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礼义廉耻被看作“国之四维”，是《管子·牧民》篇提出的以德治国理念。“国之四维”的治国思想，在后世受到史学家与统治者的重视和重新解读。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作为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国之四维”包含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内，并得到更好地弘扬与践行。
关键词：《管子》；礼；义；廉；耻；思想传承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1]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管子》“国之四维”是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时代精神，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的价值观念，《管子》“国之四维”思想在2000多年的社会发展中不断得到传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对其进行重申和阐述，以期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借鉴。《管子》“国之四维”思想的内涵和意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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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子》“国之四维”思想的原典分析
“国之四维”出自《管子·牧民》篇，在讲述治国之道时，《管子》开篇强调了“国之四维”的重要性：“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指明治理天下的国君要注重“国之四维”的推广和践行。“四维”的主要内涵是：“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2]
《管子》明确指出，“国之四维”包括礼、义、廉、耻四个方面。有礼，民众做事就会遵守礼节，不会僭越规范；有义，民众做事就会符合社会道义，不会妄自求进；有廉，民众做事就会注重自身检点，不会掩饰过错；有耻，民众做事就会合乎正道，不会趋从于坏人。《管子》把“国之四维”能否得到宣扬践行，提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在当时不仅是有远见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具体分析“国之四维”的内容，可以看出，在《管子》的治国理论体系内，“礼义廉耻”的要求和实现的目的各有不同，而又环环相扣，逻辑性极强。“礼不逾节”，即“礼”可以让人们各守其职，遵守法度；“义不自进”，即“义”可以让人减少奸诈之心，不过度追求功名；“廉不蔽恶”，即“廉”让人品性完美高洁，不包庇坏人恶行，不掩饰过失错误；“耻不从枉”，即“耻”让人有羞耻之心，不与坏人同流合污。
《管子》非常看重以德治国的策略，“国之四维”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围绕着“国之四维”的要求，《管子》还在《五辅》篇中明确提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权修》篇中要求民众“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管子》指出这是治国的根本。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复事”“奖励”“处罚”等选拔人才的制度。《管子》主张奖励有德才的人，建议地方官员推荐好义、质仁、慈孝父母又长悌闻于乡里的人。有崇高道德的施行仁义的人，才可胜任国事，获得民众的拥护。反之，《管子》主张处罚那些不慈孝父母、不长悌乡里、骄横浮躁、淫乱施暴、不遵守法令的人。有奖励有惩罚，让民众知道社会风气的导向，这样才可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方法（两层筛分法）：选择一个筛盖、7目和18目的两个标准筛及一个底筛，按照从上到下的原则将其放置于振动机上，然后称取试样100.0 g，放置于组合试验筛的顶层筛内，开启振动筛，连续摇筛10 min（或手工筛理将试验筛做平面回转5 min），筛分充分完成后分别收集各层筛上物并称重（精确到0.1 g），计算。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国之四维”是一种道德教育思想，目的是为了实现“王霸天下”。礼、义、廉、耻在促进齐国全民道德教化、凝聚民心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其本质在于通过道德的约束，达到治国的目的。“国之四维”强调的是以德治国，包括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3]，这体现出当时统治者已充分意识到“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国之四维”提出的礼义廉耻治国理念，所管辖、约束的对象包括君主、朝廷官员、百姓这三类对象。《管子·牧民》篇指出：“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君主以身作则，身先示范，遵守礼义廉耻的规章制度，为各级官员和全国百姓做出榜样，就会达到国固邦宁的统治目的。《管子·任法》篇认为：“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国家危亡的不祥征兆体现在许多方面，各级大臣们不遵守道德礼义是重要的表现方式。《管子·权修》篇主张：“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普通民众如果丢弃了廉耻之心，根本不可能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4]。在《管子》“国之四维”的治国理念中，上至诸侯王室，下到布衣百姓，都必须践行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
