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邓恩铭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专题形式回顾了邓恩铭生平情况考证研究、社会关系及其比较研究、当选中共一大代表研究、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的整体状况。指出了学界研究还存在研究方法、创新性和严谨性等方面的不足，提出可以运用历史和联系的观点开展相关研究，并且需要创新形式做好尊重、发掘和宣传邓恩铭的革命事迹工作。
关键词：邓恩铭；生平；思想；述评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党历史上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参与创建和领导了山东党的组织，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还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学界对邓恩铭的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对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分专题进行述评在当下显得十分必要。
一、生平情况的考证研究
由于关于邓恩铭的存世档案资料非常稀少，因此邓恩铭的籍贯、生卒时间、民族、多个名字等生平基本情况的考证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焦点所在。现在可见介绍邓恩铭生平情况最早的资料是由1961年侯玉兰撰写的《邓恩铭同志传略》[1]，该文认为邓恩铭出生时间为一九○○，籍贯为云南，民族为苗族。由于该文作者侯玉兰是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的姐姐，这一结论似乎权威可信，因此这一说法广为各种版本的文献所引用，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信息都不够准确。1964年于建章、顾隆刚撰写的《邓恩铭事迹访问调查报告》[2]一文认为邓恩铭祖籍贵州省荔波县，民族为汉族，出生于庚子年(1900年)冬月15日。该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在掌握一些真实可靠的信息资料基础上，解决了邓恩铭的籍贯问题，但是对于民族和出生时间引起了学界其他学者的众多不同看法。
1978年，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局对邓恩铭烈士故居进行调查，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烈士故居调查报告》[3]，该报告在实地调查走访，大量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有力地论证了邓恩铭的民族问题，认为邓恩铭为水族，这一结论后来为各界广泛认可和使用。报告对于邓恩铭出生年月采用了农历：一九○○年(清光绪庚子年)冬月十五日午时。其实邓恩铭出生时间农历为一九○○年冬月十五日，对应的公历时间是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明确指出这种对应时间的是1979年11月由于建章、董有刚整理的《邓恩铭同志年表》[4]；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邓恩铭的弟弟邓恩光的认同，并刊载于全国政协《文史通讯》1981年第3期《烈士胞弟邓恩光答客问》一文。邓恩铭牺牲时间为1931年4月5日，学界基本没有不同看法，只有李肇年、周昌福的撰文《关于邓恩铭同志的身世考证》[5]对此进行了专文论述。
窦春芳、苗体君《两本内部资料破解邓恩铭研究中的六个历史问题》[6]一文论述了“邓恩铭”“邓恩明”“黄伯云”几个名字的关系，指出“邓恩明”不是原名，而是较之“邓恩铭”使用得更为广泛的名字；而黄伯云这个名字是由于邓恩铭到山东求学为增进与黄家的感情，快速融进黄家所改的。至此，邓恩铭的生平基本情况可以表述为：邓恩铭，籍贯为贵州省荔波县，民族为水族，出生于公元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清光绪庚子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牺牲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
由于历史档案资料的缺乏(其间还有部分档案资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相互矛盾冲突)和时间的久远造成邓恩铭的生平基本情况研究出现了长期混乱的局面。邓恩铭家庭所属荔波邓氏，祖籍系广东省嘉应县(今梅县)，后移居贵州省荔波县水浦(又名水堡)村，邓恩铭的父亲出于生计才移居荔波县城北街居住。正是邓氏先祖经历这样一个迁徙移民的过程，在荔波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尤其是水族为主的地域，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和通婚(邓恩铭的祖母就是水族)，语言和风俗习惯都已经完全是水族了。又因为居住地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往往被广义的蔑称为苗子或者苗族，邓恩铭家族男子为了在读书和对外交往时方便一般自称汉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邓恩铭妻子的姐姐也不知道邓恩铭生平情况的真相了。邓恩铭家族的民族身份演变过程充分反映了在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程。邓恩铭年少时读书刻苦，成绩卓越，远在山东为官的族叔黄泽沛(族叔年幼时过继到姑父家，故改为黄姓)应允资助邓恩铭到山东继续求学深造。邓恩铭在山东求学期间，为增进与黄家的感情，快速融进黄家，对外称自己是黄伯云，是黄泽沛长子，黄幼云的兄长。邓恩铭参加革命后为便利开展工作也经常使用黄伯云这一名字。
二、社会关系及其比较研究
4）以自然风光和绿色生态为主的乡村旅游地。如地处库不齐沙漠南缘准格尔旗的尔疙壕嘎查，是凭借土地广阔、林草茂盛、水塘密布、湿地连绵和近库不齐沙漠、塞外草原的地理优势，打造的“沙漠水乡”。
