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许炳新，安徽六安人，中共党员，六级伤残军人。1923年出生，1938年15岁的我开始参加抗日游击队，后随部队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三营，担任营部通讯员。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时任侦察通讯连副连长，渡江战役时任突击连副连长。1953年任空军第四航校飞行大队参谋长，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大尉军衔。1958年转业，1980年离休后定居江苏徐州，享受地（市）厅级待遇。在伍及工作期间，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四等功4次；并荣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各1枚，荣获“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各1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各1枚。
在国外，融资租赁之所以发展快速，一方面是因为起步较早，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该行业的扶持。而我国，政府近几年才对该行业重视，但人才的培养、市场环境的完善都需要时间，该行业缺乏一个整体、系统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西部地区，西部市场经济没有东部发达，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强，这方面更加需要政府的帮助。目前，西部融资租赁业面临两大发展机遇：其一，正值“西部大开发”计划的第二阶段，是加快西部经济产业化以及市场化步伐的关键时期。其二，习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囊括了我国西部绝大部分地区，这对西部的发展又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西部各级政府应借此机遇，助力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6]。
光阴荏苒，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光已经过去70多年了。在我10多年的战争生涯中，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留下了一些永远难忘的记忆。这些记忆正在随着身体的衰老而变得支离破碎，挥之不去的只剩下些残缺的片段，且有时也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无法用更详实生动的语言来描述战斗的残酷和场面的壮烈。我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既是对过去战斗历程的纪念，更是对在革命战争中无数流血的先辈们和牺牲的先烈们的深切缅怀。
父子寻找部队被捕入狱
我父亲许朝佑1927年到武汉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回来后投身农民协会的组织和联络工作，24岁加入六安游击队，随后改编为红色赤卫队，他担任队长。1931年组建红二十五军时，我父亲将部队带入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并任三营营长，后调任边区政府工作。1934年冬随红军长征，在西康负伤。1936年6月随部分红军和伤员回到大别山地区，我父亲再次负伤，养伤期间得知我母亲已病逝，遂返乡料理后事，不曾想自己早就成为地方当局通缉的“共匪”要犯。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父亲不敢在家停留，只好将年幼的弟弟托付给他人，便带着我寻找部队。然而此时与部队已联系不上了。因为大别山的红军都撤到外围作战去了，山里面的红军游击队没有固定营地，只好先和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6年秋，经当地中共党组织介绍，父亲和我从安徽寿县启程前往巢湖投奔孙中德的游击队伍。途中以卖皇历为掩护。
复兴集战斗的前几天晚上，我的副营长被哨兵误伤打死了。他是从延安派来的，也是这个营的战斗指挥员，当时刘营长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改编过来的，不会指挥打仗，所以在战斗中全靠副营长指挥。那段时间正是蒋、日、伪合流时期，形势非常紧张，经常有敌人探子来我们驻地侦察。副营长牺牲后，团里又派来一名作战科科长担任副营长。他刚调来，营里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就遇上了这次战斗。当时一个连外出执行任务了，驻地只有两个连的战斗人员和一个连的非战斗人员。
