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莲:论“美的感官”在十八世纪英国美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论文

李家莲:论“美的感官”在十八世纪英国美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论文

摘 要:以“美的感官”为核心概念,十八世纪的英国美学家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发展出的内感官理论是十八世纪英国美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国内美学对“美的感官”概念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内在感官理论的了解度和接受度均不高。通过聚焦于“美的感官”概念,本文试图对它在十八世纪英国美学思想史上走过的生命历程进行宏观描述,并对它的美学价值及其在英国乃至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所拥有的独特地位进行评价,以期为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参照。

关键词:美的感官; 内感官; 十八世纪; 英国美学; 西方美学

英国的十八世纪是艺术与美学理论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艺术的现代体系在这个时期开始建立起来,同时,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也在这个时候被建立起来。在美学内部,以审美趣味为核心,这种深刻变化既表现为“审美无功利”(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概念的确立(Stolnitz131),又表现为艺术理论的重心从审美客体(艺术品)转向了审美主体(知觉者或批评者)。在对审美趣味进行美学研究的过程中,十八世纪的英国美学诞生了三种有代表性的美学理论,即,以安东尼·阿希礼·库伯·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C. Shaftesbury)和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为代表的“内在感官理论”(也称“内感官理论”)、以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艾德曼·柏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想象理论”以及以亚历山大·杰拉德(Alexander Gerard)和阿奇博尔德·阿里森(Archibald Alison)为代表的“联想理论”。在这三种理论中,由于内在感官理论拥有超越美学的学术影响力,因此,该派理论是这三种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以内在感官理论的核心概念“美的感官”(sense of beauty)为例,当沙夫茨伯里第一次提出该概念的时候,就把它与“道德感官”相提并论(Shaftesbury25),后来,随着这个概念的发展,以“美的感官”概念为基础的哈奇森道德哲学逐步扩展出包括“道德感官”(moral sense)、“公共感官”(public sense)、“荣誉感官”(sense of honor)在内的多种感官概念(Inquiry15-18)。不过,尽管以“美的感官”为核心的内在感官理论拥有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但它的理论生命却甚为短暂,它在18世纪上半叶就走完了理论的诞生与消亡的全部学术生命,从沙夫茨伯里第一次提出该概念到哈奇森对它进行发展并推向它走上了理论高峰,仅仅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随着休谟于18世纪30年代出版《人性论》,该派理论受到了批判,随后的十八世纪思想家们几乎都不再对内在感官理论抱有理论热情,而“美的感官”以及以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以“道德感官”为代表的其他内在感官概念也随之被永久雪藏起来并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尽管以“美的感官”为核心概念的内在感官美学理论在英国乃至西方美学思想史上只是昙花一现,然而它在美学领域内却拥有深刻而重大的历史影响,例如,鲍姆加登就是因为注意到了十八世纪英国美学家以美的感官为基础来研究美感这一历史现象而用aesthetics(该词中的词根thet指感官、感官之意,在此意义上,aesthetics本意就是感性学或感觉学)一词来指称“美学”这个学科。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国内美学界对内在感官理论尤其是美的感官概念的了解度和接受度均较低,不仅如此,在介绍该派思想的过程中,对于该派学说最重要的概念sense of beauty,国内美学界甚至缺乏精准的译名。例如,国内在介绍该派思想时,均一致把sense of beauty译为“美感”,严格说来,该译名并没有致命的错误,但由于没有显现出感官在内在感官理论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因此,该译名是一个不够精准的译名。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中介绍过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美学思想,但朱先生在处理sense of beauty概念时,都翻译为“美感”,虽然朱先生同时也讨论过“内在感官”,但并未明确把sense of beauty等同于“美的感官”(214—19)。近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在分析哈奇森的美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突破朱先生的介绍,以sense of beauty为例,2011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教程》依然是在内在感官的名义下把sense of beauty表述为美感(李醒尘123—25),同样,《西方美学史纲》中有关哈奇森的介绍也没有明确区分美感和“美的感官”(邓晓芒64—65)。有鉴于“美的感官”在英国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在我国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的现状,本论文将聚焦于“美的感官”,对它在18世纪英国美学思想史上走过的生命历程进行宏观描述,并以此为基础对它的美学价值及其在英国乃至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所拥有的独特地位进行评价,以期为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参照。

