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摘 要：启蒙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向人类昭示了其理性之内核，理性被置于崇高的地位。然而，在努力追求理性至上和自由的过程中，康德却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元问题，这无异于给沉醉于理性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别样的风景。康德通过对理性的审慎反思以及对理性的批判厘清了人类理性的界限，并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它不能超越经验和现象界达到对超验世界的关照。马克思则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力求达到的理性自由只是停留于观念上的自由，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并未触及现实社会的根基，康德只是在认识论上对人类的理性进行了限制。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把对理性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其实践哲学实现了对理性批判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启蒙运动；人类理性；马克思；康德；自由；先验；实践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延续和发展。它代表着人类对权威的批判、对理性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获得了绝对的权威，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作为彼岸世界的神学思想奴役了人类的现实生活，人类生活在神权的统治之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受到空前的碾压以致尊严尽失。那时的哲学也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存在是为了论证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理性被统治在信仰之下。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性的序幕，它使人的世界被发现，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开始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肯定人的主体地位，主张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他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本身”，如此，“对人道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以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完美的状态取代了人类的赎罪，以希望活在未来世代的记忆之中取代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不朽”[1]120-121。这是在批判宗教神学基础上的人本思想与上帝权威的一个翻转，它不再依赖于上帝的救赎，而是立足于尘世生活，通过建构一个充满人性的理性主导的王国来追求人类现世的自由和幸福。启蒙运动对于宗教的批判让启蒙高举理性的大旗向着自由迈近，启蒙的本质就在于使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看待世界，使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回归于人。作为现代人，作为被启蒙了的人，正如卡西尔所说：“必须而且应该拒绝所有来自上帝的帮助；他必须自己闯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他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真理，确立真理，他才会占有真理。”[2]125
自启蒙运动以来，对启蒙之本质内核——理性的探讨一直都未间断过。可以说，我们今天依然处于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时代。启蒙理性自确立起，其发展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过人们的崇拜，也受到过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启蒙理性带给人类的进步却是毋庸置疑的。在上升和下降的跌宕起伏过程中启蒙理性一直走在颠簸前进的路上。启蒙理性自身不是一个封闭的场域，它是一个向外敞开的、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场域，也必将在未来的无限延展中充实自身的理论内涵。只要理性自身还存在问题，理性的启蒙就仍然需要在场。理性的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理性自身，以期理性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从不成熟状态逐渐走向成熟，这也是理性自身的自反性要求所在。
一、康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启蒙运动让理性大放异彩，以致当时的人们认为任何事情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只有那些符合理性的才能被保留下来。对理性的过度崇拜也造成了启蒙理性自身的弊端，从而忽视了对理性自身的反观和审思。当绝大多数人还沉醉在理性的胜利中时，康德却对启蒙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1784年载于《柏林月刊》第4卷的一篇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康德开篇就对启蒙运动做了如下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23这是康德提出的关于启蒙的元问题。该问题让沉醉于理性胜利中的人们开始反思启蒙的真正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是启蒙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批判与怀疑精神的体现。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首先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人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23。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身的，不依赖于任何他人或他物。人的不成熟并非是因为自身缺乏理性，而是因为懒惰和缺乏勇气，把运用自身理性的能力让渡于他人，并甘于享受这种被监护的状态。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3]23可见，康德是将理性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希望人们能够克服懒惰和怯懦，勇敢、独立、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摆脱做别人意志奴隶的束缚并做自身意志的主人。康德同时还认为只要给公众以自由，即“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25，那么对公众的启蒙就是可能的。启蒙就是理性的运用，康德为我们区分了理性运用的两种方式：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一个人以学者的身份在公众面前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理性的私下运用是指一个人在一定的职位上所能运用的理性，理性的私下运用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会影响启蒙的进步。理性本身是无限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运用却是有限的。理性的私下运用并不影响理性的公开运用，这更加鼓励人们要勇敢地在现实生活的一切事情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是一种合乎人性、充分彰显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事情，这是人类所拥有的神圣权利。超脱不成熟状态的途径即是要做一个不受他者约束、思想自由的独立者。
康德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肯定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彰显，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启蒙理性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在还没有弄清楚理性的认识能力时就妄谈知识的可靠性，这样就难免会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泥淖之中。康德注意到了理性的认识能力问题，认为应该在合理的、有效的限度内使用理性，防止因理性的滥用而导致理性沦为遏制思想自由的“他者”。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是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康德正是通过在认识论上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实现对人自身的关照。
