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整体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从传播和研究进程来看，《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经历了日据时期的“解放学说”、戒严时期的“妖魔理论”和解严之后的“一种理论学说”形象的改变。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台湾地区对《共产党宣言》认知形象的改变背后实际上折射的是时代变迁。对《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进行系统化地梳理，既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革命；台湾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为《宣言》)无疑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发动无产阶级自觉进行人类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回顾《宣言》发表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宣言》始终是唤醒与引导弱势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强权压迫和殖民统治的理论指南，更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发动武装革命运动的行动纲领。《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及其所发挥的效用亦是如此。自1920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初次传入台湾地区始，[注]参见《台湾社会运动史》(第3册·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1—2页。《宣言》就是岛内左翼知识精英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本依据和思想载体。在日据时代，它对唤醒台湾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认同以及自觉反抗日殖民统治及其帮凶无疑起到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系统梳理《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一、日据时期《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从此开启其长达五十余年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台湾地区人民也开始走向反对日殖民主义及其帮凶资产阶级统治的艰难征程。《宣言》作为落后民族地区人民和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与强权统治的理论武器，正是在此种状况下被有日本和苏俄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引介到台湾。其中，连温卿、杨逵、陈逢源和台湾共产党人彭华英、许乃昌和谢雪红等，都是在台日据时期传播《宣言》的早期代表。他们对《宣言》引介和传播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对日文版《宣言》及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有选择性地摘译和思想吸收，实现《宣言》思想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二是通过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台湾学生，把五四以后在大陆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汉译本《宣言》思想，带入台湾。从目前的相关文献记载来看，传入台湾地区的《宣言》较早的版本为日译本、英译本和汉译本。其中，汉译本在台湾地区的最早传播时间在1923年左右。其传播人为当时文化协会和“马克斯研究会”[注]“马克斯研究会”这一命名为连温卿本人所明确提到的，故凡涉及此名称时都不以目前通用译名“马克思”代替“马克斯”。的主要成员连温卿。据学者考证，1923年连温卿与山口小静在台北秘密成立了“马克斯研究会”，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宗旨。鉴于日本对台湾的严酷殖民统治以及台湾欲摆脱这种被宰制状况急需唤醒民众的民族情感和阶级意识的事实，《宣言》成为他们学习和研究的首选对象：“连温卿首先取得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意欲以此为讲义；但小静却需要日译本，她便写信向山川菊荣索取”。[注]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第89页。这为后者所证实：“文化协会的连温卿先生拿到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本想在成立马克斯研究会时以此为讲义，但因会内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译本的需要。于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治时代的译本已然绝版，无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注]转引自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台湾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第89页。虽然我们现在尚无法确定连温卿所获《宣言》汉译本的具体情况，但依据《宣言》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推算，应该可以肯定是陈望道先生的译本。[注]据学者考证，在1920年代以前的日本曾发表过两种《宣言》中译本。其中，第一种中译本于1907年在东京出版，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不过，该译本是否真正出版尚无法证实。第二种中译本于1908年在东京出版，是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译文包括《宣言》的前引和第一章。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版。综合考虑，倘若1923年连温卿所得到的《宣言》汉译本为全译本，则很可能就是陈望道译本。但估计受众并不广，这从后来杨逵和林秋梧等人主要还是依据日译本和英译本《宣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看得出来。
（1）永久占地。本工程部分渠段属老渠改建工程，渠道宽度不够，不能满足过水要求，设计渠道占用左侧耕地向左扩建，根据实测渠道地形图确定出该段渠道永久占地宽度约为5.5m，共计占地16亩，其中耕地10亩，荒地6亩。
就现存的日据时代台湾地区的左翼著作而言，能够体现《宣言》主旨精神和具体内容的，主要有1921年5月彭华英在《台湾青年》第2卷第4号上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の概说》[注]原题为《社会主义の概说(上)》，但未见下篇。、1923年许乃昌于《新青年》上发表的《黎明期的台湾》(署名“沫云”)和《台湾》上发表的《台湾议会与无产阶级解放》(署名“秀湖生”)、1926年陈逢源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与许乃昌关于“中国改造论”的争论文章《最近之感想(一)(二)(三)》、《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1929年林秋梧发表在《南瀛佛教》第7卷第2号上的《阶级斗争与佛教》、1929年发表在《台湾民报》上的《唯物论者所指摘的历史上宗教所扮演的主角》和1931年发表在《台湾新民报》上的《阶级斗争是非道德行为吗？》，1931年7月刊行的杨逵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以及尚无法确定翻译和写作年份的《战略家列宁》和《劳动者阶级的阵营》，等等。《宣言》在台湾地区的这些早期传播者，或者直言受惠于日本某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山川均、界利言和河上肇)的影响，[注]如连温卿、陈逢源和王敏川等人。或表明直接受到中国大陆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之冲击(如张深切、张秀哲、许乃昌和翁泽生等)。
1.推行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实现社区与职工群众和谐共处。如今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为解决职工思想观念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企业必须要依法履行管理服务职责，要站在规范理顺职工维权行为的角度，完善职工普法工作规划及企业法律服务工作相关规定、法律服务工作考核细则，抓好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做到法律服务和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同部署、同运行、同考核。同时，企业可通过聘请资深法律专家召开专题法律讲座、开设法律服务专栏、定期组织开展“阳光咨询”活动和区域法律座谈咨询会等形式，面对面解疑释惑，多渠道宣传法律知识，增强职工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法律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与上述二人相比，同样是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台湾日据时代的僧人林秋梧，则尝试借用《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概念来批判当时台湾佛教存在的“异化”与“俗化”现象的重要方法，这在其1931年发表在《台湾新民报》上的《阶级斗争是非道德行为吗？》