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企业参与生态建设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郑凌霄[1]（2021）在《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环境问题。能源消费的数量以几何级数的形式激增,跃居世界首位。随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能源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提到环境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工业污染,但是现在的环境污染形式日益多样化,变成了由工业污染、机动车尾气污染和居民日常生活污染组成的复合型污染。从2012年冬天开始,全国各地频发的雾霾污染,不仅大大降低了空气能见度,而且携带了大量的细菌和病毒,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也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全球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治理雾霾污染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雾霾污染所具有的复合型、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治理的难度,这就使得雾霾污染的治理成为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级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及理论,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后文进行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认识到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存在空间的溢出性、关联性,才能使各地政府有进行跨域合作的动因。其次,在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存在空间关联非线性、动态演变特点的前提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中央政府对雾霾污染治理高度重视的形势下,重点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当地雾霾污染治理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某个地方的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会对相邻地区的雾霾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引起雾霾污染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基于跨域理论运用博弈方法,研究不同情形下区域联盟内相邻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并进行模拟仿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排污企业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积极性;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主体,进一步研究三个有限理性主体在参与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工作的协同收益与支付的治理成本,以期为能够更好地进行雾霾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好的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构建了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对雾霾污染研究的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指出由于雾霾的高区域性、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其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必须打破原有行政区划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有效推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合作治理,因此构建横向跨域协同治理理论;同时,雾霾污染本身存在的公共性、外部性特点,其治理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利益,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雾霾污染治理主体的利益共同点及利益冲突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因此,为切实提高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效果,基于跨域治理和协同治理视角,本文提出了横向跨区域协同和纵向利益相关者协同相结合的网格化治理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研究雾霾污染协同治理问题,形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特点分析。首先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出我国的雾霾污染整体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分异性特点,并从年度、季度、月度三个时间尺度对2014年后的雾霾污染的现状进行重点分析。然后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创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反距离矩阵、经济距离权重矩阵,对我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局部莫兰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分析结果,分析探讨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布局、空间集聚性特点。从全局来看,不管是空间邻接矩阵（0-1矩阵）还是反距离矩阵或者是经济距离权重矩阵,雾霾污染的全局莫兰指数都通过了1%的显着性水平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雾霾污染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性;从局部来看,我国80%以上的省市都处于莫兰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地区都是空间正相关,只有很少比例的省份处于第二、第四象限。山西、陕西、湖南等省份会有所变动,其他绝大部分省份变动情况较少,因而这进一步说明全国各省市的雾霾浓度也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从长期来看,具有稳定性。第三,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部分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分析。子样本分析中分别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0—2012年和2013—2017年进行时间异质性分组。从全国来看,环境规制系数显着为负,环境规制水平越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越好,但环境规制的空间滞后项虽然也为负,却不显着,影响效果可以忽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没有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还没有出现;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没有显着降低雾霾污染的水平;人口密度的加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加大道路长度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都可能会引起雾霾污染问题;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使得雾霾污染水平程度加深。分时间来看,2000-2012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较为显着,有效地抑制了雾霾污染;但2013—2017年期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不显着。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抑制作用明显,对于西部地区呈现出不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雾霾污染的跨域联合治理,采用微分博弈方法,根据区域联盟内雾霾污染治理时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情形,分别为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没有影响;区域联盟内某地雾霾污染事件的发生,不仅对雾霾发生地政府的政治成本产生影响,对另一地政府也会带来政治成本损失;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分别建立微分博弈模型,并两两对比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努力程度都与自己支付的治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进行对比,发现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小于第一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各治霾主体在协同治霾过程中存在“搭便车”现象;通过对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的对比,发现第三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都大于第二种情形下各治霾主体的努力程度,这意味着引入监督、考核、惩罚机制后,可以提高治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霾协同收益。第五,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博弈研究。基于“企业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积极主动治理雾霾的主观能动性差、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现实背景,对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雾霾污染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两个主体的长期演化稳定策略会受到企业治理成本、获得的协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及地方政府协同收益与惩罚力度之间的关系影响。第六,地方政府、企业及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通过对雾霾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主体,基于有限理性而采取的不同策略和行动,构建三方主体共治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不同主体在长期反复的博弈中不断调整的策略,最终形成（公众积极参与、企业减排达标、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的理想策略。通过对单种群纯策略、混合策略均衡稳定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单种群纯策略的均衡稳定性不仅与影响各个主体自身策略的因素有关,而且还会受到其他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在三方共治的雾霾污染治理情景中,不管最初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企业是否减排达标,只要公众愿意积极参与治理行动,此时三方主体将全部参与到雾霾污染治理行动中,进而雾霾污染治理将会得到显着改善,进入稳定和良性循环状态;反之,当系统处于不良情景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或支持,企业或者公众都不会有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动力,从而系统会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最终雾霾污染治理将陷入“公地悲剧”的状态。在三方主体以一定的概率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情景下,通过分析影响各主体决策参数的敏感度,我们发现企业与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他们的行动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只要地方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保障公众参与雾霾污染治理的切身利益,鼓励公众行使第三方监管权利,就可以最终形成三方共治的良好状态。该论文共有图17幅,表32个,参考文献242篇。