一、 “美的感官”的诞生、发展与消亡

在西方美学史上,从感官出发讨论美学问题,十八世纪的英国内在感官理论并非先行者。古希腊哲学家普洛丁是第一个提出审美感官概念的人。不过,就审美对象而言,普洛丁的感官思想和英国内在感官理论截然不同,前者把神或太一视为感官的审美对象,而后者却把自然事物视为审美对象。二者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十八世纪的内在感官或“美的感官”理论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美学思想,该理论从根本上对柏拉图式哲学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中的天赋观念持排斥态度。肯特大学弗莱德(Jonathan Friday)教授认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研究》(1690年)用经验主义解释了人类知识的起源和人类心灵的运行原理,这种做法直接构成了苏格兰美学研究的重要哲学背景。”(8)洛克驳斥天赋观念论,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思想或心灵体验由一系列各种类型的观念所构成,而感官是观念的直接来源,外感官提供感觉感念,内感官提供反省观念,总之,“一切观念都来源于感觉或反省”(Locke77)。审美的观念也和其他观念一样,以经验性的自然事物为对象,以感官为知觉媒介,与天赋观念没有关联。无疑,通过批判天赋观念,《人类理解论研究》确立了经验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然而,在美学领域,洛克在排斥天赋观念的同时,也排斥了审美观念的天然性或自然性,正是基于对洛克美学思想所具有的这种不自然性的不满,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以“美的感官”为核心概念的内在感官美学理论,通过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不断探索,在18世纪走完了诞生、发展与消亡的理论生命。