在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多时间。初期，我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敌人用香火烧，用烙铁往两肋烙，用老虎凳子，用竹签往手指甲里扎……用尽了酷刑，逼着让他交代中共党组织的情况。我的父亲悄悄叮嘱我：“不管怎样打，都不能说出真实身份，更不能说出党组织的相关内容。”我看着父亲身上没有一处完整的地方，被打烂的伤十分恐怖，老是做噩梦。监狱里的房间很小，只有10多平方米，地面就是泥土地，一根草都没有，一年四季就睡在地上，犯人多的时候连躺着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身上生满了虱子还有疥疮。
虽然如此，但我父亲并没有停止活动，他悄悄与几位中共党员狱友商议，等出狱后要组建游击队伍。在他们商议期间，我就在旁边悄悄放哨，如果来了狱警我就会及时通风报信。因为我是孩子，在监狱里相对自由些。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0年的10月28日，国民党一三八师、游击十纵及驻定远、滁县的侵华日军共三股力量，对新四军津浦路西根据地实施夹击。他们将我团包围了起来。对于这次偷袭，我部没有预料到。我营七连和敌人率先接上了火，那时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状态，我的心里格外着急，赶快叫起了营长，希望他能做主，然而，他却下达撤离命令，我当时非常气愤。
1938年4月，在日军侵占合肥前的几天，国民党部队准备撤退了，无暇顾及监狱里的犯人，恰逢国共合作期间，于是弃城之前将监狱里的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出来。出狱后，我的父亲与几位中共党员狱友便一起去约定的地方组建游击队伍了。我被托付在狱友李太常家，父亲说等游击队成立后再接我。
第一次独立完成任务
1938年底的一天早晨，我们的队伍在中派河被侵华日军包围。这次突围事关整个队伍的生死存亡，如果不是我及时将信息传达出去，后果不堪设想。那次也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任务。
本次调查样本男女比例基本均衡，平均年龄约为23.7岁，月消费水平从800到10 000元不等，集中于2 500元以下；多为来自东南亚、南亚的留学生群体，有极小部分华裔；来华时长从1个月到7年不等，以小于1年和2.5～4年居多，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初始，游击大队有3个中队，中队里还有分队。很快上级就给游击大队派来了干部。大队政委叫胡寅初，还有各个中队指导员都是红二十八军派来的红军干部。编制为新四军四支队九团第四游击大队。1938年6月，被正式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三营。我担任营部通讯员。
1938年夏，合肥中派河抗日游击大队已初具雏形。不久，我被父亲接到了游击大队，那年我15岁，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算是真正参加了革命。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设有歌剧院、音乐厅、多功能戏剧厅、影视中心、艺术博物馆等5个场馆，还设有中央文化大厅及其他配套服务区。其中，歌剧院是艺术中心的核心演出场所，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达65米，观众席1613位。歌剧院的设计参考传统意大利建筑风格，是一个由三维艺术陶片、竹料包边而成的弧形场馆。馆内采用了反声板和可移动式舞台，不仅能起到照明、反声的作用，还能满足大型表演的特殊需求。音乐厅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厅内采用“葡萄庄园”式环绕设计，舞台四周设1000个观众席位。墙体设计采用传统宣纸的褶皱感及牡丹图案，由25000片人工打磨的陶片错落拼接而成，立体感强烈。
那天天刚蒙蒙亮，村庄还在沉睡。大队部文书早起锻炼身体。他到河边划船过河在村外的小路上跑步时，突然发现田地里埋伏了大批的日军。文书当时穿着便装，没有暴露身份，赶快跑回营地向政委汇报，请政委赶快决断。政委立刻组织部队突围。大队长赵干臣却不同意，说要给小鬼子干一场，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政委焦急地说：“赶快撤吧！不然来不及了。”这时，前面的哨兵已与日军打了起来，我们的战士刚打了几枪，敌人的几挺机枪就响了起来。敌人这次偷袭显然是有备而来，我们必须立刻撤退。由于我父亲的一中队和大队部都住在一起，已经知道情况了。政委胡寅初让我赶快去二中队和三中队送信，通知他们立刻转移。这是我第一次、独自接到命令。我即刻出发，没来得及给父亲说一声，就上了小船。