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者，是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年龄相对较小(时年20岁，仅仅年长于刘仁静)，学历层次低(中学生)，社会影响和地位都很有限的一员，因此学界研究集中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和一大代表身份问题上。殷汉年、李肇年撰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者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吗？》[14]指出，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者不能根据李达个人回忆就认定为王尽美和邓恩铭，而应该找寻更加充分的原始资料作佐证。作者根据从俄罗斯移交给我国的档案资料肯定王乐平是共产党员，并且得出“鉴于当时王乐平的名气、地位、影响和思想状况看，他加入共产党、并应陈独秀函约，在济南组建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结论。文中进一步指出陈独秀不大可能把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重任交给一个中学生去办理。臧金峰则非常坚定地认为邓恩铭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再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创建人问题》[15]中指出，山东的王乐平没有接受陈独秀的函约请求去组建山东共产党小组；而李达关于王尽美、邓恩铭组建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回忆是正确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徐云根在《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原因》[16]一文中亦持相同观点。
邓恩铭生前社会活动十分丰富，参与的重要历史事件很多，与同时代的诸多风云人物都有过交往，但是目前学界对邓恩铭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仅见的一些研究成果尚不能反映邓恩铭的社会关系状况：宋和修在《王克捷与邓恩铭》[7]一文介绍了邓恩铭和王克捷的深厚情谊：1918年夏，两人同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两人共同参与组织了“励新学会”；1922年王克捷还经邓恩铭的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中国成立后王克捷仍作诗怀念邓恩铭。魏磊撰文《毛泽东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革命友谊》[8]认为，毛泽东和邓恩铭虽然只在中共“一大”、 “二大”、“五大”上见面三次，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究其原因是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出身和革命理想信念。在我党历史上，毛泽东和邓思铭之间的革命友谊堪称典范，也为今天党员间如何建立同志关系树立了榜样。马贤伦、杨顺清撰写的《邓恩铭、龙大道革命之路比较概述——兼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两个离不开”》[9]从“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一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邓恩铭和龙大道这两位少数民族先烈的成长过程和生平事迹，并认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共同繁荣道路是各民族的共同历史选择。
高频小探头超声内镜检查：使用日本UM2000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高频小探头选择UM2R，探头频率为20 MHz，选择360°旋转扫描的方法进行检查。在对患者进行检查前需要禁食10 h，患者选择左侧卧位，在检查前使用利多卡因对口咽部进行麻醉。之后将小探头超声内镜送至胃内，将胃内的空气吸净，寻找患者的病变部位，向胃内注入300～500 ml的脱气水。当患者胃内病变部位全部浸入脱气水后，将超声探头再次插入，通过超声内镜观察小探头的具体位置，使高频小探头所发出的声束与胃内的病变界面相垂直，从而使病变部位清楚地显露出来，以便测量病变组织的大小及浸润深度。
对于邓恩铭妻子侯玉清的研究尚未展开，苗体君在《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研究中的六大历史谜团》[12]对侯玉清有过简单的介绍，认为侯玉清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女青年。在邓恩铭其他家庭成员研究中，李肇年、周昌富在《关于邓恩铭同志的身世考证》[13]提及了邓恩铭表弟黄幼云夫妇与邓恩铭的关系，认为他们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嘉绒地区位于四川省藏区的东部，受汉地文化影响颇深，近几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越来越多的嘉绒藏族开始走出大山，生活方式开始向内地生活方式转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服饰上的变化。现在的嘉绒藏区70%以上的居民日常都着现代服装，只有重大节庆日是才会穿上传统服装。这样的生活方式大大减少了对藏绣的需求量，对藏绣技艺的发展和传承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三、当选中共一大代表的相关研究
邓恩铭的家庭关系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黄泽沛，这是因为黄泽沛是邓恩铭人生历程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对邓恩铭的态度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山东省博物馆撰写并发表在1978年11月25日出版的《大众日报》《邓恩铭烈士的一封家信》一文指出邓恩铭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受到了他的家庭的反对和阻拦”后，黄泽沛在多次“规劝”无效后 “断然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从而赞颂邓恩铭不顾封建家庭的阻拦，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道路。王鸿儒则持不同观点，他在文章《关于邓恩铭烈士的族别及其家庭》[10]中根据曾在山东与邓恩铭相处十一年的他的弟媳滕尧珍的回忆以及邓恩铭的家书中分析黄泽沛为官较为清廉。黄泽沛虽然不会支持邓恩铭的革命工作，但不至于规劝、阻拦之后中断经济援助等等。李肇年、周昌富则不同意黄泽沛是个清廉小吏的观点，他们在《关于邓恩铭同志的身世考证》[11]分析黄泽沛是一位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县令；而邓恩铭在家书中对黄泽沛的清廉评价不过是出于人情世故的原因。
纵观邓恩铭社会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到邓恩铭与王尽美、王云生(邓恩铭是王云生的入党介绍人)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严重不足的状态，邓恩铭与其他中共一大代表的比较研究更是一个空白状态。在邓恩铭家庭关系研究中即使是对邓恩铭影响最重要的黄泽沛的研究也未能深入，黄的清廉与否和他对邓恩铭从事革命活动的态度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难道清廉的官吏一定就是思想上追求积极进步的吗？此外还有众多问题有待考证和研究，如邓恩铭妻子侯玉清的姐姐侯玉兰(又名侯志)是否是邓恩铭的老战友？邓恩铭的后人情况怎样？