“美的感官”概念诞生于沙夫茨伯里的美学思想。在批判天赋观念论的同时,试图为审美提供一种新的先天基础,是沙夫茨伯里提出“美的感官”概念的动机所在。作为洛克的学生,沙夫茨伯里接受了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也对天赋观念论持批判态度。在西方美学思想史上,柏拉图美学第一次把美的对象确定为彼岸世界的理念,欣赏美就是欣赏美的理念,理念美是万物美之为美的本源,唯有分有美的理念,万物才能真正成为美的事物。对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美学观,沙夫茨伯里从根本上持排斥态度,他说“如果我们信任理性教导我们的一切,自然中一切美的和迷人的东西,就仅仅不过是那种原初美的模糊身影罢了”(Shaftesbury220)。然而,自然的美绝不是以理性为代表的原初美的影子,因为无需理性或实体等天赋观念做支撑,自然美本身就是美的。虽然沙夫茨伯里和洛克都共同反对天赋观念论,但二者在美学内部却存在着极大分歧。更确切地说,沙夫茨伯里对洛克的美学持有极为不满的态度,认为美的观念虽然不具有天赋观念,但却是人的天赋能力——美的感官——作用于审美对象的产物,由于这种天赋能力是来自自然的天然能力,因此审美不仅是自然而然的人类活动,而且美学理论也应该因此而拥有自然而然的天然基础,在他看来,洛克由于不重视由感官所产生的审美天然或自然能力,因此把美和美德变成了“不自然”的东西,这尤其是应该批判的。1709年,在给迈克尔·安斯沃斯(Michael Ainsworth)的一封信中,沙夫茨伯里说,“是洛克打破了一切基本原则,他把一切秩序和德性都驱逐到了世界之外,与此有关的所有观念(同样也包括与上帝有关的观念)都变得‘不自然’了,在我们心灵中失去了基础。”(Rand403)在《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中,沙夫茨伯里专门提出了“美的感官”概念,他把“美的感官”称为“内眼”(inward eye),认为“内眼”的功能是对秩序和匀称进行确认,并在确认过程中表达一种以赞许或不赞许为表现形式的审美判断。由于“内眼”是一种天生的自然能力,因此,沙夫茨伯里试图以此为切入点给美学确立天然的自然基础,这种自然基础直接体现为由“内眼”做出的审美判断具有直接性和即时性特征,“一旦眼睛接触到外形,耳朵接触到声音,美的效果、优美与和谐就会被认知并得到认可。一旦行为被人看见,一旦人类感情和激情被人辨认出来,一双内眼就能在美好、匀称、可爱、可敬与污秽、丑陋和可鄙之间做出区分”(Shaftesbury16)。然而,在探索“美的感官”的本质的过程中,沙夫茨伯里却偏离了他的自然主义理想,再次落入了理性主义的窠臼,通过把理性视为美的本质,沙夫茨伯里认为由“美的感官”所产生的审美判断的标准是一种理性标准,这表明,沙夫茨伯里虽然借“美的感官”第一次在英国美学史上提出了一个以自然主义为愿景的理论宏愿,但并未在理论上真正实现这个愿望。尽管如此,历史还是认可了沙夫茨伯里的“美的感官”理论的价值所在,西肯塔基大学丹尼尔·嘉里(Daniel Carey)教授说:“沙夫茨伯里架构了一个重要的桥梁,从而使他一方面能接受洛克对先天性批判,另一方面又能用先天性解释审美和道德法则。”(129)很显然,为沙夫茨伯里所坚持的先天性就是自然主义视域中的先天性。继沙夫茨伯里之后,历史把“美的感官”的理论发展任务交给了他的追随者——弗兰西斯·哈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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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内在感官美学理论家的阵营中,哈奇森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美的感官”进行系统化哲学论证的思想家。为了完成沙夫茨伯里未竟的美学事业,哈奇森写出了英国美学史上第一本美学专著《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1725年)。该书由两篇论文构成,其中《论美、秩序、和谐与设计》被认为是“启蒙思想史上第一次以美学名义出版的专著[……]英语世界第一本系统化、哲学化的美学专著”(Kivy24)。中国学者朱光潜认为,“在英国专门论美的著作中,这要算是头一部”(214)。这篇论文直接把“美的感官”推向了理论发展的最高峰,而哈奇森本人也因此被18世纪和当代美学家们称为“现代美学学科创始人”(Michael1984)。“美的感官”天然就能给人提供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那么,这种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的根源是什么呢?这是哈奇森美学关心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美的观念来自“美的感官”所产生的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而这种知觉直接来自审美对象,因此,要找到令“美的感官”产生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的原因,就要去看看“什么是这些悦人观念的直接诱因”(7)。通过对世界上的各种审美对象进行观察与归纳分析,哈奇森发现,能令“美的感官”产生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的审美对象都具有“寓多样于一致”(AnEssay28)这个共同特点。因此,存在于审美对象——多姿多彩的自然事物——身上的“寓多样于一致”就是“美的感官”产生审美快乐的根源。然而,哈奇森的美学研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他接下来重点考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具有“寓多样于一致”这种特点的审美对象能令“美的感官”产生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寓于多年所受的神学教育以及自身牧师身份的影响,哈奇森最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交给了自然神(deity)。集美与善于一身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创造了我们的各种感官。善良的神为了使人能知觉到自己的存在,选择通过美的形式来达到目的,因此,神必然把我们的“美的感官”造成如目前所是的样子,使人能对包含了“寓多样于一致”这种特征的审美对象产生愉悦的审美感受。简而言之,基于神自身的美善,具有“寓多样于一致”特性的审美对象和以“美的感官”为媒介的审美主体找到了主客合一的基础。因此,一旦“美的感官”接触到具有“寓多样于一致”这种特征的审美对象,我们就会产生令人愉悦的审美知觉。很显然,哈奇森虽然对“美的感官”进行了系统化的哲学论述,但是,当他定位于从对象入手来寻找令“美的感官”或主体产生审美知觉的原因的时候,必然会面对主客二分问题,即,作为客体的对象如何与作为主体的“美的感官”相契合。很显然,他并没有通过哲学路径而是借鉴了神学路径来解答这个问题,因此,哈奇森美学思想背后真正的本体论基础是神学而不是哲学。

