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建国初期，欧洲成为美国人建构身份认同时的“他者”。在美国人眼中，欧洲是“旧世界”，那里的民众道德堕落、信仰丧失，那里的政府残暴腐朽，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都充斥着暴力和野蛮的气息。而美国人自己生活的地方则是“新世界”，与“旧世界”截然相反，这里的人们精神纯洁，自由地支配着自己的生活。这一时期，美国的精英们普遍相信这种差异的存在。精英们将欧洲的黑暗归因于欧洲人品质的堕落和欧洲政治的糜烂，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又都是君主专制制度对社会的腐蚀。为了不使美国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被“旧世界”污染，政治精英们主张在对外关系上“孤立”自己，借助大洋屏障避免卷入任何欧洲政治、军事事务，同时推动与欧洲的贸易和对知识的引进，发展自身实力。这一外交战略随着华盛顿告别演说和门罗宣言的发表正式确立。
关键词：美国外交；孤立主义；欧洲观；他者形象
孤立主义是历史上美国处理对欧洲关系的基本原则，主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对欧政策。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与欧洲断绝往来，而是指与欧洲政治保持距离，不卷入、不干涉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拒绝与欧洲国家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本文试图从身份和认知的角度切入，分析美国精英在建国初期是如何认识欧洲的，这种认识又是如何帮助美国人构建了自己的国家特性并最终导致孤立主义原则的出台。
孤立主义自被纳入学术研究范围之后，其产生的原因便成为学者们试图解释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个较为简单化的解释将原因归结于美洲与欧洲在地理上的隔离，但是这种解释并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早期的研究受传统范式影响，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多将这种外交原则的历史根源解释为美国早期领导人对新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维护和对军事安全的考量，认为孤立主义的初衷是保卫美国革命的成果。[注]Selig Adler, TheIsolationistImpulse:ItsTwentiethCenturyReacti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57; Arthur A.Ekirch, Jr, Ideas,Ideals,andAmericanDiplomacy:AHistoryofTheirGrowthandInteraction,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1966; Robert E.Osgood, IdealsandSelf-InterestinAmerica’sForeignRelations:TheGreatTransformationoftheTwentiethCentu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20世纪60年代后，以威廉·A.威廉斯(William A.Williams)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学派不断挑战传统范式下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孤立主义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从这种外交原则的起源和表现转移到对其概念本身的解释力和适用性的思考。[注]Hilde Eliassen Restad在文章中整理了当代学者对孤立主义的看法。Hilde Eliassen Restad, “Old Paradigms in History Die Hard in Political Science: U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AmericanPoliticalThought, Vol.1, No.1 (Spring 2012), pp.53-76.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孤立主义原则产生原因的解释，大多围绕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
作为一项针对欧洲的外交原则，孤立主义的提出必定与那个时期美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已有的关于孤立主义的研究虽然会提及美国决策者对欧洲的看法，但是对于二者关系系统、深入的研究尚付阙如。[注] 王晓德教授曾对此问题做过概览性的阐释。参见王晓德：《早期美国人的欧洲观及其影响》，《历史教学》，2006年第7期，第5-12页；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134页。将早期美国人的欧洲观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不多，主要有：Cushing Strout, TheAmericanImageoftheOldWorld,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Harper & Row, 1963; Michael Wintle, “Europe as Seen from the Outside: A Brief Visual Survey,”in Michael Wintle, ed., ImaginingEurope:EuropeandEuropeanCivilizationasSeenfromitsMarginsandbytheRestoftheWorld,intheNineteenthandTwentiethCenturies, Bruxelles: P.I.E.Peter Lang, 2008, pp.23-48; Ruud Janssens, “‘I Would Rather Go to Europe than Go to Heaven’: Images of Euro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ael Wintle, ed., ImaginingEurope, pp.123-145; Kathleen Burk, OldWorld,NewWorld:GreatBritainandAmericafromtheBeginning,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7.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建国初期美国人对欧洲的认知和想象，为孤立主义的起源提出一个补充性的解释。本文认为，美国精英的欧洲观帮助美国人塑造了自我身份意识、强化了他们印象中欧洲与美洲的差异及其给美国带来的危险，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孤立主义原则的出台。
一、黑暗的“旧世界”：“他者”形象与美国认同
历史上，“美国人”这一身份观念并非与生俱来。对第一批到达切萨皮克湾和马萨诸塞的移民来说，他们的身份是英国人。早期的殖民地社会与母国差异并不大，但在殖民地这样的新建社会中，来自社会关系网和传统价值观的规训相对较弱，母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可以发挥比在欧洲更大的影响力。较早到达美洲并对日后殖民地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群体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清教徒赋予新土地以重要的宗教意义，将美洲看成一个优越于欧洲的宗教“新世界”。
此次昆山“正当防卫案”确立了法治中国新典范。法律不是镌刻在大理石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心中。秉持法意，顺应民意，法律应当引导鼓励公民勇于自我救济，坚持同不法侵害作斗争。只有当一个社会给予弱势群体更多和强势群体对抗的权利和资源时，人们才能对自己的自由受到保障而感到安心。说到底，一个法治社会，就是以法律底线的刚性，最大化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作者：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陆玄同）
清教徒是新教加尔文宗较为激进的信徒，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都有着严苛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甚至加尔文宗其他派别都没有正确地顺应上帝的意志，天主教就只能用“黑暗”来描述了，这些教派在欧洲的发展和壮大证明了欧洲对上帝的背离。但清教徒则不同，如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在布道中曾说道：上帝选择了清教徒，上帝将新英格兰赐予他们，令其远离世界上的腐化和罪恶。因而清教徒应当努力将此地建成山巅之城，成为基督教世界的表率。[注] Samuel Eliot Morison, BuildersoftheBayColony, Boston and New York: The Riberside Press Cambridge, 1930, reprint in 1978, pp.72-74.
