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史人物群体研究当今已经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对于深化和扩展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党史人物群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子领域，革命家庭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方向。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其研究现状尚未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本文意在通过对相关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和整理，并加以初步分析，以冀深化对革命家庭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革命家庭；研究述评
革命家庭研究发端于党史人物群体研究，也是历史学中家庭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多是把家庭放在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解读。依托于中共党史人物群体范畴的革命家庭研究与前者是有区别的：家庭史研究注重的是家庭的发展变迁，以及从家庭的发展变迁来透视社会的进步；而革命家庭研究则重点放在党史人物的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研究，从而以新的视角和更加有说服力的方式揭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业绩和基本经验。相比于前者，革命家庭研究的政治性与现实指导性更强。本文对革命家庭研究现状的初步整合，既是对相关学术史做一个整体性梳理，同时也希望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革命家庭研究。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中有关革命家庭的相关文章为研究对象，将中共党史革命家庭研究的对象大致分为四类，即父子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兄弟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以及复合型革命家庭，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父子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研究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不少家庭因亲人慷慨就义而破碎，但其中能够子承父业或者父子两代为革命创建功勋的并不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陈独秀父子、李大钊父子以及毛泽东父子①。他们或痛失慈父，或老年丧子。在伦理关系上，他们的家庭是不幸的；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他们的牺牲是伟大的。深化对父子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的研究，有助于发掘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两代革命者之间的传承。
(一)陈独秀家庭研究
对陈独秀的研究学界做得较为全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苏联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先前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的诸如“汉奸”“投降主义”等不实评价也得到了纠正。但关于陈独秀家庭、陈独秀父子关系的研究，学术界的成果不是很丰富，内容也多以纪念性的文章为主，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陈独秀父子关系方面。
1.关于陈独秀对子女的教育
唐宝林指出：陈独秀对陈延年和陈乔年实行所谓“兽性”教育，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让他们勤工俭学，并且不让他们在家里住，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强壮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1]张家康指出，陈延年两兄弟不满父亲对生母的薄情和对自己的严苛，不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他们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家庭、不要国家。对于父亲，他们也表现得没有什么亲情，甚至以“独秀同志”呼之。通过对比陈独秀父子少年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其家庭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陈独秀本人一生多半时间没有固定收入，纵然穷困潦倒，也不染指祖辈留下来的遗产；对于自己的儿子们，他也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培养，即使在一段时间内生活宽裕，儿子们也是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陈独秀称之为要他们自创前途。[2]
2.关于陈独秀父子的工作关系与亲情关系
张家康指出：在中共党内，陈独秀专横跋扈，有家长作风，而在家中他对儿子们则是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在原则问题上，两兄弟也不徇私情，直接指出父亲的错误。[2]吴晓指出陈延年、陈乔年最初在法国时都信仰无政府主义，对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无政府主义持反对态度，也不赞成陈独秀筹组中国共产党。但当他们经过勤工俭学后，思想发生剧变，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3]黄苇町指出，陈独秀父子均入选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尽管陈独秀在五大上依然被选举为总书记，但党内对他的指责是非常严厉的。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延年和乔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当选，可见他们的能力和威望得到了党内的认可。这与他们留学法、苏，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以及深入社会底层的实践锻炼密切相关。[4]商鸣臣指出，乔年性格随和，与父亲相处融洽，父亲交办的事他都处理得当。尽管如此，陈乔年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为此他经常与父亲发生争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指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对中国社会性质看法的错误，父子因此不欢而散。等心平气和之后，父子又和好如初。[5]翟长民指出，在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陈延年认为共产党人要提高警惕，“整理党务案”事件中凡没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一律保持常态，决不能将名单交给国民党。因此他对陈独秀妥协退让的右倾错误极为愤慨。[6]
3.关于描绘陈独秀父子情深方面
黄苇町指出，陈独秀父子是建党早期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心存无私，所展现出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对于探索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4]肖元指出，陈延年完全有条件利用家庭和经济条件，或凭借父亲的名望和地位，过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救民于水火，因此他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一面读书，一面做工自给。[7]
5c1H NMR(CDCl3) δ:7.80-7.78(m,1 H),7.63-7.61(m,2 H),7.27-7.25(m,5 H),3.75(s,3 H),2.40(s,3 H).