参照 《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 （试行）》[4]并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艾滋病健康教育评价指标。防艾生活技能：包括风险识别能力、寻求帮助能力、协商能力、拒绝能力，评分分为完全掌握、不完全掌握、未掌握，单项打分0～3分，分数越高表示该项能力越强；艾滋病知识：包括同性性行为会增加艾滋病感染风险、性行为无保护增加艾滋病感染、与艾滋病患者发生性关系会患艾滋病、艾滋病可预防等20项，选项为“是”“否”；对待艾滋病态度：包括艾滋病患者需公开身份、是否愿意与艾滋病患者共处一室等6项。在首次班会前以及最后一次班会结束后发放问卷，统一填写并收集、保存。由本课题组成员完成阅卷工作。
Boosting算法问题在于更多关注不能正确分类样本数据，对于边界样本会导致权重失衡，产生“退化问题”。在Boosting基础上使用指数权重产生用于二值分类的AdaBoost算法[28，29]。
小船一到对岸，我飞快地向二中队跑去。二中队的队长听后严肃地说：“马上撤退！”我看着他们跑到了河边，向北岸游去。
3) 遥控启动。当主机处于备车完毕状态、控制部位在集控台时，将集控台车钟手柄从停车位置扳向正车(或倒车)任意位置，系统向电喷控制系统发出正车(或倒车)启动指令，由电喷控制系统控制主机正转(反转)启动。
我又向三中队跑去。三中队当时住在中派河村子边的古庙里，他们正在吃早饭。我说：“敌人上来了，政委让你们立刻撤退。”指导员听后将信将疑。说时迟那时快，外围警戒的枪响了，三中队的队长高声喊叫着：“快撤。”我向大门外跑去，刚出大门，敌人的机枪子弹就从我身边打过，我一愣神，发现后面并没有人跟我出来，回头看时，院子里已经没有人了，原来他们都从后门走了。由于我对地形不熟，回去也跟不上了，就沿着大门前面的路向东面奔跑，又一梭子弹从身后打过来，将身旁一根柱子打断了，这时我才知道敌人的子弹多么厉害！
当我跑到河边，撤退的队伍已经把船划到了对面，这里已经没有船了，我不会游泳，怎么办，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只能顺着河沿，弓着腰拼命地往东面跑，因为河边比较低加上我个头矮又猫着腰，敌人站得高没看到我。跑了一会，前面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同时后面的枪声还在响。我十分焦急，凭着感觉，还是选择继续向东跑，因为我从大队部出来时，看到一中队和大队部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我一口气又向前跑了几里路。看到河面宽阔，水面一点涟漪都没有，寂静的河道让我感到孤助无援非常恐惧。已是正午时分，我这才想起还没吃一口东西，赶紧捧起河水喝了一肚子。接着坚定地向东面走去。路上遇见一个放鹅的老太太，问她是否看到了新四军游击队，老太太说前面的村子有很多人，不知是不是我要找的队伍，于是我又向前面跑了一阵。
当我找到一中队时，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父亲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我，马上给我拿来一碗饭让我吃。这次日军偷袭没有成功，3个中队无一人伤亡。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政委说：“这次突围，通讯员许炳新立了大功，在大家慌忙撤退的时候，他迎着敌人上，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使我们二、三中队安全撤退无一伤亡，他的英勇值得大队全体战士们学习。”这时旁边的几个战士将我举了起来，抛向空中，顿时掌声雷动，一片欢呼。
与侵华日军作战首次负伤
1939年的春天，我部奉命东进淮南，以定远县的藕塘地区为中心开创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日、伪、顽三方相互勾结利用，控制着地盘和老百姓，抵制新四军的进入。我部随时都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每天都有战斗，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条件十分艰苦，夜里睡觉不脱衣服，枪抱在怀里，有时一夜要转移好几次。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吃的，缺医少药，不少同志负伤后因没有药物医治而牺牲。
