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匹河乡是中国唯一一个怒族乡，这里生活着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白族、纳西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在长期的文化涵化中，基督教文化逐渐渗透到周围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形成了本土化的基督教文化丛。老姆登村是匹河乡发展得最具特色的怒族村寨之一，基督教的文化涵化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典型，本文根据近期在老姆登村的考察资料，研究怒族信仰文化的嬗变。
关键词：怒族；老姆登村；文化涵化；信仰文化
涵化（acculturation），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触，在长久的时间内两者相互采借、适应，彼此都发生了变化的过程和结果。英国人类学家通常把涵化称为“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1]46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老姆登村的田野考察来看，基督教文化对怒族文化圈实现了深刻的渗透和影响。在基督教文化丛在怒族地区的不断传播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也逐步实现了与怒族本土文化的涵化乃至同化，引起了怒族文化的不断变迁。随着怒族本土文化的不断委顿，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介入，这也加速了怒族文化的重新整合和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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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涵化与基督教在怒族文化圈的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云南边境的传播始于清朝末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成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874年英国派遣的“第二探路队”企图越过中缅边境进入云南腾越等地区。英国的殖民计划遭到当地边民的奋勇反击，从上海赶来的英国驻华公使指派的译员马嘉理及其随从被杀死，史称“马嘉理事件”。这也是西方势力伸入云南滇缅边境的开端。马嘉理事件后，英国方面乘机派出5000多人抵达中缅边境，伺机入侵云南。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接连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续议滇缅条约副款》，英帝国殖民者打开了西南大门，并直接牵涉怒江地区的文化元素。[2]4-81888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从康定地区南下怒江贡山地区传教，也将西方文化元素引入了怒江。随后，基督教于20世纪初传入怒江，从1913年至1949年，经过外国传教士麦克卡西、杨思惠等人的传教活动，怒江地区建起了207座基督教堂，拥有21062名教徒。在原碧江、福贡两县的基督教徒人口占据总人口的90%以上，其中信徒尤以怒族为多。[3]138-139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教士结合拉丁字母及其变形创制了傈僳族文字并在怒江地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中得以推广，至今傈僳文书写印刷的《圣经》《赞美诗》等宗教文学书籍仍广为使用。
老姆登村为怒族村寨，位于匹河乡政府驻地东北面，东以碧罗雪山山脊为界，南接知子罗村委会，北与沙瓦村委会相连，西面以怒江东岸为界，与高黎贡山“皇冠山”遥相呼应，海拔1800米，全村国土面积45．21平方公里，离乡政府驻地12公里，属贫瘠、高寒山区。老姆登辖布来、月亮田、防干、红旗、红卫、茶厂6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有农户345户，人口1221人。老姆登村中拥有大型基督教堂1座（老姆登教堂），小型基督教堂2处。老姆登村毗邻原碧江县城，在1986年碧江县撤销县制后，纳入福贡县的管辖范围。在至今近一百年的历史变迁中老姆登村一直都在基督教的文化辐射范围中。
老姆登教堂建成于1996年11月30日，教堂处于老姆登村的中心位置，是老姆登村基督教活动场所，在每周三、每周六、每周日定期开展宗教礼拜活动。除了老姆登教堂外，基督教徒还有专门的活动区域，包括独立的食堂、设施完善的洗手间以及一片空地。教堂上空飘扬着中国国旗，空地上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政策的宣传栏。教堂为水泥搭建的欧式风格建筑，由红白二色组成，教堂主体上方依次有“基督教堂”“神爱世人”的中文字体以及一个十字架，象征着基督教的神圣庄严。教堂内部庄严肃穆，两排木椅分列左右，正前方是基督教十字架符号以及一方铺了红地毯的讲台，讲台上置一张桌子，桌上有话筒。讲台的左侧为牧师、传道员常用的位置，并配有一架老式钢琴。在老姆登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男女位置左右分开，信徒先是用傈僳语齐唱《赞美诗》，随后由传道员上台讲解傈僳文印刷的《圣经》中的一个章节，最后再合唱《赞美诗》。老姆登基督教堂每月有一次圣餐，未违背教规戒律的教徒都有资格来领取基督教食堂烹制的象征着洁净和博爱的荞麦粑粑。老姆登村的基督教徒将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作为盛大的民族节日，与周围村寨统一一起举行。在老姆登还能看到怒族村民饲养的以备节日之用的火鸡。
