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虚拟生存的主体有着作为实际主体的“现实人”与作为形式主体的“虚拟人”两种形态。从“现实人”的主体形态看，虚拟生存生成与发展于人类社会历史现实的实践过程之中，它经由实践才能成为人的生存，并自觉自为地表现和体验其生命潜能。从“虚拟人”的主体形态看，虚拟生存在“人—机新感性”的虚拟实践活动中集中表现为远程显现中的“人机共生”、感觉沉浸中的“生死苦海”以及人机互动中的“自我重塑”。
关键词：虚拟生存；实践生成；显现；沉浸；自我重塑
虚拟生存是生成与发展于人的感性活动(包括现实实践与虚拟实践)，并在虚拟时空中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存超越的生存方式，也就是祛除了人的物理实体特征，并将其浓缩为数字化符号以集合体的形式而存活于虚拟时空的一种社会性的、精神文化意义的生存方式。客观上讲，“生存”有着实践生成性，虚拟生存作为“现实的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方式革新，同样有着实践生成性。虚拟生存的主体有着双重性，一是作为实际主体的“现实人”，一是作为形式主体的“虚拟人”。由此，虚拟生存的实践生成性既体现于“感性”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又体现于“人—机新感性”的虚拟实践活动之中。就前者而言，由于虚拟生存始终以“现实的人”的生存作为前提和基础，虚拟生存也就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理论。就后者而言，虚拟生存同时是人在虚拟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虚拟人”的过程，这也是虚拟生存的独特品性和内核所在。
迈克尔·海姆指出，虚拟实在是基于可计算信息的沉浸式与交互性系统。它有着三个“I”的特征：一是沉浸感(immersion)。沉浸感来自将感官隔离到足以让人感觉被运送到另一个地方的设备，它能让人感到真正的身临其境；二是互动性(interactivity)。所谓互动性，就是显示器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反应，就像我们对显示器做出反应一样。这种无尽的行动和反应是互动、“内部”活动或两个行动来源之间的活动。三是信息强度(information intensity)，或者说能够实现“远程显现”(telepresence)的信息强度。[1](P7～8)尽管迈克尔·海姆没有从人学意义上揭示出“虚拟实在”的哲学本质，但他的这一技术界定对我们理解“虚拟人”的实践生成本质无疑有着积极的方法论启示。结合迈克尔·海姆的技术界定与人的虚拟实践活动，我们认为人在虚拟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虚拟人”的过程，集中表现远程显现中的“人机共生”、感觉沉浸中的“生死苦海”与人机互动中的“自我重塑”三个方面。
一、“生存”的动态语义与马克思主义诠释
西方关于“生存”的动态语义理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理论为我们揭示虚拟生存的“实践生成”本质提供了积极的方法论启示。
在汉语的习惯用法中，“生存”是跟“死亡”相对的“保持生命”，也就是“活着”或“生活”。在西方，“生存”一般被理解为“existence”。“existence”既有名词性的静态语义，又有(谓语)动词性的动态语义。从静态语义上看，“existence”泛指“实有”、“生存方式”或“生活”，也就是“being”(“存在着”)。如，在《英汉大辞典》中，“existence”释义为：“存在；实有”、“生存；(犹指在逆境中的)生活；生存方式”、“存在物，存在体，实体；万物”等。[2](P650)从动态语义上看，“existence”就是“to be”(“去生存”)。“existence”的词根由“ex”和“sistere”组成，其中“ex”意谓着“out”，“sistere”意谓着“stand”，“existence”也就意谓着“stand out”或“outstanding”，即“站出来生存”的意思。存在主义哲学家更多的是从这一语义来阐释“生存”，并把“existence”看做“Existenz”(也就是“to be”)。如，在海德格尔看来，“Existenz”不同于“being”，它专指“此在”的生存，而“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之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3](P61～62)换言之，“being”指的是处于混沌之中的、尚未自觉其生命之意义的“存在着”，而“Existenz”不仅要求存在者能够“站出来”面向未来、面向可能性筹划自身，而且能够为自身的人生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
很多孕妇在产检的时候，都会问医生肚子里胎儿的体重。医生大多会简单地计算一下，告诉孕妇胎儿有多重了。一些孕妇感到惊奇，医生也没有用仪器，怎么就能测算出胎儿的体重呢，到底准不准呢？
显然，西方关于“生存”的动态语义理解对我们的研究更具现实的启发意义。不同于海德格尔的“Existenz”先验设定与现象学诠释，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解释了“生存”(这里是指人的生存)的动态语义，并且把人的生存与“实践”联系起来做出了系统阐发。概言之，可以从历史观、认识论和本体论三个层面展开。
榆盘的水土特别适合洋芋的生长，榆盘的洋芋自然在武山乃至陇原大地声名显赫。每年洋芋销售旺季，武山川道地区各个村庄经常有各地的贩子冒充榆盘人销售榆盘洋芋。作为榆盘人，我有义务为已经注册的本土特产维护声誉。
“待会儿我就告诉何东，我不怕死人。”何北挑衅地看着何西，其实他是嘴硬，他不是不怕死人，死人的事儿谁不怕？他也怕二伯上他爸爸那儿告状，可何东就这么结了婚，他觉得自己太不仗义。
[5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3-394页。