一次，我部又和侵华日军遭遇，战斗中被敌人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当时年龄较小没战斗经验，老战士按着我，不让我动。由于战斗很激烈，我耐不住性子，举枪跟着打了起来。步枪性能较差且只能单打，即打完一颗子弹后还要再换上一颗。因我年小体弱，拉枪栓很吃力，便不由自主将屁股撅起来了，瞬间敌人的子弹打中了我的臀部，顿时鲜血染红了我的裤子。由于当时没有交通沟，下不去，只能趴在原地任其流血。战斗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天色渐渐晚，敌人怕夜晚吃亏，主动撤离了，我们才得以脱身。
我负伤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因为没有药，只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结果伤口发炎了，子弹打伤的地方还是挖了下来，肌肉少了一大块。每天还要行军打仗，我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生怕掉队，有时急行军一天要走上百里，没负伤的人都受不了，我的困难更是无法形容。
叶挺军长想带我走
1939年5月6日，新四军叶挺军长一行到东汤池。记得第一次见到叶挺军长是在第四支队九团三营全体官兵欢迎仪式上。当时，我作为营部通讯员跟随营长迎接叶挺军长。他和蔼可亲，和营部的人一一握手，我受宠若惊，心想这么大的官，怎么如此平易近人。
叶挺军长在东汤池给全营做报告。他讲话很有水平，号召我们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站在一条线上，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我对他特别敬佩，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教诲。真是心想事成。第二天，营长找我谈话：“小许，这回军长一行来我们这里工作，可能要有一段时间，他们需要一个勤务兵。营部考虑你政治上可靠，经研究决定安排你专门为叶挺军长服务，希望你机灵点，把首长服务好。”我听后高兴地说：“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我感到非常光荣，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1) 综合报警一览。提供实时报警一览信息。每条信息包括: 报警/预警位号、位号描述、报警类型、发生时间、确认时间、恢复时间(历史数据)、优先级等。对于每列的信息，可以通过设置过滤、排序等，更新一览表，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段、报警类型、工艺区域等查询报警信息。
在服务叶挺期间，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军长对我这个“小鬼”也是厚爱有加，经常找我谈谈心、拉拉家常，高兴时还手把手教我打手枪，有时我不认识的字他会告诉我，还会给我解释字的含义。他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彼此感觉印象很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8月3日，叶挺一行从东汤池启程返回司令部。我营抽了一个连由王副营长带队奉命护送叶挺军长回四支队司令部舒城东港冲，我因是勤务兵也必须跟着去。原本说好我们将叶挺军长护送到乌沙就完成任务了，下面一段路由支队司令部的人来接。
赵三听得别人说“女学生”是什么“党”。但是他不晓得什么“党”做什么解释。当夜在喝酒以后把这一切密事告诉了王婆，他也不知道那“女学生”到底有什么密事，到底为什么才死？他只感到不许传说的事情神秘，他也必定要说。
到达目的地后，大家都去休息了，我是勤务兵，不能离开首长，就在门口院子里待命。叶挺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看到我后问王副营长：“小许这孩子长得挺讨人喜欢的，蛮机灵的。我要是把他带走你们舍得吗？”王副营长说，军长要，我们还有什么不舍得的。“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小的年龄就出来当兵了。”王副营长告诉叶军长我是六安人，父亲也是一位老红军。叶军长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小鬼，部队里的生活习惯吗？”我笑了笑说：“报告首长，我是老兵，一切都习惯了。”叶军长听后哈哈大笑：“好一个老兵呀！愿意跟我走吗？”我说服从命令，不知我父亲是否同意。叶挺看了看我又说：“好，以后我再来江北你还给我干内务好吗？”我说：“服从命令。”
后来司令部迎接的队伍没有来，我们便继续护送军长去舒城东港冲司令部。在那里我与叶挺军长依依惜别，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许炳新大尉军衔照
我的“集结号”
