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开始了从学识认知到学理研究的探索，并酝酿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出路为研究旨归；将唯物史观作为历史观根基；以阶级分析法和初步的辩证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子学科系统，并有大致明确的学科边界。这一学术体系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学理特点，虽有酝酿萌芽阶段的局限和不足，但无疑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早期书写，具有探索和拓荒的意义。
关 键 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学术体系
五四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发展的“酝酿”和“萌芽”阶段。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进行初步融合的同时，还与初建的中国现代学术系统完成了美丽的“邂逅”，并进行了初步的衔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方法论来观察、思考、研究中国问题的探索，初步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基本学理遵循，初步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基本研究范式，初步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作的学术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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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思想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在20世纪初相遇，并于五四时期从中国先进分子改变国家困顿境遇而尝试的多种思想武器中脱颖而出，以其理论魅力和实践价值，吸引和推动大量进步青年完成了由多元主义思潮向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转向。五四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这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
其一，中国现代学术知识系统的建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从学科分类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冲击和儒学独尊地位的终结，中国学术知识分类系统完成了由“四部之学”①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今知识皆可纳入其中。到“七科之学”的转变。近代西方学术的分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介绍到中国，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的范式，探索创建近代中西结合的学科门类和知识系统，“七科之学”基本形成。这种学科分类，不仅奠定了从不同学科领域开展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基础，还搭建了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构建的子学科框架。此外，以“七科之学”为专业划分、课程设置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培养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优秀学术人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种大学教育下培养出来的。
从研究方法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人尤倡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创新，既有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诠释学方法、直觉体悟方法，又有中国传统的义理阐释、辞章考据、典籍注疏、逻辑思辨等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方法也是其中一种。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文化实践中，看到了唯物辩证方法独到的价值和对中国强大的适用性，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思考国家命运的方法工具。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确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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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术“中国化”思潮日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我国奥数成绩举世第一，但是科学创造力却乏善可陈，研究表明，中美学生的差距不在于数学能力，而在于数学学习的方法，繁重的考试和复杂的题海战术让中国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正如哈佛大学校徽所写，我们要有追求真理的热情。数学教育最怕的就是追求不必要的复杂性，创造脱离实际的问题，一味翻新花样为了难倒学生，这不符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同时，高数教学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缺乏数学的历史知识，没有数学文化和历史教育，学生就不能深刻理解数学的应用环境和时代背景。
有学者指出，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一股将外来先进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融合创新以建立民族新文化的趋向和潮流②张静如:《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这不仅仅只是五四时期的特有语境和思想浪潮，也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的一大传统，是近世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③宋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28期。。从学术西学东渐的角度讲，近代以来，西方的各种主义思潮，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相继传入中国，中国学者自由选择，并以之为工具进行学术研究；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和学术研究范式也传入中国，在学习、借鉴、吸收、转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没有一味照抄照搬西方的学术体系，而是结合自身的学术传统、社会现实和实践需求，进行了整合性的创新，这一过程便是学术“中国化”的过程。
五四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首先，这种思潮使中国学术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没有迷失自我，而是依据本民族特殊性，建立了自身的现代学术系统，无论是资产阶级学术在中国的建立还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复归，抑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构建，都是学术“中国化”思潮下的一种文化展现。其次，“中国化”的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扩大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提振了民族危机下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再次，学术“中国化”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若干重要原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和原则遵循，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提供了重要启迪。
他看着远处的得意酒庄，轻轻地叹一口气，民间战事不断，鞑子觊觎我中原，只怕有一天民不聊生。这年是崇祯十三年，再过四年，崇祯十七年，明朝就亡了。我皱着眉，这些绝不能告诉他。
其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人员和知识准备。
经过处理后，模型（Ⅲ）即为考虑风险厌恶因子和单个资产投资比例控制因素而建立的新模型（Ⅱ）的具体形式，模型更清晰、更具有可计算性。
五四时期，一些思想界先进人士和大批进步知识青年在求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初步建构准备了人员条件。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有: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人李大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以及李达、李汉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杨匏安、施存统、恽代英、周恩来、李季、袁振英、陈启修、沈雁冰、沈泽民、张申府、张闻天、张太雷、陈溥贤，还有杨明斋、陈望道、邵力子、林修海、成舍我等等②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1页。。这一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后来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或其他原因，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取向。但他们在五四时期撰写、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却是不能抹掉的历史记忆，昭示了他们在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曾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与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广泛性相比较，此时对于认识论领域的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传播介绍则相对薄弱。“五四时期首次提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是1919年7月18日至24日《晨报》副刊刊登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①田子渝:《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以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1922年1月23日、31日，李汉俊发表了《唯物史观不是什么?》的长文，“该文是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法)来剖析国情的最新探索成果之一”②田子渝:《在历史语境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史——以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的说法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五四时期最集中介绍马克思辩证法并将之运用于学理研究的是瞿秋白，“三讲义”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瞿秋白指出:“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物质及现象都在动之中。”