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乾坤和王弼，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选派去学习航空的共产党员，通过广东航校、苏联航校和苏联最高学府培养出来的老一辈航空专家。回国后他们共同创办了延安机械工程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同一天被任命为人民空军第一任副司令员和第一任副政治委员。共同筹建了空军第一批高等院校——空军指挥学院、空军工程学院及其他高等院校，培养了大批优秀航空人才。他们为人民的航空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是建设人民空军的元勋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
海外留学为报国
常乾坤，1904年9月3日出生于山西省垣曲县，1973年5月20日卒于北京，终年69岁。少年在家乡读书，1921年考入阎锡山在山西太原办的讲武堂。1924年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东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并任区队长。据常乾坤的夫人李芳介绍，常乾坤当时在黄埔军校是代替别人参加广东航校考试的，以极优的成绩被录取，后因被代替的那个人不去了，周恩来便找常乾坤谈话，问常：“你愿不愿意学航空啊？”常说：“愿意学，但我没有钱怎么学呀！”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帮助你。”就这样常乾坤进入了广东航校。1926年5月，受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常乾坤进原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常乾坤在苏联航校毕业后，在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多年，先后担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飞行团的领航主任，少校军衔。1932年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深造。入学后，他发奋读书，刻苦钻研，如饥似渴地拼搏了6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常乾坤将军
王弼，1899年8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永修县，1977年8月31日卒于北京，终年78岁。他于1923年8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奉中共之命到列宁格勒空军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1929年9月毕业，入苏联空军航空部队服役，先后担任机械师、工程师等职，军衔少校。1933年9月，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的设计与制造工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5年的大学学业。
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同一学校学习的常乾坤、王弼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保卫祖国的生存而英勇战斗，既然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的学业基本完成，就应该回国参加抗战。为此，他们找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要求。任的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你们要继续抓紧学习，安心等待。”他们向任弼时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国，只能边学习，边等待，徜若时机许可，请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准备着。”1938年3月，任弼时正式通知他们：“共产国际已同意你们回国，何时动身尚未确定，你们准备吧。”
在延安成立空军学校
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经过千辛万苦，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1月下旬，他们联名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建设中国人民空军的计划。说明按当时客观条件，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训练的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很强，必须早做准备，否则形势发展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因而他们建议先暂时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50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以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作为建立空军的骨干使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颇有远见卓识，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赞赏。指出：“发展航空事业的意见是好的，要有决心和耐心。”中共中央的信任和毛泽东主席的嘱托，给了常乾坤、王弼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194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陕北安塞成立了机械工程学校（对内称军委航空学校），该年3月6日，王弼被任命为校长，常乾坤被任命为教务主任。在这里，他们不辞辛苦，克服困难，和大家一起选择校址，勘察机场，上山砍柴，下地开荒，千方百计地创造和改善教学条件。为了培养中共自己的航空骨干，他们详细地制定教学计划，认真讨论备课方案，编写各种教材，制作多种飞机模型，为人民航空事业能够起步，他们兢兢业业，竭尽全力。
“该年3月间，学员到了六七十名，他们当中有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龙定燎、林征等。4月1日正式开始上课，内容有数学、物理学知识和俄文。在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之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王弼、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校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俄文、航空理论，整整工作了7个月。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延安机械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朱德总司令兼任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为俄文大队，下辖两个俄文队，一个工程队，常乾坤被任命为一大队大队长，主管俄文教育工作。二大队为工程和参谋队，王弼被任命为军事学院工程系主任兼二大队大队长，还兼俄文学校秘书长。第三大队为炮兵队。
参照组、综合组两组预防接种儿童均行常规护理干预,主要为核实接种儿童资料、辅助进行相关检查、健康宣教等。
王弼将军
积极筹建军委航空组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准备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校长，王弼被任命为首任政治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航空学校。
军委航空组从1944年5月成立到1945年10月撤消，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一是1944年7月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二是在1945年2—3月间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油江任股长，负责接待、看管及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王弼还兼任延安飞机场建筑工程处处长。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原有机场跑道已不敷应用，在当时没有水泥，没有筑路机械，连压道磙子都没有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王弼带领施工人员修成了一条1600米长，30米宽的砂石三合土跑道。后来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苏联红军从沈阳飞延安联络的飞机、蔡云翔驾驶汪伪空军“建国号”起义飞延安的飞机、刘善本起义驾驶的国民党空军8大队B-24重轰炸机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乘坐的飞机，都在延安机场顺利地起飞和降落，这是延安机场扩建成功的历史见证；三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九十月间，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日伪航空器材。随后军委航空组全部去东北执行筹建航空学校的任务。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轰炸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重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找常乾坤、王弼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建立新中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地面的安全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安全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
