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左翼学者阿兰·巴迪欧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对欧洲政治事件史的反思，巴迪欧总结出当代欧洲共产主义困境的肇因及其应对策略，主张以本雅明式的历史理性重唤政治运动的时代动力；通过对其数学本体论与事件哲学的概念规制，巴迪欧构建出“位点—奇点—事件”的哲学嬗变机制，揭示出政治运动的本体论逻辑；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影院假象”的深入批判，巴迪欧期望以“政治真理、历史归属、主体主观化”的三环结构实现“共产主义理念”。在巴迪欧看来，当代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解放政治与组织的形式创新问题，基于此导向，巴迪欧为当代共产主义政治实践构想出三条路径，即“意识形态的构建”、“局部政治的试验”与“政治组织的转型”。
【关键词】阿兰·巴迪欧 共产主义假设 解放政治 历史理性 事件哲学
2007年，巴迪欧以法语出版作品《“萨科齐”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De quoi Sarkozy est-il le nom?），并在其中初步讨论了“共产主义假设”这一概念。2008年，《新左派评论》刊登了由此著作摘编而成的重要文章《共产主义假设》（The Communist Hypothesis），引发了以齐泽克、朗西埃、伊格尔顿、哈特、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当代左翼学者的广泛讨论，掀起一股“共产主义热潮”。2009年3月，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召开了以“共产主义观念”为主题的大会，千余名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构成的观众挤满了会场。时至2010年，Verso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了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同名文集），在其中，巴迪欧对近期的“共产主义热潮”进行了哲学式的解读，并以立足当代的时代视域给予了共产主义思想新的阐释。
在欧洲共产主义遭遇困境的当代，巴迪欧试图从历史、事件、实践三个维度再次确立共产主义的理论生命力。首先，巴迪欧在历史记忆的背景下深刻反思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挫折，并号召人民重新树立历史理性，在共产主义的挫折历史中获取通向未来的信念因子；其次，巴迪欧以详实的本体论思辨分析了共产主义事件发生的条件，以哲学的方法解析了共产主义事件从发生到消逝的始末，验证了共产主义在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可能性；最后，巴迪欧以“影院假说”深入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公众的控制，并尝试开启当代共产主义理念的实践转向，主张以意识形态构建、局部政治试验与政治组织转型建立其当代共产主义的现实可能。客观而言，巴迪欧的当代共产主义阐释倾向于哲学探讨与现实批判，其政治实践的现实性仍存有争议，但在共产主义的内涵与价值不断遭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抹黑的当代，巴迪欧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能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营提供更具时代性的理论启示。
一、历史理性：对欧洲共产主义困境的当代反思
一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本雅明的‘奔向过去的猛虎’就是对巴迪欧的‘忠实于’事件的意义的最佳解读。”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巴迪欧与法国传统》，蓝江译。载《上海大学学报》2017年第4 期，110-111 页。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写道:“曾在之物与现在在一道闪光中结合为一个‘星丛’……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时序性连续关系，曾在之物与现在的关系却是辩证的关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时间性，而是形象性。”②Benjamin，Walter.The Arcades Project.Cambridge:Harvard UP，1999，p.463.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范畴之中，对于废墟的修补、对于苦难的记忆、对于弥赛亚的召唤是三位一体的，这与巴迪欧所呼唤的“哲学重构历史”③Badiou，Alain.The Communist Hypothesis.London:Verso，2010，p.170.的共产主义历史理性形成了跨越时空界限的思想共鸣。在《共产主义假设》中，巴迪欧不止一次强调历史溯源对延续共产主义假设、构建当代共产主义信念的重要性。在巴迪欧看来，历史的遗忘症已经逐渐出现在共产主义阵营之中，青年人不再了解革命死难者的悲壮事迹，宣扬“盖棺论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将共产主义事件的痕迹从历史中抹去。在此语境下，历史理性无疑成为了巴迪欧当代共产主义阐释的中心思想——必须保存对共产主义事件的记忆与忠诚（faithful），以此使困扰在共产主义之上的“失败论”喧嚣不攻自破。