康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体现在他对理性效用的界分上，即“我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上，在对理性进行界分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被彰显出来。《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对启蒙理性进行的深刻反思，在该书中康德论证了理性在知识领域是如何行使自己的立法权的。康德一改以往哲学家所坚持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观念，反认客体要符合主体，这种对主客体符合的翻转也即康德所实现的著名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吸收并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合理观点，认为知识始于经验，但并非都来源于经验，对于经验的认识依赖于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任何知识的形成都是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即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与经验对象的相互结合，“思维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4]52。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必要条件，但起决定性和支配性的却是人的认知能力，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确保了知识的必然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即“科学知识”。经验的形而上学便成为可能，它实现了主观之于客观的优先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自然领域知性通过为经验立法起到先验性的决定作用，知性对经验的规定使“原本是‘综合的’的‘经验’也具有‘先天性’，同时，也使原本是‘分析性-先天性’的‘逻辑形式’也具有综合性”[5]5，这就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自然界是理性的认识对象，但是理性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本身。因为知识的形成只能在时空这个可经验、可直观的领域才有效，经验对象通过对我们感官的刺激使我们获得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至于对表象之后的那个事物本身的认识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知性的立法权限——时空，超越时空这个界限知性就无法有效行使自己的立法功能；以往形而上学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让有限的存在者去追求无限的物自体。“‘知性’原本是属于‘理性’，是独立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5]5，但是它要在经验世界建构知识的必然王国就必然要受到经验世界的各种限制，可以说，理性在经验世界只拥有形式上的自由，在实质上是受限制的，就如同理性的私下运用会受到公职的限制一样。
康德现象界与本体界相分离的二元论立场使他坚信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在现象界通过知性范畴只能认识到科学知识的必然性，它是人类活动的第二级存在。只有在道德实践领域，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理性的自由在现象界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只有在道德领域才是现实的。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因而它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既可以按照自然律来行动，亦可以按照道德律来行动，但只有按照道德律，即按照自己为自己颁布的法则行事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至善。康德在实践道德领域设定的无限自由目标，人们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真正达到，只能在作为世界统治力量的上帝那里才能实现，但是人们要对心中的道德律充满敬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康德的自由便为信仰留下了余地。康德对理性的功能所进行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重在强调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的引导，他更看重的是从纯粹的、形式的理性出发的“应该”，但康德所谓的自由只是观念上、形式上、空洞的自由，如此一个绝对完美的道德公式对于脚踏实地的人们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马克思显然不赞同把人的自由归于彼岸世界，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是现实的，自由不仅仅是应然的，也必须是实然的，人的自由之实现无需向彼岸世界寻求。
马克思在实现了对康德启蒙理性的实践转向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多重隐忧。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启蒙理性异化发展为资本理性，并奴役着整个人类社会。康德只是在认识论上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该批判是一种抽象的批判，不能真正触及社会现实的根基。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9]11。因此，马克思将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转向了实践——理性背后的物质生活关系，通过对物质基础的批判来实现对社会弊端的克服，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
二、马克思对康德启蒙理性批判的实践转向
启蒙运动最大的成果就是用人的主体性去代替神的主体性，摆脱宗教神学对人的束缚和压制，并主张追求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自由平等却被异化了，表面上的所谓自由、平等下隐藏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关系，启蒙理性的美好愿景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如此不堪。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此种异化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启蒙理性引发的种种弊端，并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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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缺失。摆脱宗教神学的统治后，人的地位得到提升，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却让位给了资本。最初人们进行生产劳动是为了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生产生活是人生存下去的一种手段，人才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以获得最大的资本增值和物质财富为目的的，这就使生产本身成为目的，人反而退而为其次成为手段。马克思认为“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10]486-487。可见，马克思对这种以财富为目的生产的鄙视和对以人为目的的生产的赞扬。以物为目的的生产使人再次退回到非启蒙的状态，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更加隐蔽的方式来替换曾经的宗教神学实现对人的奴役。人的主体地位被以客体形式出现的资本所代替，主客体的地位被颠倒，这是一种异化的主客体关系。
康德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把理论理性限制在了现象界，而超越时空的限制理性得以在道德实践领域获得真正的自由。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阐明了“人能够希望什么”这个问题。实践理性关涉人的道德问题，它引领着人们向更高的自由迈进。实践理性的对象是人的自由意志，其终极目的是“至善”，在这个领域理性为自己立法，这就在实践领域中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的意志即欲求，它有自然的欲求和自由的欲求，按照自然的欲求行为，即受自然律支配的行为所获得的只能是幸福；而按照自由的欲求行为，即受道德律支配的行为终将达至至善。何为至善？至善即幸福与德行的完美结合，而通达至善的路径即严格按照自己为自己立的法则行事。在实践领域，理性的普遍法必然要通过经验世界起作用，因而具有了客观有效性。由于人的意志不免会受到各种欲望的牵绊，导致道德的普遍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是偶然的，而它在神的世界即天国中却是必然的，人们应该努力克服自身的欲望从而按照普遍法则行事，道德的自由目标——至善因而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的至高境界，该境界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境界。人的意志自由是该境界的理论根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至善境界，因为人自身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自身的本性决定了其行为的非至善性；但人们却可以以此境界为信仰，以按道德律令来行事为目标规范自身的行为。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现实的人作为主体都是自由的，该自由体现在人的有目的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在此过程中人的自由程度也得以不断提高。