(二)李大钊家庭研究
学术界对于李大钊的研究比较全面，主要围绕着李大钊的理论贡献、革命事迹，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早期发展等著述很多。其中对于李大钊家庭的描写也涉及了一些，但专门论述的很少，大多是见诸其妻、子女的回忆②。
罗四强忙说：“试一下。爸爸一直说要帮阿里过这个坎。爸爸的腿疼去不成东湖，也是个坎，说不定你们两个人搭帮着一起过了。”
1.李葆华研究
陈静专访了李葆华。据李葆华回忆，李大钊在世时工作很忙，但对子女的教育从来没有松懈。他把子女送到不沿用旧教育制度的孔德学校去读书，还常请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到学校讲课。李大钊曾应邀演讲过“今与古”，其中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8]在李星华的回忆专著中也见到这样的文字：“父亲经常教我们唱歌，最初他教的是《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当然他为了防止警察和暗探的窃听，只能低低地唱。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而有力，仿佛他体味着歌曲里蕴藏着的为了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力量，并且要用它来感染我们。”[9]
2.李大钊对子女共产主义信念的培育研究
陈静指出李大钊子女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共产党的认识正是在其教诲下，潜移默化，逐渐地被认识、接受，并深深地埋藏在心中。这就是他们所以能历尽生活的磨难，仍矢志不移地献身革命事业的巨大的精神源泉。他们一生虽平凡，但更显示出共产党员的风采，这是李大钊家风的延续。[8]
3.李大钊革命家庭参加实际斗争情况研究
宋霖在文章中谈到李大钊父子参加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斗争情况。[10]王艳萍谈到李大钊子女继承父亲的遗志，在抗战期间参加家乡冀东地区的斗争情况。[11]
4.李大钊革命家风的传承研究
嵇立平通过走访李大钊后代，在其后人身上发现领袖精神的传承，李葆华、李星华兄妹五人在未成年时遭到父亲牺牲、母亲去世的巨大不幸。他们在父亲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先后参加了革命事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奉献。他们及其下一代，不利用父辈的声望、不追求权势和名利，清白做人、朴实生活、踏实工作，正是李大钊风范的延续。[12]张志峰记述了李葆华在建国后的学习工作情况，提到了父亲李大钊对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长子，李葆华从小就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这注定了他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奔波劳碌。父亲的牺牲使李葆华变得更加坚强，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解放后的领导岗位上，他始终燃烧着一种革命的激情，即使在年近古稀时也不例外。[13]宋霖在写到李葆华夫妇的革命精神时，也谈到了李大钊家风的影响，他们恪守着李大钊家风，直到生命的终点。无论何时、何种环境，他们从未懈怠。在严格律己的同时，也以此来教育要求子女。在当今中国，李大钊家风愈加显示出光辉与宝贵。[14]
5.李大钊与赵纫兰研究
宋霖指出李大钊的家庭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李大钊在外面一向是举止沉稳，不苟言笑。在家里，他却时时勃发出烂漫童心，享受家庭的宁静和温馨，在这里他写出了经典名篇《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及大量文章，出现了在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写作高峰。[10]董宝瑞在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夫妇时指出，虽然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月薪颇高，但家庭生活依旧拮据。因为他的薪金大部分都用于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以及捐助初创时期的北京党组织。赵纫兰知道后，没有任何怨言，开始精心地筹划日常生活费用，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来应付城市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处境也更加危险。对于这样的生活，赵纫兰没有任何怯弱，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孩子，让为革命东奔西走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1933年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党组织派人联系她，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她坚决遵照党组织的要求做事。[15]
二、兄弟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研究
郭际通过对曾山和邓六金夫妇的研究，来体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贵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质。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国后，曾山夫妇都保持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顾全大局、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作风。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32]
(一)林家三兄弟研究
林家三兄弟，即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育容(林彪)。他们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是以兄弟关系为核心的革命家庭的最典型的例子。
1.林氏三兄弟总体研究
散木指出，林氏三兄弟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他们的伟业和事功、壮烈和喑哑，几乎伴随了中国革命的完整历程。散木分别叙述林氏三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的方式：林育英最年长，却是受弟弟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林育南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林彪是在两个哥哥的带动下参加革命的，他最初在哥哥林育南和恽代英开办的浚新小学读书，后来林育南又介绍他到武昌共进中学读书，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和熏陶。涉及三兄弟意旨和方向问题的是在两位兄长动员并帮助林彪报考黄埔军校的时候，1925年林彪中学毕业后，在两位兄长的动员下，决定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当时林育南给林彪回信，希望林家三兄弟各有所长。他们还特意致信在广州的恽代英和萧楚女，让他们帮助弟弟林彪。[16]