艾莉认为她有一种近似病态的男性崇拜。她很容易爱上男人，也很容易让男人爱上自己。当男人对她提出过分的要求，她很难拒绝。她不忍，不敢，她善良。她认为拒绝一个男人对她的冲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这残忍绝不亚于用一把快刀将男人的男根斩断。有一次几个女伴在一起开玩笑，说起前世，有人说自己是狐狸，有人说自己是蛤蜊，有人说自己是花瓶，有人说自己是臭豆腐，轮到艾莉，她想了想，说，充气娃娃。几秒钟以后，大家哄堂大笑。哄堂大笑的原因绝非艾莉的想象力太过丰富，而是因为，艾莉的说法太过贴切。
台风肆虐，险情不断，各地告急，多方受困，往往让一些不实信息有了“市场”，甚至谣言四起。如果准确正面的信息不能占领信息传播的高地，负面影响将不可估量，也将影响整个抗台救灾和社会的稳定。温州市对防台信息发布工作高度重视，防御工作各个阶段都主动向媒体发布台风动态、汛情信息和工作部署情况。10月8日，市政府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温州防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并就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几个话题答复各大媒体。在整个防台抢险救灾过程中，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多次上媒体、进直播间、到一线发布准确的信息，将不实信息和不良舆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了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的有序有力开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讲解卷积运算步骤时，大多数的教材[1、2]都选用两个矩形序列的卷积运算实例，由于序列长度有限，比较容易求解出整个输出序列的值。实际应用中，单位脉冲响应序列如果有限长(零阶差分方程)，其实就是后续章节要讨论的FIR滤波器，而FIR滤波器是数字信号处理中极其重要的滤波器类型，在理论分析及工程中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因此，在讲解卷积运算时，可以结合FIR滤波器的一些知识点进阐述。为此，我们在教材1.3.4的基础上，设计出以下的教学方法[1]。
《共产主义假设》的导言标题即“什么是失败？”（What Is Called Failure？）随着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在二十世纪末陷入沉静，各类猜测与诋毁开始肆虐。资本主义政府将共产主义思想诋毁为“罪恶的乌托邦”、“邪恶帝国”，任何与共产主义相关的社会活动都被扣上专制、恐怖主义、颠覆的帽子。以大量的“新哲学家”④巴迪欧所言的“新哲学”（nouvelle philosophie），创始人是法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其中心命题是：“把诸种良知统一于一种关于善的肯定性描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把诸种良知统一于对恶的批判。” 巴迪欧认为，新哲学为资本主义的暴力使用与世界干预提供了便利。（参考：《巴迪欧与齐泽克的争论：哲学是否应该干预当下世界》，节选自《当下的哲学》，2017年）为代表的介入式哲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干预提供了通行证——资本主义成为了所谓的“文明的必然”，一种完全的“别无他选”的冠冕被资本主义政治自加于顶上，而共产主义的进步意义，却被封存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造的棺椁之中。
为拆解针对当代共产主义的“失败论”论调，巴迪欧以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为例进行了讨论。2008年，法国左翼分子对五月风暴40 周年的纪念活动引起萨科齐的强烈不满，他公然宣称:“我们拒绝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上的共产主义消失仍然不够。我们想驱逐它的一切形式。甚至共产主义假设。”①汪行福:《共产主义的回归: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的透视与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3-11（5）。为何在对五月风暴20 周年、3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政府都未表现出如此的排斥，反而是在事件消逝四十年后的当代，五月风暴与其象征的共产主义精神要受到如此压制呢？在巴迪欧看来，这是因为公众对共产主义事件图景的淡忘。随着历史与记忆的飘散，曾经忠于事件的人群已经逐步忘却了事件的显现过程。即便是如“红色丹尼”②丹尼尔·科恩-邦迪，德裔无政府主义者，法国五月风暴时的学生领袖，后加入欧洲绿党。丹尼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这样的绝对事件领袖，也表示“想尽快忘记五月风暴，继续当一名普通的政治家”（Badiou，2010：43）。足见，当代对于共产主义事件的重新审视已经迫在眉睫。
Development of Diesel Shaft Bending Vibration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System……………HUANG Chao(1·57)
