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历史学的时间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叙事为视角，对严复“群己权界论”进行分析，旨在厘清严复“群己权界论”的起源、嬗变过程，探索严复“群己权界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价值。在历史学的时间叙事中，严复“群己权界论”的提出经历了锐意求索、初露锋芒、会通中西、困境迷思四个阶段；在社会学的结构叙事中，严复以明确个人与群体的权利界限为自由之前提，以国群自由与个体自由为自由之基石，试图从中西文化差异和社会条件区别出发，在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关系中建立崭新的自由观。严复倡导以界分“群”“己”为前提，既捍卫“国群自由”，又尊重“个体自由”，对于明确“群域民主”“己域自由”原则，理顺“群”“己”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时间叙事；结构叙事；群己权界论；群域民主；己域自由
严复依据穆勒OnLiberty一书的主要宗旨，创造性地提出了“群己权界论”，并从中西文化差异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区别出发，在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关系中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到性的自由观。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救亡压倒自由主义启蒙”的社会条件下，严复最终不免陷入“己轻群重”的尴尬。在历史研究领域，对严复的研究由人物年谱、传记、评传逐渐向思想研究聚焦。这些研究为探讨严复及其群己权界论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史料。社会学视角下的严复及其“群己权界论”研究，得益于历史研究所提供的丰富史料，主要指向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对抗与相互涵容，聚焦于“群己权界”的自由观，“群己权界”的自由观被界定为“社会自由观”。不过，早期历史研究在对史料的处理中，往往会聚焦于历史人物、思想理论，以及与人物的思想理论相关的偶发因素，而忽视人物思想理论的发生、转变的机制、逻辑与结构。相反，社会学研究恰恰由于过度关注人物思想的发生、转变以及思想理论的宏大机制、逻辑与结构，而忽略了历史关键事件和相关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转折作用。赵鼎新认为：历史社会学追求社会学的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有机结合[1]。因此，如果从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对严复及其群己权界论加以审视，并运用历史学的时间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进行分析，将为理解严复群己权界论的起源、嬗变及其当代价值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1严复“群己权界论”的时间叙事
历史学的时间叙事，核心是依据时间线索来追溯理论、事件、现象的发生机制。时间叙事的基本手段是为理论、事件、现象梳理一条时间线索，继而在时间线索中找出导致某一结果发生的关键性节点。在“群己权界论”起源、嬗变历程中，1861-1879年，是严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与正规的西式教育，锐意求索的重要时期。1879-1900年，是严复著文译书，传播西学，初露锋芒的重要时期。1900-1914年，特别是1903年严复对穆勒《On Liberty》的译介，是其思想会通中西，扭转中文“自由”传统语义，廓清晚清学人关于“自由”迷思的关键时期。1911-1921年是严复心系国之危难，重构儒家自由伦理以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人生最后时期。
2012年统计，全国已有240座城市实现了城市防洪排涝一体化管理。城市防洪排涝管理正由过去的“九龙管水”逐步转变为“一龙管水”，集中了优势资源，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执行效率，有利于防洪排涝统一指挥、实时调度和精细化管理，避免了责任不清、互相扯皮的现象，促进了防洪排涝管理水平的提高。例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昌等市成立城市水务局，设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承担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与市水务局为两块牌子、一个班子，统一负责供水、排水、防汛、抗旱和水资源等所有涉水事务的管理工作，有效地协调供、排、防、抗的矛盾。
1.1 锐意求索(1861-1879)
严复(1854-1921)，生于福建侯官(今闽侯县)。1861-1877年，严复先后进入私塾和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并实习，期间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与正规的西式教育，这为他日后会通中西的学术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877-1879年，严复受政府遴选委派，赴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三年间，严复深切感受了英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亦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法律著作。西方人文理论与社会现实带来的双重体验与冲击，让严复对中西文化的理解比同时期的大部分学人更加深刻，也令他关注并思考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次原因。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学习完成全部留英课程，回到福州船政学堂任教。
发病初期，病蛙食欲不振，群集而畏缩不动，不肯下水。蛙头、背、四肢失去光泽，继而表皮局部开始腐烂、脱落，暴露出白色真皮层，严重者真皮下见溃疡灶，露出红色肌肉和骨骼。解剖可见病蛙腹腔内有大量透明、清亮腹水，肠壁薄而透明，肝、肾、脾等实质器官肿大，部分病蛙肝脏表现为花斑状。
1.2 初露锋芒(1880-1899)
1904-1909年，严复在翻译《法意》时，进一步介绍了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他认识到个人自由同政府的管辖存在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按法律行事，并且用法律限制政府的权利，以此保障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7]。
1.3 会通中西(1900-1910)
