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支扎上寺是一座在青海藏区发展起来的专门研究佛教学术的新兴寺院。本文就支扎上寺的寺院经济活动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并对寺院经济与信众的宗教活动等方面做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支扎上寺；寺院经济；藏传佛教
支扎寺，汉意为支扎吉祥法洲，位于青海省化隆县西部黄河北岸（原）支扎乡政府附近，共有上下两座寺院，一座为老支扎寺，一座为新支扎寺（即支扎上寺）。支扎上寺是当代著名格鲁派班智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第四世夏麦活佛（俗名更旦增嘉措）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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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世夏麦活佛深研显宗、密宗，精通因明学（佛教逻辑），既懂梵文又会译经，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在安多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于1903年来到支扎乡，在当地藏族贵族的支持下，创建了支扎上寺，并在这里广招门徒讲经传道，使支扎寺名声大振。支扎上寺以戒律严明，学风严谨而著称。自支扎上寺创建（1903年）至宗教改革（1958年）的短短50多年中，共培养了有名望的格西84名之多。由于四丗夏麦活佛是通达五明的苦修僧，因而他所创建的这座寺院不同于别的寺院，即专研究学术的以讲经学道为主，纯系格鲁派僧人研究学术的场所。
一、元朝至今藏区寺院经济的概况
早期佛教传入藏区时，僧人基本没有经济收入，都是靠群众的施舍与自己化缘为生，平时就住在山洞或简陋的僧房中，生活条件艰苦。寺院的建立也需依靠当地各部落的财力、物力支持，寺院自身基本没有什么财产，但随着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藏族地区的接触交流，宗教力量在整个藏族的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寺院的境遇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元朝开始，藏传佛教逐渐开始与政治权利发生紧密联系。萨迦派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了吐蕃的王者，藏传佛教与吐蕃社会政治开始被牢牢结合在一起。宗教势力强势介入吐蕃政治后，寺院和僧人的地位开始快速提升。这使得很多宗教人员具有实权，寺院地位提高，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
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千百户制度和区域性政教合一制度并存。一些寺院的政教合一制度仍予以承认，“像隆务寺、察罕诺门罕旗以及玉树拉布寺（部落）、觉拉寺（部落）的政教合一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才被废除。另外像塔尔寺、广惠寺、东科尔寺等，虽然没有严格的政教合一统治体制，但在各自所在地方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很大影响，具有潜在的政治能量，实际行使着政教合一的统治”。[2]此时寺院经济的模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延续了清朝的管理模式。
明朝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怀柔政策，封受了许多级别各不相同的僧官，包括喇嘛、禅师、灌顶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等称谓，吐蕃各族为争取明朝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扩展自己部落的势力范围，建设了许多寺院。而这些部落的头人又往往担任各自寺院的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僧职，他们以僧官的名义直接治理自己的属民，土司的权利被削弱，更多时是寺院和活佛的权力大于土司。总的来看，明代对藏传佛教进行大力支持，格鲁派也在青海地区传播和发展，僧人地位继续提高，享受免税、免差役等种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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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宗教改革后，寺院名下的地产、田产、林产等财产基本归公所有，寺院的收入减少。1981年寺院重新开放后，寺院经济基本依靠自给自足和政府帮扶，旅游收入等新兴经济收入模式开始出现在寺院经济当中。