一文中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因为，正是在该文中，林秋梧引用了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宣言》(林秋梧的原文为《××党宣言》)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从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行土地共有制度的原始种族社会结束后的历史)全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支配阶级与被压抑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并以此来说明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事实。他还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所创造出的，而是自从这个社会以阶级社会的形式成立以来就一直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在过去，被支配者有如羊群一般安分地服从着支配者的命令过生活，因此即使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没有采取阶级斗争这种挑战性的态度，支配者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费尽心力做好斗争的准备。宗教，即是支配者所利用的武器中最稳定，亦是最锐利的一项。这可从过去不容否认的历史得知。如此一来，只要宗教学说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即使阶级斗争被否定成立，但只要属于一部分特权阶级，阶级斗争就会得到肯定，甚至还会以参加阶级斗争为荣。因此，结果就会导向宗教家一向否定阶级斗争，但却又其实一直参与着阶级斗争这个诡谲的结论。”[注]转引自严璋泓：《从“阶级斗争”到“现世”净土——林秋梧批判早期台湾佛教的方法与目的》，《存在交涉：日据时期的台湾哲学》，第157—158页。从其引用恩格斯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内容来看，林秋梧所接触到的《宣言》底本不可能是汉译本。因为，无论是1920年陈望道的译本，还是1930年华岗译本，均没有翻译1888年英文版序言。[注]1930年的华岗译本附有《宣言》的英文全文，这是我国首次出版英文本《宣言》，采用的是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本。但只包括《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和《1890年序言》三个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并未被翻译出版。鉴于其当时引用恩格斯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且以日文形式(阶级斗争は非道德行为か)发表该文，我们可以推测他阅读的《宣言》版本应该是英文本或日译本。[注]《台湾新民报》是当时台湾地区以日文形式发行和出版的左翼报刊。
与叶青纯粹出于“反马”和“批共”研究《宣言》相比，黄天健的研究尽管也在这种基调下进行，但他在认定《宣言》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标志的基础上，首先对其发表过程和整体结构做了介绍性说明。他指出：“《共产主义者宣言》发表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在伦敦以德文印行，当法国二月革命爆发以前数日内分送到同盟的各支部。其内容系两人共同商议的结果，而其最后形式，则是马克思所决定的。”而至于其整体结构，《宣言》“开始即以惊人的形式出现：‘有一个妖魔正在欧洲徘徊着——这个妖魔就是共产主义’。结语也是无比的锋利：‘让各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面前去发抖吧！在这里，无产者除了锁链以外，再没有可失的东西，而他们所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至全部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肯定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二章宣布共党的政策，提出纲领十条，主张消灭生产手段的私有和树立共有权；第三章是辱骂各别社会主义的流派，认为那些是反动、保守以及空想的；第四章则为各反对党派所采取的态度，说要与他们联合以推翻现制度。”[注]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106—107页。其次，他对《宣言》中的“阶级斗争论”、“革命理论和策略”、“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国家消亡论”等主题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注]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五、七章。并总结性地认为：“这一宣言，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也是一个历史的预言。亦即马、恩两人专断的见解，同时也是他俩全部政治的以及社会的煽动计划。”[注]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108页。由这种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知去把握《宣言》，落脚到“共产主义”上，必定把其指认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一般说来，“整个的宣言除了痛骂布尔乔亚制度以外，则并没有什么。即使说布尔乔亚真正是罪恶的，但这也不能证明所到来的一定是社会主义呢？即使说社会主义真的能到来，但它是否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呢？也没有给人以明白肯定的答复。它所给予人们的，只是一个‘迷糊的憧憬’，一个‘海上的蜃楼’！”[注]黄天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年，第107页。
可见，叶青对《宣言》的分析和批判，带有典型的国共对立时代的特征和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论是他以“阶级互助”指责“阶级斗争”的“错误”，还是对《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和“国际主义”的理解，抑或对共产主义“不是科学”而是“乌托邦”的指认，其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偏见都显而易见：替国民党当局在台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替三民主义指导思想的正当性做论证。基于此种偏见和政治意图考虑之上，他对《宣言》内容的分析和批判，很显然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谬论”，而无太多的学术性和科学性可言。
与李英明注重《宣言》中“阶级”理论的社会学意涵不同，洪鎌德则借鉴西方“马克思学”方法主要考察了《宣言》的起草过程，并对马克思恩和格斯在撰写《宣言》的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大胆推测。他认为“如就文章的体裁与文字遣词来判断，宣言大部分的内容出于马克思的手笔，但理念则有部分来自于恩格斯。至少恩格斯所提共产党12点大纲被马克思照单全收，只是被浓缩为10点。不过有关阶级斗争和普劳角色则为马克思的本意。”[注]洪鎌德：《马克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105页。从总体上看，整部《宣言》内容旨在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榨和奴役的历史事实，从而唤起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自觉联合起来发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无疑为革命运动“注入新而可怕的讯息”，但也同时“埋下社会冲突与仇恨的新种子”。原因在于，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博爱和团结不同，《宣言》中倡导的是“阶级的敌对与斗争”，甚至对原来已有所联合的社会主义也持抨击态度。在把“阶级斗争”判定为“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洪鎌德进而指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为共产党人武装，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其所对抗的无他，乃是业已文明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注]洪鎌德：《马克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106页。这一论断，尽管有部分道理，但未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宣言》的确主张无产阶级的现实生存处境决定了其将对资本家阶级发动革命，但“对抗”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并非目的，而只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环节和手段。
在阅读教学中，老师常常习惯于内容分析式教学，学生总是听老师讲析课文内容，而少有言语应用的自主活动。这样的阅读教学成了教师单向预设并主观讲析、强势操纵，而没有学生自己真实学习空间。
