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人学逻辑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史的一条隐性线索。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人的本质”问题在该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马克思先后对人的本质给出过不同定义，其中以《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现实本质”定义最具代表性。事实上，人的本质问题究其根本是一个哲学问题，有其终极向度，“现实本质”定义的生存论解释不能代替本体论追问，而本体论追问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二重性，也就决定了人的本质定义之多维性、多元性、多义性。
关键词：现实本质；生存论；本体论；人的本质
如果把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看作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壮丽日出，[1]（p1）那么，早期著作中关于“现实的人”的思想阐发无疑是日出前的一抹彤云，昭示着日出之辉煌。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人的“现实本质”定义之中。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62）这一定义被公认为是“新唯物主义”划时代的理论贡献，是对以往所有旧哲学批判的产物，昭示着新哲学基石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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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囿于对唯物史观的首肯，在如何理解人的本质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教条式思维，认为《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定义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所做出的最为经典的阐发和最为科学的解答。有的教科书直接以“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论述人的本质问题的标题。在具体理解中，甚至将“在其现实性上”这个限定词有意无意地忽视，直接简化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理解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也不符合认识论的逻辑。究其根本，人的本质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当马克思给出“现实本质”这个定义之时，在其主观上和客观上均已脱离了本体论范围，其视角已然转入了历史观领域。准确说来，这一定义是对历史主体的界定，是对唯物史观研究前提的指明。如果不能对此加以细分，显然是有碍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探究、确切解答与深度犁耕。
一、“现实本质”定义之解读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进行了宗教批判而又不局限于宗教批判，将理论的触角延伸至谋求“人类解放”，初步确立了最为高远的理论使命。谋求“人类解放”，除了要在理论上明确“解放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解放”。人的最终解放就是实现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人的解放途径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途径，这一途径必须要在现实中寻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理论必然突破纯粹的理论抽象而走向现实实践。“实践”概念的出场成为逻辑必然。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p162）可见，实践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途径。进而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产过程。”[3]（p196）至此，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指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即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探寻。接下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日臻成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深度解剖等等都显得合乎逻辑、顺理成章。至此可见，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决定了马克思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重返抽象人本领域。因此，顺乎整个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视角必然转向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社会性本质也就是现实本质。
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关注，马克思并非第一人。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即“政治人”。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人是经济的动物”，也即“经济人”。作为马克思的引路人，费尔巴哈也并未完全忽视人的社会性，他说：“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中。”[4]（p185）“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4]（p571）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以唯物史观为依托明确提出了“现实本质”定义。对此定义的理解，传统观点赞誉甚多、准确不足。要确切理解，“现实性”是关键词，“社会关系”是核心词。
总之，“现实本质”定义之中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西方传统人学思想的革命性转向，研究视角由“抽象性视角”转为“现实性视角”，研究逻辑由“主—客”单向实体性逻辑转为“主—主”双向关系性逻辑。尤其是将人的本质实现途径引入现实、落脚实践，克服了以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探讨的局限性。
抗卵巢抗体可通过包裹卵细胞而抑制排卵或阻止精子穿过，从而影响受精卵形成；在补体作用下，抗卵巢抗体可产生细胞毒作用，破坏卵巢组织并影响卵巢内分泌功能；还可通过促进T细胞浸润，使卵巢局部促性腺激素分泌增多，干扰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正常分泌激素，进而影响卵泡发育及排卵，引起不孕。