无疑,哈奇森对“美的感官”进行了非常系统的论述,然而,他的论述本身却存在问题,当休谟指出哈奇森的感官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时,不仅意味着哈奇森对“美的感官”的研究受到了质疑,而且意味着“美的感官”理论也走向了终点。休谟从三个角度批判了哈奇森对“美的感官”的论证。首先,休谟从感官本身的角度批判了哈奇森的感官理论。休谟致力于用实验推理法研究人性科学,在这种视域下,他对“美的感官”的生物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人性论》指出,任何解剖学都无法向我们证明,人的心灵中存在着哈奇森式的“美的感官”等各种内在感官,因此,包括“美的感官”在内的内在感官都是伪概念。其次,从审美主体角度批判了哈奇森聚焦于审美对象(客体)来寻找美的根源的做法。休谟承认美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知觉,然而,休谟认为,从审美对象出发来寻找这种知觉的根源,这种无疑是荒谬的,“一切自然美都依赖于对象各个部分的比例、位置和关系。但若因此推断说,对美的知觉如同几何学问题中对真理的知觉一样,完全在于对关系的知觉,而且完全是通过理解或理智官能来进行的,那是荒谬的。”(《人性论》143)在此基础上,休谟坚定地说:“可以肯定的是,美和丑与甜与苦一样,都不是对象中的性质,而是完全属于内在或外在的情感。”(《人性论》171)最后,从主客关系的角度批判了哈奇森研究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主(美的感官)客(审美对象)关系。哈奇森借助神学为审美对象(客体)和“美的感官”(主体)找到了主客合一的必然基础,然而,休谟并不认可这种必然性,相反,他认为,在严格实验科学视域下,哈奇森所找到的这种必然性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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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思想起源于古希腊,以审美对象(客体)为研究对象的古希腊美学以“客观美学”的态势开启了西方美学的大门。古希腊美学的基本特点是“把美当做是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来考察,来分析它的本质、尝试对它进行规定,并探讨它在整个宇宙体系中的地位。”(邓晓芒6)客观美学的创立始于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无论是在和谐(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形式(贺拉斯)或理念(柏拉图)中探寻美的本质,还是在艺术中探寻美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它们都把美的本质定位于主体之外的客体。随着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美学正式开始关心审美主体,这种关心始于对美的观念的关注。洛克把美视为一种复杂观念,开始涉及到观念赖以产生的主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克并未进一步深化这种以观念为核心审美主体性研究。当沙夫茨伯里指出“美的感官”在美学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时,很显然,他的潜台词是要让审美主体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不过,沙夫茨伯里虽然提出了“美的感官”概念,但并未进一步对它进行哲学论证。

二、 “美的感官”的美学价值

在18世纪英国美学中,作为审美判断原则,“美的感官”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美学价值是进行以趣味判断或鉴赏判断为内容的审美判断。然而,“美的感官”并不能单纯根据“感官”自身来进行这种判断,一方面,它必须根据自身在审美主体身上激发的某种情感体验,例如快乐或不快乐,来进行审美判断,另一方面,它必须为主体身上所激发出来的、用以进行审美判断的快乐或不快乐的情感寻求更深的理论基础,在经验主义哲学背景下,这种理论基础不具备先验性,而具有非常浓厚的后天性和经验性。需要注意的是,以经验性和后天性为特征的“美的感官”所进行的趣味判断或鉴赏判断依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审美判断。哈奇森在其美学思想中对这种普遍性展开过深入分析,在他看来,“美的感官”之所以能产生令人愉快的审美知觉,是因为它受到了宇宙间一切自然事物的刺激,而宇宙间一切自然事物均源于神的创造,神之所以把世界造成如目前所是的样子,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善性,而为了使人知觉到神的善性,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美的感官”造成了如目前所是的样子,因此,由“美的感官”所进行的审美判断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判断。就“美的感官”与审美判断原则之间的关系而言,“美的感官”从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两个维面展现了双重美学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美的感官”在展现出双重美学价值的同时,引发了西方美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推动了西方美学的现代转向。一方面,就其能在审美主体身上激发令人愉悦的知觉并能引发人们对这种知觉的欲求而言,以它为对象的美学,必然是以审美主体为对象的美学,就此而言,“美的感官”直接推动了西方美学研究把研究对象从客体转向主体;另一方面,就其自身的自然来源而言,以它为对象的美学,不仅重视自然美,而且试图在自然内部寻找美的根源,就此而言,“美的感官”直接推动了西方美学把研究重心从理念或天国转向自然。