2.林家三兄弟个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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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波和林道喜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林育英在临终时对林彪的嘱托，即关于为林育南平反的问题，指出林育南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希望党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并给出结论，同时希望林彪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多做沟通。林育南为了党的事业，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他还是林育英和林彪的革命引路人，这不仅仅是关系他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17]林育英对林彪今后个人的发展也做了嘱咐，指出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林彪。关于个人前途的问题，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的努力。他希望林彪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18]
(二)方志敏和方志纯兄弟研究
方志敏、方志纯兄弟是杰出的革命兄弟代表，哥哥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弟弟方志纯则追随哥哥的脚步走上革命道路，一生四次入狱，无论是在根据地肃反期间被错误批判，两次被敌人关进监狱，还是在“文革”中被打倒，他都坚持信仰坚定、忠诚于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方家兄弟走上革命道路研究
聂成根指出方志纯与方志敏是堂兄弟，其家境尚可，因此，子女大都能受到启蒙教育。方志敏投身革命后，奔波多地，追寻革命真理，发展革命组织。在这期间，方志纯也跟着他去南昌、上海，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方志纯原秘书胡少春在研究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方志纯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方志敏的影响，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在故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随方志敏到南昌，在中共中央江西直属支部机关担任机要交通员兼公务员，在支部书记赵醒侬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20]
2.方家兄弟的清贫家风研究
王德蓉指出方志敏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处理公私关系，亲人们都坚定地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子女晚辈也继承先辈遗志，弘扬清贫的家风。[21]胡少春认为方志纯非常廉洁朴素，他经常以方志敏为榜样要求自己、子女、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20]此外，方志敏的不徇私、不搞特殊，得到了亲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些亲人中，包括母亲金香莲、胞姐方荣姩、胞弟方志慧、堂兄方远杰、堂弟方志纯、方远雷、方远贵等等。[21]由此可以看出，方志敏兄弟家族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远不止以上所述，相关研究仍需要深入下去。
(三)沈雁冰(茅盾)和沈泽民兄弟研究
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被人熟知。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的兄弟二人，这一角色没有像他们在文学领域那样大放异彩。沈雁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党组织的创建并见证党的早期发展。在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后来与党组织中断联系。回国后转战革命文学领域，曾多次要求恢复党员身份，最终在1981年逝世以后得以实现。沈泽民深受哥哥沈雁冰的影响，曾留学日本，后入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革命，还参与了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积劳成疾病逝。
在关于沈家两兄弟的研究中，学术界还鲜有发现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对他们个体的研究。那海在研究中指出父母对于沈氏兄弟的影响，父亲是维新人士，主张实业救国，但事与愿违，在临终前，他告诫沈雁冰和沈泽民：中国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学习理工还可以到国外谋生。同时还嘱咐兄弟俩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父亲死后，母亲陈爱珠和哥哥便担当起了培养沈泽民的重任。母亲出身于名医世家，通晓文史科技，并具有民主思想。
老娘的猛料装满了一肚子，想听，天天都可以爆给你。冯可儿说着，一边用两只手在腹部画圈儿揉，一边向高潮抛过来一个媚眼。
在谈到沈泽民早期的思想变化时，那海指出在1920年春，沈泽民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和彷徨，感觉工学课程枯燥乏味，想中途辍学。同年5月，他便退学回到上海，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寻求革命真理。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责备和阻拦，而是把为儿子结婚准备的一千元钱拿出来资助他出国。这一切只是因为她相信儿子，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关于沈泽民的入党情况，1921年初，沈泽民与张闻天从日本返回上海后，由其兄沈雁冰介绍，与李启汉、邵力子等一起加入上海中共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沈泽民的这些政治活动得到了母亲的支持，这对沈泽民从事革命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22]
大数据有着很强的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的知识价值也会很快地降低。因此，大数据需要以较高的速率进行分析处理。
调取天津市某三甲医院2016年1～6月和2017年1～6月医保患者住院信息，包含患者的性别、年龄、医保类别、住院科室、疾病名称、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药品费、检查费、材料费、手术费、治疗费、床位费、输血费和其他住院费用，医保支付金额、自费金额等信息。