美国人通过多种形式强调自己与欧洲人的不同。诺亚·韦伯斯特用编纂字典的方式强调美国语言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了语言差异的背后是美国与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巨大反差。[注] Noah Webster, AGrammaticalInstituteoftheEnglishLanguage,Introduction,pp.4-14.革命者对历史记忆的建构也在突出美国与欧洲的差异，在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的《美国革命史》中，美国革命不是殖民地的英国人对英国本土的反叛，而是与英国人有明显差异的美国人对英国暴政的抗争。他写道，与“旧世界”不同，“新世界”中人人平等，不存在贵族、国王、主教，也没有那些在母国存在的世袭权利和与生俱来的高人一等的荣誉。并且，“新世界”的人民更热爱和平，而非如欧洲人一样喜爱战争。[注] David Ramsay, TheHistoryoftheAmericanRevolution, Vol.1, Lester H.Cohen ed.,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9, pp.18, 32, 25, 30, 118-182.19世纪早期的教科书也强调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差别，一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演讲词、论文和诗歌被编入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告诉美国人：欧洲的特权阶层在行使特权时往往会损害普通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普通人在这种体制下也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社会风气因而堕落、腐败。[注] “A Forensic Dispute, on the Question, Are the Anglo-American Endowed with Capacity and Genius Equal to European?” in Caleb Bingham, ed., TheColombianOrator, Eighth Edition, Boston: Mamming & Loring, 1807, p.299.“教科书中的美国人物和欧洲角色区别十分明显。美国的主人公因其美德而为人称颂，欧洲的主人公则被描绘成另外一种形象，他们是犯下恶行的军人，向权力谄媚的学者，为腐败的宫廷服务，纵容宫廷的罪恶，玷污了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的诗人”。[注] Ruth Miller Elson, “American Schoolbooks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MississippiValleyHistoricalReview, Vol.46, No.3 (Dec.1959), p.418.
所谓真实是指细节描写能够精确而又惟妙惟肖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特征。而典型是指描写的细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通过个别的、细小的事物反映人物事物的一般与全貌，由现象揭示本质。
此外，宗教也是美国未与欧洲一同堕落的原因之一。在独立战争时期，很多殖民地人相信，邪教和异端已经控制了欧洲。殖民地社会对欧洲政教关系的理解仍停留在其祖先移民美洲的那个年代，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英格兰的)主教是皇室和教会施行暴政的‘铁腕’”。[注] Nancy L.Rhoden, RevolutionaryAnglicanism:TheColonialChurchofEnglandClergyduringtheAmerican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7.殖民地人无法相信教会能将宗教与政治分离，而拥有政治影响力的教会往往又会跟腐败联系在一起。暴政被认为是宗教堕落带来的罪恶(sin)。与之对立的是自17世纪逐步建立起来的关于美洲政教关系的认知，美洲没有像欧洲一样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压迫。殖民地人坚信美洲是自由的避难所，肩负着拯救人类的重任。[注] Nancy L.Rhoden, RevolutionaryAnglicanism:TheColonialChurchofEnglandClergyduringtheAmericanRevolution, p.67.
在宗教上，殖民地人相对于欧洲的优越感是一以贯之的。在潘恩笔下，整个欧洲在宗教意义上都是有罪的，他在《人权》(RightsofMan)中把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和英国圣公会比作“教会与国家产生的杂种动物”，宗教本该引人向善，但这些机构却从未如此，而是将人们心中“怨恨和反宗教的情绪激发出来”。[注] Thomas Paine, TheRightsofMan, Part Ⅱ, in Thomas Paine, TheWritingsofThomasPaine, Vol.2, Moncure Daniel Conway, ed., New York: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894, pp.81-82.
美国人对“旧世界”黑暗、堕落的原因有着一套系统的解释。解释欧洲并非只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欧洲，在这套解释的基础上，欧洲成为美国精英们引以为戒、建构认同的“他者”。
欧洲人崇尚暴力的“性格”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美国建国之初，国父一代在眺望大洋彼岸的“旧世界”时，看到的尽是国家间无尽的纷争和频发的战乱，用麦迪逊的话来说，欧洲是被“军事和暴力”统治的世界。[注] Alexander Hamilton, “For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the Federalist.No.XII (Madison) To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11, Henry Cabot Lodge, ed.,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4, p.333.华盛顿也断定“(欧洲的)和平不会长久”。[注] George Washington, “To Edward Newenham, Aug.29, 1788,” in George Washington, ThePapersofGeorgeWashington, Confederation Series, Vol.6,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Digital Edition.http://rotunda.upress.virginia.edu/founders/default.xqy?keys=GEWN-print-04-06-02-0436 (2016-11-08)
在美国人看来，欧洲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斥着暴政。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其《英语语法》的前言中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描述可能代表了美国精英的普遍观点：“英国人的政治和宗教正在歧途中游荡……欧洲拥有古老的愚昧、腐败和暴政——在那个地方法律颠倒黑白、道德放荡淫乱、学识不进反退、人性消亡泯灭。”[注] Noah Webster, AGrammaticalInstituteoftheEnglishLanguage, Hartford: Hudson & Goodwin, 1783, Part 1, Introduction, pp.4, 14.“暴政”在美国革命时期的话语中是君主制和专制主义的代名词，也是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的对立面。作为施行暴政之人，君主是“爱国者”们抨击的主要对象。潘恩在《常识》中用丰富的贬义词形容英王，国王是“邪恶的”、“残暴的”，并“践踏了天性和良知”。[注] Thomas Paine, “Common Sense,” in Thomas Paine, TheWritingsofThomasPaine, Vol.I (1774-1779), pp.76,80,111,113, 83, 86, 100, 76, 90.在杰斐逊看来，欧洲的君主都是傻子，是被饲养的动物，既没有头脑，又没有体力。[注] Thomas Jefferson, “To Governor John Langdon, Mar.5, 1810,”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5, pp.511-515.君主的“暴政”直接导致欧洲民众处境凄凉，不仅财富被贵族攫取，还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规划生活，毫无自由可言，“处于被奴役的附庸地位”。[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141.