“影院”的存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对公众真实生活的渗透。在《暴力》一书中，齐泽克用“政治文化化”解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活现实的侵略，并倡议用本雅明式的“文化政治化”来抗衡之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张嘉荣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第125 页。，这种思路与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理念”颇有相互印证之处。正如巴迪欧所言：“在共产主义理念的语境里，主观化把政治进程的地方归属和人类走向集体解放的庞大的象征领域联系在一起。在市场上散发广告同样等于登上了历史舞台。”②[法]阿兰·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的理念》，王逢振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 期，171 页。共产主义理念使得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成为政治化的主体，将历史的逻辑投射到每一个对事件存留有忠实的主体身上，它以驱除资本主义影院的魅祟为理论目标，以实现“政治”、“历史”、“意识形态”三者的统一为价值诉求。在这样的理念语境下，巴迪欧提出了共产主义理念发生作用的三个因素：即“政治真理”、“历史归属”与“主体主观化”。
巴迪欧语境中的共产主义事件以“记忆”作为生命力延续的重要条件。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其《物质与记忆》中阐述了事件历史与主体记忆的内在关联：“一次猛烈的冲击，一种强烈的感情，形成了他者所依附的决定性事件（decisive event）；如果这个事件，由于它的突然性，与我们的历史其他部分断绝了联系，它们就会被遗忘。”①Bergson，Henri.Matter and Memor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11，P.224.在柏格森的事件语境之下，一个强大的事件在历史联系中构成了其他事件的开端，而维系此事件生命力的参数即是“记忆”。一如巴迪欧所感慨到的那样：“即使它的重要性被否认得如此强烈，我们也要去回顾了这场革命，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灵感来源，这种史诗赋予了我们新的勇气，并且使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对此做出反应，尽管我们正处于绝望的深处。”(Badiou，2010：44) 在这里，巴迪欧揭示了在当代共产主义场域内历史理性的重要性——记忆为事件生命力的绵延提供了介质，为绝望深渊中的当代共产主义提供了灵感与可能。
巴迪欧强调，当代历史理性建构的重要渠道即是对传统革命语言的保留。革命随着五月风暴的落幕，当代民众开始意识到“客观革命主体”的存在已经不再可能，以“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赤贫者”为代表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代理人”已经不再能主动地提供解放政治的可能性。伴随着旧的历史代理人观念的衰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革命语言也开始消解。尽管五月风暴在左翼的引导下使用大量的革命语言，但在巴迪欧看来，五月风暴仍然是传统共产主义革命语言瓦解的开端。针对这种“语言遗忘症”，巴迪欧表示，公众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形式”以摆脱旧的革命视角，重塑更具有生命力的革命形式；同时，公众也必须尽量保留革命语言，必须能够继续使用‘人民’、‘工人’、‘废除私有财产’等语词，而不要将这些概念视作过时之物，也不要将自己视为过时之人。
通过对共产主义历史的反思，巴迪欧归纳出三种共产主义失利的形式，并呼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吸取经验教训：第一，即“革命队伍的暴力倾覆”。1917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被“自由军团”枪杀，德国激进革命的产物——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亦随着领袖的死亡而湮灭。对群众力量发动的不充分、对革命时机把握的偏差、对敌人实力的错误估计，都将带来暴力倾覆。第二，即“革命事件的自我变异”。巴迪欧认为，类似于投石党运动、法国大革命等事件，都具备了某种共产主义的潜能，但由于彼时革命理论的不完善、市民阶层的内在根性难以驱除等问题，其共产主义潜力未得到彻底发挥。这些未能破茧而出的事件往往以革命者交出权力、参与者攫取利益、民主诉求被议会诉求的概念偷换等结局告终。第三，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改旗易帜”。这种失败是革命团体内部的修正分化的产物。在革命初步打碎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后，接下来的政治建设极易产生分歧：一方面，修正主义的革命者选择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语言，投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专制个人将革命团体塑造成一个极权政权。在巴迪欧看来，革命本身的失败并不可怕，而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工作才隐藏最多的危机：“斗争使我们面临简单的失败形式（战争的失利），而胜利却使我们暴露于最可怕的形式：我们赢得了徒劳，我们的胜利为重复和退化铺平了道路。”(Badiou，2010：32)
