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官方的宣传，民本思想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其影响下形成了关于政权的基本共识，即上天按照是否具备德行的标准来选拔统治者，统治者一旦获得最高统治权，就必须施行富民政策，保障民众利益的实现。在以天命观和富民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合法性得以建构起来，即一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相结合的模式。
关键词 民本思想 政治合法性 模式
一、合法性和有效性：一种分析政治合法性模式的视角
一个政权仅靠暴力进行统治不会长久，因为在任何政治系统中，统治阶层永远是少数人，被统治阶层则占社会的大多数。纯粹暴力统治付出的成本极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也许统治者在短时间内可以维持这样的统治，但是久而久之，必然担负不了这样高昂的成本，并最终遭到被统治阶层的推翻。因此，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都需要得到民众某种程度的认可，这种对政治统治秩序的认可就是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如果说政权的获得可以通过暴力方式取得的话，那么，政权维系所需的一个条件，就是具备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的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延续很久。”①
虽然合法性问题自从人类政治现象产生以来就已经产生，历代的执政者和政治思想家对此问题也有着诸多经验总结或是理论思考，但是把合法性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建立起丰富的理论，还是从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那里开始。韦伯认为，政治系统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统治者发布命令，被统治者予以服从，由此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要服从统治者呢？韦伯认为，人类服从源于习惯、热爱和理性选择三个因素。相应地，存在三种合法性类型：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又称克里斯马型）、法理型。具体说来，传统型合法性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人们服从，是因为先辈就是这样做的，传统型合法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系统中，人们对传统有一种充满神圣感的敬畏，传统赋予现存的政治秩序以至高的尊严；个人魅力型合法性基于领袖非凡的人格魅力和超凡的个人感召力而形成，经常出现在剧烈的社会变动时期，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动荡时期，人的一些潜能往往会被激发，善于审时度势并具有过人勇气的人往往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是个人魅力型合法性往往会导致个人崇拜，产生对领袖脱离客观实际的信任，从而引发各种政治悲剧；法理型合法性基于民众一致同意的规则或法律而形成。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划分的合法性类型，是现实观察和理性抽象结合的结果，因此是理想状态下的存在。现实政治系统所具备的合法性都是不同合法性类型的混合，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或时代中，每种合法性所占的比例有所差别。但韦伯在合法性领域方面的理论贡献并没有因此而减损，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明了理论分析框架，对后来的政治学者分析政治统治、政治秩序及政治稳定等问题都提供了很多帮助。②
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明显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背景。他认为，任何稳定的、成功的政治统治都具备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不具备合法性的政治统治也没有存在的可能。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路径对后来研究合法性的政治学家影响很大。当代西方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或是政治学者，如帕森斯、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李普塞特等，都是在韦伯开创的合法性理论基础之上把研究议题向前推进的，合法性理论也因此而更加精致化。其中，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著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首次提出有效性的概念：“有效性意味着实际的绩效，即该政体满足大多数居民以及大企业或者武装力量之类的强势集团所期待的政府的基本职能的程度。”③由此可见，有效性是指权力拥有者的统治能力我们可将有效性简化为统治主体实现经济绩效、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
李普塞特接着对有效性和合法性进行区分，他指出，“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性是确定价值。群体按照政治制度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念来确定该制度是合法的或非法的。”④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意义上的概念，而合法性则是价值层面的范畴，二者是不同的。同时，李普塞特也分析了二者的联系，尽管从短期看，有效性和合法性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有效性高的社会，其政治合法性不一定高，相反，有效性低的社会，由于其他因素的存在，政治合法性可能也会保持一个高水平，“一个高效然而不合法的政治系统，比那些有效性相对较低、合法性很高的政权更不稳定”。⑤这其中有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比如经济发展一方面不断提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和期望；另一方面，由于分配政策的不完善，贫富差距加剧，这就促使民众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因此，即使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实际提升的情况下，合法性依然很低，政治不稳定现象也时有发生。
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传统的习惯、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领袖的个人魅力产生的政治合法性会逐渐因为经济发展的低效和物质利益的匮乏而减损直至消失，民众甚至会对原来的合法性产生排斥的心理。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⑥也就是说，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是人的最基本需求，一个政权首先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如果不具备，民众短时期内可能会听从统治者的宣传性欺骗，但是时间一长，民众就会逐渐认清现实，对政权产生不满，从而导致政治动荡。相反，如果一个政权能保持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获得较强的合法性，以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换句话说，合法性需要有效性的支撑。