欧洲在美国人心中的第三个负面形象是野蛮和崇尚暴力。与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相反，欧洲人习惯于用暴力解决争端。从小规模的暴力行径到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这些都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潘恩在《常识》中特别提到了欧洲的暴民(mob)，这些人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治或经济利益，政府对待他们的手段也是以暴制暴。[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p.35-36.军队在全世界的暴行则更加突出。[注] Thomas Paine, TheForester’sLetters,in Thomas Paine, TheWritingsofThomasPaine, Vol.1, pp.146-147.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国务卿之前曾在欧洲工作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亲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变化和灾难。他这样描述革命者：“(他们)让人心失去自己的本性，不再可以称之为人。”[注] John Quincy Adams, “To John Adams, Sep.21, 1797,”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2,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3, pp.210-216.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他又向他的父亲这样描述当时的欧洲：欧洲被士兵蹂躏着。“军事专制的阴影笼罩着它。让刺刀消失，耶稣才能没有危险”。[注] John Quincy Adams, “To John Adams, Aug.1, 1816,”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6, pp.58-62.
在那时的美国人看来，欧洲的宗教被扭曲，欧洲人的道德水平也与美国人相距甚远。受清教的影响，美国国父一代大多以勤劳、节俭、禁欲为美德，并将其视为个人追求的道德目标。他们眼中的欧洲社会显然与自己的道德标准相违背。以外交官的身份出访欧洲后，杰斐逊对欧洲进行了近距离观察，欧洲的大城市让他看到了商业精英和市民们“奢靡”、“堕落”的生活。他写道，城市生活中充斥着“那些使旁观者眼花缭乱的排场……年轻人被不正常的爱情关系占据，年长者则被野心占据……代替夫妇之爱的是寻欢作乐，它们助长和激发所有一切恶劣的感情，在动荡和痛苦的岁月里，只提供一些瞬息即逝的狂喜”。[注] Thomas Jefferson, “To Mr.Bellini, Sep.30, 1785,”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1, H.A.Washington, ed., Washington D.C.: Taylor & Maury, 1853, reprinted b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443-445.“道德堕落”成为美国人贴给欧洲的标签。法国大革命之初，虽然平等、自由等口号让美国人对其极富好感，但是驻法大使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对法国的观察却是：整个法国处于“道德崩盘”的状态，法国人的内心“已经堕落，与美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注] Gouverneur Morris, “Morris to General Washington, April 29, 1789,” in Gouverneur Morris, ADiaryoftheFrenchRevolution, Vol.1, Beatrix Carey Davenport,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9, p.61.
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叙述中，拥有以上这些特点的欧洲被称为“旧世界”。“旧世界”中充斥着衰亡和腐朽，而“新世界”则拥有纯洁与美德，是上帝的恩赐。革命时期的美国人通过这种方式刻意割断自己与欧洲人在身份认同上的联系，借此创造新的国族认同。通过对比，他们希望将这样一种观点传递给世人：美国人与欧洲人虽然有着共同的渊源，但是到此时，差异已远远多于共同点。
美洲最吸引清教徒的特点是“纯洁”。欧洲的教会腐败，受到世俗事务的诱惑和干扰，但在未受异端思想污染的美洲可以建立真正符合清教严格标准的纯正、无污染的教会，令其成为坚强、可靠的“新巴别塔”(new Babel)。在清教徒的世界里，美洲与欧洲成为二元对立的土地，“旧世界”成为他们建构出的宗教“他者”。这些宗教层面的想象，为日后的“美洲认同”奠定了话语基础。
在冬季施工时要保证施工质量，控制施工成本，保证施工效率。由于冬季施工环境较为恶劣，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确保正确操作和应急处理。要避免施工事故，最好选择在白天时段进行施工，密切注意天气变化，调整原料选择，保证水泥混合物的稳定性[5]。在运输水泥碎石稳定混合物时，要做好运输车辆的防滑措施，避免对施工进度造成影响。
从美国革命到19世纪前半叶，“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差异被塑造成美国人的常识并且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不过，欧洲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也并非如此简单。欧洲的科学、艺术和人文知识对美国早期精英拥有很强的吸引力。美国早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大多来自于从欧洲，尤其是从英国进口的书籍和刊物。[注] Norman S.Fiering, “The Transatlantic Republic of Letters,” TheWilliamandMaryQuarterly, Vol.33, No.4 (Oct.1976), pp.642-660; Gilman M.Ostrander, RepublicofLetters:TheAmericanIntellectualCommunity,1776-1865, Madison: Madison House Publishers, 1999.19世纪的美国教育也深受欧洲的影响。[注] Gilman M.Ostrander, RepublicofLetters, pp.3-45; Richard Hofstadter, “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rthur M.Schlesinger, Jr.and Morton White, eds., PathsofAmericanThought, Boston: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63, pp.269-192.但是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表达对欧洲知识的崇尚可能是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在19世纪前半叶，科学和人文研究被认为是“无用的”、“非美国的”，欧洲式的教育也被认为是应当被抵制的。在教科书中，国父们熟读欧洲经典的事迹往往被刻意掩盖，而被塑造成自学成才、重视实践而非理论的英雄人物。[注] 参见Ruth Miller Elson, “American Schoolbooks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411-434.