在《交锋》（Confrontation，2014）一书中，巴迪欧指出，历史理性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怀旧”与“忠诚”，它还意味着对现实世界变化的敏锐感知。一如其所言：“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阶段性分化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从现状中出现的一切零碎的、连续的等等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要处理的是内在的历史渊源，即其破裂的时刻或者事件的创造，这并不是一种二元选择或者是一种无中生有（ex nihilo）的浪潮。”①Badiou,Alain,and Alain Finkielkraut.Confrontation.Cambridge:Polity,2014,pp.115-116.在《哲学与事件》中，巴迪欧将共产主义发展至今的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历史’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初创的共产主义”、“以‘组织’为核心范畴的十月革命后的共产主义”、“以‘忠实’为核心范畴的现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Badiou，2013：16-23），而当代共产主义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共产主义实践的方法论范式已经亟待转向。在此背景下，巴迪欧在《共产主义假设》中阐释了其带有理论指导性质的“共产主义理念”。
在共产主义概念被模糊、遮掩、抹黑的当代，巴迪欧重新明确了“共产主义”的概念：“这就是共产主义最普遍的意思：它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在自己的推动下采取行动，打破墙壁和障碍； 一个多元的社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有多元的运行轨迹。此外，‘共产主义’也意味着不以空间层级为模型的政治组织形式。”(Badiou，2010：60)巴迪欧的重唤定义表达出了其对当代共产主义语义流失的担忧，这与齐泽克在《异差》提出的问题是类似的。齐泽克曾言：“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失败的，因为它仍将共产主义视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生物。”①Žižek，Slavoj.Disparites.London:Bloomsbury，2017，p.300.足见，在革命主体、组织形式、事件记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当代，对共产主义概念的重构已势在必行。历史理性与历史教训要求当代的共产主义者以新的路径思考共产主义的要旨，这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的消弭，反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生命力的卫戍。
正如巴迪欧在《元政治学》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失败，就意味着彻底终结：如果一个政治序列只是开始并结束，便无法衡量其产生之前或者之后给予我们的明智启迪”。②Badiou，Alain.Metapolitics.London:Verso，2005，p.127.尽管承认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失利，巴迪欧仍认为共产主义假设是具有生命力的。与其说共产主义假设是巴迪欧对共产主义未来蓝图的规划设想，毋宁说，它是巴迪欧在对过往历史回顾、反思、总结的基础之上，对当代人民历史理性的重唤。
二、事件机制：对共产主义运动原理的哲学解析
作为当代最为活跃的哲学家之一，巴迪欧的政治思想与其哲学观是不可分离的。阿兰·巴迪欧以其“数学本体论”基础上的“事件哲学”闻名。必须首先明确的是，在巴迪欧的哲学体系中，“数学”与“事件”是不可分断的，数学是客观、明晰、可建构的本体论框架；事件则是集合论原理与“不连续的多”的普遍表现。在巴迪欧哲学的场域中，数学原理的本体论规则与“不可能的可能性”的事件精神交迭并行，二者相互印证、补充。
巴迪欧曾言：“对于我来说，事件是能带来新的可能之光的事物，这种可能是全然未知的，其影响也无法想象。事件不是现实的独立产物；它是可能性的产物，同时又发展出新的可能性。事件指引着我们，让我们获知那些被忽视的可能性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说，事件完全是一种建议，它向我们昭示着一些事情，力图让我们产生思考。一切事物都会依赖于事件之路，事件掌握着、生成着、联系着、具体化着可能性。”(Badiou，2013：9) 可见，巴迪欧所言的“事件”是一种建构在数学原理之上的不可计数、脱离常规逻辑、蕴涵着革命潜能的世界牵引装置（dispositif）③Dispositif，原初是法语词，广泛地被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等人使用。Louise Burchill在为《哲学与事件》作的译者序中指出，经过1999年的法国社会科学界的讨论，这一语词被普遍定义为“一个多元化的东西以某一种特定的方式建立并生效直至结束。”。一方面，事件凝集着过往历史中被忽视的可能因子，昭示着天启（apocalypse）式的可能性奥秘；另一方面，事件连接着现在与未来，穿梭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为新的政治秩序开辟道路。