何立波同样指出家庭对兄弟二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作用。父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母亲又时刻叮嘱沈雁冰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要给弟弟泽民做个榜样。沈雁冰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兄长。
关于兄弟二人的文学创作，何立波指出，五四前夕，沈泽民就与沈雁冰一起，为《学生杂志》翻译美国的两篇科学小说，开我国翻译外国科学小说之先河。随后，他又大量翻译介绍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作品。后来兄弟二人宣扬无产阶级新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哥哥沈雁冰潜心著述，写出了讲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期间心路历程的《幻灭》等中篇小说，轰动文坛，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革命文学阵营一部分同志的苛责。在极度苦闷中，他收到了远在莫斯科的沈泽民写来的信。沈雁冰被迫流亡日本后，与党组织中断联系，在思想苦闷之际，弟弟沈泽民的来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23]
紫趾综合征是华法林的罕见不良反应，属于华法林引起的皮肤坏死的一种病症，其发生率在0.01%～0.1%。起病初期，足趾患部皮肤感觉异常，并可伴有灼烧样疼痛，随着病程进展，疼痛可能加剧，足趾患部皮肤出现网状红（紫）斑，逐渐破溃，最终足趾患部皮肤出现坏疽[1]。该病起病隐匿，且预后较差，接近一半的患者需要外科手术治疗[2]。今有1例如前述状况，临床药师参与紫趾综合征的治疗，获得明显好转。
关于沈家二兄弟的家庭，沈雁冰的妻侄孔海珠在文章中回忆，沈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人物，近乎冷酷，所以一般和她接触的人，常会感觉到一种冷峻的压抑，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可及处。她具备极强的理智，毅然送她的两个儿子赴远地入学，这在闭塞的乡镇非常少见。“茅盾10岁丧父，弟弟泽民当时才6岁，家境并不富裕，家族环境又是十分顽旧，但是作为寡妇，母亲并不守旧，破除一切阻碍，用仅存的一点遗产毅然送他们入学，‘可见其见地卓越’。”[24]
丁晓平指出，毛岸英从小就与父亲聚少离多，1927年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离家后，父子更是十几年不得相聚。1946年毛岸英归国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把‘洋气’十足的毛岸英亲自送到‘劳动大学’学习”，并提醒他说：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在询问毛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毛泽东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在听说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伤心，眼圈湿润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48]此外，从整体上研究毛泽东父子的文章还有王光荣的《毛岸英的壮丽人生》(《党风与廉政》2003年第8期)、孟红的《毛泽东与毛岸英的父子深情》(《党史文汇》2002年第2期)。
总体来看以兄弟关系为核心的革命家庭研究现状，除了上述三对兄弟关系以外，中共党史上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兄弟，如张国焘、张国庶兄弟，杨闇公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邹家华和邹竞蒙兄弟等等。但是查阅相关研究资料，对于他们的研究都是以个体研究为主，研究其家庭的成果很少。此外，某些兄弟关系能否归入革命家庭的研究范畴还有待探讨，所以更凸显出相关研究需要向前推进的必要性。
本文构建一种声纳图像特征点的重建方法,描述声纳图像的映射模型,分析从二维图像恢复三维特征的基本逆映射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对高度弧分段、逐级搜寻目标的空间位置的三维重建方法,又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14]实现一种使用少量特征点估算旋转矩阵,然后再重建全部特征点的高效方法,最后加入传感器估算的带有误差的旋转、平移参数,通过算法优化实现整体精度的大幅提升。
三、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研究
由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是中共党史革命家庭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可以说，每一对革命夫妻组成的家庭都包含其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际关系的构造，婚姻是家庭及家族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两个家庭(族)联姻，不仅可以传宗接代，保证人丁兴旺，而且可以巩固彼此的势力和影响，促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这一形式同样对革命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都是通过婚姻关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摆脱传统势力的束缚，接受先进的革命理念，培育出一批革命青年。
学术界对于每一对革命夫妻几乎都有介绍性研究，但大都从研究个体的角度关照配偶和家庭，从革命家庭的角度进行专门论述的很少。
部分学者对于革命夫妻进行了总括式的简单归纳，卢庆洪撰文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许多革命夫妻为了千万人的幸福而双双献身，他辑录了部分优秀代表③[25]的事迹，予以简单的介绍。曾长秋介绍了湖南党史上著名的12对英烈夫妻，指出志同道合是革命伴侣的基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共同的事业和爱心，使他们在创造人生辉煌的同时，也塑造着爱情的典范。[26]此外，王树人的《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夫妻》(《党史博采》2007年第7期)、孟红的《双双殉难的革命夫妻》(《党史纵览》2005年第11期)、陈敏的《七对“弄假成真”的著名革命夫妻》(《档案天地》2012年第7期)、王树人的《“弄假成真”的著名革命夫妻》(《兰台内外》2008年第6期)，都以同样的方式，对革命夫妻及其家庭进行了简单的、词条式的介绍，学术价值不高，但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挖掘。
关于记述革命夫妻活动的研究，孙伟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何孟雄、缪伯英夫妇短暂却光荣的一生。作为中共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又是革命的亲密战友，他们是我党历史上第一对英烈夫妻。[27]陈泰生研究了何、缪夫妇二人在北京参加革命的情况：“他们同在北京求学，接受了‘五四’时期新思潮的熏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启迪；他们曾一起误入无政府主义的迷津，又在革命的实践中一致认定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终于双双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28]包括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北京的工人运动等。