老姆登基督教堂设有长老、牧师、传道员等神职人员对老姆登村基督教传教活动进行管理。在与老姆登基督教上层神职人员的访谈中了解到他们都有政府和基督教委任的证书，主要做的工作是“传道、传上帝的福音”。老姆登村基督教神职人员都曾受过系统的神学知识培训，如现今76岁的怒族牧师桑鲁斯就曾毕业于昆明神学院，长老以利亚也曾在神学院进修。老姆登教堂牧师桑鲁斯曾公派至泰国参加基督教交流大会，也常去北京、上海等地学习，对各地的中国基督教（上赐）爱国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都非常熟悉。他细数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先后从广州、上海、浙江、南京，然后传至贵州，再到云南的大理、丽江、保山等地，在1927年传到老姆登村。
在对怒族村民的访谈调查过程中发现，几乎所有的教众都是从小受父母影响开始信教，她们已经不认为基督教是外来文化而是在她们出生时，基督教文化就在怒族村寨中存在了。
【访谈1】
访谈对象：阿玉祥 （女，怒族，48岁，老姆登村人）
笔者问：您从这个基督教信仰文化学到了什么呢？
开展水利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价，制定评价系统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对水利工程生态效应的科学性、统一性进行评估。大多的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仍以定性评价为主，缺乏定量的、科学统一的评估方式。在制定评价体系时，应做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定性分析需要以现状调查为基础，从水生生态系统现有物种的种类、组成、结构和功能，预测水利工程建设后对生物群落在组成、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定量评估需确定水利工程生态影响程度和经济效益大小，制定统一的、科学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使不同水利工程生态影响的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可比性。
访谈地点：老姆登基督教堂
实践的需求催生理论的产生。通过图1可以看出，文献量发展趋势与我国八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时间大致吻合，并且在机构改革的年限，政府机构改革的文献量都会出现一个峰值。国家层面的决策道路由无数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铺就。尽管国务院前七次机构改革已经结束，但政府机构改革的探索依然在路上，所以相关文献研究依然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
笔者：基督教信仰文化怎么和怒族的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的？
答：从小就这个，以前，也可以说很多年前就这样传承下来了嘛，信教这个是，本来就有嘛，《圣经》这些，因为我们是从小就已经相信了，不是像老年人一样，从外面来的，而是我们一出生就已经在这里有了，所以已经融洽在一起了我们是。
访谈时间：2018年11月4日下午
笔者：那你觉得你身为一个怒族，怒族信教和汉族信教和别的民族信教有什么不同吗？
……
答：行为上啊，要是你是信了基督啊，生命、永生白白地赐给我们，不是我们行为上需要做什么是吧？需要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是如果如果我信了基督，是为了我的罪而死，为我的罪而复活，用他血来洗尽我们所有的罪。这是信仰的罪，是吧。这个信定了，百分之百的信定了，他就可以得救啦。这个因为是神白白地赐给我们的恩典。
研究发现，冻融循环是影响季冻区黄土地区工程的主要原因。冻融循环作用导致黄上孔隙率增大，使建设在黄上基础上的工程出现不同程度安全问题，包括裂缝、渗漏等，从而影响相关黄土工程的安全性。究其深层原因，冻融循环作用使得土体内水分重新分布且结构发生弱化，改变了黄土的原有骨架和组构，而黄土的骨架和组构与黄土的孔隙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近几年来，进入惠州港辖区避台的船舶越来越多，但惠州港所能接收避台的船舶能力有限。因此，在台风来临前，对进入辖区的船舶进行控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惠州VTS值班室要加强监控，非本港生产作业船舶进港避风要尽量限制入港，这也是对已在本港抛锚避台船舶和拟进入惠州港避台的船舶安全负责，因此应该足够重视。
综上所述，现场施工管理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系统工作，涉及到诸多不同的学科。在实际工作中，应针对不同的管理难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提高现场施工管理水平，使施工始终处在理想的可控状态。
怒族的民间信仰活动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遭受了几十年的中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化断层。从拉吉到杨大林，老姆登村怒族村寨对祭祀传承人的寻找经历了一段空白且尴尬的时期，老祭师拉吉也曾被许多民俗学者认为是最后一位怒族祭师。从个人角度来讲，成为祭师则意味着站到了老姆登村广大基督教众的对立面，包括杨大林的妻子也是一名基督徒，现任祭师杨大林是极端不愿意担任祭师的。正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考虑，杨大林有着作为共产党员和往届村干部的社会担当意识，再由于现任老姆登村村干部群体和匹河乡领导的积极推荐以及思想疏导，杨大林开始担任民间信仰活动的祭师。从老姆登村的祭师身份的尴尬和无奈，也可一瞥怒族民间信仰文化在当代的衰败。
答：对。
