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影响王夫之思想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思想。在其史论中君子治国是恢复三代之治的根本，而作为辅佐君主的君子更是保证国家政治生态正常的关键。强调人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而君子的修养、君子治国的智慧，是国家兴衰的根本。作为遗民的王夫之，自然沿袭了这一传统。故君子人格的修炼与培养，对治国智慧才能的重视，贯穿于《读通鉴论》中，成为王夫之解读历史兴衰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读通鉴论；君子人格；治国；政治生态；儒家智慧
儒家思想认为三代是理想的时代，根源于三代的圣人之治。在儒家治国的理念中，“民本”、“人治”是突出的显著特征。君子的角色是作为参政者和辅政者的角色出现，所谓学而优则仕，其最终目的是辅佐君主，站在君主角度出谋划策以德治国；百姓是作为被统治领导的阶层出现，君主可以控制之，而不可奴役之。其中尤为关键的便是作为士人个人的修为与才能，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起在于修身，于是，修身与人格修炼便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最为关注的重要事情。在充满复杂斗争的政治生态中，君子便是皇权与官僚、民众间保持良好生态的关键。王夫之继承了这一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德是为人的基础，也是国家政治存在的根本，没有德则一切行为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对道德的注重，对人格修养的关注，是自宋明理学以来儒学最关注的问题。这种强大的思想传统，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王夫之极重君子人格中的仁便是如此，这也是作为遗民的精神信仰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明末清初，士风败坏，失节者比比皆是，而空谈心性者亦成风气。作为遗民的王夫之，有感于世风日下及对亡国的追思和沉痛的反思，突出有为之士在国家治理中的突出地位。认为只有有为君子才能真正让当下的混乱世界恢复道统，才能让真正的三代之治恢复。这也是明代遗民心中最期盼的事，建立一个真正的道统世界；中国历代就有以史鉴今的传统，特别是对于经历了明亡教训的遗民，故国之亡成为他们心底永远的痛。而史学中过往的经验教训就成为其最好的反映现实的寄托。在读资治通鉴过程中，王夫之总结历代各种得失尤其是作为君子的得失，来警戒后世，也是对自身责任的重新认知。
一、君子要知天命，顺道而行
王夫之认为一个人必须知天命方不惑，方能自立于世。而天命的存在既不是佛道所宣扬的宿命论，也不是占卦所说的算命，知天命的重要性体现在“君子之所贵于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至于知天而难矣。然而非知天则不足以知人”[1]，天命是客观存在又难知的，是正确认识整个世界的思想基础，仁人志士只有在知天命前提下去实践自己的生命价值，而介于天与人之间，何以感知天命？“上天之大命集于有德，虽无有德，而抑无乐杀之心，则亦予之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为复，岂不信哉”[2]仁心的存在是感知天命的途径，故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说，不仁者足以招祸，仁者安于己命。“持己自正，修其业而人心自顺，生死福祸，俟之天，听之世，己何知焉？”[3]君子在知天命前提下，不必计较福祸乃至生死，要自强不息，遵守仁义道德规范，至于不可预料的非人为因素则不必计较，乃至不计生死，以一颗坦然的心面对未来。
王夫之认为天下之道存在于士人身上，盛世之时道在上，而衰世之时则道在下。在整个《读通鉴论》中历史演进的主线便是儒家之道的践行：当盛世之时必是道行于世之时，当衰世之时，必是道沦落之时，如唐末“君惟纵欲，则忘其民；民惟趋利，则忘其君”[4]，最后君非君臣非臣而天下大乱生灵涂炭。而作为道的传承者的士人，则是天下大治时积极参与政治，天下大乱时，则是退守山林，保持儒家道的火种，以待盛明之时再来；同样，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合理，是否能长存，也必须以是否合道来衡量之。如王夫之高度评价西汉末年割据益州的公孙述，“王莽之乱，法物凋丧，公孙述宾宾然亟修之。”[5]根据即是公孙述在西汉末年，王莽改制之时，保留了大量宫廷所用的礼器，为东汉文治和道之延续保留了火种，故他的存在是合乎道的。道存在的重要环节便是教化，王夫之屡屡提到教化的作用，当国家道能行之时，上有得道之臣辅佐，下有知纲常之民众，则必大治；保证道的实施还有就是要保证纯正的儒家思想的传承，而不能让异端流入现实。王夫之不遗余力的反对佛道申韩法家及纠正儒学思想传承中的歪曲，保证儒学的纯正才能让后世万代得到真正的教化，从而实现真正的大治。