1940年初，我所在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东进到定远县的藕塘地区活动。全椒县复兴集是我营的驻地，这个地方一度成为敌占区，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在那里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我们决不能失去这块战略要地。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保卫复兴集！”“保卫江北指挥部！”
路上出现了意外。走到董家岗子时，我们被国民党独立五旅以红军探子的名义在卡口逮捕。审讯中，不管我父亲怎样解释，对方认定他就是红军探子，并且在红军里一定担任着重要的职务。接着就将我父亲按到地上打，还往他嘴里和鼻子里灌辣椒水，我吓得嚎啕大哭。经过一番拷打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信息，便将我们父子俩关押起来。过了十几天时间，国民党部队要开拔了，就把我们押往合肥监狱。
1937年冬天，一群飞机从监狱上空飞过，接着就听到附近有轰炸声，浓烟滚滚。作为职业军人的父亲很敏感，他说这声音没有规律，好像全城都被炸了，看来日本人真的要侵占中国了。
枪声很快响起，就像过年时万家齐鸣的鞭炮，还伴随着爆炸声，杀声一片。在混战中，我看到七连连长李远手里抱着一挺轻机枪，不停地扫射敌人，还高喊着让大家赶快撤。敌人越打越多，我们寡不敌众，被迫向快活岭撤退，因为快活岭后面就是团部驻地。另外，除了这个方向没有敌人以外，三面都是敌人。后来听说国民党军队出动1万多人从三面围攻我们，只留下了后面的快活岭。我营仅剩下的几十个战士，也只有向快活岭上撤退。我跟在刘营长的后面，保护着他撤退。一边跑一边回过头来阻击敌人，从村里撤到村外，沿着山坡往上撤。我当时名义上是通信员，实际上还肩负着营长的警卫员。没想到这时山上已经埋伏了大批的日军，显然是与国民党部队勾结，共同实施的一次“围剿”计划。
突然，我被后面的日军子弹打中了头部，应声倒下，顿时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听到团长说：“那是谁呀？趴在那里，赶快走，敌人又要上来了！”我想喊人，可是舌头不听使唤，但我的吼声还是被团长听到了。有战友把我扶起来，这时我的眼睛已看不清楚东西，以为是天黑了。朦胧中刚跟着跑了几步，就无法控制自己，一头栽倒在稻田里。昏迷的我被抬到了团部医疗所，由于伤势太重，第二天被转送师部医院。
几个月后我的伤奇迹般地好了，即将痊愈的时候，我回到了师卫生院二分所。在那里，见到了我营几个负伤的战士，其中还有七连的，听说七连近150人，只有许司务长带的七八个战士生还，主要是炊事班的非战斗人员。
侦通连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的军事情报，给上级首长提供敌人的具体部署，是首长指挥判断的重要依据。我到任不久就遇到一件事。那天，师里来了一个侦察参谋，他不去找连长，而是直接找到我。当时我们大部队已经在宿县铁佛寺一带驻扎，并将敌人团团包围起来。上级命令，围而不攻。师侦察参谋来找我是想要敌人的防御情报。因为我调来不久，还没有了解敌人的具体情况，于是带上他去找连长张策，没想到张策也不知道敌人的情况。侦察参谋看到这个情况，顿时有点急了，带着生气的口吻说：“你们干什么吃的，敌人的情况你们不管怎样也要掌握一些呀！现在首长要得急，你们看怎么办？”我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先到敌人的前沿阵地上去侦察一下，看看能掌握他们的什么情况吧，最好能抓个‘舌头’给首长送去，现场一问不就把敌情摸清楚了吗？”连长张策皱着眉头说：“我们虽然把敌人给围起来了，但里面进不去，敌人现在是惊弓之鸟，情况比较复杂，不太好办。”我接着说：“既然首长急着要敌人的情报，说明非常重要，什么都不要说了，现在就去，根据情况再说吧。”连长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挑了个比较精干的侦察兵，同时带着师侦察参谋，一行三人便奔向敌人阵地去了。
到了1941年初，我的伤痊愈后就留在了卫生所通讯班当班长。几个月后组建徐海东特务连，我有幸被调往徐海东特务连。1945年，徐海东去大连疗养。我从此结束了4年多的警卫工作，后来被分到俘虏军官教导营担任排长。由于成绩突出荣立了三等功，并被选送至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在第八期学员中担任区队长。1947年，抗大四分校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我任党支部委员。
淮海战场捉“舌头”
1948年秋天，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毕业之际，我写了去前线的申请，几个领导却分别找我谈话，大意是“有很多同志都想留校工作，可惜没有机会。你怎么不愿意留校？希望你认真对待。”于是，我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深思熟虑，我依然决定奔赴前线。