由图2可知，随着硬化温度的升高，香辣藕片的硬度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而感官评分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当硬化温度为30 ℃时，香辣藕片的硬度最大，为632.97 gf，此时感官评分也最高，为82.71分；硬化温度在20～30 ℃这一阶段时，感官评分变化大，藕片由软变脆，口感变化明显；在30 ℃之后，随着硬化温度的升高，硬度减小，感官评分呈下降趋势，但在品尝时口感上的变化不是很明显，并且会降低生产效率。
清朝雍正元年（1723），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在这次反清事件中，部分寺院参与其中。反清事件平息后，清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当时过渡膨胀的寺院势力打压了下去，取消了部分寺院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将各寺院喇嘛中原先明朝封受的国师、禅师、都纲等名号一律取消，将明朝所发印敕全部收缴”[1]消除了寺院势力对自身封建统治阶级的威胁。但是清政府扶持藏传佛教的基本国策并没有改变，平叛后很多被毁的寺院得以重建，而塔尔寺等寺院更是发展规模空前，各大寺院的经济收入稳定且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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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扎上寺寺院经济的发展
（一）建寺初期的寺院财产
另一方面，近年来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内地香客也慕名而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寺院捐赠的金额数量也是比较大的。2010年来自北京的施主王某、赵某向寺院捐赠建设文法学院教学楼一栋，教学楼高两层，内设有教室、办公室、活动室若干间，教学楼外附带一个院子，院内设置有篮球架一个、健身器材等，为寺院开展对小僧人的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寺院内卓玛殿中的各大佛像、盘山楼梯、广场喷泉等公共设施都由施主捐赠。
这就是支扎上寺最早的财产，昂索为其提供了建寺的土地，并出资建设房屋等，但是支扎上寺并没有像其他寺院一样拥有农地、林地、牧场等财产，早期的寺院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收入，只能依靠地方昂索的支持。
丁香酚(E110640，99%，上海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酪蛋白酸钠(C8654，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海藻酸钠(180947，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磷酸氢二钠(5818118，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吐温20、磷酸氢二钾、无水乙醇、氢氧化钠、柠檬酸、氯化钠等试剂均为分析纯。
益西尖措格西②也说到：“昂索只给了寺院修建土地的地，种庄稼的地什么也没给，支扎上寺虽然在农区和牧区的交汇地带，但是实际上寺里既没有种庄稼的地，也没有放牧的牧场。”
（二）支扎上寺的固定供养户
在寺院发展的历史上，有很多寺院是靠自己香火庄的供养来维持寺院的日常开支的。说到供养寺院的香火庄，首先会说到塔哇③，很多寺院依靠自己的塔哇开展寺院的日常活动。“塔哇”一词是藏语的音译。“在藏语中，‘塔’是边、边缘的意思，‘哇’则较特殊，它和其他词连用可构成名词，既可指人也可指事物。一般来说，‘哇’的构词形式有两种：一是和其他词连用，构成指称人的名词，而且一般指男性；另外一种‘哇’是以词尾的形式出现，和其他词一起构成指物的名词。”[3]人们对“塔哇”一词所表达的意思，认识也有所不同。在《青海通史》中有这样的记载，“藏族的贱民阶层有‘约仓’（奴户）、‘过约’（家奴）、‘才约’终身奴隶）、‘塔哇’（住在寺院周围的贱民）等。贱民阶层的共同特点是，缺少或没有生产资料，生活贫困，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4]而在一些州志、县志中，“塔哇”的意思更倾向于奴隶，《河南县志》中写道，每个寺院都有自己的实属寺院奴隶的寺院‘塔哇’，寺院‘塔哇’及大部僧众只有为寺院劳动的义务，没有享受劳动收获的权利，一切劳动收获，只有宗教上层有权处置。”但是在塔尔寺周围的塔哇则更像是佃户，他们除了要给寺院出力外，还得给寺院交租。“塔尔寺的属民即一般所说的佛教寺院的寺户，甘青藏区称为塔哇。这部分农民在清朝时代不给政府纳粮支差，仅给塔尔寺交租粮。”[5]在陈庆英先生的《中国藏族部落》中，则将塔哇视为藏族社区中的一种部落，拉加寺、刚察大寺周围都有塔哇部落。《青海百科大辞典》也有说明，“塔洼④，青海东部农业区操汉语的藏族群众方言，是藏人对商户在藏区驻地的称呼”。[6]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塔洼者，藏语不清净之地，承喇嘛之鄙夷名词而用之”。可以看出，此处的“塔哇”又有不清洁的意思。虽然塔哇一词有多种含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塔哇”一词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作者认为寺院周边的塔哇是指一些对寺院具有供养与劳动义务的村庄，而且这些村庄就坐落在寺院的周围。在以前，这些塔哇依靠寺院而维持生计，而现在，这些塔哇则更多的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而主动为寺院提供劳力或者布施钱财。“塔哇”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与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词“香火庄”也有着很多重合的地方。