第一,美学研究对象的主体性转向。

经休谟批判之后,在英国经验主义美学阵营中,该概念在18世纪上半叶就完成了其诞生、发展并消亡的全部理论生命,自此之后,18世纪的其他英国美学思想家均不再用“美的感官”来讨论美学问题。以康德为代表的18世纪欧陆理性主义美学虽然较为重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对美感问题的研究,然而,寓于理性主义哲学立场,他们并不怎么重视对“美的感官”进行经验主义的阐释,通过吸收“美的感官”所蕴含的主观主义美学立场,康德用“共通感”概念给审美判断之主观普遍性设定某种先验预制,并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审美判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由此看来,因休谟的批判,“美的感官”在经验主义美学中丧失了理论生命,因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审美判断原则中的先验预制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美的感官”在理性主义美学中也注定必然会丧失理论生命。在此意义上,在西方美学史上,“美的感官”的全部生命历程可谓昙花一现,然而,生命的短暂并不等于生命的无价值,相反,我们认为,“美的感官”在18世纪的英国美学史上绽放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并因此而拥有了不可替代的美学地位。

哈奇森第一次对“美的感官”进行了系统哲学论证,也第一次以哲学的方式论证了美学研究的主体性特征。在他看来,美学研究的主体特性集中表现为,美学要以“美的感官”为研究对象,而“美的感官”所产生的审美快乐具有独立品性。因此,以审美快乐为研究对象的美学研究也具有独立品性。正如主体独立于客体一样,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快乐,也具有独立于客体的独立身份。由“美的感官”给我们造成的审美快乐,可以直接令我们感到快乐,与知识、理性或利益毫无关系。当“美的感官”遇到美的对象时,会直接产生审美快乐,无须知道与对象有关的知识,也无须知道审美对象与我们之间的利益纠葛,“美的感官”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直接的审美快乐。即使我们获得了有关对象的最精确的知识,虽然这种知识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理性的快乐,但这种知识绝不能改变、增加或减损由“美的感官”所产生的审美知觉。同理,利益得失也不能影响“美的感官”直接产生审美快乐,即使用整个世界作为奖赏,也不能使我们把丑说成是美,或以最大的恶相威胁,也不能使我们把美说成丑,因为“美的感官”一遇到美的对象,就直接会产生审美快乐,不会受到基于利益而产生的贿赂或收买等行为的影响(Inquiry21)。审美快乐的独立身份,直接决定了审美主体作为美学研究对象也具有独立身份。西方美学史表明,在哈奇森的推动下,当他身后的美学家们研究美学时,随着以审美知觉或感受为表征的审美主体一跃成为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美学便告别了客观美学,走进了主观美学的新时代。

第二,美学研究重心的自然性转向。

[- - -. AnInquiryConcerningthePrinciplesofMorals. Trans. Zeng Xiao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哈奇森在继承沙夫茨伯里美学思想的同时以两种方式推动了美学研究重心的自然性转向,从而为否定了先天理性原则后的经验主义美学奠定了全新的哲学基础。首先,哈奇森以审美对象自然化的方式推动了美学研究对象的自然化转向。在经验主义哲学视域下,哈奇森所理解的感官,无论是“美的感官”还是其他各类感官,都被严格限定于经验的范围之内,因此,受此类感官所制约的实体,也被限定在了经验范围之内,因此,哈奇森所讨论的审美对象均是受主体——美的感官——制约的对象,审美对象在失去超验性特征的同时,也被人——主体——限定在了经验世界中。哈奇森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切审美对象都是自然对象,他所讨论的审美对象,无论是本原美,还是相对美,都是位于自然之内,既不会超越自然之上,也不会位于自然之外。把审美对象变成纯粹的自然对象,不给超自然或超验性的审美对象留有任何空间,这是哈奇森美学的典型特征。其次,通过聚焦自然审美对象,为源于“美的感官”的审美判断的基础提供了自然证明,从而为否定了先天理性原则的经验主义美学找到了全新的基础。以“美的感官”为对象,哈奇森从审美对象和感官自身两个方面论证了审美判断的自然统一性。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对象之所以能使“美的感官”产生具有统一性特征的审美判断,是因为各审美对象均具有“寓多样于一致”这个共同的特点,因此,当千差万别的自然对象刺激“美的感官”时,均能使它产生具有统一性特征的审美判断。“美的感官”作为一种知觉能力,其典型特征是被动性,即,它能被动地接受审美对象的刺激,从而使主体产生审美快乐。由于审美对象自身具有“寓多样于一致”这个共同的特点,当“美的感官”被动地接受这种特点的刺激时,就必然也会产生具有统一性特征的审美判断。归根到底,“美的感官”产生源于自然的、具有统一性特征的审美判断的基础不来自自然之外的任何因素,而来自自然本身。随着哈奇森把美学研究对象聚焦于自然对象并从自然事物本身为审美判断提供统一性证明,这表明英国经验主义已经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种美学自其诞生时起,就具有与传统理性主义美学截然不同的研究重心,其中对审美判断之自然统一性基础的探寻,可以被视为这两种美学思想根本分歧所在。