曾国屏等指出，真正有着生成性、创造性和建构性的活动，“它要求出现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东西，从而把对象性活动引向新的领域”。[12](P34)虚拟实践活动正是在“远程显现”中指向不可能性的生成性活动、创造性活动和建构性活动，只是这种活动的主客体关系在“界面”中的“远程显现”中发生了变化。正如张怡教授所说，“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虚拟技术上的共生性，也可称为人—机共生性(human-computer symbiosis)”。[13](P140)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生存”(existence)”就是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自我生成和自我确证，就是人自觉自为地投身于消除“个体生存斗争”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扩展。
迈克尔·海姆指出，“虚拟实在沉浸给人一种陷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1](P18)一定意义上讲，虚拟实践就是在“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沉浸活动。人类在这种感觉沉浸的活动中，宛如陷入一片“生死苦海”，真正做到了“即时生成”、“向死而在”与“复生复死”。
二、远程显现中的“人机共生”
第三，从本体论上看，人的生存就是“自觉自为地表现和体验其生命潜能的自成目的的存在”。[7](P9)贺来教授指出，马克思之所以实现了辩证法史上理论的根本变革，“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的本源性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生存实践活动’”。[9](P134～135)进而言之，马克思通过对“生存实践活动”这一本源性存在方式的揭示，真正实现了本体论的变革。(1)马克思指出，生存的目的和生活的手段互为中介，互为转化，并由此展开了一种自否定和自确证的关系。一方面，人的生存作为合目的的存在，始终以生活的手段得以确证，“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5](P162)另一方面，尽管人的生命由“类生活”产生并通过生活的手段得以确立，然而人的生存本身是自成目的的，生活的手段又由人的生存目的来规定。(2)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存始终指向自觉自为的生存实践活动。人的生存通过生活的手段得以确证，而生活的手段恰恰就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永恒自然条件”。[10](P477)由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不是“受动”的而是“能动”的，于是，它不仅自为地把人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提升到“阶级社会的生存斗争”中来，而且以其自觉性引领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的“自由王国”。[11](P300)
第二，从认识论上看，“人的生存经由实践而成为人的生存”，[7](P209)而实践就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一方面，人在“类意识”中确证自身的生存。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5](P162)可见，人的生存与动物生存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类意识”以及人在“类意识”中对自身生存的确证。由于“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P152)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确证也就是对现实生活过程即“实践”的确证。另一方面，“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5](P191)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眼睛”与“原始人的非人的眼睛”的不同感受、“人的耳朵”与“原始人的非人的耳朵”的不同感受以及“社会的人”与“非社会的人”的不同感受做出类比指出：(1)从对象方面看，“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5](P190)(2)从主体方面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5](P209)总而言之，从人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的自我确证和人在对象性的感性活动中的自我肯定中可以看出，“实践从属于生存，而生存也相应的依赖于实践。人的生存和实践的互释性根本上是人自身生命活动的辩证性的体现”。[7](P210)
“显现”(presence)指的是事件或物体以“出席”等方式出现，从而在一个给定的环境里给主体形成一种对事件或物体“存在在那里”的主观感觉。由此，“显现”可理解为“存在”，确切地讲，是一种区别于物理性存在的“主体的感觉性存在”。[14](P58)虚拟技术的发展明显使得“显现”对“虚拟实在”的本质反映变得捉襟见肘。于是，海姆提出了“远程显现”(即“遥在”)的概念，“当从远处出场时，虚拟实在就变成遥在(telepresence)了”。[14](P117)事实上，“远程显现更具广泛意义，远程操作是远程显现的最高端”。[1](P13)“远程显现”与“显现”都以现实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并表征人类的“感觉性存在”。但前者同时表现出与后者不同的远程性和间接性，“可见显现与远程显现的最大区别在于，显现仅仅表示为主体对环境的自然性感知觉，而远程显现则是主体通过媒介对环境的感知，是一种间接性感知。所以，在远程性的条件下，虚拟实在技术让主体得到了一种远程感觉性的存在”。[13](P137)