此外，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成立后，为吸收党员及提升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把握，台共曾先后多次在岛内各地组成名为读书会、茶话会等多个团体，宣讲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其方法则由党员任讲师或指导者，初步教材有‘资本主义的骗局’、‘劳动者的明白’、‘战旗’等，而程度稍高者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无产阶级政治教程’等。”[注]《台湾社会运动史》(第3卷·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年，第215—216页。在这些学习教材中，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汉语全译本于1920年已经被陈望道译出，而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的ABC》也于1926年被译为汉文并正式出版。[注]布哈林：《共产主义的ABC》，无署名译者，上海：新青年社，1926年。《共产主义ABC》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1919年写成的通俗性理论读物，1926年的汉译本只译出了该书的第一部分，即“理论部分：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灭亡”，共五章内容。该书曾被译为多种语言，日译本于1925年由“司法省”出版。我们目前无法判断台共使用的具体是该书的哪一个版本，但考虑到1928年台共成立时的党员构成及背景，可以判断是日文、俄文或汉译本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传播特点来看，台湾地区这些早期《宣言》的传播者，主要强调《宣言》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突出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的重要性。这显然与《宣言》的主旨内容相关，更与这些早期知识分子对台湾地区的社会性质的判断有关。
一方面，《宣言》的政治目的是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因此，它对阶级史观和阶级斗争尤其强调，革命和人类解放是其核心议题。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殖民统治的开始，以及在台湾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台湾社会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变成为市场取向的经济”，[注]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加之日殖民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化的不公平和岛内地主阶级及官僚资本家对普通民众的剥夺状况，使得当时岛内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台湾社会判定为殖民地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尽管其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社会成员构成仍以农民为主体，无产阶级尚不强大，但依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上而产生并与其密切勾结的官僚大资本家阶级已经产生，本土资本家阶级也在逐渐成长中。因此，此种状况下，台湾地区人民遭受双重的压迫，即来自外部的日殖民统治与来自民族内部的官僚资本家和本土资本家阶级的盘剥。而要摆脱这双重压迫，就必须唤醒普通民众和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而“民众的自觉，则有赖台湾文化的认同与普及”，进而“组织政治运动”，[注]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第42页。与日殖民统治者、大资本家和本土资本家阶级展开斗争。尽管对于摆脱日殖民统治的具体实现路径存有分歧，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意，台湾必须以革命的手段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注]简炯仁：《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7年，第44页。。由此不难理解20世纪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台湾无政府主义”和“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急剧兴起。其中，1927年改组后左倾的新文协和1928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明确主张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其指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取自《宣言》。但1931年随着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彻底被取缔，[注]《台湾社会运动史》(第3卷·共产主义运动)，王乃信等译，台北：创造出版社，1989，第192—194页。马克思主义和《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很长一段时间近乎中断。
二、戒严时期《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战败，蒋介石退守台湾，出于与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立考虑，蒋氏推行严格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马克思主义和《宣言》由此成为人们的思想禁区，只有极少数国民党反共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出于“反共”和“批马”需要方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状况下，译文方面，1969年台湾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党原始资料选辑》(第一集)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共产党原始资料选辑》(第1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69年。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宣言》汉译本，首版于1949年，系《宣言》发表“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尽管没有署名译者，但据学者考证，主要是由谢唯真根据1848年《宣言》德文版并参考国内陈望道译本、成仿吾和徐冰译本以及博古译本重新翻译的。这是当时《宣言》最好的汉译本，它不仅直接从德文原文译出，还译全了7篇序言，且译文更加准确、规范和流畅。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收入的《宣言》，也是在谢唯真译校本基础上修订的，且定稿人是“唯真”。195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宣言》该版本的单行本，并一直流行到1964年5月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的单行本出版之前。，这是目前为止在台湾地区见到的最早公开出版的全译本《宣言》。[注]连温卿在1923年前后就已经取得了《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但只有这个译本才是在台湾地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尽管其受众面依然十分有限。经对照鉴别，该译本是直接抄袭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中译本，译文几乎无任何改动。从出版说明来看，国民党当局应允出版此书的目的，显然并非为了向台湾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而是为国民党反共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提供“反马”和“批共”的第一手资料，并借此论证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统治之指导思想的合法性和正确性。
研究方面，整个戒严时期《宣言》在台湾地区主要作为反共和批判马克思主义靶子的形式出现。其中，赵兰坪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台北：正中书局，1953)、罗时实的《马克思主义之批判》(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尹庆耀的《历史写下了答案：共产党宣言一二0年》(台北：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68)、叶青(任卓宣)的《阶级斗争论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52)、《共产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52)、《三民主义底比较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1953)、《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黄天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58初版，1974再版)、黄启文的《国民党宣言与共产党宣言比较研究》(台南市：国父遗教研究会，1980)、俞谐(俞方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1)、严灵峰的《历史对马列主义的考验》(载安洛出版公司，1981)、谢信尧的《〈共产主义者宣言〉所谓“十大纲领”之研究》(《复兴岗学报》1981第26期)、吴玉山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之比较》(《东亚季刊》，1981)、洪鎌德的《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赵雅博的《改变近代世界的三位思想家——马克斯、尼采、弗洛伊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等论著中都曾涉及探讨《共产党宣言》中的内容。
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戒严时期台湾地区对《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批判其“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观念和“十大纲领”等方面。其中，叶青对《宣言》中“共产主义”的相关主题，如“思想渊源”、“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策略”和“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宣言》中阐述的共产主义不同于其它共产主义之处“在于方法”。换言之，马、恩给共产主义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方法论证，即“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武力革命)、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认为这些方法，无论怎么“都是错误的”。[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45页。其理由如下：
