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一烟创作的影片《中华女儿》剧照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亡，不畏艰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真实写照。
当年，中共中央在西安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迎接那些热血青年到延安作为三大任务（开展统一战线，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为边区和前方转送战争物资）之一。经统计，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就有3万多人。翻开那一本本历史档案，一个个顽强的身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杨汉秀——隐姓埋名奔延安
杨汉秀1913年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地主家庭。她的大伯父杨森是四川军阀，父亲杨懋修曾任川军师长。原本可以过衣食无忧“杨家大小姐”的杨汉秀，在1926年“万县惨案”爆发后，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
4.牛巴氏杆菌病（肺炎型）。每年应按时注射牛多杀性巴氏杆菌病弱毒菌苗，治疗应选用敏感抗菌药物进行治疗，如羧苄西林、头孢噻呋钠等。为了缓解酸中毒可静脉输入碳酸氢钠溶液，注射利尿剂呋噻咪。
那年9月，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城。正在万县读书的杨汉秀亲历了这场惨案，目睹了英军暴行，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之后，经伯父杨森介绍，杨汉秀认识了在第二十军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朱德，年仅13岁的杨汉秀从此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新观念。
下乡后，杨汉秀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7年3月，渠县伪警察长漆旭怀疑她和延安有联系，把她抓起来送往成都，关在将军衙门政治犯监狱，后因找不到真凭实据，加上她是杨森的侄女，当局不得不下令取保释放。杨汉秀出狱后，革命意志却愈加坚定，把近4000公斤的黄谷和一些棉絮及两枝枪交给地下党，支援华蓥山游击队，还经常往返于重庆、渠县之间，为筹集枪支和活动经费而奔忙。
1934年，杨汉秀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坚决退掉包办婚姻，毅然和家境贫寒的渠县小学教员赵致和结婚，婚后夫妇一同去上海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杨汉秀回到渠县，丈夫不幸病世，留下一儿一女，但她没有被家庭的重负所羁绊，一心向往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在以家庭教师为掩护身份的地下党员朱挹清的帮助下，杨汉秀到成都《星芒报》社做校对工作。在此期间，她对朱挹清表示：“真理在何处，为我所知。无论杨家铁门或四川剑门，岂能锁囚于我？！纵然是爬，也定去延安！”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报纸上得知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正率领部队在敌后作战。这使得她在逆境中又看到了希望。
重庆“九二”火灾发生后，杨汉秀以其亲眼目睹之事实，当面斥责杨森反动成性，并揭露国民党妄图将此重大事件嫁祸于共产党的险恶用心。杨森恼羞成怒，将杨汉秀秘密逮捕关押，随后又下令将其处死。11月27日，离重庆解放前三天，杨汉秀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金刚坡，时年37岁。
有机氰化反应最初采用极毒氢氰酸和金属氰化物为氰化剂，但这些氰化剂容易造成对人和环境的危害。近几年以三甲基硅烷氰化物(TMSCN)为氰化剂的研究报道[17-19]不断出现，但这种氰化试剂对水气很敏感，容易潮解而释放出剧毒的氰化氢气体，仍然摆脱不了对环境的危险性，所以也不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氰化试剂。随着近年来绿色化学的兴起和发展，环境友好和原子经济性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不但对绿色有机合成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发展机遇。目前此类反应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绿色高效的氰化剂探寻和相关衍生物的合成[20-21]。
2016年6月剪取不同种源家系3 a生樟树1 a生半木质化枝条，将顶梢修剪成15 cm左右长，保留顶部3片营养叶并剪成半叶，其余叶去除。将修剪好的枝条用3 000 mg/L吲哚丁酸(IBA)速蘸(1 min)处理插穗基部[5]，用红壤土+草木灰(v/v，4：1)作为扦插基质。每个处理45～60个插穗，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均做好标记，以便后期记录和管理。
延安时的杨汉秀
杨汉秀与子女合影
当杨汉秀向朱总司令表示要脱离家庭，坚决去延安时，朱老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家里条件那么优越，延安的生活可是特别艰苦啊。杨汉秀当即对朱老总表态：“我决心要做军阀、地主家庭的叛逆者，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就是无名无姓也决不姓杨。”朱老总对她的行为大加鼓励，笑着对她说：“照你自己说的无名无姓，就叫吴铭吧。”
不久，杨汉秀由八路军办事处护送到达延安，以吴铭的身份进入延安女子大学第七班学习，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学习，后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3月，在朱德和王维舟的关怀下，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她被派往关中专署工作，1945年7月参加爷台山战斗，后又调往八一剧团任美术教员，参加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文艺同工农结合的秧歌运动等。朱德总司令两次在延安枣园接见了她。
1946年3月2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和谈，在延安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王维舟把杨汉秀介绍给周恩来。杨汉秀于1946年9月随周恩来回到重庆。由于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了内战，杨汉秀一下飞机就遭到特务的监视。她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转到渠县农村从事地下工作。
