，辑成《陕西之文化和经济》一书，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对近代陕西进行研究；1934年，先生又从政治、经济背景和阶级分析的角度完成了《明儒学术之探讨》，这表明先生在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是对理学的探讨和陕西经济文化的关注，而《关学学案》中的四个学案，也体现了先生由诗歌而史学、理学切入关学研究的基本思路。首先，他在1933年完成了《莘野学案》，进而在1935年完成了《约人悔翁学案》，这两个学案的案主在关学中以诗文见长而理学并不突出，这两个学案的完成，体现了党晴梵仍具有倾向诗文的特点，而两个学案完成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体现了党晴梵先生从其最为熟悉的本县诗人康乃心出发到三原孙枝蔚、蒲城屈复的研究过程。接着，党晴梵在1935年五六月先后完成《丰川学案》和《双山学案》，可见其思想已经摆脱对案主诗歌文学的关注，而深入到案主的思想特别是实学思想的探讨，这说明党晴梵对关学的了解已经从诗歌的角度深入到理学乃至史学的角度。而在这个过程中，党晴梵先生其研究方法也进入社会学的方法，尤其是在对杨屾思想的探讨中，先生不仅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杨屾学术思想产生的原因，而且将之与关学中的李颙、李因笃、王心敬、王徵，与西方哲学中的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进行了多维比较，高度评价了杨屾“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者”思想的时代价值，这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视野，不仅是对传统关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而且对当今的关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再将党晴梵先生的《关学学案》与同时代的关学研究著作比较，则可看出，在其之前，还没有人用现代社会学的方法和中西比较的观点来研究关学。故而可以判断，党晴梵的《关学学案》在关学的现代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值得今人关注和研究。通观现存党晴梵的著作，可见他不仅精通古文字学、金石学等传统学术，而且精通英文，兼通拉丁文、德文，对西方哲学、历史、文学等均有过深入的研究。学贯中西、兼容并蓄的学术特点以及横贯中西古今的学术视野，在其学术著作中皆有体现。而党晴梵“亦旧亦新”“承旧趋新”的学术特点，反映了关中学人在近代社会和学术转型中的精神走向，也值得今人思考和探索。
(本文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党晴梵先生三子党晟教授的指导，在此特别予以感谢!)
参考文献：
[1] 李克明，邓剑主编.党晴梵诗文集：第1卷下[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 党晴梵.明人学术之探讨(续)[J].廿四月刊，1935(2).
[3] 曹冷泉.陕西近代人物小志[M].西安：樊川出版社，1945：18.
StudyontheCopybookofDangQing-fan’sGuanXueXueAn——DangQing-fan’sEarlyThought
WEI Dong
(GuanXueInstitut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Abstract: Dang Qing-fan was a famous scholar in Sha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one of his important posthumous and unpublished works, GuanXueXueAn has been little known among the academic circle. After searching, the author has found out that there exist two unpublished copybooks——one is a transcription book and the other is a clipbook. Further survey has shown that between 1933 and 1935, using the modern academic expressions and research methods, Dang Qing-fan studied Guan School and published the four books, compiled by the five of scholars——Wang Xin-jing, Sun Zhi-wei, Qu Fu, Yang Shen, Kang Nai-xin. These two copybooks were perfected books of these four that he compiled in 1944. Comparatively speak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transcription books is much later than that of the clipbook, but its quality is much higher. Dang Qing-fan’s GuanXueXueAn is the pioneer work for the study of Guan School by adopt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methodology among the scholars in the Central Shaanxi Plain. Based on GuanXueXueAn, Dang Qing-fan’s early experiences and his related works, his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poetry creation to history, neo-Confucianism, the study of Guan School in his early years, as well as his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can be easily seen.
Keywords: Dang Qing-fan; Guan Xue; GuanXueXueAn; study on copybook; early thought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19)02-0067-07
收稿日期:2018-1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关学重要文献及其思想研究”(13BZX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冬，男，陕西合阳人，哲学博士，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哲学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张载关学研究、儒释道与藏汉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贾马燕]
标签：藁本论文; 学案论文; 陕西论文; 这一论文; 学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唐都学刊》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关学重要文献及其思想研究”(13BZX051)阶段性成果论文; 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