首先，就“阶级斗争”来说，马克思所叙述的阶级斗争“只是事实底一面，并非事实底全面。”事实的另一面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互助”。“很明白，资本主义不是单有资产阶级或资本家就成功的，也不是单有无产阶级或工人就成功的，而是两个阶级都不可少。这就表明两个阶级有一种连带关系存在了。它们相互为用，相互协助。”[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09页。但“马克思只注意斗争，并加以系统的叙述。于是斗争就变成经常的和本质的了。其实，这是片面之见，一偏之见。”[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10页。其次，就《宣言》中的“民族政策”和“国际主义”精神来看，马克思是主张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并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主张“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是他们获得解放的一个主要条件”。马克思的这种主张，事实上是从经济的和阶级的层面说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但“经济不是国际主义底唯一来源，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也可成为国际主义底来源”[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17页。。至于民族主义，尽管《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但事实上对民族和国家来说“无产阶级也是需要的”。“马克思忽视了工人所接受宣言的道理。他否认民族，否认工人与资产阶级同一民族的事实，否认他们底共同利益，皆属不当。这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根据客观事实底研究，无产阶级是民族一部份，当然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作为阶级底一种来看，那也是需要民族主义的。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也不能否认”[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19页。。总之，“从前面说的种种来看，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也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也是无产阶级的了。国际主义没有阶级性，民族主义也没有阶级性。马克思把国际主义配给无产阶级，把民族主义配给资产阶级，是错误的。”[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20页。再次，马克思《宣言》中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也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他混淆了思想与事实、理想和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见解，都属于推论方面。虽然推论有事实根据；但是推论所得是结论，却非事实，而为思想。所以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见解，就是他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然而他不看作理想，反说了轻视理想的话。”[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44页。就作者的阐释内容看，这里所谓的“理想”实际上指的是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或“乌托邦”面向。马克思以为《宣言》中建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一种“科学”，不是单纯的“理想”、“形而上学抽象”或“乌托邦”。但实际上，“共产主义既是主义，便是一种逻辑、能一贯、成系统的思想。这就不是科学了。科学中没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由推理或推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不能成为科学。它只可以有科学性。”[注]叶青：《马克思主义批判》，台北：帕米尔书店，1974年，第545页。叶青对“共产主义”的歪曲性认知显然有政治目的，即通过曲解和贬低“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抬高“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论在哲学基础、科学基础、主义本身及斗争策略等方面，处处均不及三民主义，而处于劣势。”[注]转引自萧行易：《扬弃马列邪说，精研三民主义——恭贺任卓宣教授九秩嵩寿》，《复兴岗学报》1969年第7期。
以陈逢源为例，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主要是通过阅读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著作的方式实现的：“我虽不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原文，然而我由这个会靠得住的河上博士苦心的译文，和他的解释而窥其一斑。”[注]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1926)，参见《陈逢源选集》，黄颂显编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但他对《宣言》的阅读和把握所依据的版本应该是英译本，这从其引用《宣言》时所附的相应英文可以看得出：“然则马氏的中心思想果如何？只因马氏自己的思想也有相互矛盾，有时是说进化主义，有时是说革命主义。例如他在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里头，都是采取前者。反而，他与他的友人恩格尔(Engels)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的里头，分明是采取后者吧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一八六七年)的序文有说过：‘……那个社会不能跳越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亦不能拿立法来排除。但能短缩或能缓和其苦恼的产期。’一面他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的一节有说过：‘……他们(共产主义者)公开宣言他们的目的，只靠强力的颠覆一切现在的社会秩序才会达到。’(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注]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1926)，参见《陈逢源选集》，黄颂显编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陈逢源引用《宣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马克思著作中原本就存在“进化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并以此阐明许乃昌倡导的列宁式的“不论资本主义成熟的程度如何”“都可以拿暴力推倒”的观点的错误性。他认为，如此的结果必然只能类同于俄国，“只有政治革命的事实，却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注]陈逢源：《答许乃昌氏的驳中国改造论》(1926)，参见《陈逢源选集》，黄颂显编译，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可见，其对《宣言》的关注重心是“阶级斗争”和“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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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叶青和黄天健相比，戒严时期洪鎌德尽管没有发表集中研究《宣言》内容的成果，但他借鉴西方马克思学方法所写就的《马克思与社会学》一书中涉及《宣言》的论述则显得较为规范化和学术化。比如，在论及马克思“未来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时，他引用《宣言》中的那句著名的话作为结论，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洪鎌德的引文为“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代替它的阶级与阶级对立，我们将拥有一个组合体，在这个组合体中一个人自由的发展，将是其他所有的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洪鎌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65页。而在谈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时，他不仅根据《宣言》的论述指出“一部人类史无异为阶级斗争史”，还指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变迁的“主力”，也是导致现代社会转型的有力武器。阶级斗争深入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且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因此，不探讨阶级斗争就“无法了解阶级社会的本质”，也无法了解阶级社会中宗教、意识、科学和哲学等方面的发展。在阶级斗争的诸多形式中，“首推政治斗争最为重要”。