“文以载道”。学界对邓恩铭的存世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深刻探究了邓恩铭的丰富思想体系，尤其是在进入本世纪以来，邓恩铭的思想进行研究主要有思想发展过程、思想形成原因、思想内容几个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探究邓恩铭思想发展过程的文章有：唐建荣撰文《简论邓恩铭爱国思想的发展》[18]指出邓恩铭思想发展经历了由爱国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理想转变的过程，并认为邓恩铭在参加中共一大时完成了这种转变。牟昆昊的《邓恩铭在山东的思想发展过程》[19]“从革命思想的准备与发展时期、接受和尝试马克思主义时期、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时期、革命思想成熟时期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并以具体的时间和历史事件做为划分的依据。王军福《邓恩铭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20]一文也基本认同这四个阶段的看法。
邓恩铭与王尽美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并且参加中共一大既有历史的机缘，也有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王乐平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是参与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参加中共一大的必然和当然条件，而且恰恰可能是这种地位和影响使得王乐平或者不屑于“干这点小事”，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去从事这种激进的革命理论的宣传，更不消说去从事这个政党的创建工作了。对于王乐平而言，当时发展历史和发展势头都很好的国民党才是更好的选项；为了应付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函约，交由几个有能力、有激情的学生去完成任务，才是王乐平的最优选项。
四、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
邓恩铭生前形成了一定量的文章、信札和诗抄等重要文献，但是对于邓恩铭的文献进行整理则长时期内处于空白状态。一直到1979年李肇年主编的《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油印本和1983年3月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写的《邓恩铭烈士专集》两本资料的问世则才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局面。这两本文献搜集了邓恩铭一生所留下诗文、信札、照片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等各种史料；介绍了邓恩铭在各地的革命活动情况，还刊登了一些回忆文章；并对邓恩铭的生平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前者还附录了《申报》在1931年4月8日有关邓恩铭等人就义的新闻报道《山东枪决大批红匪》。这两份文献再现了邓恩铭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以及其思想与实践，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1990年柏文熙、黄长和主编的《邓恩铭遗作选》[16]选编了邓恩铭13封家书，19封工作函件，8篇文章，最特别地是还收录了一幅题名为《张贼宗昌之凶残》的漫画。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邓恩铭文集》则非常全面而权威地收录了邓恩铭各类文章、书札54篇，诗抄8篇，还附录了邓恩铭生平大事年表。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学者以邓恩铭文献为核心内容梳理和研究了邓恩铭的革命事迹，宣传了邓恩铭的光辉业绩，弘扬了革命先烈的精神。潘朝霖的《邓恩铭与“男儿立志出乡关”文化现象》[17]指出邓恩铭赴山东求学之际借用“乡关诗”表达志向和决心，解读了该诗的政治与文化内涵。该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了邓恩铭的存世文献，丰富了邓恩铭文献研究领域。
此外，介绍最多的是邓恩铭参加中共一大时的少数民族身份。还有一些学者在文章标题和文章中多次提到邓恩铭是参加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其实这是一个谬误。邓恩铭出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而刘仁静出生于一九○二年三月四日，可见刘仁静才是出席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之所以有这种错误认识可能与邓恩铭是参会代表中学历最低、资历最浅这一身份有关系，当然也与很长一段时间来邓恩铭的具体出生年月没有定论有关系。
对地震测量数据的分析还显示，浅水流砂体不仅表现出了强均方根振幅和明显弱相干性的地震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古峡谷水道特征。在这些已知的浅水流砂体物性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内的钻井数据，可以对潜在浅水流砂体的分布进行有效识别和预测。
探究邓恩铭革命思想形成原因主要有内部主观原因和外部客观原因两个视角。肖先治、王旭东在《论邓恩铭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及现实指导意义》[21]中认为邓恩铭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他在山东省立一中的理论学习和参加“五四运动”、组建进步社团等一系列活动；在实践过程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进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莫交余在《论邓恩铭革命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22]一文中提出邓恩铭革命思想是形成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水族历史文化的熏陶、名师思想的影响、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的成长环境、学生运动的洗礼和参会“一大”几个方面的共同影响。文凡在《关于邓恩铭烈士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23]一文中提到周庆本、王晓梵、李海青认为对于邓恩铭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家庭因素的关系则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丰富的革命斗争实践，才是邓恩铭走向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