李世斌[2]（2021）在《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也开始集中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日益强化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将是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重点任务。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解决现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必要选择。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互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上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长期依靠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环境规制在实现短期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技术创新激励。而近年来以信息公开和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弥补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从而通过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在技术创新现实基础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层面验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技术创新激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针对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最后,针对我国技术创新导向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上,本文认为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仅包含政府和企业两个参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行为,即使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体系下,企业仍然缺乏技术创新激励。而当社会公众以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形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时,能够起到弱化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谋行为的作用,从而产生源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新激励,而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信息供给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进一步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声誉机制加强了外部约束,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条件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环境风险,从而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利用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构造准自然实验,针对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稳健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着地提高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能够通过提高发明专利和绿色专利比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结构;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着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地区;城市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间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强后衰退的特征,省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影响。第三,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针对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影响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自愿性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对技术创新结构的影响上,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以及绿色专利占比的提高,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发明专利占比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企业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优于其他地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各区域企业技术创新均不存在显着影响;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重污染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显着影响,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环境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中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调节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产生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完善了“波特假说”中关于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梳理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这一新兴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地阐释,并通过实践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第二,丰富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公众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调节传统环境规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这为采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第三,拓展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样本数据,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三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检验,进一步拓展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证经验。
郭建斌[3]（2021）在《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治理机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治理研究的“黑箱”,对其构成要件和工作策略等机理问题分析则是打开“黑箱”看到机制工作画面的钥匙。中共十九大以后,我国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成为我国应对长期性、全局性、复杂性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思路,也成为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然而,生态环境共治机制这只“黑箱”内部结构如何?其机理如何运行?如何进行机制有效性判定?这些都是当前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研究以上述问题为导向,首先着力于“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环境治理新理念下的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相关问题分析:一是对跨域环境治理、环境多元治理及环境治理模型机制等方面现有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将跨域和协同融合上升为环境多元共治理论方面研究比较匮乏,对多元共治机理过程分析渗入的经济学思考较少,从经济机制设计层面对环境治理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鲜有发现;二是对环境治理理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研究的理论支撑价值进行了分析,发现已有的环境治理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多元共治分析提供部分理论支撑,经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范式能够为我国环境治理新理念的机制化表达和解构提供较好思路;三是对新阶段环境治理机制选择和判定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必然转向多元共治的基本判断,在准确识别政府、企业、公众关系的基础上,将环境治理新理念下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解构为政府引导机制、企业履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接着,研究将“跨域”作为具体研究背景,涵盖了政府引导机制中政府所跨越的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企业履责机制中企业所跨越的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公众参与机制中公众所跨越的中央政府域和地方政府域;将“治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对刚性干预到柔性干预的思维变革进行剖析,对被动履责到主动履责的转向进行求证,对缺席治理到参与治理的实践进行探索;将“机制”作为研究的关键核心,对现行的单一环境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对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判定,对环境治理新理念如何机制化表达和解构进行详细深入分析。在政府引导机制分析当中,研究从“公共物品——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引导”的理论逻辑方向切入,分析了跨国营企业域和民营企业域背景下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理,引入委托代理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方向讨论了政府对企业最优激励合同设定问题,发现在更接近于现实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当政府能够观测到影响企业运行环境的外生变量,且当外生变量影响企业低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与企业高投入时产出分布密度的比（似然率）时,外生变量应被写入激励合同。在企业履责机制分析中,研究将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置于市场运行过程中进行分析,将矫正调整因素加入到传统市场运行过程中,从跨机构消费者域和个体消费者域的背景下分析企业履责动因,设立“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分析了市场运行中企业履责博弈情况,发现在政府介入（规制与引导）既定的情况下,博弈总能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在公众参与机制分析中,研究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和经济学基础,从跨中央政府域和跨地方政府域的背景分析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指出了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并在“合作期望”的条件下分析了“公众——政府”环境治理演化博弈过程,发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最后,研究对“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进行了适度评价和深一步拓展。