(《庚辰六月晦,立秋,刘青园师陆招,偕何玉民田季,高陪左田师纳凉崇效寺,重展《青松红杏画》卷次左田师韵》)

三、 “美的感官”的美学地位

对于哈奇森以及被他深入论证过的“美的感官”在西方美学史上所具有的地位,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哈奇森研究专家、彼特·基维教授(Peter Kivy)这样描述,“在美学和批评问题上,哈奇森以综合的方式终结了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美的感官扮演着激进的角色,把审美从艺术对象转向了对对象的知觉,从理性判断转向了知觉判断,从文艺复兴的‘旧’美学转向了启蒙的‘新’视野。”(24)的确,“美的感官”在西方美学史上拥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借助美学研究的主体性转向,“美的感官”推动西方美学史告别客观美学,打开了主观主义美学的大门;借助美学研究的自然性转向,“美的感官”推动西方美学史告别理念或天国,打开了自然主义美学的大门。

第一,“美的感官”开启了主观主义美学的大门。

哈奇森美学虽然推动了美学研究的对象从客体转向主体,但是,这种美学并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美学,因为在倡导美学研究须以主体为对象的时候,哈奇森美学的主体性特征并不具有彻底性。首先,哈奇森在以主体为对象研究审美快乐之根源的时候,并没有真正聚焦于主体,而是聚焦于客体,他认为,令“美的感官”产生审美快乐的原因是对象,因此,要研究“美的感官”所产生的审美快乐的根源,就要以对象为研究对象,看看“对象中的什么真实属性唤醒了它们”(Inquiry23)。在考察了一切美的自然对象之后,哈奇森得出结论,对象所蕴含的“寓多样性于一致”是美的感官产生审美快乐的原因。从审美主体出发,最后走向了对审美对象的研究,并基于对审美对象的研究来阐释主体身上的“美的感官”产生审美快乐的根源,很显然,这种研究路径体现了对审美主体的偏离。其次,当哈奇森以审美对象为基础来阐释“美的感官”产生审美愉悦的根源时,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寓多样性于一致——如何审美主体相契合。对哈奇森而言,主客合一的根源并不来自主体,而来自主体之本性的创造者——神,“令人愉悦的美的观念与对象的一致性或规则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不来自事物的本性,而来自我们的本性的创造者,该创造者使我们对这样的形式感到愉悦。”(Inquiry46)相对审美对象而言,虽然主体之本性的创造者和主体的关联性更紧密,但该创造者毕竟不是主体自身。通过聚焦客体或审美对象来探寻美的根源,并由此进一步通过外在于主体的神来寻找主体合一的根源,哈奇森的“美的感官”学说表明,这种美学虽然推动了美学研究的主体性转向,但自身并未真正成为以主体为研究对象的美学。