因为，政治斗争是为了国家领导权的争取所展开的斗争，“是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每一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注]参见洪鎌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74页。当然，他对包括《宣言》中阶级论述在内的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评存在诸多错误之处。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太重视阶级、以及阶级斗争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忽视了社会上人群其他结合的方式，也疏忽了这些团体对历史变化所起的作用”[注]参见洪鎌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75页。；随着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阶级结构的变化和“新阶级”的出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无效的。因此，“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分析为两个主要阶级是不适当的”，其阶级理论“只能视为十九世纪逾时的社会观点，而无法作为二十世纪现代社会的分析工具”。[注]参见洪鎌德：《马克思与社会学》，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77—180页。但事实上，马克思不仅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还重视包括“团结”和“爱”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其它结合方式；其阶级理论虽然是十九世纪的产物，但在阶级和阶级对立仍然存在的二十世纪以及当代社会，显然仍具有其它社会科学理论无法替代的解释效力。
三、解严之后《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研究方面，除了《当代》杂志刊发的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年专辑”的六篇纪念文稿外，李英明教授的《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陈自现的《〈共产党宣言〉研究》(台北：苏俄问题研究社，1990)、陈墇津的《回向马克思》(台北：蒲公英出版社，1992)、姜新立教授的《分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典范的反思》(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洪鎌德教授的《马克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以及陈培雄的《共产党宣言之研究》(《东亚季刊》，1987)等著作，对《宣言》中的“阶级”、“国家”、“共产主义”、“自由”以及“全球化”理论均有所研究。其中，陈自现的《〈共产党宣言〉研究》是台湾地区第一部系统性研究《宣言》具体问题的专著。但由于该著是作者对其之前研究成果的汇集，时间上跨越了20世纪70-80年代，因此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痕迹，对《宣言》的理解和把握也存在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
在此状况下，1998年适逢《宣言》发表150周年纪年，世界各国左翼学者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台湾岛内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一年四月，《当代》杂志第128期(复刊第四期)刊发了纪念“《共产党宣言》150年专辑”。该专辑不仅刊发了《宣言》的全文译文，而且还发表了李永炽的《迈向〈共产党宣言〉》、黄瑞祺的《〈共产党宣言〉与现代性》、孙善豪的《幽灵与精神》、张旺山的《韦伯论〈共产党宣言〉》、姚朝森的《正义的条件》和周樑楷的《永远的死对头》六篇纪念文稿。而其刊发的《宣言》译文，经核对，基本上是采用中央编译局1958年的第一次译文，但有几十处修改，也算是一个新的校译本。该译文总的看来是把口头语较多地修改为书面语。例如把“同它”改为“与之”，把“把它”改为“将之”，把“前后”改为“前夕”。[注]参见《当代》第128期，“《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年专辑”。又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此外，黄瑞祺主编的《马克思论方法》(台北：巨流图书出版公司，1994)、《马克思论现代性》(台北：巨流图书出版公司，1997)以及国立政治大学孙善豪博士编译的《马克思作品选读：第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台北：诚品书店，1999)均收入了《宣言》汉译文的部分内容。其中，前者依据的是大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5卷中的《宣言》译文，后二者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二版(1995年)第1卷中的《宣言》译文。
1987年解严前后，由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管控相对放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台湾地区逐渐不再是禁忌，民间与学界也开始通过引进“西马”、“新马”和“后马”思潮的方式，释放在戒严时期思想自由和言论自主长期受到压抑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状况下，《宣言》在台湾地区一方面开始逐渐摆脱戒严时期的“反马”和“批共”的“研究”模式，走向较为学术化和中立化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其研究主题开始从“革命”、“阶级斗争”转向重点关注“自由”、“解放”和“全球化”。解严初期，一方面受“西马”、“新马”思潮盛行的推动，以及《巴黎手稿》的思想史效应引起岛内学者的关注，台湾地区该时期对《宣言》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借助“西马”和“新马”思想资源和研究方法，把《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主题与《巴黎手稿》中的“异化论”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借助此种阐释路径表明人们对自由的迫切期望，并企图为岛内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革制造舆论氛围。
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李英明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结合韦伯、卢卡奇、阿尔都塞、葛兰西和米利班德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宣言》中的“阶级”、“阶级意识与阶级冲突”、“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国家自主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地考察与分析。他认为，从《宣言》和马克思其它相关论述来看，“阶级理论可以作为连结其唯物史观论和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中介桥梁”，[注]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9页。并“通过具有社会学意涵的阶级理论可以将历史唯物论和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学分析连结起来，从而使得历史唯物论能够与社会的历史发展勾连在一起，让历史唯物论的诠释架构体现其现实意涵。”[注]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14页。而就具体内容来说，《宣言》及马克思其它相关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理论的社会学意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是如何变迁的问题，因此它主要是作为解释社会变迁的工具而存在的；马克思既注意到了社会阶级的多样性，又以“两阶级模型”来分析社会变迁发展的主要依据；通过回答“社会阶级形成的结构性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马克思将历史唯物论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分析结合起来，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在阶级形成上，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形成，既需要共同的阶级情境或社会经济情境，也需要组成有组织的集团参与政治冲突活动；马克思阶级形成以及冲突理论，基本上就是一套适合发展和历史演变的理论；他所提供的既不是静态的社会观，也不将社会看成铁板一块，而是看成其内部组成因素或次级系统能平稳地发生维系社会运作功能的有机体或系统组合。[注]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9—12页。总之，对马克思而言，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和斗争，必须被纳入私有制和雇佣关系主导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结构性利益冲突中去理解。由于马克思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斗争，当作每个社会具有支配力的冲突和斗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有支配力的社会冲突和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和斗争，它们理所当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因此采取“两阶级模式”分析社会冲突和斗争。[注]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159—160页。