马克思反对康德彼岸世界的自由理念，他把自由理念的实现完全贯彻到现实人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但是，马克思的自由也并不是毫无限制的自由，人的自由的发挥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马克思的自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只有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才能达到最高程度的自由。正如法国学者汤姆·洛克曼所说的那样：“马克思认为自由既不是一种恩赐，也不是任何一种现实感觉中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8]241人的自由体现在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也随之不断提高，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的理性自由发挥的空间便越广。马克思的自由被表征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它超越了康德视现实与理想分离的二元论立场。马克思把自由的实现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现实社会中阻碍人的自由实现的各种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因为分工、私有财产的产生，劳动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必须，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都产生了异化，人的自由更无从谈起。马克思认识到造成此种状况的根基在于物质基础，于是对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状态展开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处于此种社会中的人们是真正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朝向理想的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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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理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性，是对康德先验理性观的一种超越，实现了对康德启蒙理性批判的实践转向，是启蒙理性的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康德的理性观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的有限性，但是其理性根基是一种先验的、抽象的、形式上的理性，其自由也必然是抽象的自由；马克思的理性是发展的、现实的理性，其自由也是发展的、现实的自由。人的自由的实现囿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同时社会历史的发展映射了有限的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自由地进行创造活动的结果。人的自由的实现依赖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升，依赖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三、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对启蒙理性的现实批判
康德将理性的功能划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在有限的经验世界起作用，后者在无限的道德领域起作用。理性在各个领域都有其合法权限，都有其所遵循的规律，超越这个界限理性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效用。康德力图阐明理性的界限，主要是为了防止理性的僭越，防止出现理性的二律背反，这也是理性的一种启蒙，是启蒙理性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康德批判理性，并非意味着对理性的否定，他只是希望人们在肯定理性的同时要对理性自身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只有明晰了理性的界限、理性的效用范围以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才能合理地使用理性，避免理性陷入非理性的状态。
康德对启蒙理性的界限进行了厘定，他反对不加审视就盲目崇拜理性的行为，并有力地批判了视理性为万能的观点。这对于启蒙理性自身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康德的理性是一种纯粹理性，是脱离于经验现实的抽象理性，这样的理想主义理性观所实现的自由也只能是抽象的自由。作为处于启蒙时代的马克思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虽认同康德在对理性进行批判时所主张的人的有限性和主体性，但对于康德的先验理性观却难以苟同。马克思认为理性不应该是先天的、无根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现实根基的。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实现了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实践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实现了对以往主客体关系在认识活动中的颠倒，对象符合主体的认知方式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人的地位得以抬高，但是康德没有看到的是任何认识的形成都是基于实践的。康德所阐明的人类的先天认识能力只是一个预设，人的先天认识能力运用知性范畴对经验世界中的事物进行直观，但是人何以有此种先天认识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并没有给出具体论证，甚至可以说是存而不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认识论本质上是静态的、直观的认识论，蕴含着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6]。相反，马克思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则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认识论，这较康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找到了主观认识的客观来源，坚信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即人类的感性活动，在感性活动中人类得以达到对事物的认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134。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同时也克服了康德将现象界与物自体分离的缺陷。康德认为人类所能认识的只是事物指向我们的表象，对于表象背后的物自体是不得而知的，纯粹理性不能认识到真理自身。马克思将物自体和真理归还于现象界，并认为通过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可以认识到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事物的本质是通过现象展示出来的，现象中包含着事物的本质，因而本质是可认知的，二者之间并非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已经明确了在实践中获取真理的可能性。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认知活动让理性在认识中起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康德的理性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先验理性，马克思的理性则是在经验世界中人类进行感性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性在实践中具有创造性，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确证；同时随着实践活动的逐渐深入也使得人的认识能力得以不断提高，实践与理性二者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自身，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理性观。马克思认为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以人的实践为基础，可见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启蒙理性对人的主体性高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由抽象理性观向具体理性观的转变，这是马克思立足于实践范畴对康德先验理性批判范式所实现的一个根本转变。
“王爷当年可是清河农中出了名的油油匠，他油过的东西，那色漆是长在上面一辈子都不会掉的。”旁边一个人显然有些夸张，但从他的语气里，不难看出他对王爷是打心眼里佩服的。
其次，在这种以创造物质财富为目的的生产中，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异化了。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在劳动中，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自然界上，通过改造对象世界证明了自身的类特性。但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异化了，因为劳动者本身“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强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1]54-55。劳动产品不属于自身，而属于他者；劳动者在劳动中丧失自身，失去了自主性，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所造成的人自身的异化，使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人的自由和主体性在劳动中无从体现。劳动的异化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马克思认为必须扬弃这种异化的劳动，只有从私有财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获得应有的自由。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1]81