答：全部都同，只是如果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用，这个，怎么说，嗯，用《圣经》来引路，你信的跟这个《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行为就是一样的，但是你说你嘴里说的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你行为出来的不像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就不同了 。
基督教为了融入怒族文化圈，除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后台支持外，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怒族集体性落后的思想理念和生产方式，同时也吸引了教徒。在老姆登村600多位怒族教众中，绝大部分已经将基督信仰内化为毕生的精神信仰，将基督教文化以民族集体传承和家族传承的方式渗入怒族文化内核中。在中国西南边疆的怒族村寨中，西方基督教以文化殖民的方式渗入边地民族，在近100年的文化接触碰撞中，处于弱势的怒族文化逐步被强势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同化。
国内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中，重点本科院校以理论学习为主，旅游管理专业所涉及的管理类课程较多，专业课程也基本以基础课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科研思维，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实践环节所占的比重比较低，缺少实习过程，如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招收普通本科的院校基本都采取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在30%左右，多数学校采用“理论学时+实验学时”的课程安排，注重实习尤其是顶岗实习的作用，让学生走进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如临沂大学、潍坊学院等。
笔者：只要是信耶稣基督的，汉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都是一样的吗？
二、涵化与怒族民间信仰的萎缩
怒族本土文化在与强势的基督教文化的碰撞中，怒族传统文化逐渐被涵化，并导致了怒族本土民间信仰的文化萎缩（deculturation）。怒族在解放前仍然保留着原始公有制和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庭公社残余。在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传入怒江之前，怒族人民以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的民间宗教为唯一信仰。自基督教传入匹河乡老姆登村后，怒族本土民间宗教信仰遭到极大冲击，并一度消失。在匹河乡老姆登村调查访谈过程中，怒族祭师师徒拉吉和杨大林两人分别向笔者一行展示了怒族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历史以及祭礼仪式。
95岁的拉吉是老姆登村这一怒族村寨中年龄最长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威望，曾担任老姆登村传统节日如密期开春节祭师，随着身体的衰老，老姆登村如密期祭祀活动主要由他的徒弟杨大林继续主持。拉吉的父亲和岳父在世时，都以祭师为老本行，并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将杀牲祭鬼巫术活动从公开转为地下，拉吉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掌握了这套完整的鬼神祭祀手法。[4]317-318在2008年时，85岁的祭师拉吉将如密期祭祀活动交给徒弟杨大林来主持，从而让老姆登村的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得到一定保证。在2018年11月3日和4日，笔者一行先后对拉吉和杨大林进行了访谈。
拉吉介绍，在他年幼时老姆登村的确是有如密期这一怒族节日，如密期开春节用怒语表达就是以前的“汝为”（ruwei），后来被称为“如期”（ruqi），寓意是对整个怒族村寨的洗礼。在这一节日中，用祭祀仪式感谢造树者、造山者、造人者把怒族人民创造出来，也希望神灵能够把美好的东西拿给怒族人民，并保佑新的一年能够一帆风顺，而不好的一切都顺着怒江流走。过去怒族的传统祭祀活动均是自发组织，并与巫医不分的原始社会模式紧密联系。当有人刚刚开始生病，病情也不严重，甚至于是婴儿患病，可以在火塘边用鸡牲祭鬼神。如果依然没有好转，则祭祀地点改为老姆登村背后倚靠的碧罗雪山。若是病情加重，则向老姆登村对面的皇冠山举行祭祀，这时候就需要杀猪或者是杀牛作为牲祭。
据58岁的怒族现任祭师杨大林讲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怒族传统祭祀活动均被视为迷信活动而遭到批判和禁止，那时的祭祀活动都改为夜晚暗中进行。改革开放后，国家越来越尊重和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恢复和保护。杨大林认为如密期民间信仰活动是怒族的传统文化，是怒族几百年传下来的历史，其中寄予的是祈求神灵保佑之意，而非祭鬼行巫一类伤天害理的活动。杨大林还认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都将开春视作一个吉祥的季候，也都崇信开春这一节日，甚至当代还有歌星专门歌颂劳动人民，如《春来了》《春花开了》等。怒族采用祭祀山神等形式来祈求当年的庄家不被害虫和野兽吃掉，人民能够丰衣足食、百病不害，这些都是劳动人民表达对开春节的美好愿景。杨大林还表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神灵信仰，特别是西藏的众多神山。怒族的神山祭礼则是在村寨背后的碧罗雪山脚下的水井边进行，这些形式都是怒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