颜一烟后来先后任《人民戏剧》杂志编委、主编，东北文艺工作团一团团委及编辑出版部部长、编辑、演员，东北电影制片厂编辑。中央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室编剧，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编剧、演员，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创作了多部电影、小说、散文和诗歌，影响和激励着无数人。
319 Correlation between clusterin expression and recurrence of calcium oxalate kidney stone
重庆解放后，有关方面一直在搜集杨汉秀烈士的光辉事迹，寻找其遗骸。曾在中共南方局做过组织工作的龙潜到渣滓洞凭吊牺牲的难友时，也专门打听当年由周恩来从延安带回重庆的吴铭，因不知她在国统区的公开活动时的姓名而未果。因在延安时的革命战士“吴铭”与军阀杨森侄女“杨汉秀”两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是同一人。所以，不管是组织还是家人，多年查找都无她的下落。
1948年9月，杨汉秀第二次被捕，被关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监狱。她在狱中非常关心难友，常把家里送去的东西分享给难友们。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经常组织同室难友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弄得看守们狼狈不堪。
杨森在族内亲人的央求下，不得已于1949年4月将她保释出狱，并接到杨公馆中住下，责令她不准再参与共产党活动，还提出送她到美国去生活，但遭到她严词拒绝。
1940年春，杨汉秀带着朱挹清老师的推荐信，开始了北上征程。可在宝鸡，她受到国民党部队阻挠，只得改道山西。在冲破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后，杨汉秀克服旅途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这年冬天抵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七贤庄，见到了阔别14年的朱德伯伯。他们一见面，朱总司令一眼就认出了她。
对于生鲜类冷冻冷藏产品，采用全程冷链关键。从供应商的出库到电商的冷库，中间不能离开冷藏，仓库在验收入库时要检查送货车辆以及温度是否达标。水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也是验收时的重点关注内容，如果拟入库商品在短期内要出库或者销售状况好、市场需求大，就适合选择成熟度比较高的商品，但是如果拟入库商品有较长的销售期，就适合选择成熟度比较低的商品，这样才能避免配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出现腐烂变质的情况。不过成熟度偏低的产品在口感和品质上会有一定程度的欠缺，所以在采购入库时要尽量避免这一类。
到1961年，杨汉秀托给别人抚养的女儿李继业无意中听说自己的母亲叫“杨异秀”，牺牲在重庆渣滓洞。在她后来看了小说《红岩》后，更想弄清母亲的情况，就经常去渣滓洞寻找线索。当她得知同事裴蜀的父亲曾是重庆地下党时，急切地想通过裴父打听母亲的下落。裴父专程从辽宁来重庆，一见李继业，直呼“和杨汉秀长得一模一样”。后来，在清理杨汉秀的遗物过程中，又寻找到周恩来当年写的一封介绍信、两处亲笔批字，更进一步证明国民党集中营关押的杨汉秀即是当年延安的吴铭。1980年11月25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杨汉秀遗骨安葬仪式隆重举行，时隔三十多年，杨汉秀终于长眠于歌乐山烈士陵园。
任东北文工团团员时的颜一烟
颜一烟——皇亲格格到延安
颜一烟本名颜毓芳，1913年6月13日出生在北京一个封建贵胄家庭，祖父是清朝一品顶戴，父亲是世袭官僚，王府内称她为毓芳格格，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有汽车的生活，还有两个专门伺候她的“妇差”。
毓芳格格7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续娶的是溥仪的族姐、段祺瑞的干女儿金熙。1928年，父亲带着继母和哥哥颜毓蘅去了奉天(即沈阳)，把毓芳遗弃在北京。她只好选择到不收学费的北京温泉女中就读。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写作，并把名字改为颜一烟。
1934年，从天津河北女师毕业后，颜一烟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颜一烟入学已经两年半，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她毅然决定中断学业，马上归国投身抗战。一到上海，她就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队，在队里担任秘书，既写剧本，又参加演出。
如图1所示，Client通过自定义协议向Server发送请求，Server监测Client连接请求，为每一个Client连接请求生成一个服务线程，考虑到每一个连接都需要一定的系统开销，所以Server自己维护连接归入池中。因此，线程池负责分配管理和释放Client连接，允许系统重复使用一个现有连接，而不是重新建立一个。
1937年，颜一烟的笔录活报剧《九一八以来》在《抗战戏剧》杂志发表，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及四川旅外剧队等戏剧团体争相演出。她执笔的话剧《飞将军》也由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演出，作品激励着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
颜一烟后来到了武汉，参与了抗日影片《最后一滴血》的拍摄工作。她在一次聆听周恩来所做的报告后，就一心想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颜一烟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李克农同意了她的要求，写信介绍她去延安。有些亲朋好友劝她不要去延安，说延安的生活很苦，冬季天寒地冻，夏天酷热难耐，被汗水浸湿的粗布衣服干了以后，放在那儿都能立起来不倒下。但这些没有动摇她到延安去的决心。1938年春，颜一烟从武汉启程，到西安后，即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到。
[2]Doug K.Evalut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inter protection,a review of three research studies,Comlotion for Education in the outdoors:Research Symposium Proce edings,1996,4（2）.