施工技术的管理，就是把管理的职能与科学的方法进行有机的结合，这样能够促进技术管理工作的开展。公路工程施工技术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在施工过程中通过科学技术和严格遵守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确保施工程序能够正确有序的进行。②利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与员工技术方面的业务能力，能够有效的对问题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降低工程事故的发生概率，提高工程的施工质量。③使施工人员和材料以及设备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将工程质量作为施工的前提条件，然后在适当的降低施工工程的成本，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和对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目的。
总之，巴迪欧的位点概念包含有“场域”、“历史遗迹”、“拓扑空间”、“信息集群”与“断裂函数”等意味。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对位点有过清晰的定义：“位点是一个以同样方式对待自身及其内生元素的、在世界中自我展现的‘多’（multiple），在这样的表征下，它自身就是自身外显的本体论依据。”③Badiou，Alain.Logics of World.London:Continuum，2009，p.363.在此定义下，巴迪欧揭示出位点的三个特性：“第一，位点是一个超越存在规律的自我反馈之存在；第二，位点暂时取消了存在与实存的差距，它是一个揭示出多样性的虚空；第三，它是完全当下性的，其出现只为了消逝。”(Badiou，2009：369) 可见，位点是一个超存在的存在，是瓦解规律性的可能性映射，是整体与部分统一的独立集合。
“位点”（site）是一个综合化的概念，包含至少五个层次的所指。第一，“site”与其近义词“location”、“place”一样，具备最基础的地理位置的含义，用以表示“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所指”。第二，“site”还包含有“考古场地”、“遗址”、“旧居”的涵义，强调历史性的存在背景。第三，“site”是一个拓扑学概念，主要被运用于格罗滕迪克（Grothendieck）的拓扑学理论之中。①在拓扑学范畴内，位点表示一个与拓扑空间平滑接合的分子符号，而这个分子符号又作为流形（manifold）呈现，以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外现形式存在于拓扑空间中。位点并非是独立的存在体，它是一个概念组合，如：设C 是一个范畴，并且令J 是C 上的格罗滕迪克拓扑，那么这对（C，J）即是一个位点。第四，“site”还是一个信息概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点、站点。作为网站的位点是一个信息集群，既能整合、收纳现有信息，也能实现信息的跨空间传播。第五，“site”也是一个函数领域内的数学概念，其原意指对原有函数趋势的断裂。②蓝江：《巴黎公社与共产主义观念——析巴迪欧的解放政治学逻辑》，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 期，8 页
自《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件哲学建构开始，及至《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一直尝试将其哲学范畴内的事件机制与现实世界形成政治交互。受其深厚的数学背景影响，巴迪欧在表达哲学问题时通常会引用大量的数学概念与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的运用与意表却兼具数学性与超数学性，因此，要彻底了解巴迪欧范畴的具体表意，就必须从不同的维度来分析其主要范畴的具体内涵。
巴迪欧曾言：“在火山爆发般的事件存在之下，除了可能性、混合存在和另一个世界的毁灭之外，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无法幸免。”(Badiou，2010：226-227) 强奇点，亦即事件，是毁灭这个世界并重构历史废墟的自发火山。在这座必然与偶然悖逆叠合的火山中，没有恩培多克勒式的永生幻想，只存在对陈旧秩序的洗涤殆尽。通过《存在与事件》《世界的逻辑》《共产主义假设》的接连论述，巴迪欧“位点——奇点——事件”的事件机制已经清晰呈现：历史的冲突构成不同世界秩序的对立，而秩序的对立产生了暂时取消现实性限制的位点，通过对扩散范围、持续影响、悖逆流俗的“多”的程度积累，这种本身尚不包含事件可能性的位点转化为具备最大实存强度的奇点，从而宣告事件的发生。
维纳滤波语音增强技术能有效改善语音质量,抑制带噪语音中的噪声,但和大部分语音增强算法一样,它并不能有效提高语音可懂度(Speech Intelligibility)。维纳滤波算法增益函数依赖于语音各频点的估计信噪比,大量的研究工作用于分析信噪比估计算法的性能对提升语音质量和减少残留噪声的影响,而忽略了分析信噪比估计误差对语音可懂度的影响。而助听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使用者的语音可懂度,因此对增强算法的研究需充分考虑增强算法对语音可懂度的影响。
“奇点”（singularity）同样是巴迪欧哲学中一个复杂的概念。在数学意义上，奇点通常表示“一个未定义数学给定对象的点，或者是一个不能遵循良序数学逻辑的集合”；在几何学意义上，奇点是一个“不以平滑形式被嵌入的参数”；在物理学中，奇点是“浓缩物质、凝结威力并等候爆发的无限密度集结点，创造出宇宙空间与时间边界”；在机械技术中，奇点是“机构或机器的位置或配置，其中后续行为无法预测”。总之，巴迪欧所阐述的奇点是最接近事件状态的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无从预测的后果波及、爆发式的逻辑悖逆。巴迪欧曾言：“我们将称呼一个实存强度并非最大的‘位点’为‘事实’（fact）。我们将称呼一个实存强度最大的‘位点’为‘奇点’。”(Badiou，2010：215)在巴迪欧的事件机制中，奇点是实存强度到达极限的位点，是区别于流俗事实的历史破口，是位点转向事件的最终形态。