将企业作为利益目标比较的关键主体,依据企业与政府比较、企业与公众比较的思路来审查结果是否和解构分析中的结果相一致,再选择从完全显示到参数传递、二维信息、一维信息逐层比对的原始但却有效的方式来判定信息有效性,发现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的要求都是可以实现的。在对解构得出的环境治理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拓展时,比较了不同领域问题的本质是否相同,回答了“为什么能够一般化”的问题,进而依据“系统环境实现代言人政治压力均衡、信息交互有效维度最低、各主体行为利于社会总福利目标实现”的三个标准要求,提出了用来解决类似领域治理问题的“系统环境——信息交互——主体行为”多层嵌入的一般化理论工具。据此,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中国语境的结论:（1）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投资的方式可以达到引导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标。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引导是一个历经演化的动态过程,且会产生杠杆效应,杠杆效应容易促使政府出台科技资源投入相关政策,进而形成资源流向示范,利于扩大科技创新投入供给规模和改善科技创新投入的供给结构,能以政府科技创新投入为杠杆,形成整个社会科技创新投入的集聚,进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改进的目的。（2）企业通过自我矫正的方式可以达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企业自我矫正调整通过对市场运行三大要素（价格、竞争、供求）的作用影响来实现,矫正力量改变了价格与供求之间双向循环运动的状态,使得企业作为环境治理过程中市场运行的最重要构成主体,有义务为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有责任为消费者生产出更为环保健康的高品质产品,有动力选择长期生产经营中的“绿色化”模式,进而实现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目标。（3）公众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可以达到参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需经过“赋权——认同——合作”的过程,合作期望下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察是改变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形成“利益合谋”行为的有效路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问题的权衡,更取决于中央政府的环境制度约束设计,“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的期望状态在适当的条件下能够实现。（4）“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环境多元共治机制是有效的。对政府利益目标与企业利益目标关系、企业利益目标与公众利益目标关系考察,可知激励相容标准在相关条件限定下能够实现,对完全显示机制、参数传递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信息维度逐层比较,可知信息有效条件在二维信息空间中能够达到,进而“政府引导、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可以达到机制有效的基本条件要求（激励相容和信息有效）。
刘燕琪[4]（2021）在《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的繁荣使行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剧,开放共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加强与其他各角色参与者的互动建立竞争优势。服务生态系统是A2A（actor to actor,参与者到参与者）导向的系统,强调价值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将广泛的经济社会参与者纳入资源整合者和价值共创者的范畴中,成为探索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新视角。近年来,服务生态系统的实践不断丰富,在2021年Brand Finance公布的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中,位居前三位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均是具有生态系统视野、拥有主导生态系统能力的企业,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探索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然而,现有的关于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的关注更多地聚焦在企业与生态系统的共生关系上。尽管服务生态系统打破了原有价值和创新活动中创造者和毁灭者的界限,强调A2A导向,但是参与者在生态系统中仍存在地位和角色的差异,影响着利益的分配,获得竞争优势对企业来说仍然至关重要。通过对服务生态系统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对于有形的对象性资源,无形的、动态的操作性资源（如知识、技术、关系等）是效果产生的原因,操作性资源能力关乎企业在服务生态系统中活动的效率和效果,是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本研究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探析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的操作性资源能力是如何影响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的;第二,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第三,在企业通过操作性资源能力实现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权变因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本研究对服务生态系统、竞争优势、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共享制度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对W、H、B三个处于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不同行业的、不同地位的典型企业进行了分析,从实践角度对研究的模型框架进行了探索。再次,基于案例分析的结果,综合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以竞争优势为因变量、操作性资源能力为自变量、价值共创和服务创新为中介变量、共享制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机制的整合模型,并根据模型提出了31个研究假设。最后,通过收集的451份有效问卷,使用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操作性资源能力为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的有效活动奠定了基础,对竞争优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资源识别、价值主张、参与合作、影响制度4个维度均对竞争优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价值共创是服务生态系统中价值创造的一般形式,价值共创及其两个维度合作生产和使用价值均对竞争优势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价值共创在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三,服务创新关系着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够使企业保持活力,对竞争优势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服务创新在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四,共享制度能够强化操作性资源能力对价值共创和服务创新的正向影响,但其三个维度的调节作用有所区别。在对操作性资源能力和价值共创关系的调节上,规则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正向调节操作性资源能力对价值共创的影响,规范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着。在对操作性资源能力和服务创新关系的调节上,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均正向调节操作性资源能力对服务创新的影响,规则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着。第五,共享制度在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向调节了“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竞争优势”和“操作性资源能力——服务创新——竞争优势”两条作用路径。本研究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以服务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了竞争优势、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服务创新、共享制度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第一,本研究关注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对服务生态系统中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进行了探索,明晰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及其各维度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第二,探析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影响的作用路径,识别了价值共创和服务创新两个中介变量。第三,研究探索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权变因素,识别了共享制度这一调节变量,完善了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机制的整合模型。此外,本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第一,研究有助于企业打破原有产品主导逻辑的禁锢,从服务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看待企业的发展,制定具有生态系统视野的发展战略;第二,研究有助于企业通过培养和有效运用操作性资源能力,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第三,研究有助于企业形成符合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浪潮的价值创造模式,通过与参与者互动合作实现价值共创;第四,研究有助于企业以开放共享的态度开展服务创新,化解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割裂的问题;第五,研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共享制度的作用,帮助企业在跨文化、跨区域合作中规避风险。