作者认为，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模式具有诸多优点，但并不完善。首先，马克思在讨论阶级冲突时，虽然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在成为自为阶级时所进行的不成熟斗争，但他主要重视的是“显性的阶级斗争”(明显的、公开的斗争)，而没有注意到“隐性的或潜在的阶级斗争”(隐而不显的斗争)。并且，马克思从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而推出阶级冲突将会直接激化的看法，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色彩。其次，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通过冲突形成阶级意识并导致革命时带有线性思考的色彩，从而给人的感受是，“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后就会进一步进行革命的意志和行动”。但事实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显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互动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并进而导致“阶级革命”爆发。再次，马克思也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自我变革而不断地吸纳无产阶级的认同，使无产阶级融入资本主义社会或跻身成为资产阶级行列的可能性。[注]参见李英明：《马克思社会冲突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163—164页。
从唯物史观发生史来看，作者对《宣言》及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所体现出的“阶级”理论的指责，显然有失公允。事实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只重视“显性的阶级斗争”，还重视“隐性的阶级斗争”。至于采取哪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则要根据各国的制度、风俗、民情和传统等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马克思不仅倡导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无产阶级应以发动武装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晚年他与恩格斯一起还主张英美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议会斗争和争取普选权等合法斗争或“隐性的阶级斗争”方式夺取政权，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注]1871年7月3日，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83页。)1872年9月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恩格斯晚年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曾明确提出“普选权……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1页。)在阶级问题上，马克思也不是“结构决定论”者，更不是采取单一的“线性”思考模式。否则，在唯物史观中，无产阶级的主体能动性和个人自由又如何可能？在革命发生的构成要件上，除需要“物质因素”之外，人之“能动因素”又如何可能？
与陈逢源一样，杨逵身处台湾农民运动和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20世纪20、30年代，早年又有日本留学经历，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台湾人民所遭受的日殖民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辛苦。因此，自日本留学接触到社会主义始，他就“有目的性地翻译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作品。其目的在于，把翻译活动视为启蒙运动、社会运动的推动手段，企图藉由农民组合的读书会组织或是社团活动来作为介质，将翻译的内容大力推广出去。因应时代和社会状况的需求，杨逵在日治时期的翻译多半都锁定于社会主义的翻译”[注]邓慧恩：《日治时期外来思潮的译介研究——以赖和、杨逵、张我军为中心》，台南：台南市立图书馆，2009年，第39页。。据其本人回忆，早在1924年初到日本，他就发现那些热衷于社会科学的学生已经认定马克思主义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受这种观念影响，自那时起杨逵就开始阅读《资本论》和《宣言》。[注]彭小妍主编：《杨逵全集》第14卷 资料卷，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第61页。 这也是其作品中反复提及马克思主义作品和阶级斗争的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杨逵一生的著作中表明“劳动者的被剥夺”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始终是核心主题。[注]邓慧恩：《日治时期外来思潮的译介研究——以赖和、杨逵、张我军为中心》，台南：台南市立图书馆，2009年，第181—182页。
四、21世纪以来《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研究
进入21世纪，台湾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群体越发萎缩。但《宣言》的传播和研究在岛内不仅没有停止，相反，新世纪初叶还相继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宣言》繁体汉译本。这四个译本，有的是岛内学者独自翻译完成的，有的则是根据中央编译局译本改译的，且译文依据的底本也不尽相同。其中，2001年出版的唐诺译本采取中英文对照形式，依据的底本是《宣言》英文版，且“有很多新译法”[注]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版。。比如，与中央编译局译本相比，它把“资产者与无产者”改译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把“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改译为“集中于国家所属的大型工会之手”，把“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译为“我们将拥有一个每个人为自身自由发展、而且以之为所有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唐诺译，台北：脸谱文化出版社，2001年。2003年启思出版社的译本，无署名译者，经对照译文，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对中央编译局1995年译文的改译。[注]参见马克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台北：启思出版文化公司，2003年。2004年的管中琪和黄俊龙译本，依据的底本是《宣言》德文版，并且“译文有不少惊奇之处”[注]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版。。比如，把“资产者与无产者”改译为“布尔乔亚成员与普劳分子”，把“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改译为“集中在团结起来的个人手里”，把“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改译为“共产党人回应诸多反对派的态度”，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全世界普劳分子，联合起来！”。并且，该译本还附录了霍布斯鲍姆写的《论共产党宣言》一文的译文(黄煜文译)。[注]参见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ede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 ，管中琪、黄俊龙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而2014年麦田出版社的中译本是台湾地区目前最新的《宣言》自主译本，译文依据的底本是英文版。该译本附有林宗弘教授对《宣言》内容的导读，译文上也有一些新译法。比如，把“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改译为“集中于国家掌握的大型计划经济委员为之手”。[注]参见卡尔·马克斯(Karl Marx)、斐特烈·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共产党宣言》，麦田编辑室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4年。当然，译文是否完全忠实于《宣言》精神有待商榷。此外，2014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中共中央编译局最新版的《宣言》译本。[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为了推动《单片机应用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深入开展，也为适应新的教学要求，对14级、15级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采用了目前高职院校比较推崇的“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使用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通过循序渐进、不断拓宽思路的方法讲述《单片机应用技术》所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就《宣言》的研究方面，洪鎌德的《人的解放：21世纪马克思学说新探》(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马克思的乌托邦——他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下之新人类与新社会》(《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0)、《个人与社会——马克思人性论与社群观的评析》(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4)、黄瑞祺的《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孙善豪的《马克思理论中“共产主义”观念的作用》(《哲学与文化》，2004)和《批判与辨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09)、陈宜中的《从列宁到马克思：论马克思的共产思想及其与列宁的关联性》(《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邓海南的《激愤情绪与纵容理性：〈共产党宣言〉与〈论自由〉之比较》(《当代中国研究》，2005)、赖建诚的《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影响不大？》