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理念建立在其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通过发展柏拉图的“洞穴假说”，巴迪欧总结出更符合当代特征的“影院假说”。他将资本主义笼罩下的世界视作是一个放映着灾难电影的“影院”（cinema）,并将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宣传机器视作是美化恶果、瞒骗民众的灾难影片。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下，资本家们以“英雄”的身份粉墨登场，扮演着成功者、慈善家、心灵导师、政治领袖等各色各样的“电影角色”，用乍看正义的剧情伪装攫取利益的本质，将原本作为主体存在的公众变为观众。正像巴迪欧所揭示的那样：“向真实的复归当然不是指生产方式上的恢复常态。我们必须回到所有现世且现实者的直接和反身的生活。如果我们回到真实，便可以坚定不移地观察资本主义，甚至可以察觉到它映出的灾难电影——它并不是真正的电影：它是一个‘影院’。”（Badiou，2010：95）这个影院的终极目的，即将“资本主义的自救”伪装为“英雄角色的他救”。
当然，位点至多只能算作是事件发生的前置条件，它只孕育了事件的可能，却不能提供事件显现的渠道。综合位点概念的五种意蕴可知，位点具备着一种反平滑的定位性，它使得某个历史时刻在时空中突显，让民众预见到时代变革的降临。这种自我突显的能力被巴迪欧称作“实存强度”（intensity of existence）。在《共产主义假设》中，实存强度被描述为“自我显现的能力”,与参与主体“多”的程度正相关。实存强度的积累，使得作为一个“位点”存在的巴黎公社运动开始转入巴迪欧所言的“奇点”阶段。
巴迪欧对事件机制的哲学阐释，体现出其哲学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虽然，这种本体论推导更多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其中却蕴含着“迎接事件、忠于事件”的实践哲学因子。事件机制揭示出当代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仍存在着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独立思想体系，革命事件的发生便具有本体论基础，共产主义实践便存在着精神火种。我们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但同时，我们也要重视主观能动精神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三、实践转向：“影院”批判、政治尝试与理念的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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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假设》的语境内，共产主义理念是一个多维构成的观念集合——它既包含“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范畴表意，又意味着“真理产生”、“历史复现”、“主体塑造”的动态过程。作为一个忠实的柏拉图主义者、一个叛逆阿尔都塞却又深受其影响的学生、一个反对传统形式批判的实践尝试者，巴迪欧“共产主义理念”的哲学系谱是复杂的——首先，共产主义理念是巴迪欧“政治活动最为重要的是使民众分享知识并获得幸福”②参见[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 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2 页。的柏拉图主义再现；其次，共产主义理念吸收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将个人传唤（interpellate）为主体”③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61 页。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批判思想；再次，此理念还是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学者否定性批判的现实性补充,是对形式批判的实践性建构。
实际上，巴迪欧的“奇点”与齐泽克的“悖谬”（paradox）是相通的，这种互通尤其体现在“存在”与“不存在”的二元悖论上。巴迪欧指出：“奇点的悖谬性可以在三个论题中体现。首先，这种推翻世俗的从不存在到绝对存在的原则是一个消失的原则。事件的全部力量都在存在变形中被消耗掉……其次，如果一个位点的不存在方面必须按照出现的顺序最终捕获一个最大的实存强度，那么只有这样，这种强度才能取代已经消失的东西……最后，一个不存在的方面必须在存在的空间内再次出现。”(Badiou，2010：222-223) 奇点的实现是将“不存在”存在化的过程，是Being 超脱存在规律的悖谬的存在方式。但并非一切形式的斗争形式都可被视作“不存在的存在”的实现。根据巴迪欧的判准，只有冲突到“历史逻辑”的强奇点，才能够成为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看，巴迪欧的实存强度之“多”既意味着主体积聚与事件持续的量，也意味着偏离普遍历史逻辑的程度——只有超越了“事实”与“连续性”（continuity）的约束，事件才在真正意义上显现。这种不存在的存在——亦即“混合存在”（mingling existence），是事件对历史逻辑与可能性冲突的最终解释。