1903年，严复依据自己对西方自由思想的重新体认，将穆勒OnLiberty一书最初的译名《自繇释义》改为后来产生更广泛影响的《群己权界论》。按照原著的书名，最直接的方式是翻译为“论自由”[6]。然而，在彼时的中文语境中，一方面，穆勒倡导的以平等为前提的个人行动自由，在中文“自由”中无法体现。彼时中文中的“自由”，多是贬义的表达，代表危害等级身份关系与等级制度的异己力量。而穆勒原著更多探讨的是公民自由及其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界限问题。因此，严复将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反而更加贴近穆勒原著的核心思想，为国人引介了更接近真实的西方公民自由、权利观念。
综上所述，城市建筑的中水回用系统，往往需要依托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和中水资源利用来完成；对于中水就地水源就地使用的直接使用系统，需要开发商或建设方首先在观念上提升，当前环保及绿色建筑的要求，都需要中水系统与主体建筑同时设计、施工及使用，并且应把中水日回用量统计纳入绿建环保考核指标，通过合理设置城市建筑的中水系统，认真规划中水资源的主要来源，能够尽可能多地提高中水资源的应用范围，从而促进中水资源的回用价值提高，中水使用范围的扩大，让中水利用成为常态，消除社会公众对于中水回用产生过多的误解，灌输民众对节约用水与中水回用是绿色环保和建设美好家园的行动措施。
1900-1910年，是严复思想会通中西的集大成时期。这一时期的严复，总体上接受了西方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法律自由观点，并将之引介至公共领域，认为儒家自由伦理应退入私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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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1899年，是严复传播西学、著文译书的重要时期。1880年之后，刚刚留学归来，意气风发的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并未受到青睐。这让他感到难以施展才华，转而致力参加科举，但屡考不中。1895年，一场战争打破了严复作为传统学人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的人生规划。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签订的屈辱条约，唤醒了严复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严复连续写出《原强》《论世变之亟》等政论文章，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主张通过变法维新抗击外来侵略。在上述发表的文章中，严复通过对中西文化、习惯的对比，认为“自由”是构成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1896-1898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1899年翻译了穆勒OnLiberty(书名初译为《自繇释义》)。严复在著文译书的过程中阐述了中西文化对于“自由”体认的差异。但实际上，严复在这一时期并未改变对中国传统自由伦理价值观及其正当性的认知，只是为我所用地初步吸收了一些西方自由观念中有关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内容。
1911-1921年是严复心系国之危难，重构儒家自由伦理以探索救亡之路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促成了严复思想的转变。一是爆发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二是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复认为，自己以往推崇的西方文化终究是“寡廉鲜耻，利己杀人”的。严复转而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认为中国“孔孟之道”才真正是未来世界维持和平样态，确立崭新秩序的理论资源。因为，“孔孟之道”倡导的“礼”，能够确定人与人交往的“分”，帮助人与人，乃至国与国规范秩序，保持和平[8]。在人生的终点，严复在留下的遗嘱中特意提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大意在于勉励国人：中国不会灭亡，在救亡图存的路上，本国原有法制可适当增补，但不能一概抛弃，一旦遇到个人与国群发生冲突的情形，应当以国群利益为重。这样一来，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救亡压倒自由主义启蒙”的社会条件下，严复“群己权界”的自由观最终落入了“大群小己”的境地，这对于国人突破传统专制集权思想的束缚，无疑是一件憾事。
1.4 困境迷思(1911-1921)
复杂地区地震勘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噪声问题，对复杂地区的地震勘探而言其噪声类型繁多，严重影响资料品质，因此，如何压制干扰波是复杂区地震勘探的主要问题之一。山地地震勘探中的干扰大致可分为环境干扰和激发后的半生与次生干扰2大类。因此，要进行波场调整，并针对资料影响较大的干扰设计组合图形，压制干扰，提高资料的信噪比。根据干扰波的特征，把沿测线方向最强的一束干扰波作为主测线组合检波的压制对象或组合检波纵向组合基距的考滤对象；把垂直测线方向最强的一束干扰波作为联络测线组合检波的压制对象或组合检波横向组合基距的考滤对象；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地震仪器低截滤波参数或使用高频检波器进行压制。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给严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提及庚子事变，他感到“万事皆非”。对于维新变法，严复亦深感失望：“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1901年，严复在翻译《原富》时，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他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经济自由观点，他认为“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3]。意思是说政府应当像亚当·斯密主张的那样，保护人们在平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开展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与竞争[4]。不过，严复在接近西方自由思想，接引自由概念的过程中常常处于困惑与疑虑之中。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又将好言“自由”者归于“不根”之“骄嚣之风”的表现。严复认为，时人简单效仿西方“政论”很容易，然而去从事西方的“科学”就很难。严复还批评时人简单西方“政论”时充满“骄嚣”的风气，在使用“自由”“革命”等重要思想与词汇时，亦不求其确义，随意解读。严复认为时人既不通科学，又没有政治理论根基，如果随意引入“自由”，“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5]
2严复“群己权界论”的结构叙事