二、君子要守静稳重
动静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如同中国哲学里阴阳、正反、进退之辩证观一样充满着智慧与辩证思维。而王夫之认为君子要守静，在静中明道，同时君子要明进退，保持谦逊、远离祸害。王夫之认为肤浅者易躁动，而事物发展的形势往往是一动就难以止住。在重要关头守静稳持往往能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类似申韩急功近利之术则被王夫之排斥；守静还能安抚人心，这是儒家教化中关键的一条。而关于如何拿捏把握“静”的标准，王夫之提出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如一味守静而萎靡不堪的王导，“王与导终始以之，斯又晋之所以绝望于忠厚也。孔子思小子之简，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动静之几、与时偕行者，不足以与于斯”[6]一味守静，只会导致力量孱弱不思进取，最后东晋因守静而守国，又因守静而柔弱。又褒扬了与其同时代的陆侃，“镇之以静，虑之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后可以为社稷之臣”[7]；尤其在国家危难关头，静的重要性就更重要了，最需要稳持之人，“沉静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从容以俟人心之定，则权臣自戢，而外侮以消”，[8]最重要莫过于以长期的安静教化来实现国家社会的大治。故这其中之“几”，“刚决而无容待他，持重而无患其晚也，几也”，该决断时决断，该持重时要缓之以行，则是真正懂静持重之人。一旦该守静而不静，激动乃至冲动时，就会带来灾祸“图存社稷者，智深勇沉而谋之以渐。晏一旦蹶起而与相持，激懿以不相下之势，而魏因以亡。”[9]在司马懿之心路人皆知时，能制服其的也只有器量谋远者，一旦有何晏之类文士激之以气，最后徒让朝政败坏而不止，故王夫之屡屡提到人臣须持重。
夫之强调凡物皆要深藏，深藏符合天道，“非引闻见以归心、潜心以体性、顺性以体理者，不能喻也。”[10]这样才能保证智之长存，“贞于性者正，则藏之密，植之固，而血气自盛，智不为荡；血气自衰，智不为耗”[11]，智慧的积累本来是阅历越久而愈来愈深，如果中途因肤浅而违背天理，或走旁门左道，如梁武帝“其智资于巧以乘时变”[12]，沉溺佛教，必然会带来灾祸；而志向同样要大，才能深沉稳重走的远，否则极容易半途而废或好大喜功。“志大求盈，则贪远之功；心满而自得，则偷晏安之乐。智浅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13]在反思唐太宗晚年好大喜功而征高丽，批评其志小，而晚年松懈，在立太子之事上优柔寡断贻害朝政，总之即是不恒，同样，如果“志不守而神不兴，不复有生人之气”[14]，如唐肃宗在战乱时期，心神俱散，困难时期为张良娣的小恩惠所感动，最后为其所制，失去作为一代君主的坚毅与魄力；只有志向性情恒定者，最后才能真正实践自己的价值。而无恒者徒招祸害“布之恶无他，无恒而已。人至于无恒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人信哉？”[15]吕布经营投巧，最后曹操被刘备说动而杀吕布，性情不定必不能成事。理想的臣子应是“用人惟其能而无所适用莫，恤民之利病，密言于上而不炫其愚威，黜小利小功，罢边将便宜之策，以图其远大”[16]。只有自信者才能被他信，只有深沉大气者才能成事。
（三）坚守仁义立身以正
王夫之极力批判不仁者，王夫之认为不仁必会带来天谴。如唐末群奸并起，而又有以最伤天害理的“妖孽”者为甚。“若张濬之流，窃卫主之名，贪晨霜之势，含毒起秽以速君之死亡，而血流天下。呜呼，至此极矣！故曰妖也”[30]这种不仁之至极者，追命逐利，在明知宰相之职位已是众矢之的时，任然贪图权位，甚至勾结外面藩镇，将君主推上毁灭之道，其行毫无德智而言而趋向疯狂；又如五代时的朱温，其篡位之恶已罪恶滔天，后又有杀魏博牙兵八千的恶劣行为，“祸莫大于乐杀人，危莫甚于杀强以自弱，而盗以此为术，恶足以容身于天地之间哉？”[31]最后朱温此举让河北人心惶惶，也是其最后毁灭的重要原因。王夫之严格防止儒学异端的出现，认为“小儒者，异端之不屑为也”[32]，对于历代歪曲儒家礼仪乃至曲解圣人思想的行为尤为痛斥，“儒之言灾祥言运会，妖之始也”[33]，屡提“义利之辨”，认为君子之责便是严分义利而已。指出如唐末五代的割据军阀，此起彼此，根源即是以利诱人丧失天理，最后也都不得其终。这种对正统儒学的强力捍卫，无不显示出王夫之的严格的儒家道德观，恪守作为遗民的精神信仰，捍卫自己的精神领地。
缓控释肥料是一种特殊的新型肥料，它能对肥料中的养分进行有效的释放延缓，同时还能实现对释放速度的控制，是一种典型的“智能化”肥料[1]。缓控释肥料的营养元素可在土壤中实现缓慢释放，有效减少营养元素的损失，具有较长、较稳定的肥效期，可源源不断地为植物提供生育期所需要的所有养分。考虑到肥料释放缓慢的基本特性，利用缓控释肥料可切实减少肥料流失，增加整体的肥料利用效率，对减少施肥数量及次数也有一定的帮助，为农户种植水稻节约了成本。