宋旋[5]（2021）在《基于机制设计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高度重视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并采取了一系列协同治理行动,但效果却无法持续。因此,从影响各方主体行为的根本原因——利益结构入手,分析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难以持续的具体原因,据此构建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对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工作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进展:（1）分析了京津冀政府、企业、公众的环境行为及影响因素,并对中央的目标进行解析。通过分析较全面地厘清了不同主体在参与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成本与收益,并明确了中央的机制设计目标。（2）基于京津冀三地政府的异质性特征,构建无中央约束下区域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策略的分析和基于现实情况的仿真模拟,研究了区域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无法实现的具体原因:河北省的合作成本收益不对称且未得到有效补偿、以及搭便车收益的存在,使得其始终选择“不合作”策略。（3）在纵向层面上,构建无中央约束下京津冀政府、企业、公众多中心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推导得到三方主体环境行为之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分析其演化稳定策略,并对地方政府的可调控情形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了区域环境多中心协同治理无法实现的具体原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承担能对企业积极治理成本进行有效补偿的高额环保补贴,造成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环境行为之间的冲突,且公众参与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也制约了其行为选择。（4）引入中央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构建了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府际和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在（2）（3）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央通过何种对症下药的政策组合能够实现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并保证地方政府“说真话”和防止政企合谋。研究发现:有效的成本补偿和合作剩余再分配手段、辅之以一定的奖惩约束和背叛的罚金转移支付的方式,能够有效激励和约束三地政府选择合作行为策略并报告其真实类型;有效的转移支付和完善公众参与及奖励制度的政策组合,能够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企业和公众选择积极环境行为策略并防止政企合谋。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构建权威联合治理结构、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和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及奖励制度和政府官员考核体系的政策建议。
黄慧丹[6]（2021）在《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关系研究 ——基于顾客契合中介和CSR归因调节实证》文中研究指明科技创新带来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推动了平台经济迅速崛起,各类平台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中地位不断攀升。然而创新总会带来破坏,平台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如“问题司机”、“虚假刷单”等不同以往的平台型社会责任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些平台型社会责任问题的产生总与平台型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平台型企业是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既承担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又因其“准公共”属性承担着对双边用户管理,维护平台秩序的责任。平台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提高企业形象、提升平台竞争力、创造社会价值增量具有重要作用。已有的有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围绕责任边界、责任治理及责任动因等展开理论推演,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特别是消费者视角的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研究还较为少见。事实上,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顾客忠诚度仍然是平台型企业健康发展基石。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主要围绕“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及维度如何界定”以及“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如何影响顾客忠诚度”两大主要问题展开讨论。本研究尝试在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和顾客忠诚度关系研究中引入顾客契合这一变量,深入研究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作用过程中CSR归因变量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从行为科学角度对现有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做了重要的补充,对形成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和顾客忠诚度的互动机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并对模型展开实证。在此基础上,以“S-O-R”理论为指导,结合社会交换理论、信号理论、归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构建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影响的关系模型并提出了相关假设。以互联网平台消费者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收集的大样本数据,对变量影响关系模型展开分析及检验,最终完成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的实证检验,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第一,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由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和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两个维度构成。其中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包括了合法责任、平台质量责任和高阶功能三方面;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包括了准入审查责任、用户行为规范责任和责任生态系统建设三方面。第二,基于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顾客契合→顾客忠诚度”这一链式关系的检验,本研究揭示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影响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关系模型主要证实了:（1）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和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维度的责任感知会对顾客忠诚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顾客契合在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和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感性顾客契合和理性顾客契合在平台质量责任感知、高阶服务感知、用户行为规范责任感知、责任生态系统建设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关系中的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CSR利他归因正向调节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和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之间的关系;CSR利己归因对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和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效应。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一定程度创新:（1）实现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关键构念的创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发展是一个时序优化过程,在不同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维度。本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置于平台情境下,基于平台型企业的双元属性,构建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独立运营主体社会责任（合法责任、平台质量责任、高阶功能）和平台运营主体社会责任（准入审查责任、用户行为规范责任、责任生态系统建设）概念模型成立,同时编制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维度的测量量表,并证实了测量量表有效;（2）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置身于“平台型企业”具体情境中,基于消费者视角构建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的影响关系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引入以顾客为中心的更贴合责任内核、更接近责任实践的研究领域。此外将具有消费者特质的利他归因和利己归因同时纳入模型,保证了 CSR归因维度完整性,整合了 CSR归因理论框架拓展了有关稳定性归因的理论边界;（3）在综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引入顾客契合中介变量构建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影响的作用机理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各变量间作用关系强弱,揭开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间的内在机理“黑箱”,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理论推进到实证层面。
邓超懿[7]（2021）在《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模型研究》文中提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引发了一系列难以避免的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各级人民政府研究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机制,矿山生态修复成为热点课题。尽管政府不断推出相应的生态修复政策,但大多仅限于责任主体不明确的废弃矿山。对于边开采边修复原则中核心的矿山企业,针对性的激励政策仍较为匮乏,如何有效驱动矿山企业积极参与生态修复工程,以此从源头减少废弃矿山形成,促成良性的矿山开发模式,成为矿山生态修复领域亟待探索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结论”为逻辑路线,以“文献研究、质化研究、量表调研、统计分析、案例应用”为方法路线,综合运用行为学、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围绕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模型展开研究,结合平朔露天矿案例,从而得出驱动矿山企业的具体策略结论。（1）通过质化研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识别出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的驱动因素,包括企业行为态度、企业主观规范、企业感知行为控制、企业战略意愿和生态修复效益五个主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构建主范畴间的典型关系结构,即企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企业战略意愿,企业战略意愿直接影响企业参与行为,生态修复效益在企业战略意愿作用与企业参与中起调节作用,以此形成了预设理论框架。（2）以计划行为理论等经典理论为基础,构建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的驱动机制理论模型,界定了企业责任态度、企业战略意愿、企业参与生态修复与生态修复效益四大变量,其中企业责任态度通过企业战略意愿作用与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效益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企业战略意愿与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的作用关系。（3）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问卷开发并进行数据调研,以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元统计分析为基础,在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检验研究假设,并验证企业战略意愿的中介效应与生态修复效益各变量的调节效应。根据结果,企业战略意愿对于企业行为态度是完全中介效应,企业战略意愿对于企业主观规范与企业感知行为控制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生态修复效益中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具有显着的调节效应,社会效益则不具有调节效应,对于驱动模型进行修正完成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的驱动模型。（4）引入平朔露天矿案例,将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的驱动模型进行了实际应用,通过鱼骨分析法,设计了企业战略意愿内生驱动策略与生态修复效益调节作用引发策略两大驱动路径,站在政府角度,为驱动矿山企业积极参与生态修复工程提供了具体策略。该论文包括图24幅,表66个,参考文献124篇。