《管子》“国之四维”的提出，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从齐国文化传统发展来看，“国之四维”是对吕尚礼法思想的继承和传扬；从时代思潮的角度来看，“国之四维”是春秋时代盛行礼治思想的组成部分。自春秋时期开始，周王室式微，各诸侯国受到极大冲击，宗法等级制度首当其冲。一些思想家、学者开始进行反思，从而对“礼”给予关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西周治国比较稳定，渊源于礼制，即宗法制、等级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礼节仪式比较稳固，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管仲生活于这一时代，自然会受到这股强大“礼”治思潮的影响。《管子》的“国之四维”，既是“礼”治思潮的产物，同时又给予这一思潮以有力的推动[5]。
《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的治国理论，在齐国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是齐国国势发展强盛的前提和保障。同时，《管子》“国之四维”的治国理论引起了后世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在此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管子》“国之四维”被反复提及和阐释，凸显出其时代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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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子》“国之四维”思想的后世传承
康熙也专门著文《四维解》[12]，维护管子“国之四维”的提法，并针对柳宗元质疑管子提出“国之四维”的观点作出反驳。康熙分析说：“论其统体，人苟能以礼义自守，未有不能以廉耻自防者，则是廉耻即在礼义之中也。而论其节目，人若视廉耻为小节，则已逾礼义之大闲。是言礼义不得不并举廉耻也。”从逻辑包涵关系来看，廉耻包括在礼义之中，而从条目的组成方面来看，礼义必须与廉耻并列。康熙指出，在生活中，如果有人受到“无礼义”的讽刺，贤者和不肖者反应不同：“今有人焉责人，曰：是无礼义者，则其人之贤者，不能不以动其心，而不肖者，亦或不以介其意矣。”贤者可能会产生情绪的波动，勉励自己进行改善完美；而不肖者可能会不以为然，依旧安于品性不好的状态：“动其心者，则将勉而益进于善；不以介其意者，则将以为固然，而安于不肖之为。”对于受“无礼义”讽刺的人来说，心理的承受度处于能够忍受的状态。
采用吸入药物粒度碰撞器（NGI）体外模拟药物吸入肺中分布，白藜芦醇DPPC脂质粉雾剂在2～7级接收盘中FPF为28.1%，明显高于白藜芦醇原料药13.3%（图4）。普通的原料药无法满足肺吸入要求，需要制备优化的白藜芦醇DPPC脂质粉雾剂，提高肺部沉积率，满足粉雾剂给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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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特意指出：“《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6]贾谊认为，《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非常重要。贾谊以秦王朝为反面事例进行论证：秦王朝不讲求礼义廉耻，君臣关系混乱不堪，六亲之间互相残杀，百姓民众叛离朝廷，前后只用13年的时间，王朝就灭亡了。贾谊认为，结合秦代灭亡的教训与汉初社会的现实情况，统治者必须践行《管子》的“国之四维”观念，改变存在的恶劣社会风俗习惯，这是实现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
五代时期的冯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倒翁”式的人物，早年冯道曾效力于后梁王朝的燕王刘守光，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4个朝代的10位皇帝在位时都曾任要职，并向辽太宗称臣。在这期间，他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等高位。后代史学家在为冯道立传时，从忠君的立场出发，对其评价很低。如北宋欧阳修为他立传，以《管子》“国之四维”的理念，骂他“不知廉耻”，《新五代史·冯道传》云：“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7]冯道作为朝廷高级官员，见风使舵，对国君毫无忠心，晚年自号“长乐老”，真正是寡廉鲜耻的典型。作为宋代史学家，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可谓相当低劣。
而如果有人受到“无廉耻”的嘲弄，强悍者与柔弱者反应也不一样，强悍的人会怒形于色，而柔弱的人内心深处会产生惊惧：“又或责人曰：是无廉耻者，则其人之强者，必拂然怒于其色；而弱者，亦必戄然惧于其中矣。”这两种情感都是内心深处涌起波澜的反应，是勉励人们改劣趋善的良好机会：“怒于色与惧于中者，皆动其心而勉为善者之机也。”
确实，正如毛泽东所提到的，清朝雍正皇帝的确对《管子》“国之四维”理念比较赞同。雍正五年(1727年)，礼部以“士人当有礼义廉耻”为论题考试新科进士，对于士子们的答卷，雍正皇帝非常不满意，特意作《谕礼义廉耻辩》[11]，对管子“四维论”的内涵进行详尽的辨析和阐述。首先，雍正对“国之四维”进行整体定位：“古人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者，盖天下之大，四海之众，皆范围其中。”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接着从内涵包括的“大”范围和“小”范围对礼义廉耻进行解释。
雍正对“礼”的分析为：“以礼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此礼之大者；进退周旋，俯仰揖让，此礼之小者也。”对“义”的分析为：“以义言之，如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无党无偏，和衷共济，此义之大者；然诺不欺，出入必谨，此义之小者也。”对“廉”的分析为：“以廉言之，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箪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对“耻”的分析为：“以耻言之，为人君者宪天出治，诫和万夫，则当以一夫不获为其所耻。为人臣者行义道达，兼善天下，则当以其君不为尧舜为耻。若夫乡党自好，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此乃耻之小者耳。”