杨晓璐和崔军的三篇连载文章，即《长征路上的夫妻情(系列一)毛泽东与贺子珍》[29]《长征路上的夫妻情(系列二)革命伴侣模范夫妻》[30]《长征路上的夫妻情(系列三)革命伴侣模范夫妻》[31]记录了参加长征的革命夫妻的英雄事迹，包括毛泽东与贺子珍、周恩来与邓颖超、朱德与康克清、任弼时与陈琮英、李富春和蔡畅、毛泽民和钱希均六对夫妻。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共党史中有很多著名的革命兄弟，他们或是受父辈的影响，或是兄弟间互相带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以兄弟关系为核心的革命家庭是革命史、家庭史研究视域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新的视角。著名的“党史兄弟”，有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林育英(张浩)、林育南、林育容(林彪)兄弟，张国焘、张国庶兄弟，沈雁冰(茅盾)、沈泽民兄弟，方志敏与方志纯兄弟等等。其中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已归为父子关系一类，毛泽东兄弟的研究归于复合型的革命家庭。现就能搜集到的学术界对革命兄弟的研究情况，分别予以介绍。
刘咸一和余澄之子刘大伟撰文记述了父母的革命事迹，父亲刘咸一天赋过人，得到张作霖父子的支持出国留学，成为化学专家。母亲余澄出身名门，是金陵女子大学多才多艺的高才生。两人志同道合，成了革命夫妻，后来又双双投奔延安，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然而母亲因病英年早逝，父亲则带着母亲的遗骨征战南北。[33]
何立波通过对罗亦农和李哲时夫妇短暂相识相守的婚姻，看出了平凡中孕育的伟大以及刻骨铭心的情感。“1928年4月，26岁的罗亦农在上海被捕遇害，成为第一位牺牲的政治局常委。他与李哲时是一对‘假戏真做’的革命夫妻……过早牺牲的罗亦农，让李哲时牵挂一生。”[34]
总体来看以婚姻关系构成的革命家庭的研究现状，由于婚姻关系的普遍存在，使得学术界对于革命夫妻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存在的问题是相关研究多以词条式的人物传记为主，故事性较强，相关史料的挖掘不够，学术性不高。
四、复合型的革命家庭研究
6.毛楚雄研究
(一)毛泽东家庭研究
毛泽东家庭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他的妻子、兄弟姐妹、子侄等很多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其中先后有六人献出了生命，分别是发妻杨开慧、兄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儿子毛岸英以及侄子毛楚雄。梳理毛泽东革命家庭的研究现状，从这六位先烈入手，可见一斑。
1.杨开慧研究
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是复合型革命家庭中最为典型的代表。“革命的母亲”葛健豪培养自己的儿女，使他们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儿子蔡和森与儿媳向警予，女儿蔡畅与女婿李富春后来都成为中央委员，使得这一革命家庭在中共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发展历程，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毛泽民研究
谢伟在研究中提到了毛泽东晚年对弟弟毛泽民的评价，包括弟弟毛泽民送自己去长沙读书，在家照顾父母，辛勤劳作，为自己提供学费和生活费。[41]曹宏在回忆自己的外公毛泽民时同样提到了他为兄长筹集学费、辛勤养家的事情。直到1920年父母先后病故后，他才在哥哥的动员下走出韶山冲，参加革命。他是毛氏三兄弟中读书最少、离家最晚、吃苦最多、对家庭奉献最大的人。毛泽民性格温和并善解人意，毛泽东对大弟弟早年供他读书，心中充满感激。他也由衷地喜欢这个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大弟弟。[42]伟人有自己的成长轨迹，毛泽东要成为伟人，首先要走出韶山冲，毛泽民就是他走出韶山冲的助力。
3.毛泽覃研究
王健指出，在毛泽覃小的时候，毛泽东就以实际行动来教育自己的弟弟。这种教育不是空洞式的理论说教，而是亲力亲为的榜样示范。毛泽东在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立即把毛泽覃接到长沙，编入一师附小学习。特别是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后，对毛泽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使他得以较早接触到马列主义，不久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革命的急先锋。[43]此外，冯都还提到了毛泽东与毛泽覃1930年在江西君埠的争论，毛泽东“把它提到了反对家长制领导的高度来检讨，并告诫全党不能搞家长制，要讲民主，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一定要以理服人”。[44]李小兵[45]和刘良[46]在研究中提到了关于错误批判“江西罗明路线”时期的毛泽东与毛泽覃。
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初中语文对于培养初中阶段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史不分家”，语文学科和历史学科之间的渗透和结合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历史元素的融入，更加有利于中学生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以及优秀品质精神的影响和弘扬。
4.毛泽建研究
刘小梅在研究中指出，毛泽东将堂妹带上了革命的道路，帮助毛泽建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带着她来到长沙，送她到长沙的女子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47]相关研究中也涉及了毛泽建在女校赶走欧鸣皋、组织农会斗争、与丈夫陈芬双双牺牲等等。详见何立波的《“衡山朱凤”毛泽建：毛泽东第一位牺牲的亲人》(《党史博采》2015年第6期)、熊仲荣的《毛泽建：气贯衡岳一英杰》(《湘潮》2016年第4期)、梁茂芝的《毛泽建：毛泽东家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烈士》(《中国老区建设》2011年第7期)、侄女毛小青的纪念文章《我的姑姑毛泽建——纪念姑姑诞生一百周年》(《湘潮》2005年第10期)。
5.毛岸英研究
2）施肥时间不当。部分果农施肥随意性大，追肥时间因个人资金、劳力而定，秋季基肥因果实采收等原因，常常推迟到第2年春季施（或干脆不施），打破了苹果树的“生物钟”，造成肥料利用率低，不利于树体生长。
复合型的革命家庭，是指由多种亲缘关系构成的家庭，不仅限于父子、兄弟姐妹，还包括通过婚姻等亲属关系组合起来的家庭。可以说，这一类型的革命家庭包含了上述三种革命家庭的模式，形式更加多样。中共历史上不乏举家走上革命道路的例子，如毛泽东家庭，蔡和森、李富春家庭，谢觉哉、王定国家庭以及许多在共产党基层工作中涌现出的家庭。他们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将家庭成员凝聚成一个整体，形成其特有的革命家风，在潜移默化中熏陶滋养着每位成员，历经数代，薪火相传。