王夫之提倡“形神”说，“形可以征神乎？荣卫随养以移，而内藏府、外而筋骸，随之以移；况动止语默，因心而纵敛，因习而率循者哉！”[36]人外在的神形表现的是一个人内在的修为，内在心动不止，不知修养，则外在必放纵而破绽百出。又有“气”之说，“若夫受天命作君师，臣民之赏，服于躬、载于心，则敛气以摄聪明，而持天下于禧能，以建中和之极”[37]，一个人就是由“气”环绕的整体，最后敛气的根本是行中和之体。而人又要善养气，“其气胜，则其情浮；自矜而物其能移，则其理穷”[38]，任气乱现，则容易或骄或惰，君子之道需要涵养己气。王夫之认为君子要十分注重自身的习气，“习气之动也，得意则骄以益盈，失势则激而妄逞”[39]，最后不知己之所为，也不知外在势之所现。所以君子要慎重对待一言一行，修养最终是要达到至高的中和境界，能很好的涵养己性情，“情至平矣，而天下不能测其所为”：“天下既共见之，而终莫测之”[40]，这样中庸的状态，既能吸引有德者，又能海纳百川解决各种问题，而情又应合乎道而止，“情之所发，才之所利，皆于理有当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则才情皆以广道之用”[41]，才华之展露合乎中庸之道，展现君子由内为外的良好修为。王夫之赞扬东汉开国功臣卓茂“则行之也，和顺而无矫物之情，笃实而不期功名之立，动之以天而物弗能违”[42]，这莫不是知天命而行道者的形象，故王夫之说非圣人而不能真避祸，因常人因性情习气之偏，多有损仁之行，多有招祸之举，而真正懂道君子所为则尽是合乎道而行中庸，合乎天理自然能成功。
王夫之评判一切人的根本在于是否基于儒家的仁义是否符合儒家的道。王夫之尤崇礼，认为礼之生是仁之本，是维护纲常的根本。“内外相维、交相并养者也，既饰其外，必求其内，所以求君子之尽其诚；欲动其内，必飭其外，所以导天下而生其心也”[17]，故仁体现在“初心”不变，体现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不敢之心，行于恻隐羞耻辞让之中是非之中；强调心中生仁，而心感仁而动，“夫忠孝者，生于人之心者也，唯心可以想感”[18]，外在的一切形式都不足以是仁的表现形式，如何涵养心中之仁心便是君子要注意的功夫，夫之引出乐之功用，来阐明心之感应“有声动而导人心之贞淫者，有心动而为乐之正变者。”[19]王夫之认为“仁者，爱之理也，而其发于情也易以动，故在下位而易动于利，在上位而易动于欲。故仁，阴德也，而用其阳”，[20]仁是出于初心本心，故是阴德，需要阳用，但极其容易被阴用而过于宽厚纵容，在反思唐玄宗后期怠慢国政时，批评玄宗“违经破律，取悦于众，而自矜阴德”[21]，表面上是宽容示德，实际上则是纵容和图阴德之名，最后造成朝政混乱。与静相对的，是主张宽厚待人，尤其反对法家的苛刻与法术。王夫之主张人治，认为一切制度的核心在于人，而不在于所制定的法。而法家提倡的术与权，更是违背了儒家的“道”，成为王夫之批判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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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情中和，个性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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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志愿服务最先起源于西方国家,但其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相契合。“奉献”强调甘于付出，不求回报;“友爱”强调与人为善，平等尊重；“互助”强调互相帮助，助人自助；“进步”强调自己进步，社会进步。志愿服务倡导维护社会的稳定、公平和公正；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倡导追求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充分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和谐、社会进步、公民友善的基本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表现。“志愿服务”直白、浅显的表述便于老百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王夫之认为道是世间第一等的智慧，其次才是智，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道之大远远超过术。反对“机”，而主张立身以正，“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22]，机心一起则此起彼伏互相以私相斗，又说君子“慎言权”[23]，审经以为权，权之常，反经以为权，权之变，但不可多用。对于权术王夫之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喜欢玩弄机心和权术者，以蹈险为乐，而不顾及天理人情及旦夕祸福之事，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大忌，故又尤其反对黄老之阴谋术“一人之险，何足以胜天下哉？