在无数奔赴延安的人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乘汽车去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之遥，当时又不通火车，来往的汽车也很少。办事处安排她加入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一同步行前往延安。对于坐不上汽车的人来说，要走完这段路程，不啻一次“小长征”，而颜一烟这个皇亲格格就走完了这样的“小长征”。
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处山岭起伏，沟壑纵横。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几天之后，他们便腰酸腿疼，脚上也打满了血泡。尽管如此，颜一烟仍坚持着不停地向前走，有时甚至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才有旅馆住宿。进了旅馆一躺下来，累得动也不想动。他们整整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到延安的那一天，当远远望见作为延安显著标志的宝塔时，颜一烟激动得泪如泉涌，把疲劳全忘掉了。到延安后，颜一烟先在“抗大”学习，当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调“抗大文工团”任剧作组长，1939年夏调“鲁艺”艺术指导科任教员。
1940年，颜一烟在话剧《日出》中成功地扮演了“顾八奶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某剧团演出的《日出》后评价说：“还是我们延安的‘顾八奶奶’好！”后来，《日出》在东北演出，大连人民对颜一烟精湛的演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她的表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并给她打了“120分”的超高分。
1939年、1944年，颜一烟被延安“鲁艺”评为模范工作者，1946年又被东北文艺工作团一团评为模范工作者。1948年，颜一烟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创作了电影剧本《中华女儿》，1949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中华女儿》取材于抗日战争“八女投江”的事迹，再现了八位抗联女战士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与日军血战到底绝不屈服，最后集体殉国的英雄事迹，获得了文化部第一届优秀影片奖。
这是入秋之后，第一个不下雨的黄昏。敬老院里，几个最活跃的老头，他们提着芭蕉扇和马扎子出了院门，坐在湖堤上的乌桕树下正准备闲侃。还没等人们想好话题，老冬瓜气喘吁吁地提着马扎子赶来了。湖面上吹过来带着鱼腥味和水草香的凉风。你们等着瞧吧，不是我胡说，咱敬老院用不了多久要发生杀人的命案。老鳜鱼这狗日的疯了，他要杀人。老冬瓜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片杨树叶随着野鸭子飞逝的暗影，在每个老人的脸上漂移不定。空气的颜色浑浊得像一坛陈年老酒。
赫利森接着观察了免疫细胞是如何通过导血管从颅骨移动到脑膜的，在小鼠体内和体外都是如此。“在体内观察非常具有挑战性，”她说，“血液从硬脑膜（脑膜的一层）外流向颅骨，而细胞则向相反的方向流动。可以看到细胞在逆流而上爬行。”
李昭——拖着病体去延安
李昭原名叫李淑秀，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城里。外公是当地的绅士，妈妈高慧兰是高公馆里的二小姐。她父亲李仲侯是湖南宁乡县人，是一个仕途欲望很强的人，他的好友叶开鑫成了湖南一个颇有实力的军阀，他就抛妻离子回了湖南，再没有回来。
李淑秀到了上学的年龄，妈妈把她送到宿县城里天主教办的著名的启秀学校就读。启秀虽是教会学校，但抗日救国之声还是悄悄传进了校园。外柔内刚的李淑秀毅然决然地走出高公馆，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7年，16岁的李淑秀参加了当地第五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在服务团里她结识了罗秀珍、徐秀兰和牛正宗等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搞宣传，写标语，去西北军的冯玉祥部队、到东北军的张学良部队慰问演出。遇到敌机来轰炸，他们奋不顾身组织群众防空，救护伤员，掩埋尸体。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沦陷的国土越来越多，他们找到地下党组织，要求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妈妈知道后虽然泪水夺眶而出，但她却没有阻拦女儿去打日本人，她懂得强敌入侵，岂能安居的道理。李淑秀为了不让外婆和妈妈流泪，临走的那一天，她背着行装，哼着《木兰词》，没有向家人告别，和几个伙伴悄悄地走了。