如果把韦伯对合法性类型的划分和李普塞特对有效性和合法性关系的论述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发现，二人的理论都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但也不是完美无缺。首先，韦伯划分的传统型合法性的基础是来源于传统的神圣性，那么，传统又是从何而来的？是怎样产生的？其演变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传统都包括什么内容和形态？这些在韦伯的理论中，并没有进行充分阐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古代社会中，政治合法性如果是传统型，那么在政治一开始产生之时，其统治的合法性又是怎样的呢？其次，李普塞特虽然阐明了有效性和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二者进行明确区分的原因是：有效性是工具性的分析概念，合法性是价值性的分析概念，是一种对政治统治的评价标准。而在现实政治世界，民众评价政府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政府绩效，那么我们能说有效性不涉及任何价值评价吗？政府绩效和韦伯的政治合法都涉及评价，只不过是评价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不同，对经济绩效的评价主要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呈现，评价方式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涉及韦伯合法性类型的评价主要是围绕价值观念进行评估，人与人之间的评估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价值层面的内容跟每个人的心理感受有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在学术界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对绩效合法性进行专门研究，内容涉及绩效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如何超越绩效合法性困境以及绩效合法性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等。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为了便于实证分析，对韦伯的合法性理论进行修正，提出自己的划分路径：用意识形态合法性代替韦伯的传统合法性，将个人魅力型合法性列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特殊情况，同时，把绩效合法性增加进来，程序合法性仍然保留。如此，三种理想模式下的合法性类型包括：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三种合法性类型的基础分别是：某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价值观念、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以及某种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统治者的产生程序。⑧赵鼎新的划分框架为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提供了逻辑起点。
影视资源的运用要做到适合并合理，适合当前教学内容，影视内容要真实合理，这样教导学生才能真正有效果。目前市场上存在着部分影视作品内容夸大，剧情虚假的现象，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了解历史，反而容易引导学生错误的历史认知。例如：影视剧作中有许多关于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其中有部分作品内容都表现出敌人过于弱智白痴，战争过于游戏化，这样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保家卫国战士的不敬。还有些影视剧为了吸引观众，将历史内容进行改编虚构，脱离真实历史剧情，致使学生不明历史真相，产生错误认知。因此，教师应教导学生对错误的影视作品做出正确的判断，帮助他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抵制不良影片的影响，正确看待历史，认知历史过程。
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天命观和富民主张
民本思想历经长期演变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论及政权兴亡时，提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⑨这是有关民本思想最早且较为确切的表述。民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实践中的政治经验和智慧，经过理性思维加工，升华为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其内部结构具备逻辑上的自洽。如果从以民为本的原因和以民为本的举措两方面来解读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的话，其具体内容可以表述为：在天命观基础上形成的重民意识和以一系列富民养民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惠民措施。
2)数据加密：系统除具备纵向加密装置采用的RSA加密算法外，还在应用层数据交互中采用CRC循环冗余校验机制。
⑦参见何显明：《绩效合法性的困境及其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杨宏星、赵鼎新：《绩效合法性与中国经济奇迹》，《学海》2013年第3期。
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在商朝时期，周朝只是一个小国，实力与商朝悬殊。但由于商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加上连年的暴政使得民众苦不堪言，周部落最终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建立周王朝。在此之后，周朝统治者并不轻松，一方面是来自商朝遗老的反抗，一方面是周朝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些现实都促使周朝统治者要首先为其政权的取得找到合法性依据，以回应商朝执有天命的挑战。在此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周朝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着眼于上天选拔统治者的标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⑪天命会根据德行标准来随时更换自己的意愿，统治者要具备良好德行，从而配得上天命的授予。商纣王已经失德无道，“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⑫而上天发现周王具备良好德行，“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⑬所以改变之前的选拔，任命周文王为统治者。
周朝对天命观的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其认为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经常改变的，《诗经》中提到的“天命靡常”⑭，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另外一个创新之处在于赋予“德”以重要价值。上天选拔统治者的标准是具备德行，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此，统治者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夙兴夜寐、勤政爱民。否则一旦失去良好德行，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天命观与德政论结合的论证逻辑，一方面为周朝推翻商朝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也为统治地位的维系提供了评价标准。