司传煜[8]（2021）在《环境规制、政府扶持与工业企业发展 ——以中国煤化工行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按照政策初衷划分,政府政策大体可以分为鼓励类政策和抑制类政策。其中,鼓励类政策多见于我国的各类产业政策,抑制类措施以化解产能过剩和防治污染为主。两类政策初衷迥异,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如何理解复杂组合下的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煤化工行业的演化历史,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各类政府政策都密切相关。近年来,产业扶持类政策、环保政策等政府政策均有涵盖到煤化工业,为在统一框架下分析不同类政府政策影响机制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样本。本文以煤化工业为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工业企业发展,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引言,主要内容是给出当前的选题背景及意义,主要的创新点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内容是通过梳理现有文献找到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确定研究起点。研究发现,对于产业政策和环境规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观点,这与产业异质性、区域发展水平和阶段性差异等因素密切相关。第三章是我国煤化工业发展历程中的政策演变及影响,通过对我国传统煤化工的发展历史和不同阶段产业政策演变进行归纳性梳理,得到如下启示:（1）我国煤化工产业经历了引进—吸收—改进—再创新的发展历程,在技术和装备方面均较初期的依赖进口有巨大进步,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目前进入到由传统煤化工向新型煤化工转型的阶段。（2）当前我国煤化工产业仍处于转型初期,未来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第四章是环境规制对煤化工企业的影响机制研究,构建政府部门、治污企业、排污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在长期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排污企业成本上升、市场份额缩减,治污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依据理论结果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用实证的方法考察政府部门环境规制强度、企业环保行为和煤化工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较弱时,由于环保设备投资额大、回报周期长等原因,环保表现好的大型企业难以获得良好的市场表现,而环保表现一般的中小型企业由于成本较低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当政府部门加强环境规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央环保督察以后,对环保方面表现好的大型煤化工企业发展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加大了环保方面表现一般的中小型企业的压力,对其收入和利润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第五章的重点是研究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发展的影响。本部分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和转型升级的具体影响。首先,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工信部网站、上市公司年报、上市公司和试点地区的新闻报道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确定企业是否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及参与时间,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的企业信息,形成政府扶持（示范项目）的变量数据;其次,实证检验政府扶持（示范项目）对煤化工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的影响;最后,实证检验政府扶持（示范项目）对煤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若样本企业参与了煤化工示范项目,将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支持研发创新活动,而且对申请专利数量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升级是个长期过程,企业参与煤化工示范项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滞后3期时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六章是世界煤化工行业发展历史及政策经验,研究表明全球煤化工产业和经历了兴衰起伏,当前仍处于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尤其是未来在全球环保共识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新煤化工产业未来将遇到环保标准的巨大考验。目前,南非、美国、日本和欧盟均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煤化工行业走向高端化的政策。值得我国借鉴的是,国家未来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应当立足于本国的能源现状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最适宜本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方案,并能够有计划的持续下去,鼓励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才能在满足国内能源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七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了本文的三点主要研究结论。分别是:（1）国内外煤化工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未来,清洁能源是全球各国发展的重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对煤化工业走向产业高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阶段性的环保政策不会显着影响市场效率和减少排污,只有强力且持续的环保政策才会加强企业的治污行为,让环境友好型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3）政府扶持政策通过鼓励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投资来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这种影响有比较明显的滞后效应,对产业政策的正面影响要同时有信心和耐心。
张芳[9]（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龚思羽[10]（2020）在《绿色营销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雾霾频发、水土流失、淡水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中企业更是因占我国污染排放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成为了环境污染治理的焦点。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大力推进不仅唤醒了我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导致其对企业自觉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期盼日益攀升。在此背景下,企业所开展的一系列以保护资源、治理污染和关爱自然为目的的环境行为,成为其占领绿色市场份额、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获得积极社会声誉、提升经济效益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环境行为作为环境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关注的核心内容,学术界基于模型演绎与数理分析探索企业环境行为的决策演化机制,及企业环境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消费者这一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响应。事实上,作为企业绿色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环境行为不仅是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原则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表现,关乎着企业的社会声誉,也是维系与消费者高质量关系的重要途径,会对消费者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鉴于现有研究不足,本研究将从绿色营销视角出发,聚焦于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心理决策过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从绿色营销视角出发,依据制度理论将企业环境行为划分为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两类,其中实质性环境行为是指与企业核心业务相关的且能够显着地改善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企业行为,包括产品驱动的环境行为和制造过程驱动的环境行为以及其他与污染防治和环境技术创新相关的行为。象征性环境行为是指企业为缓解制度压力,获取环境合理性而开展的,能帮助企业建立或维护环境保护形象的环境行为,包括企业与各类环保事业展开合作、参加环保公益宣传活动、申请绿色商标、设立环境管理委员和采用绿色薪酬政策等环保形象管理行为。本研究引入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两个能够有效反映消费者对企业行为动机认知的心理变量和思维模式这一能够反映消费者信息加工模式的变量,构建起以企业环境行为为自变量,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为中介变量,思维模式为调节变量,消费者响应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本研究通过四个情境实验分别验证了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响应,即消费者在面对两类企业环境行为时在企业态度、产品购买意愿和口碑传播意愿上所表现出的差异;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在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响应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消费者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思维模式调节下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实验一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象征性环境行为,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的企业态度、产品购买意愿和口碑传播意愿更积极。