2.革命家庭成员研究
七要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水务管理体制、水价形成机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和水市场制度，着力破解水资源管理的体制机制障碍。
(二)蔡和森、李富春家庭研究
学术界对于杨开慧的研究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介绍杨开慧生平与革命经历的，载团结[35]和丁晓平[36]的研究都起始于毛泽东和杨开慧相识到相知、再到相恋的过程，以及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她的怀念。韩瑾行连发七篇连载文章，详细记述了毛泽东与杨开慧革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马纯红指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无论是对革命事业的奋斗，还是对爱情婚姻的追求，都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在追求共同理想和信仰的过程中，他们相识、相恋、相知、相伴。以婚恋观的研究视角纵观这一过程，可分为知心、知义、知情三个阶段。[37]石尚彬[38]和李光荣[39]则是通过毛泽东和杨开慧互赠的诗词来研究二人的婚姻情爱关系，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窥见这对恩爱夫妻的绵绵情愫。易斌在总结杨开慧的精神内涵时指出杨开慧具有对爱情和婚姻艰难与共的执着精神，一是在经费上支持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二是做毛泽东革命事业上的战友和得力助手。[40]
需求情况：农业方面，当前为农业用肥淡季，尿素需求冷清。工业方面，上周复合肥企业和胶合板企业开工率保持低位，经销商对当前尿素高价较为抵触，需求较前期有所缩减。出口方面，由于国际尿素供给偏紧，价格持续上涨，但国内经销商出口报价目前已经低于中东地区，但仍高于其他主流货源地，出口量少。
在整体上研究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方面，学术界也是刚刚起步，成果尚不丰厚。2016年，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挂牌成立“南开大学和富研究中心”，成为国内研究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前沿阵地。在2015年召开的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中，纪亚光指出：首先，会议提出了革命家庭这一研究的新视角，探讨了革命家庭研究的意义和通过对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组成及奋斗历程的整体性研究彰显出的价值。其次，会议彰显了党史研究的有机性和丰富性。一方面深化了具体人物的研究；另一方面，革命家庭的视角整体上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国、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进程，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内涵。再次，女性党史人物研究受到重视。最后指出，对蔡和森、李富春等虽未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但在中国革命、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党史人物进行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特征，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共的历史发展进程……在空间维度上，对这些参与决策，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开展系统研究，有助于将理论与实践、决策与执行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使党的领导与社会变迁互动发展的立体化程度更高，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读也更加丰富多彩。此外，指出党史革命家庭研究现存的问题和拓展的方向：一是革命家庭人物研究不均衡现象凸显；二是革命家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亟须展开；三是诸如革命家庭产生的时代背景，革命家庭内部情感、观念与思想的形成与外部社会的关系，革命家庭的产生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等问题，需要积极面对与思考；四是理论框架需要树立。[49]
1.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总体研究
纪亚光指出，是革命理想将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联结在一起。他们始终如一地探寻着时代的步伐奋力前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品质。革命家庭因理想而相聚，除了血缘与亲情，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此外，革命家庭从来不缺少亲情，这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又不失人文情怀。[50]张立程认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思想来源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四种思想源流，即湖湘经世文化传统、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思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1]莫志斌认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是主客观、内外因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也是其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契机在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空想社会主义与新文化运动、苏俄十月革命对家庭成员思想的触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探究新知、追求真理的思想意识的萌发；蔡和森的表率与引领；新民学会的发动与筹备；湖湘名流之资助和支持。[52]此外，王明前在《试论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贡献》(《湘潮》2015年第3期)一文中探讨了革命家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的贡献。