“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动’。动的本身便是矛盾；极简单的机械运动便是矛盾的历程。”“社会之矛盾性的概念，——这是现实的宇宙及社会的‘根本属性’。”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关于质量互变规律，瞿秋白指出:“宇宙及社会里的一切发展，——就是数量变更的渐渐积累，然而数量的变，到一定的程度，必定突变为质量的变。”④《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页。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瞿秋白指出:“‘否定之否定’——旧的形式毁灭，新的形式构成，转辗不已，愈演愈复的历程。”“自然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都是连环不断的‘否定’。这是很重要的很广大的公律。”⑤《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他同时揭示了三大规律之间的关联，“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否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9页。。瞿秋白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介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介绍唯物史观到介绍唯物辩证法的递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
从研究理念和研究思路看，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既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也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禁锢下形成的不切实际的空泛之学。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经世致用思潮复兴，并融入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学术以中国问题为研究中心，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出发的研究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思路。这一理念和思路也融入到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作中，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和基本学术范式。
由于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不同于以往的强大解释性，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便是唯物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根本标志。
上述译介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篇目，以及日本学者、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经济、社会及阶级状况的初步介绍，甚至有对俄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纲领的介绍。尽管该时期的译介仅有为数不多的全译本，大多数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节译、摘译、转译，且译介的过程中受译者认知水平、政治倾向、翻译能力、用词偏好等因素的影响，译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主观性和不全面性。但这不妨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立场、观点、方法迅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文本的学习和认知，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基本原理，从而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进行学理研究和学术创作，进而酝酿、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研究范式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问题，并创作了不少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著作，开始酝酿和探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初步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研究范式。
我们的数学课堂期待着我们为学生创设一个“真诚的情境”，那么什么是“真诚的情境”？所谓“真诚的情境”是指在教学中创设的情境真实诚恳，没有半点虚假。例如一教师在上《千以内数的认识》这一课时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情境引入新课：教师手托一个透明的容器，内装了许多幸运星。师：希望得到幸运星的同学请举手，伸进去感受一下，估计幸运星的颗数。
(一)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寻求中国出路为研究旨归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救亡图存任务的紧迫性，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习得的种种社会改造方案，都首先强调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引进并在中国广泛传播，也是因为先进的中国人认为它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首要表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来剖析中国贫病落后的症结，进而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认识和改造中国，从而服务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总问题的回答和解决。
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作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大多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在五四时期的文论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介绍，又尽可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②《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文中，李大钊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剩余价值论、资本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等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革，并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出路，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对于中国发展实业的道路，李大钊预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②《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解决中国出路问题，是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诚如李大钊所言，“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③《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517页。。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人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一部，阶级斗争理论尤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重要方法。
除李大钊、李达外，陈独秀的《谈政治》《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马克思学说》《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之我见》《社会主义批评》等，瞿秋白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史之新编》《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也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文论。这些文论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鲜明指向，着力回答的都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政治问题。
在工程施工中，材料是实际项目管理中第一要点，进场材料的质量好坏，将直接影响工程的施工质量。因此加强对施工现场的材料验收能够有效的提升工程整体的施工质量，避免工程质量问题的发生。通过严格验收，能够直接有效的对工程施工的源头进行材料质量上的管理与控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证项目的施工质量水平。
(二)将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的历史观根基
树木的生长势直接反映树木的健康状况,同时能够作为日后生长状况的模拟预测,生长势的好坏也直接影响了群落的景观视觉效果[10]。
第一，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基本原理。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等最先在中国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陈独秀的《谈政治》、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施存统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恽代英的《物质实在论》、李达的《唯物史观要旨》等，对唯物史观及其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唯物史观对于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李大钊阐述了唯物史观相对于旧有的历史观的历史进步性。他说，“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①《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在李大钊看来，这种新史观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注重从经济上考察社会思想变动的原因，注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中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习得唯物史观这一解释历史发展的思想武器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这一武器剖析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