“胆小也不是什么坏事，它会让你活下去。”安洁西冒出一句，“而且，你尾巴上面的宝石很漂亮。”她站起身，揪住白狗小九的脖子，“回去睡觉了，明天不是还有任务吗？”
在东北老航校的空军官兵
常、王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方面的事情，给中央首长当翻译。诸如送往迎来，接待外国人士和专家等，更多的是俄文方面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工作很有成绩，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的鉴定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日本投降后，最早赴东北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于工作的需要，一般都正式任命一个军衔。常乾坤、王弼的军衔都是总参谋部少将高参。
赴东北创建航空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乾坤、王弼率领一批干部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重托，赴东北执行创建航空学校的历史使命。离开延安前夕，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了他们，对到东北之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创建航空学校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航空研究小组，负责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调王弼、常乾坤为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任命王弼、常乾坤为军委航空组正、副组长，刘风、王琏后来也参加航空小组工作，为小组的成员。当时，总参谋长是叶剑英，作战部长是伍修权。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叶剑英就认识常乾坤。在军事学院，王弼和常乾坤都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次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进一步同叶剑英、伍修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叶剑英、伍修权对常、王非常了解，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十分关照。常乾坤、王弼对叶、伍也格外尊敬。
东北老航校纪念馆
追念东北老航校的油画
东北老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开始起步的：当时的东北，战事紧急，环境动荡，条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飞机破烂不堪，跑道弹坑累累，营房、机库残垣断壁，机场设施残缺不全，航空骨干极端缺乏。物资供应异常困难，敌人经常骚扰破坏，航校被迫3年进行5次搬迁。赤手空拳办航校，把征服蓝天的愿望变为现实，谈何容易。面对这一切，在中共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当地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常乾坤、王弼带领全校人员发扬延安精神，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没有飞机和器材就组织人员四处搜集；没有汽油就试验或自制酒精代替作燃料，没有初、中级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高级教练机；没有汽车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没有飞行员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大米、白面、肉蛋、蔬菜，就用高粱米、玉米糙、玉米面和咸菜果腹充饥……就这样，终于在战争的烽火中和动荡的环境下，使航校办了起来，并且越办越好，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人民航空事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开国大典时受检阅的飞机都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
先说学术权力行政化。我国社会的“官本位”意识浓厚，这种“官本位”观念也渗透到了高校的学术管理中，影响到了学术管理中的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在学术管理中，许多行政人员唯官是从，习惯于按照官的指示办事，而很少考虑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随之而来的是服务意识淡薄，行政人员自身定位不准，对学术管理中学术人员应有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认识有限，服务不到位。各种委员会的设置缺乏明确的章程，任务不明，职责不清，这说明我国许多高校的学术机构在人员构成上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担负首都防空任务
有效管理的课堂是指运行顺利、时间使用经济、学生能够充分获得学习机会的课堂。学生在学习之前需要一些必要的指导，比如该如何做、什么时候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教室里活动、该坐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或不可以打断教师说话、音量不能超过多少分贝，等等。如果缺乏相关引导，那么教师的教学无法开展，学生的学习也无法取得成效。
熊老的弟子，除前面提到的严济慈、华罗庚以外，还有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陈省身、彭桓武、赵忠尧、杨乐、张广厚等。
创办航空学校，人才是第一位的，但当时中共懂航空的人才，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分散在各地，干着各式各样与航空专业不对口的工作。为了把这些人才汇集起来，常乾坤、王弼到处奔走。将过去派往苏联、派到国民党空军学习航空的人员以及在中共中央党校、自然科学院、俄文学校等单位中熟悉航空业务的干部，如刘风、王琏、吴恺、魏坚、徐昌裕、张开帙、熊焰、顾光旭等30多人，通过中央组织部集中起来，并带领他们长途跋涉，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敌人道道封锁线，终于顺利到达了东北。这些人成为东北老航校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常乾坤、王弼非常清楚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按当时的条件，力量是极小的，但经过努力，还是可能在北平地区组织一支小分队，担负防空的任务。于是他们当即肯定的表示：“行！”经过紧张的工作，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中共空军第一个作战小分队，担负起首都的防空任务，这是人民空军担负防空任务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举世欢腾的开国大典上，出现了一支由17架各式飞机组成的空中受阅机群。那时进行这样规模的空中受阅，困难是很多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破破烂烂，有的连履历本都找不到，被谑称为“历史不清分子”。
常乾坤、王弼做为军委航空局的军政一把手，全国航空的总指挥，为圆满完成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集中群众讨论提出来的好点子，亲自进行可行性试验、研究。为了检验飞行效果，要事先进行阅兵航线的空中照相，这在当时条件下，难度是相当大的，往返要飞行好几次才能完成，不少人信心不足，他们就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当获得成功的消息传到航空局，常乾坤激动地说：“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一点都不能马虎，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顺利成功。”
当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参加国庆大典受阅飞行时，便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种——空军，胜利诞生了。
军委航空局从1949年3月成立，到11月11日空军司令部开始办公，航空局机关停止工作。1949年11月，常乾坤被任命为首任空军副司令员。以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并兼任过空军科研部部长，空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军衔。王弼和常乾坤同时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以后改任空军副司令员，并兼任过空军工程部长。后调国务院任航空工业部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
生产，设备零部件应尽可能少品种少，使用较少，并尽可能使用的专业制造商的共同部分。在满足指标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设备的精度等级，简化装配，以方便装配线工作。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操作水平，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和态度，避免他们在操作过程中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或工作责任心不够等原因造成失误。
常乾坤、王弼，在航空领域的高层领导岗位上，心往一处想，劲住一处使，为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献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
责任编辑：张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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