记者25日从广东海事局获悉，11月22日至25日，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事局开展北部湾海域巡航行动，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天命观强调敬德保民，这实际上是以民意来揣测天意的思维路径。天命不能直接看见，但是现实中的民意却可以了解和把握。把民意看做是天意在人世中的具体体现，承认天命和民意的一致性，这样就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对统治效果的评价。《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⑮的说法就体现着天命和民意具有一致性的观点。民意既然是天命的重要体现和实际内容，那么统治者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重视民意、提高人民的地位自然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从而赢得民心，获得天命。由此，具有神学倾向的天命观向注重现实政治的民本主义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使得思想家、谋士们认识到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并看到了人民的整体性力量及其对君主的制衡。人们预测战争胜负，常常以人数的多寡和团结程度为标准。另一方面，同理心或者说是人文关怀也促成了此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深处时代的大洪流之中，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战争和社会动荡带来的灾难，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这些实际观察，有的甚至是切身感受，都诱发了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注释：
政治思想家们以天命观为基础，提出许多重民的观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主张为政以德，劝导统治者爱民、重民，《论语》中提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⑯孟子在孔子爱民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民本思想体系，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君与民的关系上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⑰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后世在总结民本思想时，把孟子的民本思想称之为“民贵君轻”论。把民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源于孟子对民心向背在政权得失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认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⑱如果统治者无德失道，民则有权把其杀掉，可以称得上是为民除害，而非弑君，“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⑲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荀子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影响深远，继续推进了民本思想的完善，“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⑳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水和舟的关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入浅出的比喻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治国的警世名言。尤其是唐朝大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引用了这个比喻后，荀子的舟水论更是传播广泛，成为妇孺皆知的治国经验。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与西周德政论相比，有所不同，各有侧重。西周时期，“敬天保民”重在“敬天”，其主张与其说是对民重视的体现，不如说是更好地为统治地位的获得提供合法性依据。而春秋战国时的民本思想则是重在“保民”，“它反映的是在礼坏乐崩的情势下，对社稷存亡的忧患意识，是封建领主阶层的贤达明哲之士面对现实政治压力的思想选择。”㉑
在重民思想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们还提出了一系列富民的具体举措，为统治者们开出治国良方。物质财富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国家只有满足了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百姓实现了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相对安定。民富则安，民贫则乱，富民政策直接关系政治稳定，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㉒，体现的正是这个道理，普通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财产用以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那么就会做出各种危害社会安定的事情。另一方面，物质财富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国力强盛与否的基础，百姓富裕，国家实力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安定还是国家富强的角度，富民政策的实行都有其充足的必要性。总结中国古代在民本思想指导下的富民主张，大致可以分为制民之产和休养生息两大部分。
在战国时期，魏国君主梁惠王问政孟子，孟子给出的治国药方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制民之产的富民举措：“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㉓在这里，孟子认为统治者应该给予百姓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帮助其发展生产，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具体举措就是给予百姓一定的土地，种植桑树和粮食、饲养家禽，这样一来，衣、食、住这些基本生活需求就都得到了满足。
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统治者还需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措施来配合制民之产的富民举措，二者相得益彰，国富民强才可能实现。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注意到顺应自然的重要性，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作物的种植和森林树木的砍伐要遵循既定的时间，从事渔业要注意不可以竭泽而渔，正如孟子在回答梁惠王问政时提到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㉔这些主张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孟子之前的儒家思想的创始者孔子也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㉕讲的是统治者要减轻徭役，以保证农民有充分的时间去按时完成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实现精耕细作。
那么，民本思想是如何通过传播而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识的呢？学校教育、政治录用、民间教化以及各种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等方式，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民本思想的传播。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起来，民本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是在儒家思想传播的大背景中进行的。
②见 Jerker Hellstrom.China’s Emerging Role in Africa.FQI 2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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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本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古代合法性模式的建构