第二，以唯物史观为工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历史视野中揭示社会变迁的基本规律，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体现。蔡和森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人类社会进化史，他曾在1922年执教于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和上海大学，主要讲授社会进化史，并且编写了10余万字的《社会进化史》教材。该书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与革命》等为蓝本，参阅马克思主义其他论著的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并引证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埃及和中国的大量史料，阐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历程以及家庭、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的起源等问题，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规律。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方面有突出贡献。
“小弟,说话别带刺儿!”孙曼玲教诲弟弟,转脸又对徐进步说,“‘地包’是我们哈尔滨市的一个区,我家住那区。”
第三，在人类社会阶级更替的视阈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共产主义社会代替的基本趋势和历史规律。蔡和森认为，时代或阶级的进化是有其共性的，“决不因各民族所在地之不同而发生根本异趣之特殊途径”②《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人类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工业文明的产生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使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日益尖锐。所以“当氏族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成为人类生产力发展之障碍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临终的时候；这种时候现在又轮流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她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③《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无产阶级既是资产阶级的埋葬者，又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为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然将来共产社会与原始共产社会有很不相同之异点:即原始共产社会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低的凹线之下；而将来共产社会则建立在人类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水平线之上”④《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第一，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
(三)阶级分析法和初步的辩证法日渐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
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强调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应用指向。“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我们研究经济学说的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④《李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李达在考察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情形后指出，“中国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已”⑤《李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进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受三重压迫的观点，即“中国无产阶级经济上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有产阶级直接受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两者又同时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前者是三重的，后者是二重的”⑥《李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以及中国阶级分析的现实，“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⑦《李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五四时期的李达可谓对中国问题关注颇广，既研究产业革命问题，又研究劳工权利问题；既关注宗教人口问题，又研究妇女解放等等问题，且研究这些问题的落脚点几乎都是要通过社会革命来整体解决中国问题。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中，阶级斗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李大钊将阶级斗争看作是串联起马克思的“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的“一条金线”。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更直接宣称:“直接行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细讨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那种联合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①《李达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他号召中国的工农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社会革命的方法，以图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介绍的深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的认知也日渐清晰，并在自己的文论中进行了大量探讨。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等课程的讲义——《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以下简称“三讲义”)，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中亦不乏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和学理运用。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秋白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历史上不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并提出了阶级的划分依据，指出以社会分工为表现形式的“职业的分别，并非阶级”，“只有技术程度(劳动工具)发展到一定的时期，社会上发生两种人:一种是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一种是丧失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前者得以购买后者的工力，后者的劳动生产品之一部分为前者所夺——那时，这两种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过渡者，方成‘社会阶级’”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543页。。由于这种建立于经济基础上的阶级分工、阶级协作“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威权或是受经济的及政治的强制。各阶级虽同处于一社会内，而目的和利益各不相同，于是不免要发现阶级斗争”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社会中的宗教、政治、法律、道德，甚至智识、艺术、风俗、习惯、科学、哲学等等，都是“治者阶级压迫受治阶级的工具”。但瞿秋白又辩证地看到，“受治阶级亦往往攫得社会共同劳动所产生的这些工具，来防御治者阶级的进攻，继而反守为攻，以至于颠覆治者阶级为止”④《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页。。在此基础上，瞿秋白阐述了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以已经公有的大生产征服一切小生产，改良生产的劳动工具——提高技术程度，使全社会一切工具都能共同享有，共同使用，分配上自然就可以各取所需，——那时阶级斗争方终了”⑤《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544页。。尽管五四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视阈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实际工作中多强调其政治宣传功能，以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但瞿秋白等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已经开始突破单纯的政治理论宣传，而初步进入对该理论的学理考察和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应用阶段。
据相关学者不完全统计，1919-1923年中国学者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类相关著作达110余种③唐宝林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附录《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中译文出版年表》；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附件《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目》；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附录二《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除摘译、节译、全译的《共产党宣言》外，还有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第 1卷第 3、4、5 篇)《工资、价格和利润》《致约瑟夫·魏德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致瓦·博尔吉乌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纲的报告》《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第二十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论策略书》《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等。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还译介了一些外国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诸如《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社会主义史(上、下)》(克卡扑著，李季译)、《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社会问题总览(共三卷)》(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王尔德著，袁振英译)、《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共产党底计划》(布哈林著，太柳译)、《列宁传》(山川均著，张亮译)、《马克斯学说概要》(高畠素之著，施存统译)、《劳农俄国研究》(山川均、山川菊荣著，李达编译)，以及《俄国共产党党纲》(希曼译)、《美国共产党宣言》(沈雁冰译)等等。