总的来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欧洲的道德和政治状况十分厌恶。虽然对待欧洲形象的不同方面，美国精英们的态度也不同，作为局外人，他们可能会在欧洲享受文艺生活和繁华，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转换自己的身份成为堕落的“旧世界”的一员。
二、从国民性到制度：对“旧世界”黑暗根源的解释
文献[16]在三江平原宝清县三江试验站进行了试验，研究了不同灌溉模式下水稻在生育过程中的需水规律及水稻的水分利用效率。结果表明：控制灌溉水稻生育阶段蒸发蒸腾量293.3 mm时节水效果最好；湿润灌溉生育阶段蒸发蒸腾量373.2 mm时水稻产量最高；淹灌生育阶段蒸发蒸腾量544 mm时灌溉水分利用效率最小。三种灌溉模式的土壤渗漏量均为219 mm，分别占三种灌溉模式水稻需水量的42.7%、37.0%、28.7%。
美国精英在对欧洲现状进行解释时，经常用到几个相互之间界限模糊的概念：国民性、美德、品质和宗教道德。在他们看来，精神层面十分关键。
虽然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与留在欧洲的民众同根同源，但在美国精英看来，移民到达美洲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早期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曾这样追溯殖民地早期移民的历史：当第一批移民来到美洲时，“母国正被专制主义的热情包裹着”，不过移出英国的移民仍保留着传统的美德，这些优秀品质在欧洲消亡却在美洲这块纯洁的土地上被保留了下来。[注] David Ramsay, TheHistoryoftheAmericanRevolution, Vol.1, pp.18, 32, 25, 30, 118-182.至于这些传统美德的具体内容，托马斯·杰斐逊将其解释为社会风气中的自由、平等和法治。[注] Thomas Jefferson,“To James Monroe, Jun.17, 1785,”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orksofThomasJefferson, Vol.4 (Notes on Virginia II, Correspondence 1782-1786), Paul Leicester Ford, ed., New York: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4, pp.415-425.独立战争时期的殖民地精英相信，在移民到达美洲后，欧洲旧大陆弥漫的专制和腐败的政治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美德，在那种环境下，欧洲的国家行为变得残暴，社会风气也因而腐朽堕落。到达美洲的移民们则未受此影响。加之新旧世界之间山高路远，又有大洋阻隔，美洲大陆上纯洁的环境和人民也都得到了保护，因而欧洲的歪风邪气没能传染美国。
美国革命期间，“爱国者”们与英国决裂、独立建国的目标要求殖民地人建构自己的国族认同。学者们指出，在建构“美国共同体”时，欧洲，尤其是英国成为重要的“他者”。[注]王立新：《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60-161页；李剑鸣：《“危机”想象与美国革命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281-204页。清教徒建构的“旧世界”负面形象因塑造“他者”形象的需要而被加深和放大。在当时美国人的认知中，欧洲形象可以概况为三大特点：宗教和道德的堕落、世俗政治的暴政和解决争端的野蛮方式。
作者张朝先生出生于云南，彝族，这首《滇南山遥》是作者对年少时代受民族间音乐熏陶的回忆，这首作品由三首小曲而组成，分别是《山娃》、《山月》、《山火》，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者将独特的旋律与意境相结合，通过作者对儿时生活的描述，展现出了作者对滇南特有风景的眷恋与不舍之情。
美国早期政治精英们对新国家最基本的要求是使其避免堕落成新的“旧世界”。美国的建国目标之一便是在政治上建立一套不同于欧洲的决策和行为方式。如J.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弗克(J.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所畅想的，美国应该是一个“没有贵族家庭、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统治、没有少数人独断专行、没有雇佣成千上万人的大作坊、没有奢侈浮华的精致生活”的国家，应该用“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机制”取代“旧世界”的生活。[注] J.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fromanAmericanFarmer, Letter 3, eBook on the Project Gutenberg.http://www.gutenberg.org/cache/epub/4666/pg4666-images.html (2018-01-24).
在杰斐逊看来，在欧洲之所以有“绝大多数人民遭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迫” 的情况，[注] Thomas Jefferson, “To Mr.Bellini, Sep.30, 1785，”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1, pp.443-445.君主专制制度是罪魁祸首。杰斐逊认为，一方面，国王、贵族、教士“专门和人民大众的幸福作对”，不仅对民众巧取豪夺，还把臣民的思想带入愚昧和偏执。[注] Thomas Jefferson, “To George Wythe, Aug.13, 1786,”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orksofThomasJefferson, Vol.5, pp.151-156.另一方面，君主和贵族操纵国家财政，借口“国家的荣耀”而征收高额赋税，公然侵犯国民的财产权。国家的荣耀被等同于国王和贵族的荣耀，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注] Thomas 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Jul.12, 1816,”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7, pp.9-17.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认为，专制政体迫使普通民众贡献财富、献出生命，但是国家收缴税款、发动战争只是为了维护君主自己的利益，与臣民毫无关系。[注] John Quincy Adams, “To Thomas Boylston Adams, Feb.14, 1801,”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3, pp.499-502.