第一，把好选苗关。种龟试蛋产出的苗和病龟产蛋孵化出的龟苗都会出现体质较弱的特点，在饲养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年轻种龟苗抗病能力低，老种龟苗为上选；最傻瓜的方法：买大不买小，还要搞清楚是自然孵化出的还是加温孵化出的，前者抗病能力强。
在混凝土浇筑前，进行碾压混凝土现场工艺试验以及剪切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制定出如下混凝土层间结合处理措施：①将混凝土拌合完成作为起点，以碾压结束作为终点，整个过程不可超过2h。②混凝土各层之间的间隔时间应控制在8h以内，当此段时间介于6～8h范围内时，首先应进行水泥粉煤灰净浆喷洒作业，而后方可展开下层铺筑作业。通过此方法，可提升层间的分子结合力，确保结构的完整性。③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当混凝土层间间隔时间大于8h时，应按照施工缝进行处理。
如密期开春节等民间信仰活动本是民族集体性活动，是对怒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保护，而随着基督教文化在怒族村寨中的繁衍生根，怒族文化持有者对怒族文化的认知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在调查访谈中了解到，许多怒族村民认为怒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或者本民族的文化属于落后文化，无法和周边民族的文化相提并论。本该是怒族文化持有者的怒族村民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和极低的文化认同感让怒族本土文化的阵地呈现出委顿状态，也导致了怒族民间信仰的文化萎缩。
三、涵化与怒族文化的重新整合
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409文化具有整合性、习得性、共享性、时代性、地域性、变迁性等特点，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当代怒族地区在传统民族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加上政府的介入和旅游文化的发展，怒族文化得以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和整合。
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是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从而引起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而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发生变迁必然会引起整体中相互关联的部分的反应。[6]216-222怒族地区基督教文化脱胎于西方，为了适应怒族的文化生态，基督教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和调整。基督教传入怒族地区发源于文化殖民，但又不同于纯粹的民族压迫式的强制同化。基督教传教士还对基督教教规做了符合怒族等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异化处理，如不跳民族舞、不唱山歌、不吸烟、不饮酒、礼拜日休息做礼拜等极大地帮助了基督教在怒族中的传播。同化是文化接触后一个群体的原有文化完全被另一种文化所替代，进而导致民族特性的丧失。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同化运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在怒族文化圈中站稳脚跟，并拥有了广大虔诚的信众。
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是指文化接受的一方对新引进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6]221在怒族地区，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怒族传统文化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密切接触，两种文化双向借用，互相影响，二者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促使怒族文化变迁的原因既包括社会内部的变化，又包括由于与其他文化接触以及政治制度的改变等引起的怒族社会外部文化环境的改变。基督信仰文化在怒族村寨中得以不断传播时，尽管做了一些适应怒族文化特质的调整，依然以一种强势文化的排他性极大地冲击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怒族传统文化。怒族民间信仰的文化持有者纷纷改信基督，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深刻地影响了怒族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心理。基督信仰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要求怒族信众不得再参加民间祭祀活动，抛弃传统的民俗文化传统，从而怒族民间信仰不断萎缩并逐渐处于怒族文化的边缘位置。
怒族地区信仰文化的涵化历程还具有强势文化的侵略性，具体表现为对怒族传统信仰文化的吞噬，即基督信仰文化的排他性冲突。随着当地政府对怒族传统文化的越来越重视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怒族文化得以不断重新解释，并迎来了怒族文化的复兴。怒族基督教文化涵化的中国化嬗变与全球化跨界特征，是基督教与怒族社会互动的必然结果，折射着多元宗教文明彼此间与时俱进的“中国化”。[7]191基督信仰文化要在中国话语下的怒族文化圈中长久的繁衍，就必须要彻底改变文化敌对的态度，并以友好的方式实现与怒族民间信仰文化的包容性共存。