实验二通过更换被试和实验材料的方式验证了再次验证上述结论且进一步发现,相比于象征性环境行为,实质性环境行为更易激发出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相比于实质性环境行为,象征性环境行为更易激发出消费者的漂绿感知,且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在企业环境行为与消费者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实验三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旨在验证消费者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与诚意动机感知、漂绿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处于整体思维模式时,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所表现出的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无差异,在局部思维模式时,更易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产生诚意动机感知,对象征性环境行为产生漂绿感知。实验四通过更换被试对上述所有结论进行再次验证,目的是提升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此外实验四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思维模式会调节企业环境行为对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的影响,进而对消费者响应产生影响。本研究首次绿色营销视角出发,考察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响应机制。这不仅是在理论上对企业环境行为研究视角的补充与发展,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提供了新的策略选择。本研究发现并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提升消费者响应的中介机制,构建起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心理机制,揭示了两种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响应的心理过程的差异性。此外,本研究探讨并证实了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提升消费者响应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明晰了两类企业环境行为尤其是实质性环境行为对促进消费者响应的边界条件。在营销实践方面,本研究对于企业有效地开展环境行为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赢得绿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而言,企业在制定和实施环境行为时,应以实质性环境行为为主,象征性环境行为为辅,重视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动机的认知与判断,并充分考虑针消费者整体与局部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实施企业环境行为策略,从而激发出消费者的诚意动机感知,避免漂绿感知的产生,最终增强消费者响应。
二、对企业参与生态建设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企业参与生态建设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分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雾霾污染的态势分析 |
| 3.2 中国省域雾霾污染的空间效应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4.1 问题描述 |
| 4.2 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选择及机理分析 |
| 4.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地方政府间雾霾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的博弈 |
| 5.1 问题描述 |
| 5.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5.3 微分博弈分析 |
| 5.4 数值模拟 |
| 5.5 本章小结 |
| 6 地方政府与企业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1 问题描述 |
| 6.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6.3 演化博弈分析 |
| 6.4 仿真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雾霾污染协同治理的演化博弈 |
| 7.1 问题描述 |
| 7.2 博弈模型的构建 |
| 7.3 演化博弈分析 |
| 7.4 演化结果的情景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创新 |
| 8.4 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研究 |
| 1.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行为及绩效影响相关研究 |
| 1.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主要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 |
| 2.1.3 技术创新 |
| 2.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 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波特假说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实基础 |
| 3.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实基础 |
| 3.1.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 3.1.2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状特征 |
| 3.1.3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 3.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 |
| 3.2.1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背景 |
| 3.2.2 中国技术创新现状 |
| 3.3 中国技术创新现实问题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4.1.1 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 |
| 4.1.2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 |
| 4.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4.2.1 基于对传统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分析 |
| 4.2.2 基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效应 |
| 5.1.1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进一步分析 |
| 5.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邻地效应 |
| 5.2.1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2.3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介绍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介绍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基准回归结果 |
| 6.2.2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6.2.3 基于技术创新结构的分析 |
| 6.2.4 分位数回归结果 |
| 6.2.5 异质性分析 |
| 6.2.6 中介效应分析 |
| 6.2.7 调节效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
| 7.2.2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
| 7.2.3 发挥公众参与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7.2.4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7.2.5 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单一治理与元治理 |
| 1.2.2 多元治理与多元共治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跨域环境治理研究 |
| 2.1.2 环境多元治理研究 |
| 2.1.3 环境治理模型与机制研究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治理理论 |
| 2.2.2 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
| 2.2.3 理论评述 |
| 3 新阶段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转型判定与研究设计 |
| 3.1 现行的单一治理机制分析 |
| 3.1.1 生态补偿机制 |
| 3.1.2 河(湖)长机制 |
| 3.1.3 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
| 3.2 新阶段转向多元共治机制的判定 |
| 3.2.1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 |
| 3.2.2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依据 |
| 3.2.3 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解构思路 |
| 3.3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研究设计 |
| 3.4 小结 |
| 4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政府引导机制 |
| 4.1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支撑 |
| 4.2 跨域背景下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
| 4.2.1 政府干预企业的方向选择 |
| 4.2.2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 |
| 4.3 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参数化模型 |
| 4.3.1 “委托—代理”模型的引入 |
| 4.3.2 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3.3 不对称信息下最优激励合同 |
| 4.4 小结 |
| 5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企业履责机制 |
| 5.1 市场运行理论的扩展讨论 |
| 5.1.1 传统的市场运行理论 |
| 5.1.2 市场运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 |
| 5.2 跨域背景下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机理分析 |
| 5.2.1 环境治理的企业履责逻辑判定 |
| 5.2.2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条件分析 |
| 5.3 市场运行中的企业履责博弈分析 |
| 5.3.1 “企业——公众(消费者)”博弈模型设定 |
| 5.3.2 “企业——公众(消费者)”短期博弈 |
| 5.3.3 “企业——公众(消费者)”长期博弈 |
| 5.3.4 “企业——公众(消费者)”均衡评析 |
| 5.4 小结 |
| 6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之公众参与机制 |
| 6.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6.1.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理学基础 |
| 6.1.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基础 |
| 6.2 跨域背景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理分析 |
| 6.2.1 赋权:主体意识与参与自信的培育 |
| 6.2.2 认同:环境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强化 |
| 6.2.3 合作:共同治理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
| 6.3 “公众——政府”环境治理的演化博弈 |
| 6.3.1 “公众——地方政府”静态博弈过程 |
| 6.3.2 “公众——央地两级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均衡 |
| 6.4 小结 |
| 7 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评价与拓展 |
| 7.1 评价分析 |
| 7.1.1 关于“激励相容”标准的判定 |
| 7.1.2 关于“信息有效”条件的分析 |
| 7.2 拓展讨论 |
| 7.2.1 对环境共治机制的一般化表达 |