传统媒体报纸在宣传政策方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支持，才能够促进自身的良好发展。新媒体时代，新闻内容变得丰富多彩，所以传统报纸在和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为人们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传递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术界局限于对其被害真实情况的记述和考察。主要有廖春梅的《毛楚雄：被胡宗南密令杀害的中共和谈代表》(《文史春秋》2015年第1期)、吴大为的《鲜血洒在东江口忠骨安葬秦岭山——关于毛楚雄牺牲的情况》(《湖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黄禹康的《毛楚雄烈士遇难揭秘》(《文史春秋》2009年第9期)、《毛楚雄遇难尘封40年谜案》(《党史纵横》2011年第2期)。
葛健豪研究。罗绍志在《革命母亲葛健豪》[53]和《英烈母亲葛健豪一家出了四个中央委员》[54]两篇文章中指出，葛健豪年逾五十岁偕子女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千多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被当时舆论界称为“惊人的妇人”。她曾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是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活动。可以说，葛健豪为革命家庭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做了很好的表率。赵瑞泰指出葛健豪全身心投入到儿女教育上，叫他们做秋瑾那样的人。她不顾丈夫的阻拦，卖掉自己的首饰供儿子蔡和森读书；同时她违抗夫命，带着两个女儿及外孙女报考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并与女儿们一同进校读书。[55]此外，在其他研究葛健豪的文章如蒋圣培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小脚老太葛健豪》[56]，也表达了上述类似的观点。
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研究。张东明探讨了向蔡的恋情，“向蔡同盟”不仅是爱情同盟，更是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夫妇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共同投身革命事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其中“向蔡同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7]罗绍志撰文记述了蔡和森和向警予从相识到结合，到后来分手的全过程。指出生活中夫妻“同盟”虽然解体，但二人的理想、事业和友谊的同盟却一直存续到生命的终结。[58]肖玲丽重点研究了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婚姻关系，指出二人主张自由恋爱，尊重女性权利；主张婚姻是爱情与共同理想信念的结合体；具有冲破封建牢笼的进步婚恋观。蔡和森与向警予婚姻曲折坎坷，无论关系处于何种状态都是他们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最好诠释。在旧社会，他们敢于挑战封建婚俗，打破传统，自由恋爱，是难能可贵的。[59]
李富春、蔡畅夫妇研究。吴志菲指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夫妻俩时合时分，各自随工作单位行动。在分别的时候一心扑在事业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到会面时则互相爱得更深。[60]蔡阿松作为李富春和蔡畅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他们身边工作、生活多年的往事时指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接近，相知相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肩战斗，历尽艰险。建国后，又以全部心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中，他们始终相知相爱，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坚贞不渝。[61]吴兆章在纪念李富春、蔡畅诞辰110周年的文章(《党史纵览》2010年第5期)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三)谢觉哉、王定国家庭研究
马延炜[62]、李剑锋[63]等人从谢觉哉的情感世界和亲情关系入手，介绍了谢觉哉婚姻家庭生活的情况，以及对妻子、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指出谢觉哉虽然前后经历两段婚姻，育有子女十余人，但是家庭依旧和睦，也从来没有放松对家庭成员的教育。不以公谋私、以权谋私，以对党和国家无限的忠诚作为树立革命家庭家风的根基。王德蓉[64]、高绪林[65]、王彦君[66]、王兵[67]等则从研究谢觉哉家书入手，发现谢觉哉通过夫妻之间、与子女之间的书信往来，教导家人于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具体说来，就是要重视学习、尊重劳动、锤炼思想、力求上进、坚持原则、不搞特权。于私则要保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吴尹浩则通过对《谢觉哉家书》的解读，体会谢觉哉对子女的谆谆教诲，指出谢觉哉的家风是我党干部家风的榜样。广大干部要深入学习《谢觉哉家书》等著作中的治家智慧，从而做到厚德载物、勤俭持家、服务群众、德政为民。[68]
(四)其他复合型家庭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史中，有一些革命家庭名不见经传，既不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物，又没有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但是它们依然为党的发展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这些由党和国家基层工作者组成的群体，虽默默无闻但不失伟大。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包括罗宗浚的《“红色家庭”乐山罗家》(《红岩春秋》2003年第2期)、王晓红的《“信仰贯神衢”——一个革命家庭的太行烽火往事》(《党史文汇》2011年第11期)、李世海的《革命家庭中的坚强女人——怀念我的母亲董勤》(《工会博览》2011年第2期)、陈守端的《革命家庭的难忘岁月》(《武汉文史资料》2011年增刊第1期)、张静如的《从华氏一家看革命家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边树堂的《韩七海与他的革命家庭》(《先锋队》2011年第7期)、张守良的《抗战时期扬中的红色家庭》(《档案建设》2015年第12期)、谭灿的《红色家庭：14人参加抗战》(《源流》2006年第6期)、李国强的《英勇悲壮忠烈满门——邵式平革命家庭简介》(《老区建设》1990年第1期)、李永辉的《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的故事》(《源流》2012年第6期)。