具体而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当中包含了人的现实本质的诸多特性，且看详解：第一，强调了人的现实本质的社会性。现实性就表现为社会性。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离群索居的人是不存在的，“孤独的渔夫”和“孤独的猎人”是不存在的，纯粹孤独的渔夫只能出现在小说的描写中。正如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p2）而且，“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6]（p170）第二，强调了人的现实本质的历史性。人在社会活动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变动不居的。当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人的现实本质随之而变，使得人的本质呈现出历史性。换言之，不同时代人的本质属性一定时代的历史产物，不可避免地留有这个时代的印记。“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2]（p344）第三，强调了人的现实本质的变动性。历史性进一步理解也就是变动性，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人的现实本质也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变动性。第四，强调了人的现实本质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一定的阶级关系。人在阶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的本质属性也就不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8]
其次，“社会关系”是核心。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p199）在这里，“人的世界”“国家”和“社会”已经表明了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模糊表达。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使用“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并将其与人的本质问题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究其本意，这一时期的“社会联系”概念就等同于“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概念诞生之后，两者之间有了细微的区别，即社会联系是指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动态关系，而社会关系是相对固化了的社会联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与“人的本质”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关系产生于人的社会性活动，“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2]（p80）产生于人的本质实现过程之中，“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6]（p170）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形成之后就会具有相对稳定性。“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6]（p171）这样的社会关系反过来规定着人的本质属性，也决定着人的现实本质具有相对稳定性。“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5]（p295）
首先，“现实性”作为前缀具有限定性意义，一是区别于马克思本人的其他定义，二是区别于除马克思之外的其他哲学家、思想家的定义。传统教科书中将该定义简化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简单地、有意无意地轻易省略掉这个前缀的理解显然不够准确，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如果要简化，直接简化为“人的现实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更为准确。
二、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生存论解释不能替代本体论追问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现实本质”定义无疑具有人学革命的意义，是一种生存论解释。但是，不能因其对确立唯物史观的突出贡献，以及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正确解答，而遮蔽了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多维探究。更不能固守成见，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实践性，就片面认为只要追问“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均属于实体性的、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的、有违“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真正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7]（p112）真正的辩证法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9]（p705）
马克思也说过，“没有指出类别差别（differentia specifica）的解释是不成其为解释的。”[10]（p256）如果暂且抛开这一定义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架构之内的作用不谈，单纯将其放置于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解答论域之中，无疑仅仅是“生存论”①有学者使用“存在论革命”来评价“现实本质”定义，本文认为使用“生存论”更妥当。“存在论”意指更加宽泛，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本体论”。而人的存在至少包括三方面：即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关系存在。也可以分为：现实存在，理性存在；显然，现实性本质只是涵盖了部分存在，只是对人的现实生存特性的表达，因此用“生存论”更为贴切。意义上对人的现实存在特征及其特性的解释，这种“生存论”解释远不能替代“本体论”追问，如何理解这种“不能替代”呢？严格说来，“人”作为抽象的概念一经产生，人就已经与动物、他物相区别开来了，当“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之时，人的认识水平已经跃迁到了更高层次，人开始反观自身、探究自身、以自身为对象建构起了新的认识领域。人如同被纳入人的认识视野的诸多外物一般，之所以能成为认识客体源于自身的基本属性的二重性，那就是“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所言：现象和本质如果统一，“科学”就会成为多余。人类所有的探究源于认识对象的这种现象与本质的固有矛盾，认识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去除杂多把捉同一。人是一种存在者，但是又不仅仅是置于众多万物之中的一种存在者，“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人对人的本质（存在）是有领会的，而这种领会就是超现实的追问产生的根源。因此，人对人的本质（存在）的“本体论”（存在论）追问是不可替代的，只因为人的存在具有双重性，人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本体的存在。
人是现实的存在。马克思说：“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p67）也就是说，人首先通过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而现实地存在着。海德格尔说：“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总是从它本身的可能性——是它自身或不是它自身——来领会自己本身。”[12]（p15）在这里，“此在”是指“人”，人的存在首先是通过现实存在得以展现，人对本体存在（本质）的通达必须借助于“生存”这个现实通道，因为“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12]（p16）在海德格尔的语系中，“时间”概念具有优先性，时间充任的是一种存在论标准，“因为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捉存在。”[12]（p23）这也表明了任何存在者，唯有通过空间、时间等限域才能得以放置，才能成其为可能被认识的对象。这也就是存在的现实性，人也不例外。
一个课堂的精彩在于看到这些去回应，重新让这些断裂的点连续起来，形成一种内在的节奏和旋律。这种节奏和旋律是一种和谐的声音。如果没有这些矛盾，也就没有和谐的声音，只是一些平淡、索然无味、形式上看似和谐的东西。但只有所有的矛盾和冲突背后的张力，才能凸显出和谐的美，就像我们看到光是因为有黑暗一样。