社会学结构叙事的核心是理论、事件、现象及其构成元素。它的基本手段就是对理论、事件、现象加以解构，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层剖缕析，厘清事件及其后果的发生机制。如前文所述，1903年，严复及其对穆勒OnLiberty的译介是扭转中文“自由”传统语义，廓清晚清学人关于“自由”迷思的关键转折点。这一转折离不开严复对于“自由”及自由权利界限的解构。
2.1 何谓自由？
严复关于群己权界的论述，实则是从中西文化差异、社会条件的区别出发，试图在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关系中区分公共领域自由权利与私领域自由权利的现代自由观念。
以是否与制度发生联系作为参照，传统语义上的“自由”有两层含义。当自由不与制度发生联系时，自由亦即由自，指一个人独处时的自得自在。比如古代汉语中的“逍遥游”，不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不涉及人伦秩序。当与制度发生联系时，“自由”多是贬义的表达，代表危害等级身份关系与等级制度的异己力量。比如《晋书·王濬传》中记载：晋武帝司马炎下诏指责王濬“忽弃明制，专擅自由”。又如《后汉书·阎皇后纪》中描述阎皇后亲戚专权，“兄弟权要，威福自由。”而在《群己权界论》的翻译凡例中，严复在为“liberty”正名的同时，亦扭转了中文“自由”的传统语义。严复认为：“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之所恃以平天下者也。”[9]这里，严复在充分理解西方自由理念的基础上，清楚地指出，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在形气中本来就是没有的，人道介于天物之间，有自由,也是有束缚的[10]。
2.2 自由之前提：“己”与“群”的权利界限
严复以明确个人与群体的权利界限为自由之前提。他指出：“夫自繇之说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确己与群之权界。”[11]421其中，“群”包括了广义的国群或狭义上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己”是指个人，“群己权界”表明的是“群”与“己”，或者说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皆有特定意义的“权”，三个层面的“权”亦有各自的界限。个人有个人层面的公民“权利”，但自由行使权利的前提是不侵害国家、群体利益。国家层面权力的行使，亦不能随意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对于穆勒OnLiberty，严复不是译成“论自由”，而是译成“群己权界论”。他用“群己权界”来规范“自由”，就是为了表明“自由”既是对权利的伸张、同时也是对权力的限制，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恣意妄为。
在严复翻译OnLiberty的清朝末年，中国是一个分化不足的社会，不仅社会成员的分化程度不高，社会分工不发达，而且个体意识不明确，个人的自主地位、自主能力和自主选择都被沉重的封建伦理所束缚。而个人的自主性没有形成也就必然影响群体意识的形成，因为个人是群体的基础，所以没有明确意识到自我权利与地位的个体，也就谈不上真实存在的群体。同时，由于个体的自主性或自主地位没有形成，群体，包括政府与国家，也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群体在组成它的个体成员有自主能力和自主意识时，才能代表其成员的利益与意志，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而当个体成员没有自主能力和自主意识时，群体就容易被私欲膨胀的个人把持，变成强权者牟取私利的工具。因此，严复认为，“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12]，即自由应以明确个人与群体的权利界限为前提。
权利与自由的边界如何界分是个重要的问题。严复以“群己权界”的观点指出了个人与群体各自的权力界限，强调群体，特别是国家政府的权利界限，目的是限制政府权利，为个体自由留下空间。限制政府或国家权利、保障个体自由的最有效措施是实施民主制度，由此，严复提出了“自由为本，民主为用”。严复认为，“自由”与“民主”作为“本”与“用”，是相辅相成的。“本”是“用”得以存在的基础；“用”是“本”得以实现的保障和手段。
2.3 自由之基石：国群自由与个体自由
严复认为：“群理之自繇，与节制对。今此篇所论释，群理自繇也。”[13]从中可见，在对“国群自由”和“个体自由”的权衡中，严复更看重前者。而“个体对于社会之自由”则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体自由。严复曾在《政治讲义》中指出:“仆前译穆勒《羣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12]1282严复把个人的言论与行动自由看作“民直”，近似于现代语境下的“公民权利”。他强调保护个体自身的独特性是“民德之本”。严复思想的振聋发聩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解读西方“自由”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指出国群公权力的实施，唯一依据是不能侵害个人权利。而不再以纲常伦理作为限制个人言论与行动自由或实施公共权力的依据。严复深知个体自由的重要性，但不单纯强调个人自由，他认为：“特观吾国今日所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利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之事，非小己自由也。”[14]这种小己自由和国群自由的论述，表明了严复是在群己关系的层面对自由加以解读的。严复所说的小己指孤立的个人，他认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达到自由状态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个人都要受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限制，脱离这些限制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此，当民族和国家处于被瓜分欺辱的境地，小己的个人自由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必须把个人自由放在首要的地位，小己个人必须通力合作，以争取和支持国群自由。
3结论
严复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这对于国人的思想启蒙意义深远。然而，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内忧外患，各种社会思潮复杂涌动的实际状况，严复很担心“自由”被滥用而带来一盘散沙，亡国灭种的恶果。因此，严复反复强调“自由”的界限，强调个人总是处于国群之中，没有绝对的自由。“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11]421在此基础上，严复进一步指出:“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因为“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12]1292严复反复强调“求存”，勉励国人外敌当前，国家的独立自由是最紧要的。严复去世已近百年，我们至今仍未能彻底解决“群”与“己”的关系问题，包括群域(公共领域)己域(私领域)界限模糊等问题。事实上，彼时严复所纠结的“大己小群”抑或“大群小己”并不是“群”与“己”关系问题的关键。