要结合东营市实际情况，制定出金融支持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及措施，大力推进银行机构开发金融、支持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重点解决贷款担保难问题。
1.潜水医学领域专利公开的种类：截止2016年9月30日，中国潜水医学领域专利公开量达9 161件，其中发明专利数量4 683件，占所有潜水医学领域专利比例为51.12%，实用新型专利4 439件，占比为48.46%。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潜水医学领域的科技成果非常丰富，并且以专利形式保护是其主要的手段，发明专利占比较高，说明该专业领域的专利含金量相对较高，技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创新度高，具有新兴应用型交叉学科的特点。见表1。
此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双方打得非常惨烈。11月22日，全歼驻守徐州碾庄地区的黄伯韬兵团。我到淮海战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承担接收国民党俘虏官兵的任务。由于此前我在鲁中俘虏军官管理处工作过，有一定的经验，所以部队首长让我来负责临时的领导工作。
完成排查接收俘虏任务以后，我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四十九团侦察通讯连副连长。
到连队以后，很快我军开始向敌人发动全面反攻，这也是淮海战役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候。1948年11月15日，我部攻克宿县（今宿州市），隔断了徐州与蚌埠的联系，孤立了徐州，并将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阻止于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
板块估值下行这一点上，既有A股市场波动的因素，也受到行业本身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外部环境的波动使大盘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游戏板块从行业发展环境和基本面上，并没有全面有力反弹的充足理由。
那一仗真是太惨烈了。
到了敌人前沿阵地，我们先在外围侦察了一下，那里遍布着一道道壕沟和各种防御工事，相互联通，敌人阵地前是一片开阔地，没有掩体，不远处只有一个哨兵。我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发现左边有一个高地，上面长了一些荒草，于是，我们迂回过去，这个位置离敌人阵地前面不远，我们在一处杂草丛中隐藏起来，并细致地观察。首先用望远镜看了一遍，敌人占据了附近一带的所有村庄和主要道路，利用这些村庄构筑起了一道道防御工事，使互相之间有联系，以便随时支援。在哨兵的后面较远处都没发现敌人，这可是一个抓“舌头”的好机会。我大致推算了一下，如果在抓捕过程中暴露，哨兵开枪报信，村里的敌人赶到，至少需要5分钟，这个时间完全可以安全撤离。于是说：“先进战壕里摸一摸，看看交通沟是否能通到哨兵的后面。”经过几个迂回，我们来到了敌人的前沿防御交通沟的后面。由于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哨兵将棉帽的耳朵放了下来，两手揣进袖筒里，缩着脖子，枪背在肩上，一边来回晃动着，一边嘴里还喋喋不休地骂着，大意是换岗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接岗的还没有来。我认定他此时的警惕性极差，正好是抓捕的最佳时机，于是简单商量一下，决定把他带回去再说。
许炳新获授二等功奖状
我从左后面的交通沟匍匐前进，小心翼翼地向哨兵靠近，距离还有5米左右时，心跳加快，怕被发现，大气都不敢出，瞪大两眼始终目视哨兵动向，身子继续慢慢靠近，此时，师侦察参谋带着侦察兵，从右边迂回过来，两边同时向哨兵靠近，当我接近约2米时，哨兵突然有所发觉，马上去摸枪，拇指已预压扳机，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起，猛地将哨兵扑倒，伸手掐住他的脖子，将他压在身下，并用手枪顶住他的脑袋，低声说：“不老实就打死你！”接着把敌人的双手捆住。我吩咐道：“立刻撤退。”可是，俘虏躺在地上不愿跟着走。我说：“我们优待俘虏，不过你要不配合我现在就毙了你。”我边说边将哨兵抓起来，押着快速离开敌阵地。大约跑了几百米的时候，村里的敌人追了出来，朝着我们撤退的方向不断放枪。在这个当口，俘虏装着被绊倒不愿走了。侦察兵用枪托往他身上砸了一下，又朝他屁股上踢了两脚，接着一边拉枪栓，一边给我说：“副连长，这小子耍赖，崩了他算了。”我伸手抓着俘虏说：“你不要命了是吗？”我的枪口还没抬起，俘虏就起来了，一口气连拉带扯进了我们的防区。跑回来后，才发现我的一只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