作为一个亲身参与事件的革命者，巴迪欧给出了他对五月风暴的事件分析。与纯粹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认识不同，巴迪欧的事件分析是后马克思主义式的。他强调，与其说五月风暴是一次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毋宁说其是一个异构性的带有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激进政治事件。五月风暴涉及到的阶层是诸多的，诸如“反种族歧视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多元构成的社会阶层都广泛参与其中。尽管这些群体的具体诉求不同，但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作为共同纲领为社会崩解提供了介质与平台，异构的民主运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恩斯特·拉克劳的观点佐证了共产主义革命与异构性革命的互通性：“‘时间节点已经不在了’，但正因为如此，时间才没有开始或结束的概念。民主不需要——也根本不能扎根。只有通过多种民主化行动，我们才能走向一个更民主的社会。”③Laclau，Ernesto.Emancipation(s).London:Verso，2007，p.67.可见，拉克劳激进民主对于巴迪欧的影响是巨大的。
“政治真理”对共产主义理念的构建性是明确的：“我把‘理念’看作某一特定问题的概念，它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观点。这种观念在政治上不是直接的政治实践，也不是一个纲领；它不是通过具体手段实现的。观念意味着，你将采取行动，你想改变，你筹划了一个方案。是的，我的‘理念’相当接近于‘原则’（principle）的概念，即‘以原则的名义行事’，但理念更精确。”（Badiou，2013：14）即是说，巴迪欧的“政治真理”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原则，它产生于主体对事件的忠诚、对偶然性的渴望、对爱与科学艺术的总体性协调。
“历史归属”是对历史的非政治化阐释，强调驱除历史解释中的意识形态性。正如巴迪欧所言：“我们允许历史只是以象征的方式存在……历史是一种根据事实构成的叙事……由历史事实构成的历史本身，决不会被从国家的权力中削减。历史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光荣的。” （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的理念》：172-173）无所属世界的历史，实际上是通向真理的历史；没有具体内容的历史，实际上是普遍真理的政治显现。巴迪欧对历史的无所属判定，并非是历史虚无主义，反而，巴迪欧对历史的纯粹化是对事件后果最大限度地保存——没有政治国家应当干预历史，没有政治主体应当遗忘历史。
“主体主观化”是一个拉康式的概念。拉康曾言：“人们承认甚至在形式上是将（主体的完备性）这看作是个合法能够达到的目标，即便在事实上应归咎于技术和历史后果的笨拙行动使这个目标处在一个遥远的理性的地位。”③[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238 页。与拉康的担忧相似，巴迪欧同样意识到主体性不可能彻底实现对历史与技术的超越，因此，解决这种主体性缺失的手段即“主体主观化”。主观化永远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个人根据他们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经历决定真理的所在。主观化并不意味着一维的对真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放弃，它是对主体真理化的过程，是将主体身体融入真理现实存在的对个体主义的超越。
尽管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了细致详实的理论阐释，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实践仍然被部分学者指为乌托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质疑巴迪欧“是否有能力维持他所反驳的历史集权主义的‘全球趋势’与偶然性的事件的分离”①Johnston，Adrian.Badiou,Žižek,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Evanston：Northwestern UP，2009，p.17.，认为巴迪欧的思想“包含一个有价值的理想原则，但却与实质性的现实毫无关系”②Hallward，Peter.Badiou:A Subject to Truth.Minneapolis:U of Minnesota P，2003，pp.241-242.；布鲁诺·鲍斯蒂尔斯（Bruno Bosteels）在对话中指出巴迪欧哲学存在的“理想主义困境”，认为“今天的激进的哲学似乎构成了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结构或后结构无政府主义：即一种允许激进的冒险主义和一种严谨的结构主义矛盾的组合。”③Riera，Gabriel.Alain Badiou：Philosophy and Its Conditions.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2005，p251.总之，巴迪欧被批驳的关键点即在于其事件哲学与解放政治逻辑在具体实践中的无力。
实际上，巴迪欧的解放政治逻辑并非与实践无涉。更确切的说，共产主义假设的提出清晰的显现出巴迪欧事件哲学的实践转向。他曾明确表示：“事件创造着可能性，但也需要政治团体的努力、艺术个体的创造让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也就是说，为了使得事件被一步一步镌刻在现实中，能动性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我所说的‘真理’，并不因为它是纯粹的世界的法则，而因为其成为现实。”（Badiou，2013：10）综合《哲学与事件》、《共产主义假设》、《交锋》、《关于共产主义的理念》、《元政治学》、《什么是人民》等著作中巴迪欧对当代共产主义的阐释，可以归纳出其三个层面上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路径：