| 7.2.2 对一般化理论工具应用的讨论 |
| 7.3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2.1 政府视角 |
| 8.2.2 企业视角 |
| 8.2.3 公众视角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服务生态系统 |
| 2.1.1 服务生态系统的理论来源 |
| 2.1.2 服务生态系统的内涵及核心内容 |
| 2.1.3 服务生态系统的研究现状 |
| 2.1.4 研究评述 |
| 2.2 竞争优势 |
| 2.2.1 竞争优势的内涵 |
| 2.2.2 以资源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 |
| 2.2.3 竞争优势的测量 |
| 2.2.4 竞争优势的研究现状 |
| 2.2.5 研究评述 |
| 2.3 操作性资源能力 |
| 2.3.1 操作性资源与操作性资源能力的内涵 |
| 2.3.2 操作性资源能力的测量 |
| 2.3.3 操作性资源能力的研究现状 |
| 2.3.4 研究评述 |
| 2.4 价值共创 |
| 2.4.1 价值的内涵 |
| 2.4.2 价值共创的内涵 |
| 2.4.3 价值共创的测量 |
| 2.4.4 价值共创的研究现状 |
| 2.4.5 研究评述 |
| 2.5 服务创新 |
| 2.5.1 服务创新的内涵 |
| 2.5.2 服务创新的理论发展 |
| 2.5.3 服务创新的测量 |
| 2.5.4 服务创新的研究现状 |
| 2.5.5 研究评述 |
| 2.6 共享制度 |
| 2.6.1 共享制度的发展与内涵 |
| 2.6.2 共享制度的测量 |
| 2.6.3 共享制度的研究现状 |
| 2.6.4 研究评述 |
| 第3章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1 案例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 |
| 3.1.2 研究对象 |
| 3.1.3 资料收集 |
| 3.2 资料编码 |
| 3.3 机理分析 |
| 3.3.1 操作性资源能力与竞争优势 |
| 3.3.2 操作性资源能力、价值共创与竞争优势 |
| 3.3.3 操作性资源能力、服务创新与竞争优势 |
| 3.3.4 操作性资源能力、共享制度与价值共创 |
| 3.3.5 操作性资源能力、共享制度与服务创新 |
| 3.4 结论和命题的提出 |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资源基础观 |
| 4.1.2 动态能力理论 |
| 4.1.3 服务主导逻辑 |
| 4.2 理论框架 |
| 4.3 研究假设 |
| 4.3.1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 |
| 4.3.2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
| 4.3.3 服务创新的中介作用 |
| 4.3.4 共享制度的调节作用 |
| 4.3.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过程 |
| 5.1.2 问卷结构 |
| 5.2 变量测量 |
| 5.2.1 竞争优势的测量 |
| 5.2.2 操作性资源能力的测量 |
| 5.2.3 价值共创的测量 |
| 5.2.4 服务创新的测量 |
| 5.2.5 共享制度的测量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数据分析方法 |
| 5.4 预测试 |
| 5.4.1 竞争优势量表检验 |
| 5.4.2 操作性资源能力量表检验 |
| 5.4.3 价值共创量表检验 |
| 5.4.4 服务创新量表检验 |
| 5.4.5 共享制度量表检验 |
| 第6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1 信度分析 |
| 6.2.2 效度分析 |
| 6.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6.3 研究假设检验 |
| 6.3.1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作用的检验 |
| 6.3.2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3 服务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4 共享制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
| 6.3.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
| 6.3.6 研究结果 |
| 6.4 研究结果讨论 |
| 6.4.1 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 |
| 6.4.2 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 |
| 6.4.3 服务创新的中介作用 |
| 6.4.4 共享制度的调节作用 |
| 6.4.5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局限 |
| 7.5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企业) |
| 附录2 访谈提纲(客户) |
| 附录3 访谈提纲(其他利益相关者)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基于机制设计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
| 1.2.2 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
| 1.2.3 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主体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1 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1.1 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
| 2.1.2 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因素 |
| 2.2 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2.1 企业行为分析 |
| 2.2.2 影响企业行为的因素 |
| 2.3 公众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公众行为分析 |
| 2.3.2 影响公众行为的因素 |
| 2.4 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目标解析 |
| 第三章 异质性政府视角下京津冀生态环境水平治理模式研究 |
| 3.1 博弈问题描述 |
| 3.1.1 异质性问题的引入 |
| 3.1.2 博弈问题描述 |
| 3.2 京津冀生态环境府际合作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3.2.1 参数设置 |
| 3.2.2 模型构建 |
| 3.3 水平治理模式的进化稳定均衡分析 |
| 3.4 水平治理模式的仿真分析 |
| 3.4.1 参数赋值 |
| 3.4.2 仿真模拟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京津冀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 |
| 4.1 博弈问题描述 |
| 4.1.1 参与主体行为确定 |
| 4.1.2 博弈问题描述 |
| 4.2 京津冀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2.1 参数设置 |
| 4.2.2 模型构建 |
| 4.3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进化稳定均衡分析 |
| 4.4 多中心治理模式的仿真分析 |
| 4.4.1 参数赋值 |
| 4.4.2 仿真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
| 5.1 中央设计思路与目标函数 |
| 5.1.1 设计思路 |
| 5.1.2 目标函数 |
| 5.2 府际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
| 5.2.1 府际联盟合约的设计 |
| 5.2.2 “说真话”机制设计 |
| 5.2.3 府际协同治理机制的稳定性分析及仿真模拟 |
| 5.3 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
| 5.3.1 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与分析 |
| 5.3.2 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的稳定性分析与仿真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关系研究 ——基于顾客契合中介和CSR归因调节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平台型企业 |
| 2.1.1 平台经济 |
| 2.1.2 平台型企业定义及分类 |
| 2.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 |
| 2.2.1 企业社会责任文献 |
| 2.2.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文献 |
| 2.3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 |
| 2.3.1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定义 |
| 2.3.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测量 |
| 2.3.3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消费者影响研究 |
| 2.4 顾客契合 |
| 2.4.1 顾客契合定义 |
| 2.4.2 顾客契合测量维度 |
| 2.4.3 顾客契合影响因素研究 |
| 2.4.4 顾客契合影响结果研究 |
| 2.5 顾客忠诚度 |
| 2.5.1 顾客忠诚度定义 |
| 2.5.2 顾客忠诚度测量维度 |
| 2.5.3 顾客忠诚度影响因素研究 |
| 2.6 CSR归因 |
| 2.6.1 CSR归因定义 |
| 2.6.2 CSR归因测量维度 |
| 2.6.3 CSR归因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
| 2.7 文献评述 |
| 3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构建及验证 |
| 3.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及其研究流程 |
| 3.2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
| 3.2.1 深度访谈 |
| 3.2.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维度资料分析 |
| 3.3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验证 |
| 3.3.1 变量初始量表设计 |
| 3.3.2 变量量表问项纯化 |
| 3.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4.1 相关理论 |
| 4.1.1 自我决定理论 |
| 4.1.2 社会交换理论 |
| 4.1.3 信号理论 |
| 4.1.4 归因理论 |
| 4.1.5 S-O-R模型 |
| 4.2 理论模型 |
| 4.3 研究假设提出 |
| 4.3.1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忠诚度影响关系假设 |
| 4.3.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顾客契合影响关系假设 |
| 4.3.3 顾客契合对顾客忠诚度影响关系假设 |
| 4.3.4 顾客契合中介作用假设 |
| 4.3.5 CSR归因调节作用假设 |
| 4.4 研究假设汇总 |
| 5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关系研究方法设计 |
| 5.1 研究量表设计 |
| 5.1.1 初测量表设计 |
| 5.1.2 初测量表纯化 |
| 5.1.3 正式量表设计 |
| 5.2 调查问卷与样本数据 |
| 5.2.1 调查问卷设计 |
| 5.2.2 样本数据收集 |
| 5.3 研究量表分析与检验 |
| 5.3.1 信度检验 |
| 5.3.2 效度检验 |
| 6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模型实证检验 |
| 6.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2 基本统计分析 |
| 6.2.1 描述统计 |
| 6.2.2 共同方法偏差 |
| 6.2.3 相关性分析 |
| 6.2.4 人口统计变量分析 |
| 6.3 模型分析和假设检验 |
| 6.3.1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假设检验 |
| 6.3.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契合假设检验 |
| 6.3.3 顾客契合与顾客忠诚度假设检验 |
| 6.3.4 顾客契合中介效应检验 |
| 6.3.5 CSR归因调节效应检验 |
| 6.4 假设检验结果与讨论 |
| 6.4.1 假设检验结果 |
| 6.4.2 研究结果讨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文献分析研究结论 |
| 7.1.2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研究结论 |