古代学者创立政治学说，如果不被统治者接受和认同，那么政治学说就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其传播的结果也至多是成为一家之言，影响一小部分人。春秋战国时期，现实政治的动荡局面为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便利条件，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交流和进行思想的传播，政治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现象由此产生，各派思想相互激荡，迸发出精神文化火花。但是政治的分裂割据也很难形成思想的主流，各家学说都仅是影响一个地域或者一小部分人，政治学说的影响力由于没有政治权力的推动而受限。
此外数据处理层还可以对多维数据集进行简单的数据处理，例如数据一致性检查、无效值的剔除和缺失值的填充等，将噪声数据进行简单的筛选和清洗，从而为机器学习建模提供高质量数据源。
民本思想发展到孟子那里，基本上具备了较为完备的体系。秦朝建立后，民本思想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基本上中断。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为了尽快恢复衰微的国力，信奉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民众负担，尽快发展生产，这个治国路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了汉武帝继承王位时，国力已经逐渐恢复。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想要施展自己的雄心抱负，使得汉王室在他的统治下变得更为强盛，于是和当时掌握实权的窦太后展开了一场政治权力的较量。政治权力较量的表现之一就是政治学说的对抗，窦太后信奉道家的“黄老之学”，汉武帝则认同儒家学说，双方各自启用一批亲信大臣，最终以窦太后的胜利而告终。等到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掌握实权，重新启用信奉儒家学说的一批大臣。在儒士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把儒家学说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施行配套的宣传灌输措施。由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确立起来，民本思想也伴随着持续而广泛的宣传而不断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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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富于民还离不开税收政策的调节，减轻税赋历来是民本思想家修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主张敛从其薄，并分析了减轻税负对国家的影响，从短期看，国库收入减少，但是从长远来看，民众的收入增加，将更有利于国家的富强。孟子在回答梁惠王问政时也提到薄其税敛、减轻税负，从而使百姓投入全力进行深耕细作，过上富足的生活。除了制民之产和休养生息的具体举措外，民本思想家还提出了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和在用人方面的选贤举能主张，这些主张作为对富民举措的配套措施，有利于实现“保民”的目标。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设置太学。太学即隶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学校，它的成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太学的教材是儒家经典，教授的内容自然也都是儒家思想，在这其中，民本思想得到传授。太学弟子通过学习和考核，有的会直接进入官府任职。太学发展到东汉，其学生人数不断增多，最多时曾达到三万多人。㉖这些儒学精英们学成之后，不论是在官府任职，还是到地方任教，对传播民本思想都发挥了很大影响。从汉代开始，地方学校系统也逐渐建立起来，一般是根据行政级别的划分而设置。东汉时期，“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㉗学、校、庠、序分别指称地方不同级别的教育机构。孔子创办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引发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纷纷创立私学，以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这在客观上使得普通人家的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秦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对私学进行打压，以便进行思想控制。汉代开始，对私学采取宽松的政策，私学又重新发展起来。统治者们发现，如果对其进行适当引导，私学完全可以与统治政权保持一致，并且可以大量节省官方办学的成本。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有一个较为发达的体系，官学和私学渗透到各个地方。这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其传授的内容都是儒家思想，包括儿童的启蒙教育，私塾先生们也都是传授反映儒家思想的通俗读物。民本思想也因此而得到宣传和灌输。
学校教育和官员选拔的结合，更是扩大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汉代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察举制，设置的具体标准都体现着儒家思想的价值原则。东汉章帝取士分为四科：“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刚毅多略”。㉘隋朝建立科举制，对中国古代人才选拔机制影响深远，科举制为阶层的流动提供制度渠道，普通人可以通过考取功名进入上层社会，这给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带来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而一般情况下，物质生活没有基本保障的社会底层人员往往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科举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政治制度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的考试内容是儒家思想，很多时候，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即殿试的考题就是让考生论述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解。无论考生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驱动还是出于理想抱负的实现，科举制都极大地促进了民本思想的深入人心。
教育机制和科举制在程序上的前后衔接，使得民本思想在政治权力的推动下得到传播。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进入学校系统，或者是有志于通过科举制考取功名的人毕竟占人口的小部分，那么在广大基层，民本思想的传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中国古代对于基层的管理富有经验，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乡里制度，在北宋之后称为“保甲制”。这些基层组织集行政、司法、教化职能于一身，是皇帝和民众沟通的中介，负责传达官方的政策和指令，平时担负着教化的职能。这些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般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传播官方的意识形态，使民众对民本思想和其所包含的价值规范有一个初步的理解和把握。