人是本体的存在。整个人类认识史表明，人会不断去追求无限的、终极的、完满的“应有”状态，绝不会停留在有限的、当下的、不完满的“现有”状态而裹足不前，因为这是由人的本质的二重性矛盾所派生出来的一种超越有限、暂时、相对而指向无限、永恒和绝对的不竭追求，是人类特有的“终极关怀”。作为20世纪西方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保罗·蒂里希对于终极关怀做了最为系统和深刻的阐释。在其《系统神学》中，他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看作是终极关怀的实质。他说：“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问题”[13]（p114）终极关怀对人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解决的人性之谜和逻辑悖论，但是，人的本性决定了其注定要孤注一掷，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以某种方式是一切存在者。”，再到海德格尔，他们共同说明了：“此在”对于其他一切存在者与生俱来的优先地位就是“灵魂”，就是“原则上首须问及的存在”。简言之，人与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是一种本体的存在。
第十三次：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军用粮票”（“贰拾伍仟克”“伍拾仟克”“贰佰伍拾仟克”“伍佰仟克”版）。
从人性善恶区分来讲，人是善恶混同的矛盾体。孟子主张“性善论”，人生而有四端。王阳明主张“良知良能说”。禅宗认为，人天生有佛心，所谓修行就是开掘自己的佛心，认识自己的佛性。与此相对，荀子主张“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告子主张“无善无恶论”。后来董仲舒辩证指出：“仁贪之气两在于身。”（《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主张“有善有恶”论，人生而有善有恶，只是有多少之区分。圣人道心多人心少，普通人相反。再后来，扬雄发展为“善恶相混论”。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者为善人，修其恶者为恶人。”（《法言·修身》）。这种观点就超越了先秦时期的性善和性恶论，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人是善恶混同的矛盾体。
显然，马克思的“现实本质”定义只是从人的现实存在维度回答了“人是什么”或“人如何存在”的问题。除却如此，人还是终极性、无限性、超越性的本体存在，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回答“人将会成为什么”或“人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换言之，人的本质问题必须追往终极，进行本体追问、寻求终极解答。本体论的追问才是哲学探究的根本。“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给予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指向性欲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终极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14]（p285）而这种追往终极的必要性由“人”在认识论、存在论、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决定的。
其次，按照历史观的逻辑来看，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一切奥秘就存在于人的身上。“历史也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p118）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就是实践，是人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人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主体，因而人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问题也必然是社会历史研究的核心，探究人的本质问题，认识人的本质问题，也必然是社会历史研究的最终关照所在。再次，按照存在论的逻辑来看，更加直观地表明了这一核心地位，存在论逻辑是贯穿从意志哲学到生命哲学，再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全部人本主义思潮的主线，在人本主义这里，关于人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犁耕，人开始更加明确地站在了哲学舞台的最中央，成为必然的焦点。
据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2-2017年，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化肥销售额分别是5236.93亿元、5838.47亿元、6093.6亿元、6336.03亿元、6322.47亿元、6596.7亿元。同一时期，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化学农药销售额从334.39亿元增加至610.05亿元。在2017年较2016年销售量下降的情况下，销售额不降反增，表明以供销合作社系统为代表的整个农资流通行业实现了减量提质发展，以绿色、高效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之路正在不断深化推进。
三、本体论追问之终极指向性决定了“人的本质”问题之多维性
尽管人的问题居于如此地位，且纵贯人类整个认识长河。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哲人还是东方圣贤，不过仅仅只是解密之人而已，真正的“人之谜”从未被完全破解。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我们永远难以穷尽对一粒沙子的认识，何况人乎？费尔巴哈曾说：“离人最近的往往是离人最远的”。黑格尔也认为：“熟知不等于真知”。海德格尔说：“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是最切近——我们自己甚至一向就是此在。虽然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此在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12]（p18）孔子有言：“人莫不饮食也，鲜知有味”。可见，“人，对于人自身来说，是自然之中最不可思议的对象。”是最难解的对象。究其原因，难解之根本在于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二重性。对于人性的这种特性，哲学家们做过不同的探讨，主要包括：
从人的生存本质来讲，人是存在与虚无的结合。虚无表现在人的本质始终不充实，不能完全充分实现个人的本质，总是走在半路上。人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存在物，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本质的存在物。另外，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需要自己来改造自然界来化为己有。人需要发展资料来支撑自己发展，这些都是来自自然界来自社会才能使得人得到充实。同时，人也是有充实性的一面，“现有”就是充实的一面，人可以阶段性实现自己的本质。
从人的动物本性来讲，人是神性与兽性的统一。17世纪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在《沉思录》中说：人不能认为自己等同于野兽，也不能认为自己等同于天使。如果人对两者茫然不知，那就很危险。前者也就是兽性，后者就是神性。兽性就是人性卑劣的一面，神性则是人性伟大的一面。