路上，几个女伴异口同声提出，马上要成为行军打仗、放枪放炮的游击队员了，还都叫什么秀、什么花的，应该改成响亮、简洁、上口的名字。罗秀珍马上响应：“都说我又瘦又小，我要锻炼成又高又大、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从今天起我就改名叫罗健，健康的健。”徐秀兰说：“罗秀珍要健康，我要敏捷，我就改名叫徐敏了。”李淑秀沉思了片刻说：“我改名李昭吧！”见大家不明白，她解释说：“‘昭’是明朗、光明的意思。我要昭示天下，我是抗日游击队员李昭！”
没过几天，豫东游击队增加了十几名新队员：罗健、徐敏、李昭和牛正宗等。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战热情高涨，军民团结，一派生机。根据地的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新四军师长的彭雪枫，他经常给游击队员们讲话做报告，尤其是讲到抗日的指挥中心延安时，讲得动人心弦，令人心驰神往。李昭代表大家提出想去延安的想法，彭雪枫立即鼓励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李昭（中间站立者）在工作中
1939年的元宵节刚过，豫东大地的小麦刚刚冒尖，李昭一行从根据地出发了。他们背着行装，冒着刺骨的寒风向西行进。没有吃过大苦、没走过远路的学生娃，第二天个个脚掌就磨出了血泡，但谁也没叫苦，坐下歇一会儿，然后一起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继续前行。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住环境最差的旅店，没有洗澡、泡脚的条件，不几天身上长了虱子，开始又害怕又恶心，时间一长，身上虱子多了，习惯了，不痒了。他们想起豫东的游击队员把身上的虱子冠以“革命虫”“光荣虫”的美称，他们也戏称身上的虱子是“抗战虫”！
恭喜以下 3 位意粉：155⋆⋆⋆⋆2998，138⋆⋆⋆⋆0054，138⋆⋆⋆⋆0054 等我们的大礼吧！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仅仅将成本局限于生产成本的范围之内，并不能反映为实现业务收入而付出的总资源成本，这并不能反映企业实际的业务情况。通过合理的作业划分及作业成本法的应用，将研发支出完全分配至各产品成本，以获取更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为企业产品定价提供全面真实的成本信息，以避免因定价不准而不足弥补成本的情况[7]。然而，在作业成本法的应用中，合理分配成本的关键在于作业划分和成本动因的选择，但这些选择都存在较多的估计因素，使得成本分配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因此，企业在应用作业成本法处理研发支出时，必须注意选择的合理性及估计的准确性。
他们好不容易走到驻马店，总算见到了一个热闹的城市，每人吃了一碗热汤榨菜面，算是近来最奢侈的一顿午餐了。但他们去延安心切，没有在舒适的环境停留。他们原打算坐火车去洛阳再转西安，没想到车站遭日军轰炸，他们只好又继续步行。
由于长途跋涉，身体消耗大，没到洛阳，李昭就感冒发烧了。她是女生中的领头羊，怕影响同伴们的情绪，就一直忍着，有时咳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有时浑身软得头也直不起来，但她靠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到了西安。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被平息以后，蒋介石嫡系部队控制的西安成了国民党的“剿共”指挥中心，宪兵、特务横行，他们追捕、绑架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为了躲开特务、宪兵，年稍长一些的牛正宗把同伴们安顿在一个不显眼的旅店里，然后他以上街买东西为名，找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搞清了去八路军办事处的路线，他马上返回旅店，让大家分头去办事处。人到齐之后，他把从豫东根据地带来的介绍信拿出来，请办事处尽快安排他们去延安。可是去延安的车刚开出一趟，下一趟车还要等上好几天。大家都急着去延安，决定不等汽车了，继续步行走。但李昭这时病得更厉害了，体温高到三十八度五，办事处负责人再三劝她留在西安治疗好后再去。李昭极不情愿地挥别战友，留在西安住了三个多月。
一个和风拂面、天气晴朗的上午，八路军办事处为病好了的李昭安排了一辆去延安的运输车。她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成了“女大”第一期高级研究班俄语专业的学员。
新中国成立后，李昭曾任国棉一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北京服装协会会长等职。2002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走访李昭时，她寄语纪念馆：“培育革命苗圃，抗战胜利的摇篮，指引革命前进的方向。”
（责任编辑：贾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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