(四)明确学科边界并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子学科系统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研究中，通过对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方法等的解析，逐渐明晰了不同学科的学科边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分支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由于本学科研究谱系的探索，也日渐成为独立的特色学科，而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的学科及其学科内部的学术谱系，初步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子学科系统。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规范的开创者。他指出:“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⑦《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一些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观经历了哪些演变，什么是科学的历史观的问题。李大钊还将历史学的系统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历史学是“记述的历史”，而狭义的历史学是历史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理论性的重视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揭示，对于现实人生态度的积极关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的研究范式，区别于当时较为流行的史料考订派沉迷史料、考据思想和“疑古辨伪”的史学研究范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史学理论和历史规律的重视，正契合了救亡图存任务下苦苦寻觅国家出路人们的求索需求。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还探讨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并重点说明了史学和文学、哲学、社会学的关系，并大致明晰了这些学科的边界。
工会工作任重而道远，新时代赋予工会新的任务使命。一直以来，森防大队工会始终把民主管理工作当作森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凝聚全体指战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践行新作风体现新作为，虽然大队工会的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了一点儿成绩，但是与上级工会的工作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与时俱进，不断进取，全力抓好工会各项工作，做到了干事业一条心，抓工作一盘棋，谋发展一股劲，密切工会与会员的联系，全面提升大队工会的各项工作，让工会会员成为职工之家真正的主人，向上级领导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李大钊阐明了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研究的价值，“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①《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0页。。而瞿秋白的“三讲义”，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系统。“三讲义”是运用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的肇始。针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充斥国内学界的情况，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旗帜，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社会?社会的发展或衰灭之根本原因在那里?各种社会现象相互的关系如何?”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他认为:“社会学乃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一切现象，并研究社会形式的变迁，各种社会现象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变迁之公律的科学。”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他的《现代社会学》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是物质的社会，经济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现代社会学》的目的是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社会最终必然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现代社会学》与其他两个讲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④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而瞿秋白也由此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奠基者。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领域，李大钊、杨匏安、瞿秋白等人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瞿秋白依据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阐述了法律的产生，“法律是政治的附庸，没有政治决不会有法律”⑤《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即法律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建筑的内容，是维系国家及其阶级差别的有效政治工具。所以，“法律是不平等的产物”，“社会里阶级间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若要巩固，必要有法律:违背这种经济关系及统治关系的便受镇压(处罚)。法律不过是组织劳动、维系不平等的经济之工具而已”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559页。。瞿秋白还指出，等阶级消灭，政权消灭，没有私产，“人人能以自力调节自己的欲望，罪恶决难存在——法律当然消灭”⑦《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页。。可见，瞿秋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了法律与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律问题的重要探索。
此外，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等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资本集中学说等经济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阶级争斗学说的过程中，也开始用上述理论和观点观察、分析、思考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初步尝试，酝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萌芽。
三 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特点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由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性掌握到学理性研究的探索，由于这种探索是初步的，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尚处于酝酿萌芽阶段，并呈现出如下特点。
除此之外，蔡和森还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古史问题进行了相关思考和研究，由于蔡和森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他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初步勾画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
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已经注意到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即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关系。1919年8月，李大钊就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1923年，李大钊又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②《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此外，1924年恽代英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也明确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③《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尽管当时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名词，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还是相当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与中国政治斗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思想文化相结合，成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学理研究的重要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更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既遵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适应中国的具体学术生态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为研究基点，这一鲜明特征指向如一条红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史的全过程。