学界也有专文研究邓恩铭丰富的革命思想：陈文、唐建荣在《试论邓恩铭的哲学社会观》[24]一文中认为邓恩铭的社会观经历了由少年时代的爱国主义向在革命实践中成熟起来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转变过程。王炳江的文章《邓恩铭同志革命思想简要回顾》[25]指出邓恩铭革命思想中社会改造、工人运动和民族文化保护是最重要的内容。茅悦在《邓恩铭与红船精神》[26]一文中提出邓恩铭的一生充分体现了2005年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韦兴恒在《邓恩铭精神——红船精神的完美体现》[27]一文中也提出了相识的看法。
五、结论
学界研究邓恩铭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身平基本情况的考证研究向后人清晰地展示了邓恩铭短暂但无比光辉的一生；社会关系的初步研究向后人呈现了革命意志坚强的邓恩铭形象；当选中共一大代表辩证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历史机缘与个人努力成就了邓恩铭；文献及思想研究让后人领略到了邓恩铭深邃的为国为民情怀。
学界成果喜人，但问题依然存在：第一，创新性不足。重复性研究时有发生，有些文章的观点只是对其他文章或者史料的简单堆砌，缺少新意和应用价值。第二,缺乏严谨性。有的文章资料不足，存在推测臆断的成分。第三，长效性不足。不少文章突击研究，应景而作；有些文章是为征文而写，赶工期，对问题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第四，邓恩铭的革命事迹缺乏灵活多样的形式和途径向青少年介绍和传播，已有的宣传介绍大多脱离生活，不接地气。第五，研究方法多是简单的文献检索查询，缺乏深入探寻第一手资料，更谈不上实地到邓恩铭曾经生活、学习、工作和战斗的场所寻访调查。
学界今后在邓恩铭研究领域的展望：第一、运用历史的观点考证和研究。邓恩铭生平相关悬疑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应该秉承尊重历史的态度研究、评价邓恩铭及其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影响。第二、运用联系的观点做好对比研究。邓恩铭生活的时代是个风云际会的特殊历史阶段，各色人等在这个舞台上对于历史的进步发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些人物与邓恩铭的对比研究将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第三、尊重、发掘和利用好邓恩铭的革命事迹，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作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排演的大型红色历史话剧《邓恩铭》于2017年在贵州大地上首演成功，话剧再现了邓恩铭革命的光辉一生。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只有广为后人知晓、理解，革命的光辉事业才能不断的后继有人。
对比度或许是除了画面曝光之外摄影师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尽管包括Lightroom在内的大多数后期处理软件都提供了专门的对比度调整滑块，但是没有滑块可以做到如曲线一般的调整灵活性，以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去控制画面不同影调范围的强弱分布。Lightroom中的曲线调整工具位于修改照片模块的色调曲线面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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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DengEnming′sStudies
DAI Jian-guo
(DepartmentofMarxism,QiannanNormalUniversityofNationalities,Duyun558000,Guizhou,China)
Abstract： Deng Enming′s research,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has formed rich research results.In this paper,the autho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Deng Enming′s life,social relations and their comparative studies,as well a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ide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academic research still exists in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methods,innovation and rigor,and puts forward that we can use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connection to carry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and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respect for innovative forms,excavating and publicizing Dunn Ming′s revolutionary deeds.
Keywords： Deng Enming;lifetime;Tthought;review
*收稿日期：2018-12-17
基金项目：贵州省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黔教高发[2017]158号文)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戴建国(1977-)，男，湖南双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89(2019)01-0116-05
责任编辑：李学琴
责任校对：李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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