欧洲的君主专制给欧洲的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在国父们看来是灾难性的影响。
政治上，美国精英们相信，由于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欧洲民众很难具备公民应有的特质。在欧洲也很难找到适合共和制生长的土壤。在得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古弗尼尔·莫里斯写道，他相信，法国的政治理论是反对人权(rights of men)的。“我们美国虽然为法国人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但是像所有的贵族社会一样，如果还真有点自由，也随着他们的国情消失了”，“他们想要一个美国式的宪法和政治体制，希望用总统取代国王，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没有美国式的公民群体去支撑这个制度”。[注] Gouverneur Morris, “Extracts from Morris to Carmichael, Jul.4, 1789,” in ADiaryoftheFrenchRevolution, Vol.1, p.136.因此，他认定法国大革命不可能成功。
经济上，民众的贫困也源于君主制专制。君主专制主义使得国家财富和平民劳动都成为王室贵族实现其野心的工具，财富不会成为广大民众的福祉。潘恩指出，欧洲的君主制是一场“骗局”，“不过是诈取金钱的宫廷诡计”。[注] Thomas Paine, TheRightsofMan，Part Ⅱ, in Thomas Paine, TheWritingsofThomasPaine, Vol.2, p.427.为了支撑这场骗局，王公贵族们用专制和暴力驯服人民。“(国王们)在整个欧洲都采取一种同样的违背国民利益的政策，它们表面上争吵不休，但在掠夺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p.159-160.国王和贵族们为了满足自身骄奢淫逸的需求，需要设立苛捐杂税从平民手中夺取大量的财富，但这些王公贵族们却没有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一点贡献。[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140.杰斐逊也持类似的意见：欧洲君主可以用“荣耀”为借口将财富集中于少数贵族手中，使得即使拥有地产的民众也不得不忍受贫困的折磨。[注] Thomas Jefferson, “To Samuel Kercheval, Jul.12, 1816,”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7, pp.9-17.
欧洲社会教育的不公平也源于君主专制。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享受高等教育，并且教育权已成为一种特权，与其他特权紧密结合、难以分离。[注] Ruth Miller Elson, “American Schoolbooks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415.一本19世纪初出版的小册子这样写道：“在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欧洲政府中，情况(与美国)存在巨大差异，一部分拥有特权的人不仅垄断了国家的财富和荣誉，也垄断了知识。”这与注重实用性而非为上层服务的美国知识截然相反。[注] “A Forensic Dispute, on the Question, Are the Anglo-American Endowed With Capacity and Genius Equal to European?”p.299.在美国民众看来，欧洲的大学也是为贵族服务的，那里提供的是“无用”的知识，欧洲学者钻研的人文知识和纯自然科学研究被认为对普通民众用处不大，[注] Ruth Miller Elson, “American Schoolbooks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414-415.因而欧洲式的“学术”被看作是“非美国的”。[注] 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教育的目的是培育男子气质，强调爱国主义和自我塑造(self made)，并且要守卫美国道德、价值观的纯洁性。Ruth Miller Elson, “American Schoolbooks and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420.教育上的不公平导致知识水平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了欧洲的阶级分化，滋养了罪恶，加快了堕落。
欧洲国家间暴力和战争不断也被认为是施行君主专制的结果。潘恩认为，“在所有国家里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骚乱，但是在君主政体下，因为欠缺平衡，骚乱最容易发生”。[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150.与共和制下的领袖不同，欧洲的君主们性格骄横，喜爱掠夺，“他们不以和平为目的，不考虑人类的利益”。[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150.甚至君主与君主间的私人矛盾也会引发战争。[注] Thomas Paine, TheRightsofMan,Part Ⅱ,in Thomas Paine, TheWritingsofThomasPaine, Vol.2, p.418.欧洲君主为了自身的抱负和爱恨发动战争，而民众不能阻止政府的行为，甚至被迫献出自由。暴力的泛滥使欧洲社会也受到政府的影响，政府的暴行让人变成了恶人和暴徒。人们从政府那里学来了野蛮的刑法，血腥让人心变恶。[注] Thomas Paine, RightsofMan, pp.35-36.这样一来，在美国精英眼中，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杰斐逊曾这样评论拿破仑时代英法之间的战争：“我们不相信波拿巴打仗仅仅是为了获得海上的自由，也不相信英国打仗仅仅是为了争取人类的自由。两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其他国家的政权、财富和资源据为己有。”[注]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aury, Apr.24, 1812,”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orksofThomasJefferson, Vol.11, pp.239-244.很多国父认定，既然欧洲的政治充斥着强权和不道德，那么国家间必然冲突不断，欧洲也必然动荡不安。[注] 除杰斐逊外，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皆有此观点，参见Alexander Hamilton, “For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the Federalist.No.XII (Madison) To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11, p.333；Alexander Hamilton, “The Stand (From the 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IV April 12, 1798,”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6, p.283.