(《当代》2007年8月第237期)、姜新立的《解读马克思》(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孙中兴的《马/恩历史唯物论的历史与误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3)、万毓泽的《你不知道的马克思》(新北：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等均有涉及。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对《宣言》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如下特点：既偏重于对《宣言》具体内容的文本学和思想史的分析，也倾向于结合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时代境遇和重大问题进行考察。比如，洪鎌德和孙善豪就是把《宣言》中的“共产主义”、“阶级”、“自由”和“解放”等主题置于马克思思想史和不同时期的文本脉络中进行探讨，万毓泽围绕着《宣言》具体内容的翻译准确性问题进行了分析，黄瑞祺则结合当今人类面临的现代性反思处境和生态危机问题，探讨《宣言》中的现代性思想和生态维度，从而为《宣言》赋予现时代意义。
就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洪鎌德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学”视角研究了《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发生史和独特性。他认为，与《巴黎手稿》主要主张通过消灭异化劳动而生成的“哲学性的共产主义”不同，《宣言》中所谈论的共产主义，是以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工人的解放斗争”为主旨，“具有宣传、煽动作用，而更为具体的如何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打压与剥削的解放运动”。[注]洪鎌德：《马克思的乌托邦——他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下之新人类与新社会》，《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0年第6卷第1期。这种作为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不仅意味着阶级的取消，更意味着阶级敌对和阶级斗争的消失，从而使得人在无异化、无剥削状况之下享有解放与自由。用《宣言》的原话来说就是这样一种“自由人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相较于马克思早期的观点，更显示出“务实可行的一面”，不过其理论关切和现实关怀则是一贯的，即旨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注]洪鎌德：《马克思的乌托邦——他心目中共产主义理想下之新人类与新社会》，《台湾国际研究季刊》2010年第6卷第1期。
目前，计算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超级”概念，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哲学上，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审视哲学概念的有效方式，同时，信息哲学也借鉴、融合了计算的概念、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在1998世界哲学大会上，一位著名哲学家感叹说，在信息时代，哲学家“要么辉煌，要么死亡”。他们面对三位一体的“怪兽”：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哲学家若跟不上步伐，就会被淘汰。
(3)沙沟泥石流危害性大，致灾能力为强，目前有排导槽，但2016年6月泥石流暴发后，已淤塞，沙沟泥石流受灾体处于危险工作状态，成灾可能性大。
如果说在《宣言》的研究上洪鎌德教授偏重于思想史和马克思学路径，那么黄瑞祺和陈宜中则注重对其当代性的阐释。黄瑞祺在《马克思与现代性》一书中，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现代性视角来解读《宣言》。他认为对《宣言》的这种解读，能够更容易呈现它的历史、社会和思想等不同维度，而不只是政治的面向；同时，也可借此丰富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可见《宣言》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文献，企图唤起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解救无产阶级的贫困，乃至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同时还是一部理论作品，“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陈述阶级斗争的理念，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在此基础上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着重分析现代社会(马恩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或‘布尔乔亚社会’)的特征以及来龙去脉。因此《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分析现代性的作品。而它分析现代性主要是从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角度出发，在马恩看来，资产阶级乃现代社会及现代世界的主角。要了解现代社会(或现代性)必须了解资产阶级”。[注]黄瑞祺《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53页。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大工业生产则真正实现或确立了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建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创业，到处建立据点，到处建立联系。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阶级或普遍的阶级。”受资本逻辑的驱动，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甚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换言之，现代社会及现代世界是资产阶级按照其性格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了解资产阶级是了解现代世界或现代社会的关键。[注]黄瑞祺《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59页。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就是反对现代性弊端及其基本建制。当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对不是采取简单否定和抛弃的立场，而是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及其解放潜能予以肯定，而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以及工人的工作条件则加以抨击；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给予高度的评价，而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对启蒙运动的思潮有所继承，而同时批判其隐含之乌托邦的成分以及资产阶级的立场。”[注]黄瑞祺《马学与现代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103—104页。陈宜中结合现代政党政治发展史考察了《宣言》中“共产党”的角色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写作于现代政党政治才刚萌芽起步的历史阶段，所以既未能预见第二国际时代的政党政治，更难以想象列宁的先锋政党、史大林式的极权统治这些二十世纪的新兴事物。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一方面赋予共产党人某些积极的政治任务，另方面则强调党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着领导关系，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人不过是无产阶级之中较有意识的一群，并未发明出任何教条、原则或意识形态，也不是本于对历史与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而仅被动地体现或表现出真实的历史关系，所以称不上是改变历史进程的行动者。现代政党的官僚化和民粹化倾向，以及领袖与群众、领导与服从、党意与民意、高层与基层之关系等等，皆非马克思所关心的课题，但却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注]陈宜中：《从列宁到马克思：论马克思的共产思想及其与列宁的关联性》，《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2002年第2期。说明：引文中的“史大林”即“斯大林”。
