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的发展状况，对于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费孝通关于小城镇研究的思想脉络的梳理，认为小城镇在城乡关系中具有中介、缓冲和平衡功能。只有在城乡关系视角下来看待小城镇的功能，才能看到小城镇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小城镇；城乡关系；费孝通；功能
费孝通早在农村调查时期就发现了一种“比农村社区更高一级社区”的存在，它与周围农村社区保持联系但又具有不同的特点，费孝通称之为“小城镇”[1]。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社队（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小城镇复兴，人口迅速增加，费孝通在1981年三访江村时又提出小城镇研究。从总体来看，费孝通对于小城镇建设问题虽有探讨但不是重点，实际上是从小城镇与外部的关系，特别是作为小城镇复兴主要原因的社队（乡镇）工业与城乡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小城镇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只有在城乡关系视角下来看待小城镇的功能，才能看到小城镇的价值所在。
一、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历程
费孝通在《四年思路回顾》（1989）和《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1995）两文中都回顾了进行小城镇研究的缘起。费孝通早在江村调查时期就已经发现了集镇对于城乡联系的重要性，但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没有进一步对小城镇问题开展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小城镇正处于衰落，城镇人口处于停滞甚至下落状态。费孝通重访江村时提出的主张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批判，他的第一次学术生命终止。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后，费孝通发现由于社队（乡镇）工业的发展，小城镇迅速复苏，费孝通在三访江村时又提出小城镇研究。可以看出，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其实是对于农村研究的发展与延续。1983年，费孝通从吴江县各镇入手，发现各镇正在从衰落走向复苏，提出了“小城镇 大问题”的论断，而后又逐步扩大研究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四市。1984年，费孝通的研究领域又扩大到苏北，写成《小城镇 苏北初探》。在对苏南和苏北的对比中，费孝通发现江苏省内苏北与苏南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之后，费孝通的研究范围又延伸到南京、镇江和扬州。1984年，费孝通的研究跳出了江苏，由点及面逐渐扩展到全国，发现了小城镇的重要作用。
二、城乡关系中的小城镇
费孝通在对小城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总结了以社队（乡镇）工业为基础的小城镇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子，即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对各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时，费孝通注意到“靠近城市的乡村更容易发展起来乡镇企业，城市具有较好的现代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内地和边区的乡村即使有了内发，没有外援还是没办法发展”[2]。这个发现使费孝通注意到城乡关系的存在，开始从小城镇研究逐步走向城乡关系研究。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1948）论文集中，对城镇和城乡关系展开了论述。在《论城·市·镇》一文中，费孝通针对城乡关系中的“城”这一社区加以区分，将没有受到现代工业影响的称为“市镇”，反之则称为“都会”。临时性的市集发生了集合，因此“从商业的基础长成的永久性社区”被称作“镇”[3]。在《乡村·市镇·都会》（1947）一文中，费孝通提出了对城乡关系的两种看法：相生和相克。“乡市相成论”认为乡村和都市是相关一体的[3]。都市需要乡村的农副产品作为粮食和工业原料，而都市的工业制造品则输入农村，乡市之间的商业愈繁荣，双方居民的生活水平愈高。而“城乡相克理论”则认为城乡是相克的，一是因为“市镇并非生产基地”。乡村人多地少，存在过剩劳动力，劳动成本降低，地主便出租土地脱离了劳动。离地地主在脱离劳动进入市镇后，依靠地租、利息等收入剥削乡村；二是因为“乡村靠不上都会”，都会输入洋货并用机器生产工业品，夺走了乡村手工业收入。西方机械化引入，乡村手工业不能与之竞争。农民失去了手工业的重要收入，需要依靠土地来获取收入，土地问题变得尖锐。外国商品引入，离地地主的消费增加，乡村的血液便枯竭了，最终形成“都市克乡村，乡村侍奉都会”的局面，都市兴起则乡村衰落。从这种观点来看，本应给双方带来繁荣的城乡关系却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城乡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对立之中。
在《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2013）中，费孝通详细论述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给乡村带来不利影响。城市靠向农村收取地租和利息等来获取收入，却未能提供乡村农民需要的产品，城乡差别也在不断扩大。费孝通在书中对于“城”和“镇”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镇”是联系乡村工业和更为发达的商业与制造业的纽带[4]。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发现禄村存在一种临时贸易场所“街子”[6]，农民在“街子”上进行商品交换。随着贸易频繁增加，最终临时性的贸易场所固定下来，成为“镇”。而三村之一的玉村靠近玉溪县镇，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特点。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言中提及，玉村调查的主题为他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5]。