在哈奇森的启发下,通过进一步聚焦于审美主体,休谟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真正的主观主义美学。休谟从情感或感觉出发来研究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但并不像哈奇森那样从客体出发来研究情感或感觉的本质,而是沿着主体或主观化的路径进一步推进哲学研究,他把包括审美在内的因果关系仅仅视为心灵内部的一种关系,认为任何有别于心灵的外物均不能决定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仅仅只受到心灵的影响,更确切地说,仅仅只受到风俗或习惯影响下的心灵的决意(determination of mind)的影响,不仅如此,休谟还认为,我们所看见所谓的“外在”世界几乎完全是我们自身心灵活动的产物。因此,休谟把美视为主观化的情感的形相,“我们就可以断言,美只是产生快乐的一个形相,正如丑是传来痛苦的诸部分的结构一样;而且产生痛苦和快乐的能力既然在这种方式下成为美和丑的本质,所以这些性质的全部效果必然都是由感觉得来的”(《人性论》334)。研究美的本质只能从主体出发,不能从对象出发。通过严格定位于审美主体来进行美学研究,休谟系统地研究了美的根源、趣味的标准等美学问题,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建立起了主观主义美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休谟等18世纪英国美学家的影响下,“美的感官”所暗示出的主观主义美学立场通过“共通感”概念进入到了康德美学中。不过,很显然,作为审美判断的主观普遍性之先验预设,康德的“共通感”概念所持有的哲学立场与“美的感官”所持有的经验主义立场截然不同。就“美的感官”和“共通感”之间的差异而言,为康德所珍重的审美判断与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所讨论的审美判断虽然都具有主观性特点,然而,二者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主观性。蕴含在“美的感官”中的主观性,是经验性的主观性,其深层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而蕴含在“共通感”中的主观性,是理性的主观性,其深层理论基础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先验预制。

[Hume, David. ATreatiseofHumanNature. Trans. Guan Weny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第二,“美的感官”开启了自然主义美学的大门。

就“美的感官”理论把研究对象定位于自然对象并从中寻求审美判断的统一性基础而言,哈奇森美学开启了英国自然主义美学的大门。所谓自然主义,根据苏格兰哲学家索利教授(William Ritchie Sorley)在《论自然主义伦理学》中的定义,虽然自然主义并不排斥理性,但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是理性,也不把理性视为行动的目标,在自然主义视域中,“人是一个感知性的主体,该主体不会根据理性来寻求行为的基础和判断标准,而是根据某种可感知的原则来进行判断”(Sorley20-22)。在此基础上,索利教授认为“该定义适用于哈奇森的绝大部分著作”(269)。无疑,哈奇森的美学适用于这个定义,这种美学把人视为感知性的主体并以人的审美知觉作为焦点问题来展开美学研究。然而,作为自然主义美学的“开门人”,哈奇森美学的自然化程度并不彻底,这种不彻底性不仅表现为哈奇森未对审美知觉的自然原则进行研究,也表现为他在解决主客分离问题时对神学的高度依赖。

在自然主义美学的道路上,哈奇森的学生——亚当·斯密——比哈奇森走得更远,较好地克服了哈奇森美学在自然主义理论路径上所具有的不彻底性,不仅通过纯粹自然之道来为美学判断寻找可靠性基础,而且把美学本身变成了自然实现自身旨意的工具,使美学最终演变成了大自然实现自身意图的工具或手段。斯密立足审美的愉悦知觉来讨论美学问题,令人愉悦的审美感受之所以是美的,原因在于这种感受能引起其他主体或旁观者的同情,换句话说,美之为美的根源就是同情。所谓同情,指的是旁观者和当事人能对相同的对象产生相同的情感,在产生同情的过程中,旁观者和当事人都遵循相同的自然情感自然发生机制,因此,同情的本质就是一种自然情感自然发生机制。斯密美学把这种机制视为审美判断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审美判断的基础就是隶属于自然本身的一种自然情感机制,它虽然存在于人的身上,但从更大的视域而言,它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正是这样,斯密认为,大自然可以利用人类的审美情感来实现自身的旨意。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一旦对人显现出美,那么,人类由于具有相同的本性,基于对美和秩序的热爱,就会喜欢这种制度,因此,会致力于清除掉妨碍这个制度正常运行的一切障碍,从而为这种制度的完善和改进做出贡献,这样,自然利用美的魅力激发了人们改善社会的公益心,使人服从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最终不知不觉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实现了自然本身的旨意。由此可见,斯密的美学不仅把审美判断的基础定位于自然情感的自然发生机制——同情——之上,而且使美学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变成了自然增进人类整体福利的工具或手段。较之哈奇森和休谟,斯密的美学在自然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最远,也最为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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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逐步从空间的奴隶转化成空间的主宰者,并在此之中发展自我,享受公共生活。人通过自我的生命实践,恢复对自由的追求,阐明人在世界之中的位置与意义。人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旨归,人的实践活动成为人之本质力量的外在体现。体育,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形式,建构起人的真实世界,成为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反映出人最真实的模样。体育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充分联结起来,弥补身体的缺陷,规范人的行为,指引人的方向,实现自我的超越。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在体育实践中得到满足,建构表达人自由思想与行动的公共空间,是人之主体性的彰显,也成为体育繁荣发展的内驱力。