三、远离“旧世界”：欧洲印象与孤立主义的缘起
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欧洲的普遍印象深深影响了他们对美国自身的认知和对美国国际角色的思考，进而又影响了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和处理对欧关系的原则，推动了“孤立主义”外交的形成。
相对于国民特质、美德、宗教等等，美国早期精英们似乎更看重政治上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传统美德在欧洲泯灭最根本的原因是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美德的堕落和宗教的黑暗都源于此。
国内外研究报告指出，甲醛是许多水产品的一种代谢中间产物，分布广泛。但大多天然食物中甲醛含量较低，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水产品中内源性甲醛的主要前体物质是氧化三甲胺，是鱼鲜美味道的主要来源。目前认为水产品中内源性甲醛主要通过2种途径产生：一为生物途径，氧化三甲胺可在内源性氧化三甲胺酶和微生物作用下，脱甲基生成二甲胺和甲醛；另一条为非酶途径，主要是高温过程的热分解。这2种分解途径都使得鱼肉组织发生变化，影响水产品的品质和风味。此外，体内脂质的氧化或过氧化、氨基酸的代谢，以及脱甲基反应也可产生甲醛；甲醛亦是嘌呤、胸腺嘧啶生物合成的中间产物。
在精英们看来，只有对欧洲的习气进行主动的自我隔离，保留美洲大陆的纯洁，才能不使“新世界”堕落。“纯洁”是一种脆弱的状态，美国精英们认为，欧洲在政治制度和生活风气上的堕落对美国人是有传染性的。在杰斐逊看来，贵族专制体制让“一个美国人的头脑很可能受坏思想的影响”。[注] Thomas Jefferson, “To J.Bannister, Junior, Oct.15, 1785,”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1, pp.466-469.从欧洲回来的人，“浮华和享乐的欲望犹如血液的流动”，对欧洲的回忆“毒害了他们的余生”。[注] Thomas Jefferson, “To Peter Carr, Aug.10, 1787,”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orksofThomasJefferson, Vol.5, pp.322-328.因此，杰斐逊反对美国人与欧洲人进行过多的接触，甚至不赞成美国学生前往欧洲留学。“美国人到欧洲接受教育将失去知识、失去道德、失去健康、失去好的习惯，失去幸福”。[注] Thomas Jefferson, “To J.Bannister, Junior, Oct.15, 1785,”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1, pp.466-469.同样，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认为：“长期居住于欧洲的美国人难免会或多或少地失去自己的国民特质(national character)。”[注] John Quincy Adams, “To John Adams, Jul.27, 1794,”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1, pp.193-198.“对一个在欧洲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呼吸的空气都会腐蚀他的道德”。[注] John Quincy Adams, “To Francis Callty Gray, Aug.3, 1818,”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6, pp.412-415.因此，为了维持美国的“纯洁”，精英们主张美国人应该在精神上主动与欧洲国家保持一定距离。
双重介质渗流模型由前苏联学者Barenblatt G I首先提出，Warren J E等对其进一步发展。该模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拟稳态流模型，研究代表人物有Barenblatt G I和Rott等；二是非稳态流模型，研究代表人物有Zimmerman[11]。双重介质模型有许多优点，如：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优先流现象；考虑了裂隙系统和基岩系统的水流交换，符合实际。但是该模型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基岩被裂隙分割成具有相同的大小和形状的岩块，过于简化；物质交换系数难以确定，在应用时也需要对其有效性进行判定[12-14]。
除了主动远离欧洲外，精英们认为也要防范欧洲的侵扰。如果欧洲的力量主导了美国，那么美洲的“纯洁性”自然难保。精英们相信，欧洲君主们一方面会嫉妒美国丰富的物产，另一方面又会惧怕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注] Alexander Hamilton, “For the Independent Journal the federalist.No.XI (Hamilton) To the Peopl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11, p.83; Alexander Hamilton, “Speech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Monday, June 18, 1787,”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1, p.416.因而，他们担心欧洲国家会在美国恶意煽动分裂、破坏贸易，甚至直接武装入侵美国。[注] Alexander Hamilton, “TheContinentalist Published by Loudon’s New York Packet Company No.Ⅲ, August 9, 1781,”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1, p.254; John Adams, “To Secretary Jay.Grosvenor Square, 6 August, 1785,” in John Adams, TheWorksofJohnAdams, Vol.8, p.290.John Quincy Adams, “To John Adams, Aug.1, 1816,”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6, pp.58-62.同时，美国弱小的军事力量又难以抵御欧洲国家的入侵，[注] 华盛顿认为，即使有大洋庇护，美国也难以抵抗欧洲的进攻。在担任大陆军司令期间，华盛顿感受到了欧洲国家强大的军事能力。George Washington, “To President Reed, May.28, 1780,” in George Washington, TheWritingsofGeorgeWashington, Vol.Ⅷ(1779-1780), pp.293-299.担任总统时，华盛顿曾对杰斐逊表示，参与欧洲的争斗是“十分轻率的”。即使卸任总统职位之后，他仍旧对在战场上战胜欧洲强国没有信心。George Washington, “To Thomas Jefferson.Jan.1, 1788,” in George Washington, TheWritingsofGeorgeWashington, Vol.XI (1785-1790), pp.200-204；George Washington, “To John Adams, Sep.25, 1798,” in George Washington, TheWritingsofGeorgeWashington, Vol.XIV (1798-1799), pp.92-104.与欧洲国家发生冲突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便美国没有被直接入侵，卷入“欧洲政治的迷宫”[注] Alexander Hamilton, “Taxation and Finance Report on Impost Duty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gress Assembled, December 16, 1782,”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Vol.2, p.222.和战事也十分危险，好战的欧洲君主会将美国“玩弄于鼓掌之中”，[注] Alexander Hamilton, “To Washington, Mar.24, 1783,” in Alexander Hamilton, TheWorksofAlexanderHamilton, (Federal Edition), Vol.9, p.327.