“远程显现”总是“界面”中的“显现”，而“界面便是两种或多种信息源面对面交互之处。人作为使用者与系统相连，而计算机则成为交互式的”。[14](P78)一方面，人通过实践与“界面”进行直接的相互作用，从而使得“现实人”在网络空间中生成为“虚拟人”。另一方面，人通过实践与“虚拟人”进行间接的相互作用，从而促使“虚拟人”与“虚拟人”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流。可见，“界面”实现了真正的“人机互动”(包括“人—机—人”互动)，“界面意味着人类正被线连起来。反过来说，技术合并人类”。[14](P79)换句话讲，技术重新建构了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界面”作为“远程显现”的中介，实现了“现实人”与“虚拟人”的真正“共生”。从深层次上讲，这种技术建构的“人—机共生性”可以从“人机互动”的两个环节理解：(1)“主体客体化”中的“人—机共生性”。作为主体本质的对象化，“虚拟客体本身就是人们借助于计算机中逻辑程序来再现思想的产物”，也就是说，虚拟客体是主体思想的逻辑延伸。(2)“客体主体化”中的“人—机共生性”。“界面”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身心结构，“机器又成为我们知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所产生的虚拟实在出现主体化现象”。[13](P140)
“显现”与“远程显现”内蕴的“主体的感觉性存在”本质以及基于“界面”的“人机互动”真正实现了“人机共生”，并使我们充分意识到，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既有着直接现实性，又有着感觉沉浸性，实践活动的客体既可以是有着直接现实性的物理实在，又可以是有着间接存在性的思想产物。事实上，人不仅在“远程显现”的人机界面中生成和创造“虚拟人”，而且在“远程显现”中建构“人—机共生性”的信息世界。依据维纳的定义，“虚拟人”本质上就是信息。确切地讲，“虚拟人”是在网络空间中“远程显现”的数字化信息体。
第一，感觉沉浸中的“即时生成”。从技术实质上讲，“虚拟人”的生成过程就是人基于数字化技术将人从现实的社会系统中“脱域”(disembeding)出来，进而以符号或信息的形式在网络空间“显示”的过程。[15](P18)正如卡西尔所讲，“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与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虚拟人”的生成一定意义上是人与自身打交道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人总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13](P33)简单来讲，人通过在网络空间中“注册网名”等感觉沉浸活动，以“即时生成”的方式，将人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现实的时空等脱离出来，从而成为真正的“符号的动物”。“虚拟人”的这种“即时生成”同时又是意向性的“栖居”生成，也就是说，人所“去远”和“定向”的意向空间的生成。海德格尔说，“当我说‘一个人’并且以这个向来思考那个以人的方式存在—也即栖居—的东西时，我用‘人’这个名称已经命名了那种在寓于物的四重整体中的逗留”。[15](P1199)这种“逗留”就是空间性显示出的“去远”性质，即“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3](P122)“定向”是指“接近总已先行采取了向着一定场所的方向”，[3](P126)也就是说，我们始终穿行于空间之中而不放弃停留，“我们通过不断地在远远近近的位置和物那里的逗留而已经承受着诸空间”。[17](P1200)我们在感觉沉浸的虚拟实践中，用鼠标“定向”并“去远”于某一关注的网站、网址、链接等，进而实现用户名注册(“注册网名”)，从而生成了“虚拟人”。
三、感觉沉浸中的“生死苦海”
由于虚拟生存始终以“现实的人”的生存作为前提和基础，虚拟生存也就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理论：(1)人的虚拟生存作为事物间相互作用生成的必然结果，始终彰显于生成和发展社会历史现实的实践过程之中；(2)虚拟生存既是人在“类意识”中对自身生存的确证，又是人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对自身的肯定，虚拟生存经由实践才能成为人的生存；(3)虚拟生存是自觉自为地表现和体验其生命潜能的自成目的的存在，它既以生活的手段确证生存的合目的性，又以其自觉自为性致力于自由个性的实现。
第一，从历史观上看，人的生存作为事物间相互作用生成的必然结果，始终彰显于生成和发展社会历史现实的实践过程之中。客观上讲，不管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还是之后，整个世界始终遵循着“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这一客观法则，“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的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4](P920)可见，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催生了自然万物，而且催生了人类，并直接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尽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P209)但人的生存并不总是受动的，而是由于“实践”有其能动的一面。事实上，实践活动作为自然事物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有着相互作用的内在本性：一方面，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属于自然界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实践活动以其内在的相互作用本性成为客观世界生成的根源。具体来讲，“客观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客体的集合’，而是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既生成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界，也创造出不断发展着的人类社会。”[6](P5～10)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P196)