1.1 调查对象 2016年在某地区部队医院接受健康体检的海勤人员,包括在该医院参加统一健康体检的某部队干部、士官和战士。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使得高等教育在近三十年来发生了非常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在各个大专院校最明显的体现是在课程设置上。最初各学科专业的专业课课程设置和课时与现在的都有改变,由于新兴学科学习的必要、实践课程学习的必要、交叉学科和新技术的需要,很多专业课程门类增多,实践和实验课程比例增加,同时,专业课程课时多次缩减。在每一个专业内部专业课程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条理,在全部总学时不改变的条件下,学生在一些方面有很大的教育收益,在专业课程上素质的减弱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客观美学把美学研究对象定位于客体的时候,美学研究的重心要么是形式,要么是理念,要么是神,无论这种重心是什么,绚丽多彩的自然以及蕴含在自然内部在自然法则,均不被视为美学研究的重点。研究美学的目的就是要发现蕴含在美的自然事物背后的那种客观存在的先验理性原则,这种先验理性原则要么是和谐,要么是理念,要么是形式,要么是神,无论它是什么,以先验理性原则为重心的客观美学均不重视自然之美以及蕴含在自然美内部的自然法则,相反,它认为自然之美以及蕴含在这种美内部的自然法则是需要不断被超越的对象。柏拉图第一次详细描述了以超自然的理念为审美对象的审美体验,“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涌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272)超自然的理念美不仅能给人带来美的体验,而且能使人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以理念世界为本体的世界观。当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全面否定天赋观念论的时候,他在美学中也随之否定了西方美学中长期存在的先天理性原则,不过,寓于多种的局限,洛克并未重新找到一种新的美学思想来取代业已被否定的先天理性原则。沙夫茨伯里对此极为不满,在这种不满的推动下,他创立了以“美的感官”为研究对象的内在感官美学思想,大力弘扬自然之美以及美学的自然性特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沙夫茨伯里并未对自然与“美的感官”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化的哲学论证,作为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哈奇森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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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股味道夹杂在风中,并不稳定,待他细细闻去的时候,却已不见了。他心中狐疑,直到又一阵山风吹来,他终于确定了那股味道是存在的,同时也确定了味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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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农业农村部表示将进一步完善调运监管方案,在确保疫情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尽量方便仔猪调运。对于由于调运所造成的压栏情况,后续将通过调整屠宰产能分布、加强 “点对点”调运机制来逐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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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Significance of “Sense of Beau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s

Abstract: Centering on “sense of beauty,” the inner sense theory developed by Shaftesbury and Hutcheson is highly significant to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s. However, due to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se two concepts have not been well received by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By focusing on “sense of beauty,” this paper aims to delineate the concept’s develop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s and evaluate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with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esthetics.

Keywords: sense of beauty; inner sens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aesthetics; Western aesthetics

作者简介:李家莲,哲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与伦理学研究。雷云峰,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地址: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68号,邮政编码: 430062。电子邮箱: lijialian@126.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15BZX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Author:LiJialian, Ph. D.,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Her areas of academic specialty are Western aesthetics and ethics. Email: lijialian@126.com

LeiYunfeng is an M.A.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Address: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368 Youyi Blvd, Wuchang District, Wuhan 430062, Hubei Province, China.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15BZX095).

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化创新,湖南电信夯实了监督执纪基础,纪律监督、风纪监督、巡察监督以及派驻监督持续发力,形成具体明确、环环相扣的监督“责任链”和上下联动、合力攻坚的监督工作格局,企业风清气正的氛围不断巩固加强。湖南电信经营发展持续向好,规模与效益稳步提升,不仅连续多年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年度预算目标任务,成功实现V型反转,而且企业整体步入了健康、持续、良性发展的轨道,保持了稳健增长的态势。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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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莲:论“美的感官”在十八世纪英国美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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