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岛内和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的频繁，《宣言》汉译翻译的准确性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万毓泽就曾对《宣言》中的一段汉译文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比较性探讨。针对《宣言》中的“当阶级的差别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失，而一切生产都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in den händen der assoziierten individuen konzentriert)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会失去其政治特性。……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而取代这种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联合体(Assoziation)：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段译文，他通过比较台湾和大陆的不同译文后指出：“上面这段文字涉及一个重要的翻译问题：in den händen der assoziierten individuen konzentriert该怎么译？先行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本译为‘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这是最准确的翻译……为什么说‘最为准确’？因为连恩格斯本人参与审阅的一八八八年英译本都译得不好，译成了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vast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台湾两个根据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分别译为‘集中于国家所属的大型工会之手’(《共产党宣言》，唐诺译，台北：城邦文化)和‘集中于国家掌握的大型计划经济委员会之手’(《共产党宣言》，麦田编辑室译，台北：麦田)。”[注]万毓泽：《你不知道的马克思》，新北：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87页。 作者认为，诸如此类的翻译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似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就是“国家主义”，从而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机关手中。虽然《宣言》有几处论述的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但那多半是用来挑战既有社会体制的具体政治诉求，而非对于未来社会运作样态的想象。“这段文字，则是在谈‘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的未来社会，自然不是在提什么纲领、诉求。德文原文明白地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强调的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某种行政机关、委员会，更不是‘计划经济’的委员会。这是一段非常强调‘自由人的联合’的表述。因此，英译的a vast association of the whole nation是不理想的翻译；中译的‘国家所属的大型工会’或‘国家掌握的大型计划经济委员会’则纯属错译。”[注]万毓泽：《你不知道的马克思》，新北：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187—188页。万毓泽副教授是当今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生代典范，他结合德语特点和文本整体脉络的把握，对《宣言》不同汉译文之准确性的这种比较性研究，无论是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还是把握其基本精神和当代价值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五、简短结论
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自20世纪初叶以来，《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实际上折射的是时代变迁。岛内知识分子和学者对《宣言》内容从最初的偶尔涉及，到有选择性地摘译，再到出版自主的繁体汉译本与进行较为专题性的文本解读，以及到21世纪展开文本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的演进，也是时代境况的反映。换言之，学者们对《宣言》的研究和接受，与特定世界历史时期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命运密切相关，也与台湾政治氛围和人们要求思想自由的精神诉求及生存需要相关。从传播和研究进程来看，《宣言》在台湾地区先后经历了日据时期的“解放学说”、戒严时期的“妖魔理论”和解严之后的“一种理论学说”形象的改变。日据时代，台湾地区人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本土资本家阶级和岛内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宰制，为摆脱这种状况而获得生活自主，当时岛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企图以宣传和倡导《宣言》的“阶级斗争”、“革命”和“人类解放”主题的方式，唤醒岛内民众走向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这种状况下，《宣言》是以“解放学说”和“革命理论”的形象呈现的。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和禁严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共党的意识形态”，官方机构之外的台湾普通学界被严禁接触这种“异端邪说”。[注]参见曾庆豹：《批判理论的效果历史——法兰克福学派在台湾的接受史》，《哲学与文化》2010年第6期。与此相应，《宣言》也主要被看作煽动和鼓吹底层民众起来暴动的“妖魔理论”。当然，高压政权的强压并没有完全阻遏住岛内民众人性中渴望自由和反抗束缚的激情。因此，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初，开始有学者尝试通过探讨和批判《宣言》中的“斗争”、“解放”和“自由”等主题内容的方式，释放戒严以来胸中沉积的压抑感和追求自由的渴望。1987年以后，随着解严时代的到来，学术氛围相对自由宽松，两岸互动开始频繁，留学海外的学者归台，加之台湾由于经济急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产生了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促使学界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探讨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与途径，各种西方思想资源相继引入，“学术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热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学界对《宣言》的研究，尽管仍带有反共的痕迹，但明显地趋于“学术性”和“中立化”。进入21世纪之后，岛内和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越发国际化，并把学术化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从《宣言》中挖掘现代性和破解全球生态问题的思想资源。当然，由于其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受欧美学界主流观点影响较大，致使所取得的成果存在诸多不足。比如，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过度依赖西方(如采用“马克思学”的方法)，研究内容上的片面性，等等。可见，岛内对《宣言》的传播和研究之路径的演变，本身就是对台湾地区现当代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的理论写照。
若节点在每个时隙过程中均以独立概率P接入信道，那么可以在退避过程中建立以时隙为单位的离散条件下的二进制退避阶数s(t)和碰撞窗口b(t)的马尔科夫过程[13]，如图4所示.
《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整体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构成大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且鉴于岛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独特优势(多数具有海外学术背景，外语普遍较好)，还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丰富了汉语学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类型。但总体而言，《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高质量和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也存在严重匮乏和不断萎缩的状况。我们期待，伴随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能够带动台湾地区更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中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上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010-13
作者简介：张守奎，安徽太和人，哲学博士，(深圳 518060)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个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8BZX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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