徒宽纵之而莫之能收。”[24]，唐肃宗就是用黄老纵容之术对付李辅国，让其先自露马脚再一网打尽，殊不知这样的险恶之术，会给朝政带来很坏的影响；并以历史事实指出智之缺陷，如诸葛亮“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25]，曹操“蔽于道而不蔽于才，不能烛司马懿之奸”[26]，所谓有所长必有所短，事物都是阴阳辩证的存在，智、术的运用必有其限制，远不如道之运用茫无边际，“术者，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所矣”[27]即使是用智也要严格遵循儒家之道，“离义用智，而不知不义者之未能有智也”[28]，可以说王夫之对智与道的辩证认识，是严格而理性的。并以南朝刘宋政权的兴衰作例子，刘穆之、傅亮等人机变有余而不守道，虽能成一时之功，又造成刘宋自高祖后就一直政权不稳定，无厚重之人来主持政局，而肤浅机变之人必然会造成党争或因私利而斗争。仁同样可以让己避祸，也是种在乱世中至高的智慧，“士苟贞志砥行以自尚，于物无徇焉，于物无悔焉，则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29]，让人以一种坦荡之心面对所有的困难。君子正己则万事皆不可惧，其心天地可鉴，可坦然让众人视之。自然得到众人拥护，不会引来觊觎。
好名者容易丧失自身，最后失去作为君子的立身之本。应该远离名利。“竞利名者之所不趋，而子孙亦习于儒素，不问其威望之重轻，而固知其白水盟心衡门归老之夙图矣”[34]在斗争激烈的官场，最好的避祸方式莫过于身在闹市而心中恬淡，有治国之大略，而心无旁骛。而心之所持贵在中和，“三代之王者，不立治天下之术，而急于学，克此心之爱憎而已”[35]，人之习气最容易受情绪影响，特别是爱憎之心，而往往因此而失去中和卷入灾祸或失去仁心。又君子慎言，“故君子之正天下，恒使之有所敬忌而不敢言。”言语是内在向外的延伸，内心平和中庸者定会慎言而行，否则事机易散而祸害易来，更有心中所想不合时宜，遂脱口而出则对人对己皆是大害。这些有碍于中和的言行习惯，王夫之认为都应该克制，不涵养己之性情，而让其四处乱窜。
（五）积极入仕善于引退
君子修养人格的最终是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所谓“学而优则仕”，君子给自己的定位是辅佐君主的人，而站的立场必定是统治阶层，王夫之认为百姓是可教化而控制之民，在此基础上又有民本思想，注重人治与法治的协调。君子作为政治的参谋要审时度势，去辅佐君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去关心民生，以恢复三代之治为己任，为国为民去奉献自己；儒家有明晰的君子小人之分，而政治败坏的很重要原因也莫不是小人当权而混乱朝政，一部政治史某些方面上其实就是君子小人斗争史。“君子小人忽屈忽伸，迭相衰王”[43]，而进退之道即是视君子小人之势而定；同时，即使是进，也要在谦逊前提下，这样得到的位置才真正稳固而不招祸；在政治败坏时，就要全身而退，以保全自身，这种一进一退间，体现着王夫之强烈的对现世的关怀与中庸的个性。
当退不退时，就会遭遇祸害。在汉哀帝时，平当选择退隐，故保住了作为君子的气节，而同时的彭宣则贪恋乱世中的权位，在王莽即将篡位之际，“此正宣肝脑涂地、激天下忠烈之气、以救一线之危者，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谋，谢不能以引退，尚足为人臣子乎？”[44]王夫之批判这种该引退而贪恋权位者。同样该去不去时也会败坏政治，“唯君子终留于位，附君子者，犹森森岳岳持清议于廷间，且动暗主之心，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党以争死命”[45]，最后造成激烈的党争，君子小人水火不容之势一形成，而往往君子之势会急衰，此时之退不仅是明哲保身，更是以静制动，使小人自敝。如果真的选择进，也要得人心，可以厌服奸邪之心；即其不然，身死国亡，也可以让天下明白己的气节。无论何种方式，坚守儒家的伦理底线是进退的根本底线。而真正为王夫之最推崇而深谙其道的莫过于李长源。“夫长源之辞相，乃唐室兴亡之大机，人心离合、国纪张弛之所自决，悠悠者恶足以知之？”[46]早在唐肃宗时，李长源辞去其委之相位，直到德宗时才真正出仕京城。这一进一退之间，于己不会招来祸害与觊觎，至少其心坦荡，可以对群臣尤其是奸小有交待，不会被人拿住好名图利的把柄，同样也是给当时竞于官禄者一个表率，不以虚名为荣，给天下士人树立榜样，对于改善当时的士风起了很好的表率。其意义已经远不及只是自身避祸那么简单。王夫之推崇唐德宗时的俩宰相陆敬舆和邺候，两人在唐德宗藩镇盘踞、内有群小的情况下，既没有互相争名利，而互相默契配合，陆敬舆敬畏邺候三朝元老的声望，凡所进言都以邺候为主，而己为辅助，后来邺候退位，并没有推荐陆敬舆，“宰相之重，仕宦之止境也。苟资望之可为，皆垂涎而思得”[47]，而自然此时如此重要的位置，如果陆敬舆表现出强烈的求名求官意愿，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陆敬舆选择淡泊名利而不争，最后而顺势成为宰相，其淡薄之志成为其后来主政的重要根基。王夫之以此为例，展现了两个好的出仕例子，表现出君子在复杂情况下取舍进退之道。