三、小城镇在城乡关系中的功能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看到江村作为农村社区，并不是孤立和自给的。江村水运便捷，依傍震泽镇，震泽镇作为商品销售中心，农民通过中间商人购买工业品，贩卖土特产品。震泽镇通过航船与周围的农村联系起来，成为这个区域的商品流转中心[5]。
（一）中介
通过对费孝通城乡关系和小城镇研究文本的研究思路进行回顾，可以总结出小城镇在城乡关系中可以发挥以下功能：
在抗日战争时期，城乡联系被割断，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乡村反而得到了发展。由于城镇和都会需要乡村提供农副产品，并向农村收取地租和利息等来获取收入，城乡联系的割断造成了城镇和都会衰落，影响了传统城镇的经济结构。“想要恢复良好的互补性的城乡关系，关键就在于城镇需要变为生产社区，不用去剥削乡村”[4]。因此在乡土重建时期，城镇是在剥削乡村，城乡关系的矛盾是存在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先从都市入手，迫切需要传统的市镇发生变质，发展乡镇企业，使城镇从“消费集团”变为“生产社区”。从《江村经济》到《乡土重建》，可以看出费孝通认为在城乡关系中，城市在吞食乡村，提出的对策是城乡需要一体化的改革，形成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需要小城镇在其中予以调和，成为连接纽带，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费孝通在《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1995）中分析了小城镇具有增加农村收入、人口蓄水池和走上现代工业化的功能。小城镇可以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盲目流动的过程中起到控制和缓冲作用，工业下乡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到小城镇。大中城市的承受力在初期较为薄弱，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加强大中城市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设施建设。小城镇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成本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一定程度上将聚居的人口分散，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8]。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集，“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1948）中提出，“乡村和都会中间还隔着市镇，市镇不从事生产的地主搜刮乡村的农产品送入都会，起着中介的作用”[3]。小城镇作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农村产生的剩余劳动力首先进入小城镇，城市的产业转移又连接着小城镇。小城镇作为中介者，在自身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能够促进周围附近乡村的发展，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城乡互惠，从而缩小城乡的差距。
在建国初期，乡村实行以粮为纲，取消了商品生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限制商品买卖，全部由国家统购统销，没有行政机构的小城镇失去了商品流通功能，失去了与周边农村的联系。商业国营化，小城镇的人口大大衰落，而商品经济发展以来，小城镇的商品流通渠道畅通。城市运往集镇的不仅有工业品，还有供应乡镇企业的原料；从集镇运往城市的也不单单是农副产品，也包括工业品。小城镇是中国城乡系统中联结农村与城市的重要环节，小城镇发展出乡镇企业来承接城市的产业转移，形成了“一条龙”工业体系，生产关键部件和承担总装任务的“龙头”设在市内，“龙尾”则摆在集镇和乡村[1]。乡镇企业以城市工业为依托，城市工业以乡镇工业为后方，城乡在经济上有所分工，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流动和自由组合。
1982年，费孝通以访问江村作为起点，三访、四访江村，发现乡村发展出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具有良好的前景，拉动了乡村经济发展。为了寻找乡村致富的原因，费孝通将小城镇看作是城乡结合部，开始进一步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来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中提出，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没有小城镇，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1]。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费孝通提出：“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从历史上来看，过去的小城镇是乡村交换物资的中转站，乡村将农副产品运往集镇，而集镇将城市里的工业品输入乡村。小城镇作为乡村的商品集散中心，不仅与农村之间具有联系，同时也与大中城市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费孝通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中指出，小城镇在城乡一体化道路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小城镇的发展还需要依靠城市的发展。苏南农村能够发展出乡镇企业还因为靠近大中城市，以大中城市作为依托，同时大中城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通过小城镇传播到农村中去，促进资源能够在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和自由组合，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二）缓冲