| 7.1.3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关系模型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强化信息披露,科学责任分层 |
| 7.2.2 重视顾客参与,创新责任模式 |
| 7.2.3 关注顾客诉求,聚焦情感动机 |
| 7.2.4 统筹责任项目,完善履责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丰富研究对象 |
| 7.3.2 延伸研究视角 |
| 7.3.3 完善作用机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4 研究概念界定 |
| 1.5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6 研究方案 |
| 2 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的驱动因素识别 |
| 2.1 质性研究设计 |
| 2.2 扎根编码分析 |
| 2.3 理论饱和度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变量界定 |
| 3.2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4 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问卷量表设计 |
| 4.2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 |
| 4.3 正式量表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模型设计 |
| 5.1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5.2 驱动因素相关性分析 |
| 5.3 企业战略意愿中介效应分析 |
| 5.4 生态修复效益调节效应分析 |
| 5.5 驱动模型修正 |
| 5.6 本章小结 |
| 6 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的驱动模型应用 |
| 6.1 案例概述 |
| 6.2 驱动策略设计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环境规制、政府扶持与工业企业发展 ——以中国煤化工行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宏观背景:中国正进入工业化后期,高质量发展是主要逻辑 |
| (二)产业背景:产业集中度提升是各行业的普遍现象 |
| (三)政策背景:“碳达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创新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图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煤化工行业的相关研究进展 |
| 二、产业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产业政策的概念 |
| (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
| (三)产业政策对行业的鼓励性和抑制性作用 |
| 三、环境规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
| (一)环境规制的概念及类型 |
| (二)关于环境规制强度设定的研究 |
| (三)环境规制对行业发展的可能性影响 |
| (四)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方法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煤化工业发展历程及政策影响 |
| 一、煤化工产业的发展历史阶段 |
| (一)初创时期(1914 年至20 世纪50 年代之前) |
| (二)全面发展时期(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之前) |
| (三)“从量到质”的转型期(20 世纪70 年代至21 世纪之前) |
| (四)高质量发展阶段(21 世纪以来) |
| 二、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
| (一)传统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
| (二)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 |
| 三、当前煤化工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
| (一)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受到环境保护的制约和水资源短缺的限制 |
| (二)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受到投资结构不合理和产业布局混乱的制约 |
| (三)新型煤化工产业发展受到潜在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影响 |
| 四、煤化工产业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环境 |
| (一)煤化工行业主管部门职能及相关法律法规 |
| (二)煤化工产业政策演变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对煤化工企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
| 一、博弈模型:政府部门、治污企业、排污企业 |
| (一)博弈主体的决策目标和决策变量 |
| (二)博弈过程和结果 |
| 二、实证模型:环境规制、环保行为与煤化工企业发展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与变量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四)实证结果 |
| 三、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检验 |
| 四、环保督察的动态影响和异质性影响研究 |
| 五、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检验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发展的影响 |
| 一、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与变量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
| (一)样本与数据 |
| (二)模型与变量 |
|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稳健性检验 |
| 三、环境规制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发展的共同影响 |
| (一)环境规制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研发创新的共同影响 |
| (二)环境规制和政府扶持对煤化工企业生产率的共同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世界煤化工发展历史和政策经验 |
| 一、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历史 |
| (一)初始阶段(18 世纪后半叶~1930) |
| (二)全面发展时期(1930~1945) |
| (三)萧条时期(1945~1970) |
| (四)新型煤化工技术发展时期(1970 至今) |
| 二、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
| (一)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
| (二)世界煤化工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
| 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煤化工产业发展状况及政策经验 |
| (一)南非 |
| (二)美国 |
| (三)日本 |
| (四)欧盟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一)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统筹规划 |
| (二)提升环保标准,引导绿色发展 |
| (三)加大政府扶持,鼓励转型升级 |
| 主要参考文献 |
（9）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绿色营销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营销 |
| 2.1.1 绿色营销的内涵与发展 |
| 2.1.2 绿色营销的理论基础 |
| 2.1.3 绿色营销的研究进展 |
| 2.1.4 小结 |
| 2.2 企业环境行为 |
| 2.2.1 企业环境行为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 |
| 2.2.2 企业环境行为的理论基础 |
| 2.2.3 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进展 |
| 2.2.4 小结 |
| 2.3 消费者响应 |
| 2.3.1 消费者响应的内涵 |
| 2.3.2 企业环境行为情境下的消费者响应 |
| 2.3.3 小结 |
| 2.4 诚意动机感知 |
| 2.4.1 诚意动机感知概念界定与测量 |
| 2.4.2 诚意动机感知的理论基础 |
| 2.4.3 诚意动机感知的研究进展 |
| 2.4.4 小结 |
| 2.5 漂绿感知 |
| 2.5.1 企业漂绿行为 |
| 2.5.2 漂绿感知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
| 2.5.3 漂绿感知的研究进展 |
| 2.5.4 小结 |
| 2.6 思维模式 |
| 2.6.1 思维模式的理论阐述 |
| 2.6.2 思维模式的测量与操纵 |
| 2.6.3 思维模式对消费决策的影响 |
| 2.6.4 小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研究框架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 |
| 3.2.2 诚意动机感知的中介作用 |
| 3.2.3 漂绿感知的中介作用 |
| 3.2.4 思维模式的调节作用 |
| 第4章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1 预实验 |
| 4.1.1 实验目的 |
| 4.1.2 实验设计与结果 |
| 4.2 实验一: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直接影响 |
| 4.2.1 前测 |
| 4.2.2 正式实验 |
| 4.2.3 讨论 |
| 4.3 实验二: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的中介作用 |
| 4.3.1 前测 |
| 4.3.2 正式实验 |
| 4.3.3 讨论 |
| 4.4 实验三: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与诚意动机感知、漂绿感知间的调节作用 |
| 4.4.1 前测 |
| 4.4.2 正式实验 |
| 4.4.3 讨论 |
| 4.5 实验四: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
| 4.5.1 前测 |
| 4.5.2 正式实验 |
| 4.5.3 讨论 |
| 4.6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理论贡献 |
| 5.3 营销启示 |
| 5.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5.4.1 研究局限 |
| 5.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对企业参与生态建设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协同治理博弈研究[D]. 郑凌霄.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2)
- [2]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世斌. 吉林大学, 2021(01)
- [3]跨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D]. 郭建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服务生态系统视角下企业操作性资源能力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研究[D]. 刘燕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5]基于机制设计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D]. 宋旋. 北方工业大学, 2021(02)
- [6]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顾客忠诚度关系研究 ——基于顾客契合中介和CSR归因调节实证[D]. 黄慧丹. 浙江工商大学, 2021(11)
- [7]矿山企业参与生态修复工程驱动模型研究[D]. 邓超懿.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8]环境规制、政府扶持与工业企业发展 ——以中国煤化工行业为例[D]. 司传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9]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10]绿色营销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研究[D]. 龚思羽.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