“群”与“己”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划定“群己权界”，并且实现“群”与“己”的权责对应。当前，在“群”“己”界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确立群域(公共领域)己域(私领域)之间的合理关系原则对于理顺“群”与“己”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凡是公共领域之事，必须坚持民主原则。这里的公共主体，包括政府、国有企业等。例如，在个人财产方面，对于普通国民，依法纳税后的个人收入是隐私。而对于任职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人物，个人及家庭财产就应该公开(公务员阳光法案)。另一方面，凡是个人自由领域之事，必须坚持自由原则。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自由，指的是公民(或团体)在不侵犯其他公民(或团体)权利基础上，应予以尊重的权利。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倡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明确提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宏大叙事”的国家梦，也是“具体而微”的个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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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FuandHisTheoryoftheBoundaryofGroup-PowerandSelf-Rights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Sociology
WANG Kun-lun
(School of Marxist,Bengbu University,Bengbu,233030,Anhui)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narration in history and structural narration in sociology,it analyzed Yan Fu′s theory of Boundaries of Group-power and Self-rights in this paper,aimed at clarifying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Yan Fu′s theory of boundaries of group-power and self-rights,and explore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Yan Fu′s theory of Boundaries of Group-power and Self-rights in the New Era.In the time narrative of history,Yan Fu′s theory of Boundaries of Group-power and Self-rights had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keen search,first showing a sharp edge,understanding China and the West,and puzzling about predicament.In the structural narrative of sociology,Yan Fu tried to establish a brand-new concept of freedo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groups and states,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social conditions,with the premise of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right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s freedom,and the cornerstone of freedom between nations and groups as freedom.Yan Fu advocated the premise of dividing "group" and "oneself",not only safeguarded the "fr-eedom of nation and group" but also respected the basic position of "individual freedom",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principles of "group democracy" and "region freedom" in the new era and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nd "oneself".
Keywords：time narration;structural narration;Group-ownership Boundary theory;group-ownership democracy;self-ownership freedom
收稿日期：2019-04-1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7ZHKT324)；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访学研修项目(GXGNFX2018056)；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9A0704)；淮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BBXYHHWH201306)。
作者简介：王昆仑(1980-)，女，安徽怀远人，讲师，硕士。E-mail:bbxywkl@163.com
中图分类号:K258;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9)04-0116-04
标签：自由论文; 严复论文; 穆勒论文; 权利论文; 社会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近代哲学(1840~1918年)论文; 严复(1853~1921年)论文; 《蚌埠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安徽省高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7ZHKT324)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人才国内访学研修项目(GXGNFX2018056) 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9A0704) 淮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BBXYHHWH201306)论文; 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