为什么人们会对“无礼义”和“无廉耻”的评价反应区别如此之大呢？康熙分析原因说：“廉耻之名，视礼义之名为尤切；无廉耻之名，视无礼义之名为尤不可居也。”对普通民众来说，廉耻的名声，比礼义的名声更为重要，寡廉鲜耻的评价，比不讲礼义的评价更为不可取。在结语中，康熙肯定了管子“国之四维”的提法：“故言礼义而并言廉耻，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是管子之意也。”康熙站在治理国家的立场上，认为礼义廉耻四维并提，可以使天下人警惕防范，在自身修养方面具有祛恶扬善的动机和行为。这可看作管子提出“国之四维”治国的本意。言语之中，康熙帝也认为，如果把礼义与廉耻割裂，认为礼、义、廉、耻不可并称四维，正是给那些不顾廉耻却又伪装履行礼义者以可乘之机，这会极大败坏社会风气。
古代学者中最早引用《管子》“国之四维”的，当推汉代初期的贾谊。在《治安策》中，贾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主张。贾谊指出，汉初的国家局势并不太平，很多方面出现社会危机和潜在隐患，其中之一即为民俗悖乱，“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社会生活中充盈着目无尊长、毫无忌惮、犯上作乱的恶劣习气。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较好办法，就是确立礼义规范制度。
标准曲线的制作：取芦丁标准液（0.1 mg/mL）0.0、2.0、4.0、6.0、8.0、10.0 mL于6只25 mL比色管中，用70%乙醇补充至12.5 mL，加入1.0 mL 5%亚硝酸钠溶液，静置5 min后加入1.0 mL 10%硝酸铝，6 min后加入5 mL 1 mol/L氢氧化钠溶液，摇匀，用70%乙醇稀释至刻度，静置10 min，在510 nm波长下测吸光值，以芦丁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回归方程为：y=10.775x-0.0026，R2=0.997。
毛泽东在读《资治通鉴》和新旧《五代史》时，对欧阳修以《管子》“国之四维”思想评价冯道印象深刻。1913年，年轻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8]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思考治国的重要问题，如怎样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怎样防止干部腐化堕落，怎样达到长治久安，等等。对此，毛泽东曾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9]1975年，晚年毛泽东在与工作人员谈论《资治通鉴》时，又谈到欧阳修评冯道的这些话。他说：“如书里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那非天下大乱不可。”[10]
由上述雍正关于“礼义廉耻”的训话可知，在雍正看来，“礼义廉耻”的内涵，“大”的方面是净化社会风气，使全天下的国君、臣子和百姓各守其职，各尽其能，共建安康大业。“小”的方面而言，是加强自身的品性磨砺，陶冶身心，涵养德性，力争使自身成为修养比较完备的人。因为这次训话主要是针对官吏臣子的，最后雍正强调说：“窥小节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则细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也就是说，雍正对各级官吏提出要求，积极践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标准和规范，把国家治理得国泰民安。而从雍正对礼义廉耻的具体要求来看，雍正是用《管子》“国之四维”理念的“旧瓶”，来装自己教化臣民的“新酒”。
这次她问他:“累不累?”林丹摇头，啄了她的嘴唇一下，她笑着躲。她说:“怎么跟她说的?”说完便是后悔了。“跟她撒了谎，明天回去。”两人都不再说话，五味涌上心头。
在肯定了礼义廉耻四维并提的基础之上，康熙又对“廉”进行了详细阐述。康熙《廉静论》[13]指出“廉”是“四维”之一，对官吏来说，“廉”德非常重要，云：“盖礼义廉耻，《管子》所谓国之四维。夫廉者，四维之一而已矣，然未有秉礼守义知耻而不廉者也。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从“廉”的含义和要求来看，为官者必须践行这种德性：“廉则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则有所不为，凡无礼无义无耻者，皆所不为者也。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矣，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仕宦者能够“廉”而奉法为民，则国泰民安，天下大治。
同时，通过比对阅览图书的人次和进入电子阅览室的人数可以发现：喜欢上网阅览的人数略少于借阅人数，说明青少年读者对电子阅览的方式接受能力强，兴趣大，由于电子设备的数量以及数据库软件的短缺，限制了使用强度。选择纸质图书的阅读方式更加传统、稳定，更多青少年选择文学类、艺术类以及拼音类的图书，倾向于图画鲜明，色彩丰富的图书，内容以文学创作的为主。原本借阅图书馆与电子阅览分为两个独立空间，改造后合为一体，更加开放，可以使青少年合理分配两者的时间。
“廉”不仅是官吏应遵守的规范，对做学问的人或其他人来说，也一样如此：“善哉，廉静之言，立身行己之大端，制事理物之要道。凡为学者，皆宜然也。”最后康熙真诚地希望：“故愿天下为真廉吏，斯能为真安静之吏。”这是康熙读汉代诏令时发出的感慨。汉诏有云：“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康熙读此，执念于《管子》的“国之四维”有感而发。
《管子》“国之四维”的理念对历代统治者颇有影响，统治者把它看作是净化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的重要方式和标准。到了民国时期，孙中山创制的作为国服的中山装，也延用了“国之四维”的理念，即中山装前身有四个口袋，代表了“国之四维”，也即《管子·牧民》篇记载的“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14]。中山装的四个口袋，成了《管子》“国之四维”思想传承的另外一种文化载体，是毋忘传统美德的象征。
三、《管子》“国之四维”的现代价值