而且这也会让“外国势力找到方法腐蚀我们的人民，影响我们的决策”。[注] John Adams, “Autobiography,” in John Adams and John Quincy Adams, SelecterWritingsofJohnandJohnQuincyAdams,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 eds.,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46, p.40.但美国可以选择对欧洲事务敬而远之，如潘恩所言，“美国如果远远离开这个争执不休的世界，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了。海洋环绕着它，荒野支持着它，除了它的上帝以外，美国还怕谁呢？”[注] Thomas Paine, TheForester’sLetters,in Thomas Paine, TheWritingsofThomasPaine, Vol.1, p.153.因此，精英们反对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与欧洲保持长期密切关系，从而远离欧洲的一切纷争。
不过，精英们也意识到美国无法与欧洲彻底隔绝，美国的发展依赖于欧洲的贸易与知识。在他们眼中，这两者似乎并没被看作是对美洲“纯洁性”的致命威胁。美国与欧洲的贸易能给美国带来不可或缺的财富，来自欧洲的知识也推动了美国的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一贯鄙视欧洲的杰斐逊甚至也曾建议美国人学习欧洲的技术。[注] Thomas Jefferson, “Travelling notes for Mr.Rutledge and Mr.Shippen, Jun.3, 1788,”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9, pp.403-405.由于欧洲在建国精英们的心中还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一面，因而精英们也并不主张让美国与欧洲完全隔绝开来，他们有时还会支持贸易和知识交流的进程。
华盛顿在1796年发表的告别演说，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精英们在建国早期的主流外交主张。告别演说中这样描述对美国外交的基本构想：“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卷入欧洲的是是非非……是不明智的……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呢？”[注] George Washington,“Farewell Address,” in George Washington, TheWritingsofGeorgeWashington, Vol.XIII (1794-1798), New York: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892, pp.316-318.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奉行对欧洲的战争和政治纠纷敬而远之的策略，将美国与欧洲“旧世界”“孤立”起来。即使那些对美国产生极大吸引力的欧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虽然引起了一阵悸动，美国决策者们最终也决定不进行干涉。然而美国的“孤立”原则并非将国门完全关闭，美国与欧洲保持并发展着长期以来未曾间断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告别演说中的这段内容成为后世决策者进行外交决策的重要范式，也被史家称为“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滥觞。
19世纪初期，美国精英们对欧洲的看法又出现过一次震荡。美国建国后的数年间，精英们对其新建立的政治制度充满了自信，并且坚信欧洲将会朝着美国指引的道路发展。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国父们都曾对这场发源于欧洲并且以自由、平等为口号的革命赞赏有加。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与大革命密不可分的暴行”[注] George Washington, “To Segur, May.4, 1792,” in George Washington, ThePapersofGeorgeWashington, Presidential Series Vol.10, Digital Edition.http://rotunda.upress.virginia.edu/founders/default.xqy?keys=GEWN-print-05-10-02-0336(2016-11-08).使国父们对革命的态度急转而下，巨大的心理落差令他们对欧洲流露出更大的失望。
随着法国革命的暴力化，以及其后的1812年战争、欧洲各国王朝复辟和神圣同盟干涉西班牙等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欧洲的“他者”形象也被进一步巩固。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对人们的提醒不断被事实佐证，坚定了美国精英与欧洲政坛保持距离的信念。门罗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演讲中告诫听众“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加以消灭”，他反对美国人支持欧洲的任何革命，也反对美国向欧洲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如果美国干涉他国革命，则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以及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并失去拯救其他国家的力量”，美国最终会“成为世界的独裁女王并失去自己的精神”。[注] John Quincy Adams, “Speech on Independence Day”, July 4, 1821.http://teachingamericanhistory.org/library/document/speech-on-independence-day/(2017-12-30).译文参考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2008年美国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而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美国居民超前的消费意识，二是对于金融创新尚未有完善的监管机制，于是产生危机。最终房地产市场泡沫被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破，危机进一步扩大并传导至实体经济。
门罗政府担心的不仅仅是民众与欧洲过多的接触会污染美国的政治制度，还包括来自欧洲的实质性挑战——崇尚战争的欧洲君主或许会用武力将君主专制制度带到南美洲，进而向北威胁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注] John Quincy Adams, “To Richard C.Anderson, May.27, 1823,” in John Quincy Adams, WritingsofJohnQuincyAdams, Vol.7, pp.441-487.1823年法国出兵西班牙，并一度可能与神圣同盟一道占领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前总统杰斐逊致信门罗总统，提醒其注意欧洲这个“专制主义的温床”，美国需要“竭力使我们的半球成为自由的家园”。[注] Thomas Jefferson, “To James Monroe, Oct.24, 1823,” in Thomas Jefferson, TheWritingsofThomasJefferson, Vol.12, pp.318-322.另一位前总统麦迪逊则预言会近期存在一个“自由与专制激烈斗争的纪元”。[注] James Madison, “To James Monroe, Oct.30, 1823,” in James Madison, TheWritingsofJamesMadison, Vol.9 (Correspondence, 1819-1836), pp.157-160.