如何理解这种“优先性”呢？首先，按照认识论逻辑来分析，横向而言，人类认识活动中无论是对外在于人的自然界孜孜不倦地探索，还是对由人组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内审于个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归根究底是要回到人自身，可以说，人类所有的好奇，终究是对自身的不解而引发，终究是要通过揭秘自己，解码人的世界，方能得以最终解答。纵向而言，从人类的“第一次思考”到人类认识深广发展的今天，进而延展到认识可能达至的未来，人类思索的终极指向必然是要回答“人的本质”问题。在整个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个哲学家能够完全绕开人来谈哲学，只要谈人的问题，追到终极必然绕不开“人的本质”问题。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也难免会发出“我是谁”的追问，而且这样的追问无疑是最难得到答案，而又如影随形的恒定存有。可见，人的本质问题总关着人生所有困惑，终极着人类所有探索。
从人格构成来讲，人是本我和超我的统一。弗洛伊德的“自我”就是“本我”和“超我”的现实统一，其中包含了两种人格，“本我”就是欲望、非理性，超越追求至善原则。“超我”就是理性原则。
公司经理和业务部门经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突出决定对选择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缺乏关键信息的情况下，或者在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决定启发式的公司管理者在制定分配决策时可能会产生和强调偏差，从而导致更低效的结果。
从人的发展来说，人是类本质与现实本质的矛盾统一。类本质是人的终极本质，人总是向往但是不可能完全占有这种本质，人在每个阶段是现实的本质，现实本质里面包含着终极本质，决不能把类本质的终极本质看成是在现实本质之外的本质，那就是玄乎的形而上学。说的形象一些，有限的、残缺不全的现实本质里面包含着无限的、完美无缺的终极本质的颗粒。不能把终极本质看作遥不可及的本质。每个人都在追求最完美的本质，但是需要一步一步来，无线就存在于有限当中，由有限构成。
除此之外，人性的矛盾性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理解，比如：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统一；非理性表现在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之中，亚里士多德主张人是理性的动物，叔本华、尼采等主张人是非理性的存在。以上这些关于人性矛盾性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具体对待人的问题的不同视角。也说明了要想通达人的“存在”之本，必须坚持“多维、多元、多义”的原则。
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二重性决定了人的本质的多维、多元、多义。多维就是从不同的维度来关照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是从不同的维度展现出来。多义的就是可以下无数个定义，不承认只有某一个定义具有绝对的准确性和优越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下定义，所以不存在完满无缺的定义，几乎可以从无限多样的角度下定义，所以不可能是单义的、一维的。
马克思早期曾经有过典型的唯心主义主张，认为“自我意识就是人的本质。”除此之外，马克思先后给人的本质下过不少于五个定义。[15]（p136），[16]（p68-76）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除了马克思之外，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可谓思殚力竭。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或“智慧的动物”。笛卡尔说：“我认识了我是一个本体，它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17]（p28）换言之，人的本质就是思想。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精神。萨特认为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中国哲学史上也有诸多不同的界定。可见，这一问题本无定论，无论人们寻找出多少关于人的定义，只是对人的一定限度内的规定概念。
一要切实加大库区产业扶持力度，鼓励移民依托资源优势开展每家每户都能受益的产业。加强生产开发项目管理，合理确定移民资金的所有权、管理权和收益权，确保项目效益落实到移民村、移民户。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培育一村一品、一村一业。
海德格尔说：“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西方面的事先引导。”这种“事先引导”就是对发问对象的“某种领会”，“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味着什么。”“但这种平均的含混的存在之领会是个事实。”[12]（p7）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人是“存在者”，“人的本质”是这个存在者之“存在”，就是“是者之是”。可见，对“人的本质是什么”的发问，均源于发问者对人的本质的某种领会当中，即使只具备普通智慧的常人，当反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也一定是从这样的领会出发，反之，若无此领会，断然无此发问。人这个特殊的存在者能有此领会，取决于人的超越本性、形而上学本性。恰是如此，对于自身本质的探究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建构、不断扬弃、再探索的过程。“从人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马克思所建构的科学人学，是人类认识自己以及人性得以展开的漫长历程中必然形成的逻辑结论，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18]（p43）总之，追问“人的本质”问题是人类理性的终极任务，可以说，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探索，才写就了一部成果丰硕的人类思想形成史、发展史。然而，这样的解答永远在路上，永远处于待完成状态。在那个遥远的“司芬克斯之谜”中，司芬克斯纵身跳崖的结局，隐喻了人的本质揭秘之时，正是智者的使命终结、人类的理性止步之日。纵观人类思想史，任凭思想家们的思辨之刀多么有力，终究未能掀开遮罩在人性之上的神秘面纱。然而，人类却从未止步，也并非一无所获，举凡解密人性之谜、叩问人性之本、关切人类命运的作品多为该领域的问鼎之作，且因其主题的永恒性而流芳万代，这样的作品在哲学领域不胜枚举，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是灿若星河。可见，认识到人永远是一个猜不透的司芬克斯之谜，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应该更加全面地、多维地、多义地去探究，不能因任何一种片面地、一维地、单义地解答蒙蔽双眼，而躺在这个答案的温床上误以为认识了自己。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1953年第七版序言中说：“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正激荡着作为此在的我们。”沿此说法，在人的本质问题上，恐怕这样的追问会一直激荡着我们，需孜孜以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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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2-0005-06
作者简介：徐宏霞（1983—），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左亚文（1956—），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7年度甘肃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课题的阶段性成果（XCSXYL201727）。
责任编辑 张 豫
标签：本质论文; 马克思论文; 现实论文; 人是论文; 恩格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论文; 2017年度甘肃省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课题的阶段性成果(XCSXYL201727)论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