第二，具有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且学理研究服务于政治功能。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与政治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二者处于一种交叉、纠葛的状态。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情使那种无法回应社会问题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空间愈发狭窄。学术要发展，就必须关心民瘼，回应社会现实；而现实社会只有借鉴学术研究成果，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发展方向和出路。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现实问题、救亡图存的行动指南而被接受的。因此，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最先关注和介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社会革命理论等具有较强现实政治斗争性的内容。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接受便具有极强的理论选择性、现实目的性和应用工具性。毛泽东回忆自己求索救国方案的思想转变之旅时曾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在这一基础上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自然具有显著的政治性色彩。
我们在看到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接受具有极强的理论选择性、现实目的性和应用工具性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也遵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学理逻辑和现代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即该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有基本的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范畴、研究理念、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等。这既遵循了现代学术的共同属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具体特征，表明马克思主义学术是在现代学术大框架下的一种具体学术的建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学术性的重要体现。
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创作的主体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后，其成员大多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且多数都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因而更加关切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研究与他们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相比不能不处于从属地位，即五四时期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总之，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构建具有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且学理研究多服务于政治功能。
第三，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不同子学科之间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一方面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力图在研究中体现各学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努力实现各子学科的研究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范式下的整体融合。从学术创作的主体来看，五四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为试图比较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同学科的“通才”，像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研究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创作群体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积淀、多领域的学术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多学科的融合发展。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来看，大多涉及多方面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例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著作，又对社会学、哲学尤其是历史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既可以看作是社会学著作，又关涉到大量的社会史、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既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社会科学概论》同样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整体介绍马克思主义不同学科的重要著作，等等。从各学科的研究范式来看，马克思主义各分支学科既有自身的研究特色，又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目的、实践基点等方面具有共同的指向。可见，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初步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不同子学科之间相互融通的特点。
第四，具有酝酿萌芽阶段的初步性和不成熟性等局限性。
由于学术创作主体认知水平的限制、外部环境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带有其酝酿萌芽阶段的初步性、不成熟性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化、公式化、简单化的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译介的范围和阐释的深度不够。这使得该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概括为几条基本原理，孰不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便难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全面的理解和体会，从而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其具体表现就是“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的等同或互用”，“唯物史观被理解和表述为一种绝对的经济决定论”① 徐 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4页。。这也成为后来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的一个藉口。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斗争、文化论战的急迫需求，以及社会问题亟需解决的迫切性，也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做深入细致的“纯学理”阐释和研究。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净额2013年较2012年上涨 11.19%，2014 年较 2013 年上涨 11.23%，2015 年则上涨11.46%，2016年上涨11.68%。应收账款作为企业资产中流动性较强的流动资产，长期的占用使得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缺失了这部分资产为企业带来的长远利益。并且，应收账款的账龄越长，企业面临坏账风险的概率就越大。因此，企业管理层对客户信用信息管理日益重视，以实现降低企业应收账款风险的目的。
这种局限性也表现为一定程度上较为依赖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当时的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中转站和主渠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溥贤、施存统等都曾留学日本，日本学者如河上肇、堺利彦、山川均、高畠素之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影响、促进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但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自主化进程。当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待，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五四时期酝酿萌芽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的局限和不足，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学术研究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是与外部客观条件和时代条件的限制分不开的，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对此应客观地、历史地分析。
华觉明:按照目前的规定,一项传统工艺若要得到保护,必须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且有传承的谱系,我觉得不太完善。比如说谭德睿先生,他复原了古代青铜器表面镀锡的工艺。从现有的文物来看,镀锡的方法有液态的和粉末状两种。那么,有科学依据的工艺复原是不是传统工艺呢?所以说现有的规定有缺陷,没有注意这种情况。我认为,复原的古代技术也是传统工艺。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交锋、融合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掌握的基础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从学识认知到学理研究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初步尝试，尽管从长时段来看，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尚处于酝酿和萌芽阶段，并表现出了初步性和不成熟性等历史局限性，但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研究范式，成为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重要遵循而延续下来。从这层意义上讲，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努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早期书写，具有开拓之功。
作者简介:吕惠东，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YJC710047)。
(责任编辑：吴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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