为确保Zeitwerk Minute Repeater中复杂机心的功能运作流畅，工程师为机心装设了精密的保险装置。例如，鸣响装置运作时，数字盘无法推进，直至三问序列完结。三问装置的蜗轮与跳字盘的心轴连接，一但于三问装置运作时进行切换，使可能使组件产生冲突，损坏机心。延迟机制也确保报时声响必定与显示的时间一致。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精英们认为，美国要做的是尽力保卫自己的安全和自由的制度。约翰·昆西·亚当斯写道：“我们只能指望遥远的距离、大洋的隔离与对干涉欧洲政治事务的克制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注] John Quincy Adams, MemoirsofJohnQuincyAdams, Vol.6, p.195.他认为应该向欧洲重申不干涉欧洲事务的立场，[注] John Quincy Adams, MemoirsofJohnQuincyAdams, Vol.6, p.194.“我们坚持共和原则，但我们不主动输出共和制”。[注] John Quincy Adams, MemoirsofJohnQuincyAdams, Vol.6, p.204.因而，主要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影响下，门罗总统于12月发表了国情咨文，其中有关拉美事务的部分史称门罗宣言。
利用多源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在某些地点故障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利用拓扑上或管理层级上所关联的上级或邻近信息来快速定位中低压配电网中的故障。
以最小数据集原理为基础，采用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对pH、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有效硼、有效镁、有效锌、水溶性氯等9项指标进行筛选，确定最终评价指标。以筛选出的指标为基础，采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采用指数和法，根据权重大小计算土壤综合指数(SFI)。
门罗宣言中也体现出了欧洲“他者”形象的诸多影响。宣言中对欧洲的描述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欧洲的政治将普罗大众的福祉摆在极低的位置。咨文中批评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帝国的治理，暗示了欧洲的政治制度无法保障人民幸福，欧洲国家也并不把提升人民幸福作为政治目标。第二，欧洲国家崇尚武力，并热衷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注] James Monroe, “Seventh Annual Message, Dec.2, 1823,” in James Monroe, TheWritingsofJamesMonroe, Vol.6, pp.325-342.中文译文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3：近代部分(上)》，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8-350页。基于以上两个特点，门罗宣言将欧洲的政治和美洲的政治对立起来，或者也可以说将欧洲的君主制和美国的自由制度相对立，欧洲代表了专制、苦难和战争，而美国代表了自由、幸福与和平。“同盟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美洲极其不同……同盟国家在任何大洲的任何地区扩张自己的政治体制时，都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我们的和平和幸福”。[注] James Monroe, “Seventh Annual Message, Dec.2, 1823,” in James Monroe, TheWritingsofJamesMonroe, Vol.6, pp.325-342.因而，美国有责任在美洲捍卫自己的制度。门罗宣言在继承了华盛顿告别演说中远离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政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发展，试图将欧洲国家的势力排斥于美洲大陆之外。门罗宣言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而出台，标志着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的最终形成。虽然推动门罗宣言出台的现实主义因素不可小视，但是美国决策者对欧洲的厌恶和警惕也是重要因素，门罗宣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联邦政府初期美国精英欧洲观的自然结果。
结 语
大体来说，欧洲政治专制、战乱频发、政府不顾国民利益的形象在19世纪的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无须证明的常识，欧洲因此成为美国要极力逃离和躲避的对象，以免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受到欧洲的污染和侵蚀。虽然美国在早期对欧关系中奉行孤立主义原则的主要动力是保证军事安全和维持经济自主性，美国决策者和民众的欧洲观无疑也是孤立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美国人对欧洲的负面形象推动他们远离欧洲，但他们对欧美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渴望又没有令美国与欧洲完全隔离开来。
同时，美国政治精英对自身的定位和对欧洲的认知为美国“孤立”于欧洲的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心理基础，冲淡了美国因国家实力弱小而无法与欧洲抗衡的现实，维护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也让他们获得了拯救世界的使命感。美国人的欧洲观限制了决策者对外交手段和外交行为的选择，使得他们不会为了安全需要而选择在外交上与欧洲国家维持力量均势。奉行“孤立”原则既是为了让美国保证自己的纯洁性，抵御来自欧洲的“污染”，同时也是为了不必被迫接受欧洲“非正义”的外交模式。美国人早期对欧洲的这些负面认知一直存在于美国国民文化的深层意识中，即使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完全走出孤立主义之后，民众对欧洲的负面印象仍然存在。[注] Leif Johan Eliasson, America’sPerceptionsof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当美国的国力在客观上允许美国干涉欧洲事务时，美国人对欧洲的负面看法转化成新的对欧态度：教化并矫正欧洲的行为。此时，美国的欧洲观又为干涉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支持，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即是如此。
Alooffromthe“OldWorld”:AmericanElite’sImageofEuropeasthe“Other”andtheOriginoftheIsolationism
YAONian-da
(DepartmentofHistory,Peking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became “the other” when Americans constructed their identity. Europe is the symbol of “Old World” in the eyes of the Americans. The people there are morally degraded and lost their spirit; the governments there are brut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nd between European countries are full of violence and barbarism. The place where the Americans live is the “New World”. Contrary to the “Old World”,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pure in spirit and free to control their lives. During this period, American elites generally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this difference. They attributed the darkness of Europe to the fall of moral and the eros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and the root is the autocratic system. In order not to let the American social morality and political system be polluted by the “Old Worl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lites advocate “isolated” themselves in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 can use the oceanic barrier to avoid involvement in any Europea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Meanwhile, they can trade goods and knowledge to develop their own strength. This diplomatic strategy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with 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and the Monroe Declaration.
Keywords: American diplomacy; isolationism; the image of Europe; the image of the Other
收稿日期：2018-10-30
作者简介：姚念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王立新教授。
责任编辑：宋 鸥
标签：欧洲论文; 美国论文; 美国人论文; 美洲论文; 孤立主义论文; 《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