如密期属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一带的怒族“怒苏”支系的传统节日，福贡县匹河乡政府将3月6日定为怒族如密期开春节。如密期是怒族怒语音译词汇，其中“如”意为村寨；“密”意为邪气、污秽；“期”意为清洗，“如密期”的意思就是清洗和驱除村寨头年的邪气。[8]93如密期是怒族民间集体性活动，包括传统的祭祀文化以及民间歌乐舞的表演等。如密期祭祀活动是怒族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的文化遗存，代表着怒族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随着当地民族传统节日的复兴，怒族的传统文化呈现出反涵化现象。老姆登村当地也在匹河乡政府的扶持下，打造怒族特色村寨文化旅游，并在老姆登村培养达比亚民间艺术传承人。当地村民郁伍林便是达比亚国家级传承人，年轻一代如村民李宝峰等人也着眼于民族文化的生机，积极投入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中。
融合是指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质融合在一个模式中，成为不同于原来的两个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系统。[6]230最初的两个文化系统都已经消失，她们被整合在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中，成为一个适应于社会时代要求的新的社会文化体。老姆登村新的文化体就是在基督教文化和怒族传统文化进行持续的文化接触后，产生的双方原有文化模式都发生变异的涵化现象。在文化的重新整合后，当代怒族面临的是相对自由和综合理性的认同选择，即外来宗教被当地民族根据需要所认可并自愿接受或选择其作为自己的宗教信仰。[9]81
怒族信仰文化的涵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全球化特征，是基于基督教文化和怒族本土文化的差异性，在新的时代要求和官方介入后做出的符合怒族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整合。怒族文化在多元文化土壤中重新诠释和演绎本民族的文化，对于怒族族群重新审视民族的文化和提高怒族族群的民族认同感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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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icissitude of Nu Nationality's Belief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ulturation——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Laomdeng Village， Pihe Township， Fugong County，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HE Cheng-jin
(School of Literature,Yunnan Normal U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500)
Abstract:Pihe Township is the only Nu nationality township in China in which Nu nationality, Lisu nationality, Dulong nationality, Bai nationality, Naxi nationality, Han nationality and other minorities live. In a long period of cultural acculturation, the Christian culture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cultures of the surrounding ethnic minorities, forming a native cluster of Christian culture. Laomdeng Village is one of the Nu ethnic villages with the most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in Pihe Township, and the embodiment of Christianity is very typical here.Based on the recent investigation data in Laomdeng Villag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Nu ethnic belief culture.
Key words: Nu nationality; Laomdeng Village; acculturation; faith culture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717（2019）08-0122-05
收稿日期：2019-03-25
作者简介：何城禁（1994-），女，重庆綦江人，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文化。
标签：怒族论文; 文化论文; 基督教论文; 怒江论文; 基督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