海德格尔关于“在世界之中”、“用具”的思想为我们理解“人—机共生性”的信息世界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海德格尔指出，此在(也就是“人”)总是“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存在，他“有所作为”地与其他事物“遭遇”，进而成为“日常在世的存在”。也就是说，此在总是在世界之中与周围世界(也就是“环境”)内最切近地照面的存在者打交道，即“操劳”或“烦忙”(Besorge)。事实上，只有此在有“世界”，“世界”是“在”的展开，“在”作为一种抛出，把人的本质抛入“烦”、“操心”或“牵挂”，也就是“此”的敞开。世内存在者只有与此在照面才能显示。这种在操劳活动中与此在照面的存在者就是“用具”，“用具”总是处于“上手状态”(Zuhandenheit)。[3](P62～81)一定意义上讲，人被抛入到网络空间之中，“牵挂”着网络空间中的各类信息，在网络空间中“敞开”自身，并有所作为地与各种信息体打交道。同时要指出的是，鼠标、显示器、超链接、网页、网站等对人(特别是电脑从业人员)来说，随时处于“称手”状态，人们通过这些“用具”忘我的操劳于网络空间之中。要言之，在网络空间中，人离不开网络(信息)，网络“牵挂”于人，人在网络中“操劳”地寻视着。
第二，感觉沉浸中的“向死而在”。在感觉沉浸的虚拟实践活动之中，人的“即时生成”并不是确定的、必然的，而是指向一切不可能的可能性，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论的“死亡”概念。在海氏看来，“死亡”作为一种确知而不确定的可能性，“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3](P288)确切地讲，人在虚拟实践的感觉沉浸中“向死而在”或“向终结存在”，人作为一种能在，“生存着向这种可能性存在把自己带到生存的完完全全的不可能性面前来”。[3](P293)尤其要强调的是，“此—在本身并没有融化于其中，而倒是相反，此—在于自身中包含着向死而在，而且凭借这种包含，它才是完全的、朝向离—基深渊的此—在”。[23](P339～340)“用户名”、“网名”等作为“现实人”在网络空间的形式或者表象，实质上是众多可能性的集合，人在网络沉浸活动中并不是实现既定的现实存在，而是面向确知而不确定性的可能性有所作为(即作出“选择”)。以“生产”为例，人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和再生产自己，而在虚拟实践中，人不仅生产自己，而且在“想象的激情”中“发明”或“创构”自身，如“三头六臂的自己”、“怀揣太阳的自己”等，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感觉沉浸中的“复生复死”。在人类生存发展史上，“生”与“死”的程式界定就是“一生一死”或者“无生即死”。虚拟实践活动中的“虚拟人”一定意义上打破了这种规定性。一方面，尽管“现实的人”不能选择“生”，但可以在数字网络里实现无数的“生”，即通过无数的“online ID”自我创生；另一方面，尽管“现实的人”只能“死”一次，但在数字化网络中却可以通过“online ID”的改变或废弃，“死”无数次。人类神奇般的在“另一个世界”中实现了“复生复死”。“复生复死”的感觉沉浸，使人在漫无边际的“生死海”里，由“生”到“死”，由“死”到“生”，漫无边际的遨游。事实上，“这种复生复死的在线生存方式亦是本真与非本真共在的”。[19](P8)一方面，从其本真的意义上来看，“复生复死”把人从传统的“生死观”中解放了出来，人成了“超人”。“超人的实现过程包含着下面这回事情，即：存在者在强力意志的生成特征中根据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最明亮的光亮显现出来”，[20](P983)而人生成“虚拟人”的活动可以看做是“强力意志”的表现；另一方面，从其非本真的意义上看，“复生复死”的“超人”归根究底是人的一种感觉体验，人如果脱离现实的“生死观”浸淫于数字化空间之中，面临的将是空前的“生存危机”。
四、人机互动中的“自我重塑”
“人机互动”中的“自我”既在“主我”(在世)与“客我”(在线)的相互作用中生成自身，又分别在“主我”与“客我”的“对话网络”中确证自身，“这种现实与虚拟的交互作用大大拓展了人的感性维度，导致人的感性解放”。[21](P8,105)
米德关于“主我”与“客我”的“自我”理论为我们理解“人机互动”中的“自我重塑”提供了积极的方法论启示。米德指出，“自我”这一语词有着反身性，它可以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对象对待，也就是说，“自我”既标示主体，也标示客体。然而，“这种客体类型从本质上说与其他客体不同，而且人们在过去曾经把这种客体当作有意识的客体区别出来”。[22](P147～148)基于此，米德将“自我”延展到社会领域，并提出了社会性的“客我”(the social“me”)与“主我”(“I”)概念。“客我”与“主我”有着动态的“我—我”互动关系：(1)“客我”是对“自我”过去行为的反思、记忆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也就是他人的社会期待与社会评价的代表。(2)“主我”是意愿与行为的主体；“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作出的行为反应。(3)“主我”作为既定之物就是“客我”，但是，它作为现在的“客我”却是曾经以前的“主我”。[22](P189～192)总之，“‘主我’既导致‘客我’，又对它作出行为反应。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之中的人格”，换言之，“自我就是一个社会过程，它借助于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而不断进行下去。如果它并不具有这两个方面，那么，就既不可能存在有意识的责任心，经验中也不会存在任何新奇的东西”。[22](P193)
何明升教授等基于米德的理论提出了大胆的预设，他们认为，“当人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穿梭生存时，网络主体与社会主体会呈现一种类似于米德所说的我一我互动关系，这也是在线与在世的相互生成关系”。[19](P21)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还是有其合理性的。按照何明升教授等人的预设，“现实人”与“虚拟人”作为“自我”的双重形态就是“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一方面，“现实人”在实践活动中生成了“虚拟人”，并对“虚拟人”的创构活动等有所期待和反应，表现出“有意识的责任心”；另一方面，“虚拟人”对“现实人”有所记忆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能动性的活动，特别是创构着“现实人”的经验中难以存在的“新奇的东西”，进而使得“现实人”在新的体验中进行高位的反思。可见，作为“主我”的现实人与作为“客我”的“虚拟人”是相互作用的，两者共同构成了作为“现实的人”的“自我”。