《晚晴簃诗汇》编纂史发覆—兼论清遗民与徐世昌等北洋旧人的离合……………………………………潘静如（151）
由于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城市，并且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而农村人多地少，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差别逐渐拉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流动增加，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费孝通认为由于缺乏小城镇积聚人口的作用，我国城乡人口呈现出“中间细，两头粗”的葫芦状分布，人口级差太大。费孝通（2002）提出：“这20年里，我们看到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现象，而且这种集中的速度相当快。农民离乡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在乡下活不下去了或是生活得不好；二是农民离乡出去后要有活路，也就是有活干，能生活得下去。”[7]小城镇的兴起，逐渐构建了合理的城镇等级体系，改变了费孝通所说的葫芦状的不合理分布。
本文中随机选取了某学校某教学班100名同学的相关学籍信息及某学期各门课的平均成绩作为研究数据库，对学生信息成绩表的属性字段“性别”、“上课出勤次数”、“四六级通过”、“生源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优化得到指标值μi：
为了检验提取mtDNA的纯度，本研究参考大豆已知基因NARK、psbC和Cox Ⅲ的序列，设计了3对引物(表1)，分别以提取到的mtDNA和大豆基因组DNA为模板，进行PCR扩增。电泳检测结果发现，提取到的mtDNA只有Cox Ⅲ序列引物扩增出了目的条带，而基因组DNA中3对引物均扩增出目的条带(图5)，说明所提取到的mtDNA纯度较高，无核基因组DNA和叶绿体DNA的污染。
（三）平衡
费孝通比较吴江县不同类型的小城镇，分析了小城镇在70年代以前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造成了农村和城镇在经济上的恶性循环。费孝通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观点。费孝通在《小城镇 再探索》一文中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乡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社队工业即后来的乡镇工业的发展，使得小城镇得以复兴。费孝通首次提出了“苏南模式”[1]，分析了苏南地区乡镇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分析了乡镇工业和城市工业的经济联系，认为乡镇工业、农副业和城市工业形成了一个系统。在《小城镇 新开拓》一文中，费孝通提出乡镇企业是城乡联合的环节，乡镇企业带动了小城镇的复兴，也带来了城乡关系的变化。小城镇作为联系城乡的纽带，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社区之间分工合作，形成社会经济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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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由于工业化的深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城乡对立以及城乡区别的消灭，出现城乡一体化。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小城镇能够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小城镇对农村不仅是经济的促进，也是文化的传递和信息的交流。小城镇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之能够享受到城市生活方式。城乡交流在小城镇的媒介之下迅速增加，在小城镇工作的居民钟摆式地往返城镇与农村，他们将城市居民的行为与价值规范传播到农村，使农村居民的意识、需求、兴趣和价值标准发生变革。小城镇作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发展促进了城乡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教育、卫生和科学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蓬勃发展，道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完善。小城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联合，城乡之间的人员、物资和信息等方面联系越来越密切，城乡差距缩小，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体现了城乡一体化的水平。小城镇的平衡功能还体现在维系政治稳定上，“不论附属于‘城’的工商业怎样发达，在以地主为主要居民的社区里，它的特性还是在消费上。这些人口之所以聚集的基本原因是在依靠政治以获得安全的事实上”[3]。
图9为电机运行在900 r/min时,突加和突减80%负载情况下,无延时补偿MPDTC、有延时补偿MPDTC和有延时补偿LSFMPDTC的定子磁链幅值|ψs|、转矩Te、转速n和电流isa.由图可以看出,有延时补偿MPDTC与LSFMPDTC的转矩脉动明显小于无延时补偿MPDTC的转矩脉动.3种控制方法的定子磁链幅值|ψs|在负载扰动时有微小的下降,而转速基本没有变化.
参考文献：
[1]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3(1).
[3]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5]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6.
[8]费孝通.志在富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5-0139-03
作者简介：王昱皓（1996-），男，河南淅川人，单位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从事社区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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