加湿器使室内易滋生细菌,增高了孕妇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几率,也可能给胎儿带来不良影响。李馨雅[1]通过临床对比实验,发现晚期妊娠孕妇合并上呼吸道感染可增加胎儿窘迫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其机制可能是病毒透过胎盘屏障,感染胎儿。谢实发现上呼吸道感染与TORCH感染密切相关[2],若胎儿发生TORCH感染严重者可导致流产、早产、畸形或死亡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再次，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是启蒙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主要原因，因而对资本的霸权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财富和资本的欲望催生了商品拜物教，为了获得更多的商品和财富，资本家必然会强迫工人不断地进行生产。工人生产商品本身是一种社会属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社会属性异化为劳动产品的社会属性，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物成为支配和控制商品生产者的强大力量，并为资本家所崇拜。商品拜物教在不断地发展中又衍变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但它们都共同印证着物与物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马克思深刻洞察到此种剥削关系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下的生产关系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构建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将走向消亡，人的自由得以真正的彰显，当然这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实现的。
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至上性原则，使对主体性和自由的追求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但是沉醉于理性胜利中的人们却忘记了理性自身也是需要批判的。启蒙理性本身也正是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理性自身也要经得起审视，只有经得起理性审视的理性才能避免走向“非理性”。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是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是对理性合法权限的一种规定。但是康德的理性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理性，人的自由的实现只能仰望于现实世界的彼岸。马克思则让天国的自由重返人间。他认为作为有理性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自由的，只是由于某些外在的原因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异化，因而阻碍了人的自由的实现，通过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物质基础，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理性与自由将得到充分的、完全的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旨归。
参考文献：
[1] 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M].何兆武，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 E.卡西尔.启蒙哲学[M]. 顾伟铭,等译.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3]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杨祖陶，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 俞吾金.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8-34.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M].杨学功，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Marx'sRealisticTranscendenceofKant'sRationalCriticismofEnlightenment
WANG Sans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Re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birth, the Enlightenment has revealed to mankind the core of rationality, which is placed in a lofty position. The light of rationality then shines over the whole of Europe. Human beings begin to pursue their ow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by breaking through all kinds of cages with their unique rational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supremacy of reason and freedom, Kant put forward the meta-question of what is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is tantamount to bringing a different landscape to the people who indulge in the cave of reason. Kant clarified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rationality through careful reflection on rationality and criticism of rationality, and pointed out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rationality, which can not transcend experience and phenomena to reach the care of the transcendental world. Marx believed that the rational freedom that people have been striving to achieve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was just conceptual freedom. Kant's criticism of reason did 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real society. Kant only restricted human reason in epistemology. Based on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rationality, Marx turned his criticism of rationality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his practical philosophy changed the paradigm of rational criticism.
Keywords: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freedom; critical; priori;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3-0001-05
OSID:
DOI：10.3969/j.issn.1003-0964.2019.03.001
收稿日期：2019-02-15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7CZX002)；辽宁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L18CZX001)
作者简介：王伞伞(1988—)，女，河南临颍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基础理论。
(责任编辑：蔡宇宏)
标签：理性论文; 康德论文; 马克思论文; 自由论文; 自己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认识论论文;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7CZX002)辽宁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L18CZX001)论文;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