首先，即“意识形态的建构”。巴迪欧认为，诸如“影院”等资本主义幻象的破除要求左翼及大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更多努力。在巴迪欧看来，激进政治与群众的进一步联合是势在必行的，这要求左翼增加文化活动与作品产出，并借助公众媒体与舆论平台扩大影响。在现实世界，这种实践表现为对纪念活动的坚持、对高校教育的创新、对辩论活动的资助等。巴迪欧认为，时代最呼唤人民具备的美德即是“勇气”（courage）。巴迪欧概念上的“勇气”，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渲染下保留主体性，意味着能以超越政治性束缚的假设性眼光观察历史，意味着柏拉图卫国者精神的当代复归。显然，巴迪欧承接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与之不同的是，巴迪欧意识形态实践思想的主要向度放在了对共产主义自身意识形态建构的努力上，而非阿尔都塞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宏观批判。
其次，即“局部政治的试验”。巴迪欧承认，在个体性占优、时间空间被分割的当代社会，“宏观政治”的努力必须转向“局部政治”的尝试。这种“局部政治”是试验性的，目的是在于发现更多共同的政治诉求，从而保留政治运动的可能性。实际上，巴迪欧的局部政治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一方面，他将共产主义诉求改换为对“平等”的诉求与对“私有制”的不满，淡化掉了其中的冲突意味，力图放宽“共产主义”对公众参与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他试图用异质的政治力量验证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力图形成串联式的激进共产主义战线，走向拉克劳。在《什么是人民》一书中，巴迪欧提出了有关“人民”一词的二十四种用法，并将人民界定为“一个国家之外的政治范畴”、“被国家排除在合法性之外的少数群体”，这些少数派拥有“摧毁政治惰性与创造新的政治先例的能力”①Badiou，Alain，et al.What Is a People?，New York：Columbia UP，2016，p.27.。可见，巴迪欧对人民的表述包括广泛的具有反资本主义制度诉求的个人，这种多维构成的新政治主体，即是局部政治试验的现实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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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组织形式的转变”。需要明确的前提是，巴迪欧否认传统暴力组织在现代的革命潜能。巴迪欧强调：“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范畴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农民’‘青年学生’‘工人’的意思已经有所不同，而那些日子里的组织现在已经沦为废墟了……这个问题仍是待解决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形式的政治组织来处理政治对抗？”（Badiou，2010：62）在阶级辞令逐步淡化的现代社会，必须构建出新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偏好。然而，新的组织实践还有赖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意识形态工作初见成效、局部政治试验寻求到突破口的前提下，全新的组织形式才能得到彻底的呈现。但自始至终，巴迪欧也没有明确表达出这个“新组织形式”的具体现实表现。由此观之，霍尔沃德、鲍斯蒂尔斯等人对巴迪欧的批判解读的确有其合理性，尽管巴迪欧一直试图为自己的事件哲学融入更多马克思式的实践要素，但囿于现实阻力，这种共产主义假设的实践转向并未得到更具体的发展。
《共产主义假设》导言中的一段独白是巴迪欧对自身整个当代共产主义思想的总结：“我只想强调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将在我的整个文本中阐明，即共产主义克服失败的主观可能性，以及共产主义假设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如果我们不将失败的思想与纯粹的政治的内在性（知识或者战略）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政治及其历史性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那么对失败的思考就会彻底改变。当政治出现在历史的法庭上，以及它在那里看到自己时，失败的想法就出现了。共产主义假设代表着政治与历史的一致性。”（Badiou，2010：16）在巴迪欧涌动着革命乡愁的文字间，我们能看到一种现实：尽管面临着时代的风沙，共产主义信仰仍然具有着超越时空限制的生命力；我们所要做的，是在历史理性与哲学智慧的引导下保留忠诚、坚定行进。作为共产主义信仰虔诚的信徒，巴迪欧的当代阐释无疑为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提供了更具参考价值的理论范式，但也必须认识到，其共产主义假设的实践转向，仍有待于时间的进一步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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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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