（一）融合发展紧密度不够，未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一个新课题，融合的目标、手段、重点任务等内容没有统一固定的发展模式，需在发展过程中边探索边提炼。但目前没有融合发展专门规划的引领，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举措，没有建立推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机制。同时，在文旅融合过程中，更多的是侧重于旅游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和宣传营销，忽略了旅游文化产品的策划、包装及推广。
“舌头”先被押到了团部，团长立刻对俘虏进行了审讯。接着，我和师参谋又一起将他押送到师部，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
1949年2月9日，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原华野十七师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四十九团改为二一一团，我被调到二营四连担任渡江第一梯队突击连副连长，这个连是我师的第一突击连。随即我师动身南下，等待渡江。虽然我是个老战士，也参加战斗多次，但带兵指挥打仗还是第一次，这可是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激动得夜不能寐。
带领突击连打过长江去
淮海战役后，我二十四军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开赴合肥整编，1949年2月底结束，七十一师奉命进驻长江边。我二一一团驻扎在皖中无为县南，长江边的姚沟附近地区，紧锣密鼓准备进军江南的工作，比如筹集船只、训练游泳、划船，开展军事练兵等。3月中旬在江边集结待命。
总前委要求，各个军、师、团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派到第一梯队去，不留后手。渡江前，首长在会上给我们下了一个死命令：突击部队只能向前冲，不能向后退，违者就地执行纪律。
我团担任突击任务。那时我才25岁，担任突击连副连长，感到十分自豪。殊不知，在战斗中副连长职位是基层的一个主要战斗指挥员，是一个拼命的职位。
4月9日和10日，参战的连排干部反复在江边察看地形。10日夜间，船只集中隐藏到江堤内侧的待渡点。4月11日19时，参战部队全部到达待渡位置，一切准备就绪。19时30分，船只翻堤入江到起渡点。21时，部队登船完毕，各船均由部队培训的水手驾驶，我带领四连二排战士参战，协同六连偷渡夹江攻打太阳洲。21时15分，在炮火的掩护下，驾船直奔太阳洲。由于动作迅速且是偷袭，直到我们靠近对岸大约四五十米的距离时，敌人才发现并开始疯狂开火，企图阻止我们前进。战士们一边还击一边迅速攻上了太阳洲。翌日4时许全歼守敌850多人。太阳洲这块渡江“跳板”牢牢踩在我二一一团的脚下。这算是渡江战役的第一仗。
在洲上的那段时间，主要任务是进行渡江演练，比如航行编队、通信联络、水上射击、救护、堵漏、登陆突破，等等。
4月20日下午，副军长皮定均在师、团首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二营，做最后的检查，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橡胶圈外观质量应符合以下要求：颜色均匀，表面不应有游离硫；材质致密，无肉眼可见的杂质、气孔、裂缝及其他有碍使用的缺陷；单个橡胶圈上凹凸不超过1 mm，面积不超过6 mm2，且不多于3处；飞边须除净，其厚度不应超过0.4 mm，剪损宽度应不超过0.8 mm；无平面扭曲现象，带接头的橡胶圈，接头处应平顺无分离迹象，接头处错位不应超过0.5 mm；每个橡胶圈只容许有1个接头。
18时左右，我军开始用大炮向对岸的江防前沿猛轰，敌军也向我方拼命打炮抵抗，突击部队过大江的行动即将开始。战士们在炮火掩护下将掩藏在江北岸内的船只推了出来，由内河翻堤入江。对岸的敌军发现了我们的行动，朝我们起渡点打炮，企图摧毁船只，阻止渡江。炮火持续了很长时间才停息，江面上又恢复了宁静。此时，我一个班一个班的检查，主要是枪支弹药的配备情况，又到每一个小船上亲自检查一遍，才感到有些心安。
许炳新（前左）1950年与战友合影
首批渡江的突击连已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20时，首长下达命令，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电报，要求每一个突击队员都能听到，战士们口口相传“今晚毛主席在等待我们胜利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同给突击队员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每一个战士万分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勇敢杀敌，完成渡江任务。