《管子》“国之四维”的治国理念，还具有极强的现代价值和借鉴意义。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网络时代崛起，全球化的交往合作日益密切，在人们的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不同文化的交错激荡，爱国护民、锐意进取、团结互助、科学文明的良好精神风尚是社会的主流风貌，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紊乱，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道德观念甚嚣尘上，权力、金钱、地位成为唯一追求的目标，许多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抛之脑后。
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氛围，引导公民道德建设，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时，提出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主要内容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15]
荣辱观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一对基本道德范畴，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应用。《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八荣八耻”重在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竞争与协作等各种关系。这其中反映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分别体现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的完美结合。学者夏学銮主张，像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这样的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包涵在内，并且详细分析说，新时代的“礼”，就是礼貌、礼节、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新时代的“义”，就是仁义、仗义、有担当；新时代的“廉”，就是廉洁、清廉、洁身自好；新时代的“耻”，就是懂得羞愧、耻辱、有内疚心[16]。《管子》“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中所包含的文明礼貌、以义制利、清正廉洁、自尊自重等内容，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好好进行宣传和践行。
与儒家文化比较而言，《管子》的“国之四维”理念，具备以德治国的哲学理论，也具有实践层面的以德治国举措，使《管子》“国之四维”治国理念带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富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管子》“国之四维”思想在发展中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其文化内涵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在当今全球化整体发展的新时代，《管子》“国之四维”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更好地弘扬和践行，这有利于将其丰富内涵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自信，使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更好地融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油助力。
作为先秦时期的著名典籍，《管子》提出一系列国家治理方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理念即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管子》“国之四维”的治国方针，对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发展强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后，历代统治者、学者等纷纷对“国之四维”思想进行辨析，并依据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国之四维”思想重新解读，其中欧阳修、康熙帝、雍正帝、毛泽东等的阐析对后世影响深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之四维”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想鲜明体现出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并凝聚、承载着人民大众的精神信仰和奋力追求[17]。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在新世纪的今天，《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思想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的德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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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9)05-0036-05
收稿日期：2019-04-20
基金项目：山东社科规划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17CLSJ03)；山东高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管子治国理政智慧的历史维度研究”(J17RA071)。
作者简介：张艳丽(1978-- )，女，山东金乡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齐鲁地方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9．05．114
〔责任编辑：朱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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