（六）经世致用之道
君子关注的问题需要设计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以国计民生为重。明末清初的巨变，更让有识之士认识到不能局限于书斋，而经世致用的风气也深深的影响了王夫之。君子尤其要有经世之才而非空谈或纸上谈兵。为此王夫之在书中反复提出几个封建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体现了他对历史及时局的观察与思考，更是其经世致用的体现。（1）防夷狄之术，作为遗民的王夫之，认为所有的夷狄都是不可信的，是不适用于儒家仁义的，有坚定的夷夏之防，这些观念深深根植于其防夷狄之术中。又举出历史上用蛮族而招来祸害的例子，从东汉南匈奴内迁导致五胡乱华、唐末沙陀之乱、石敬瑭引契丹等等，王夫之无一不持批判态度，在遗民身份上，这种异族政权入主的痛让其有了强烈的夷夏之防。从今天看这些思想具有落后性，但也正体现出王夫之在异族入主中原后遗民心态的复杂；（2）制度建设。从汉代的封建到唐代的府兵制，王夫之认为这是涉及国家大政之事，而处理起来又尤其棘手。王夫之认为制度的根本是符合道，但又不能完全照搬三代之制，更不能沿袭祖宗家法；王夫之认为制度建设不能代替人治，这是其沿袭儒家人治观的体现。王夫之从批判申韩派出发，认为再好的制度也有漏洞，而且是不可止住的缺陷，真正的大治一定是圣人之治，君主守德勤政，保持好上下联系，远远比法的治理要好；同时极力提倡简法，修养生息，不要过多扰乱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3）民本思想，如其“觌文匿武”思想，王夫之以此批判府兵制穷兵黩武，不可在太平之日让百姓接触武备，而好武之心往往与悖乱之心相连；“喦民论”即能很好的体现作为辅佐君主的君子的民本观。在论及唐末民乱时，王夫之认为敢犯上之民都是君主失去上权的表现，要么是鼓励百姓舆论攻击州县长官，“夫民既如此矣，欲执民而治其逐上之罪，是不矜其穷迫而激之乱也”[48]君子应该站在君主立场，以此来保护民生。“民非本喦，上使之喦；既喦，孰能反之荡平哉？”[49]除此以外，没有比儒家的教化与管理好地方各层官员更好的方式了；（4）财赋问题。王夫之主张“散财”，抨击唐中叶的税制改革，认为衰世象征即是君主敛财于上。而民间无财，最后官员贪腐与税收之间没有缓冲余地，只是造成官员贪腐贻害百姓，又说衰世免税，实际只是徒增百姓负担，最后必会加税。加税之后必然会导致百姓负担加重，在官逼民反情况下就会出现末世的民变现象。
三、结语
王夫之通过《读通鉴论》表达了其对美好政治的向往，而这中间最核心的君子人格又是王夫之终身追求并躬亲实践的。展现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社会责任感，其对国家的忠诚对学术的严谨与追求，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生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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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579.
[39]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860.
[40]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670.
[41]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69.
[42]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127.
[43]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58.
[44]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2.
[45]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50.
[46]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658.
[47]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22.
[48]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97.
[49]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798.
作者简介：刘一正，男，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专门史2017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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