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文艺形式和民俗活动丰富着民众的生活，比如在赶庙会时，会有一些戏曲、评书的表演。在这些演出中，历史、政治题材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人们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会私下进行讨论，由此形成一些有关政治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判断。比如戏曲《铡美案》剧目，包拯的刚正不阿形象深入人心，民众通过观看演出，形成有关官员的理想模型，而剧目中塑造的官员形象与民本思想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相一致，这在无形中有助于加强民众对民本思想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通过以上方式，民本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识。那么囊括民本思想的儒家思想为什么得到汉武帝及其以后历代统治者的认可，而一直保持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呢？我们不妨还回到本文讨论的核心议题，即民本思想，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民本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君主专制的存续具有积极影响。首先，民本思想的理论起点，即天命观，为君主统治地位的获得提供论证。其次，如果统治者奉行重民思想，并且施行一系列有利于实现民众利益的政策，民众就会对政治权力产生认同和拥护，统治得以巩固。反之，如果统治者倒行逆施，违背民本思想的主张，对民众进行搜刮盘剥，那么其统治就岌岌可危。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合法性模式得以形成，即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的结合。天命观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为最高权力的获得和维系提供辩护，保证权力运行的稳定。富民政策基础上形成的绩效合法性规定了政府的主要职责，为民众利益的实现划定底线，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物质利益得到兑现。
②任剑涛：《道德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通过观察创造性地使用几何中的全等证明法，显然是对解析几何的一种新思路的尝试，这道看是无从下手的解析几何题就被转化成了一道其貌不扬的初中平面几何题。
①［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主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民本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合法性模式对于君主专制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民本思想促成了民众对君主专制的拥护和认同，即使在诸如生命财产和生存需求等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民众想到的改变途径不过是推翻统治者，而非对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进行变革。另一方面，民本思想也对君主权力形成了一种约束。君主必须兢兢业业，为民谋福利，才能赢得民心，统治也才能因此而得到巩固。纵观中国古代史，旧王朝被推翻，新朝代的统治者就会调整之前的政策，兴修水利、减轻税负和徭役、减少土地兼并，让占人口最大多数比例的农民恢复生产发展，从而使得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得到满足。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政策循环中不断向前推进，使得君主专制纵使历经多次兴衰更替，但仍然得以延续数千年。
③④⑤［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郭为桂、林娜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1、5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2页。
天命观是民本思想的立论基础。天命观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缺乏认知，产生了朴素的崇拜上天的意识，并形成一些简单的敬天仪式。到了夏商时期，统治者开始利用人们对天的敬畏为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天是主宰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统治者对外宣传自己的统治地位是顺应天命取得的，天命观由此与政治产生联系。商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纣王曾说：“我生不有命在天？”⑩为其王位的取得与维系提供合法性依据。
⑧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
⑨⑩⑪⑫⑬⑮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9、130、462、224、181、436页。
自从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后，政治权力就成为统领一切的力量，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秦始皇焚书坑儒，奉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儒家学说的发展受到重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学大放异彩，成为官方钦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于儒家思想和君主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更是贯穿至封建王朝的终结。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手中，政治学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⑭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9页。
⑯㉕杨伯峻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12页。
⑰⑱⑲㉒㉓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5、285—286、221—222、211、204、203页。
然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庄子·逍遥游》），“萤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唐·杜牧《又谢赐告身鞍马状》）。萤光爝火一样的辉光，也许无裨于日月那样的光芒，但再微弱、再孤独，一样承载着天地乾坤的博大德性。
⑳《法家著作选读》编辑部编：《〈荀子〉选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34页。
㉑ 王泽民：《春秋民本思想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1999年第2期。
㉖夏增民：《儒学传播与东汉普遍社会价值观的确立——一个政治社会化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㉗班固：《汉书·平帝纪》，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1页。
图7为不同能量的激光作用下，熔融物喷溅速率。从15 J开始，材料出现明显的喷溅，随着激光能量的增加喷溅速率增大，并且在激光能量超过20 J之后，喷溅速率增加得更快。蒸发反冲压力所带来的物质喷溅的速度在10 m/s范围。与实验结果相比，计算得到的喷溅速率在量级上一致，但大能量激光作用下趋势略有不同，这是由于实验误差与理想的计算模型共同带来的。
㉘范晔：《后汉书·百官志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68页。
警官放过吴邦雄，转头盯住刘雁衡，不说话，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见刘雁衡面无惧色，只好发话：“我们接到报告，这里，就在这里！”警官的右手食指戳向地面，“有人印发共匪转单，进行赤化宣传。”
作者 张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刘学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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