总体来看复合型革命家庭的研究现状，学术界对于人物个体的研究较多，但复合型革命家庭需要从整体上提炼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以及革命家庭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的建设发展所起的作用。此外，对于革命者个人进行历史定位的同时，对其所在的家庭也要做出中肯的评价。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家庭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革命家庭形成的原因
从以上对革命家庭研究现状的分析来看，它们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大背景下的家庭变迁息息相关。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出现革命家庭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不可分割。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沦为半殖民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国家社会历经转型与裂变、外来列强的侵略、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对抗、革命的反复胜败交替，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社会重新整合的困难。这使得革命家庭在时间上得以形成，并在代与代之间薪火相传。西方列强的欺凌，国内反动势力的压迫，使得有识之士竞起，也使得许多家庭历经转型。一批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战斗性，这批新鲜血液的注入，不仅立志改造中国社会，而且对于他们出身的家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有识之士多是举家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第二，从家庭层面来讲，形成革命家庭的关键在于家庭成员间以及家庭之间的相互影响。中国传统历来重视家庭的发展，家庭的教育对于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一个家里，家长或者家庭中核心成员的为人、性格、作风很重要，可以影响全家。例如“革命的母亲”葛健豪，正是她的带动，为子女走上革命道路打下坚实基础，才会出现一家走出四位中央委员的传奇。
(二)关于革命家庭研究现状的不足及思考
中国共产党革命家庭研究作为党史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当前学术界研究情况的整理，发现了以下的不足之处：第一，当前的研究主要以纪念性研究为主，大多是事件的叙述，学术性研究的成果不多，而且有相当多的重复性研究。多数文章引用资料或者相关当事人口述材料的时候没有标明出处或来源，很多故事的叙述没有考证真伪，缺乏说服力。第二，当前的研究侧重于故事的叙述，即“宏大叙事”多于“人物刻画”。人物的研究显得空洞，个性没有凸显。第三，史料的挖掘欠缺，相当多的资料并没有充分运用。
针对以上问题，中共党史革命家庭的研究未来要向“学术性”、“深刻性”和“现实指导性”三个方向发展。具体说来，首先，革命家庭的研究在继续纪念性研究的同时，要逐步将重点转向学术性研究。要重视相关资料的发掘和口述史的整理以及地方志的归纳收集，许多革命家庭的历史变迁及革命者的个人资料有很多在历史的亲历者或者革命后代的手中，对这批资料的挖掘对于研究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要重视研究方法，即重视学科交叉、相互碰撞的作用。研究不能局限于历史学、政治学的方法，还需要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特别要关注家庭史的研究动态，海纳百川。
其次，革命家庭的研究要凸显其深刻性。要注重“人”和“群体”的研究，展现革命者及其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揭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心理活动，例如多利用个人日记和往来的书信④充实到研究中去，这样会使人物研究和群体研究更加丰满。此外，要进行革命家庭之间的比较研究，研究革命家庭的不同类型、特点及其影响，研究革命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革命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有助于整个党史研究的深化。
再次，革命家庭的研究要注重对现实的关照。要充分考虑研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影响。许多革命家庭几代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例如蔡和森、李富春革命家庭的成员，见证了党的成立及早期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在建国后参与国家建设，发挥了重大影响。“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者应当具备的素质。研究革命家庭的目的就在于汲取革命先辈的精神遗产，在处理现实问题以及规划未来的发展道路时加以借鉴，真正做到不忘初心。
注释：
①由于毛泽东革命家庭由多种亲缘关系构成，不仅局限于父子一辈，还包括夫妻、子侄等，故本文在此不单述毛泽东父子的研究，而是将其归于复合型的革命家庭研究中。
②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全力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为照顾家庭、哺育儿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但赵纫兰生前并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而是在逝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因此作为革命家庭研究，没有将李大钊家庭归类于“婚姻关系”，而是归于“父子关系”。
③徐琛与余哲贞、田波杨和陈昌甫、萧楚女和游曦、周文雍和陈铁军、刘赤生与陶元柏、张良栋与李逸芬、张朝燮与王经燕、王鉴与夏国仪、曾延生与蒋竞英、易赞国与何民逸、汪群与贺服丹、翦去病与王月贞、陈芬与毛泽建、韩盈与钟竹筠、颜昌颐与傅凤君、张国庶与晏碧芳、王环心与淦克群、陈觉与赵云霄、刘光夏与蓝亚梅、李国柱与吴澄、何孟雄与缪伯英、杨善集与林一人、恽雨棠与李文、蔡博真与伍仲文、蔡和森和向警予、王文明和邢慧学、栩栩和石青、彭湃与两任妻子蔡素屏和许玉罄、吴钦民和李华英、张昆弟与王兰英、白德胜与任志贞、李鸣珂与李和鸣、阮啸仙与高恬波、杨林与李秋岳、张耕野与金凤英、宣中华与吴先清、罗屏汉与张瑾瑜、李翔梧与刘志敏、高希敏与梁淑媛、明安娄与冯杏娥、陈明与辛锐、薛克凡与瞿淑、蔡耿达与马雪卿、苏蔓与罗文坤、秦邦宪与刘群先、庄征与杨瑞玉、朱瑞与陈若克、吴亚鲁与苏同仁、陈潭秋与徐全直、王成林与武健、何志相与张雪泉、齐平与周竞、冰波与刘家祥、王璞与左绍英、彭咏梧与江竹筠、宋绮云与徐林侠、唐虚谷与张静芳。
④例如由谢觉哉之子谢飞整理，并于2015年出版的《谢觉哉家书》，为谢觉哉、王定国革命家庭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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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5-0052-12
*[收稿日期]2019-08-06
[作者简介]张凯(1988—)，男，天津市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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