我突击连以班为单位，每个班一艘小船。这次的干部安排是副职在前正职在后，我和一排副钟少盛在最前面。各突击班的战士分别坐在小船的两边，每一个船上都有十几个战士。我带领一排在前面，指导员冯先坤带领三排在右边，连长廖胜乘和副指导员汤玉钦带领二排和炊事班随后，呈倒三角形。战士们轻装上阵，将救生衣套在军装外面，每人手持一把冲锋枪，背负一把铁锹、一只水壶，携带一天的干粮，背包和其他行李全部交给第二梯队渡江的部队，将足够的弹药装在身上。
月光被薄薄的阴云遮挡，江面上一片漆黑，等待着涨潮。不一会儿，潮水涨起来了，风也刮了起来，而且是顺风。21时15分，随着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赤红耀眼的光泽撕破了长江上空的阴霾，像两颗红红的流星高高的悬挂在空中。
我军炮火开始怒吼，二一一团作为先头部队4个连冲在最前面，战士们坐在小船里身体向前倾斜着，尽量压低自己的目标，双眼怒视着前方，将自己背后的军锹也拿下来当船桨用，大家齐心协力地划。江水滔滔，波澜起伏。小木船在湍急的江水中颠簸，飞驰前行。当船离对岸不到200米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们打炮，因为靠近敌人阵地太近，炮弹已起不了作用，都打到了第二梯队。霎时间，敌人的各种轻重武器一齐向我突击队疯狂打来。敌人还接二连三地发射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密集的子弹打在江水中如同暴雨。有的船被敌炮弹炸翻，有的船壁被打穿。一排长带的那只船被敌人的机枪打得直转圈，顺着江水就往下游去了……
在这紧要关头，偷渡改为强渡。我突击部队任凭子弹在耳边呼啸，心中只有一个目标——登陆。我在突击三班的小船中，心潮澎湃，手里紧紧握着驳壳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眼紧紧地盯着对岸敌人阵地的方向。在离南岸100米左右的时候，敌人集中火力向我突击连射击，企图把我突击部队压制在水面上。战士们毫不畏惧继续前进，结果小船受阻，因敌人在江边水下布设了多层铁丝网和木桩，小船无法靠岸，我高声命令战士们下水、抢滩登陆。战士们半截身子在水里，一边向敌人开枪，一边向岸上冲击。此时是21时30分左右，突击部队一登陆，我立刻让通讯员小王发了4颗信号弹，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成功登陆。
敌人阵地上的地堡和暗堡同时疯狂扫射着，火力封锁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看着激愤高扬的战士们，我高声命令道：“卧倒！”我看着前方那两挺重机枪，大声命令道：“机枪手，压制敌人火力。”我连几挺轻机枪同时开火，敌人像发疯似的拼命反抗，火力丝毫不减。此时我焦急万分，心想如果直接冲上去，战士们伤亡会很大；如果不冲，眼看越来越多的后续部队就上来了，没有登陆空间，伤亡会更大。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后续部队扫平障碍，开辟道路。正在我们伺机要拔下这个火力点时，机会来了：敌人的一挺重机枪突然“哑巴”了。我厉声命令：“同志们，冲啊！”我边喊边冲了上去，径直向那挺喷着火焰的重机枪冲去。战士们看着我不顾一切往上冲，几个机枪手同时对准了那挺重机枪射击，使得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战士们紧跟着冲向敌人。敌人立刻放弃抵抗，拼命向后溃逃，四处乱窜。还有一些来不及跑的跪地交枪求饶，高举着双手投降。
只有躲在碉堡里的敌人还在疯狂反抗。我跳进了敌人的战壕，发现壕沟里插满了竹签子，原来他们早有准备，幸好没有扎着我。里面只有靠边上有一条弯曲的窄道可以走，我沿着交通沟冲向一个大碉堡，对着里面的敌人高声喊：“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却没有一点回应。刚才那些敌人都跑哪里去了？我后面的战士要向里面冲，被我拦住了，对着战壕上面的战士说：“向里面打一梭子！”打完后还是没有动静，我说：“小王，向里面扔两颗手榴弹。”话音刚落，后面的一个战士就将一颗手榴弹扔了进去。随着一声巨响，烟雾弥漫的碉堡里传出嚎叫声“饶命啊！饶命！我们投降！”接着，敌人举着双手从里面走了出来，一下出来了20多个，还有几个军官。原来，这是敌人的前沿指挥所。滩头阵地被我们控制后，溃散的敌人到处乱跑。接着，我们又与兄弟部队一同向敌纵深攻击。
标签：敌人论文; 部队论文; 营长论文; 军长论文; 哨兵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文史春秋》2019年第6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