认真做好形势任务教育，通过打造“高度负责任，高度受尊敬企业”大讨论及形势报告会、职代会等，让每位员工认清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把发展的目标、方向讲清，把政策讲透，把关系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讲明，让员工明白自己是单位的一分子，只有单位好才有个人好这个道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增强信心，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将为企业的发展出力变为员工的立足岗位做贡献的自觉行动。
查尔斯·泰勒曾抱怨道，“米德仍然太接近于行为主义的观点，似乎没根据自我和关系的定义，论述语言的构成性作用”。[23](P52)泰勒进而一语中的指出了米德反身性“自我”理论的不足：脱离了“对话网络”。用泰勒的话讲，“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23](P52)也就是说，“自我”总是“关系”中的“自我”，“自我”离不开“对话”。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8](P161)可见，语言是由于人类的交往需要而产生的实践意识。“自我”只有通过“语言”这种实践意识与其他“自我”进行“对话”，才能确证自身，实现真正的“自我”(或者说“认同”)。这就为我们理解有着反身性的“自我”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主我”与其他“主我”、“客我”与其他“客我”始终处于“对话网络”之中。由此，“现实人”与“虚拟人”作为“自我”的双重形态同样处于“对话网络”之中：一方面，“现实人”在与其他“现实人”打交道(或“对话”)的过程中确证自身(身份)；另一方面，“虚拟人”在与其他“虚拟人”打交道(或“对话”)的过程中确证自身(身份)。总而言之，不管是作为“主我”的“现实人”，还是作为“客我”的“虚拟人”，总是在流动的人际关系中确证自身或实现“认同”。
（3）增强企业防范风险能力。面对国内外较高的竞争压力，产融结合有利于分散行业风险，满足企业多元化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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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EssenceofthePracticeofVirtualExistence
ZHAO Jian-chao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Jiangxi, China)
Abstract:The subject of virtual existence has two forms: the “real person” of actual subject and the “virtual person” of form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form of “real man”, virtual existence i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historical reality of human society. Only through practice can it become human existence and consciously express and experience its life potenti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 form of “virtual human”, virtual existence is concentrated in the virtual practice of “human-machine new sensibili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human-machine symbiosis” in remote manifestation, “life and death” in the sense of immersion, and “self-remodeling” i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Keywords:virtual existence; practice generation; visualization; immersion; self-remodeling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ZX003)
作者简介:赵建超(1990—)，男，山东滨州人，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网络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11-0094-06
〔责任编辑：李 官〕
标签：现实论文; 马克思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的人论文; 自我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学术探索》2019年第11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1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ZX003)论文;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