那么，以支扎上寺为中心周边村庄中是否有自己的塔哇或者香火庄呢？寺管会主任隆多尖措⑤谈到，“周边村庄中支扎上寺是没有真正的塔哇或香火庄的，塔哇、香火庄是永久性的，寺院有任何活动时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来帮忙，拉卜楞寺的夏河那有，夏琼寺的下曲加也是塔哇，乙什扎寺（今化隆县石大仓境内）下面的巴丹村也相当于塔哇。但是现在支扎上寺修经堂或者干其他活时，如果叫周边村庄的村民来帮忙，凭借着双方是熟人的关系，干一些轻活可以，但是如果活比较多，就得给村民钱了，没有免费的，这周边都是下寺的塔哇。这种寺院与供养户的关系现在还是存在，但是不像以前那么紧密，解放前塔哇必须按照寺院的要求来干活，带有行政命令的性质，宗教改革寺院重新开放后，这种供养关系主要是靠塔哇的主动供养而维持，出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祖祖辈辈下来养成的一种习惯。”
“自2000年至今，医院护理人员扩容了4倍，已达3400余人。”在张成普看来，这是盛京医院应和政策及区域民众需求，进一步扩大延伸护理的底气。
支扎上寺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塔哇的原因是：在第四世夏麦尔班智达建寺之前，支扎地区已经建有支扎下寺，该寺是格鲁派发祥之母寺－－夏琼寺的属寺之一，现又称为支扎古寺吉祥佛法院。支扎下寺是昂索自己的寺院，历任寺主也一直由昂索本人担任，支扎昂索管辖化隆上十族、下六族，上十族即迭祚、昂思多、多巴、舍仁布具、安达池哈、思纳加、喀咱工哇、黑城子加合尔、群加、水乃亥；下六族，即石达仓、拉咱、千户、奔加卜尔贝、科巴尔塘、羊尔贯等，共十六族。[7]化隆的上十族、下六族都是夏琼寺的属民，由于塔哇或香火庄与昂索、寺院之间复杂的宗教权力与经济关系，夏琼寺的属民不可能再变更为支扎上寺的属民。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虽然支扎上寺在周边没有自己的塔哇或香火庄，但是寺院在环青海湖地区却有着自己固定的香火庄，这些固定的香火庄主要是刚察县、海晏县境、共和县境内的牧民，他们历代都是支扎上寺的施主，由他们供养着寺院。历史上，第四世夏麦尔班智达是众多高僧大德的师傅，其中也包括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藏区的牧民十分敬仰夏麦尔班智达，并由此自愿承担起了供养寺院的义务，1958年宗教改革后，这种供施关系被暂时中断。1981年寺院重新开放后，供施关系又得以恢复。益西尖措格西⑥对作者说：“藏族人喜欢吃奶制品，那时如果从青海湖把酸奶、牛奶送到寺里，这些东西肯定会坏掉，所以青海湖边的牧民直接给寺院送来了奶牛，陆陆续续一共有两三百头，但是寺院没有地养牛，就寄养在附近村庄的农民家中，当时群加地区的农牧民知道这些牛是寺院的后，也都同意在群加的草场上进行放牧。有了这些奶牛后，僧人们在大型法会、辩经会时都可以喝到奶茶，一般是一天喝清茶，一天喝奶茶。养奶牛的农户在夏天时给寺院提供一些牛奶就行了，其他时间奶牛归农户自己使用。”目前，寺院很多法会的费用都是由这些环湖牧民出资举办的。
宗喀巴大师圆寂法会，每年藏历10月25日举行，为期3天。当时莫柔部落的长者用了7天的时间从青海湖来到支扎上寺，用牛驮着奶子、糌粑，肉，酥油等食物，向夏麦尔班智达请求承担该佛事活动，并最终得到了夏麦尔班智达的同意。从那时起宗喀巴大师圆寂法会被共和县江西沟乡莫柔村永久性的承包下来。
法会期间的所有费用由该村承担，承办法会是一份永久性的荣誉，其他村子不能再向寺院申请承办该法会，莫柔村上下三代人一直帮助寺院承办该法会，其他村或是别的信众在法会期间也可以供养，但是他们却没有莫柔村人的这份荣誉。
长寿法会，每年冬至开始，时长7天，益西尖措格西⑦回忆说：“从前在青海湖边有一个叫做阿育（藏语音译，海晏县附近）的村庄，村里的很多男性不到50岁就纷纷离世，村里的人就去请求夏麦尔班智达帮助，夏麦尔班智达占卜算卦后，告诉村里的长者，以后寺里念长寿经时由你们村来做施主，于是村里的人就开始承办长寿法会，村里男性的寿命也越来越长，达到了七、八十岁。”
正常情况下，在法会期间，僧人只负责诵经，伙食等其他问题全部由承办的村庄负责准备，但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承办法会的村庄就不用负担僧人诵经时的伙食费用，为了减轻村子的负担，寺院会自己支出这笔伙食费用。现在的长寿法会每天由一个村子负责承办，7天共7个村子，各个村子都十分积极的向寺院申请轮流做施主，想更好地为村民祈福，延年益寿。好多村子都不能如愿获得长寿法会的举办权，只好等以后的机会，因为申请承办法会的村子数量实在太多。
除了承办大型法会以外，环湖地区的牧民在支扎上寺修建新大经堂时也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各个村子自愿承担起建造经堂的各部分费用，村子或施主个人可以要求由自己出资修建殿内的一个佛像或者一根支撑房梁的柱子，新的大经堂内这样的柱子有一百五、六十个，其中顶梁柱共24个，一根柱子需要
在租金收益方面，与塔尔寺、拉卜楞寺不同，受条件所限，支扎上寺没有商铺店面用于对外出租，寺里利用自己的房屋开设了两家商店，一个是支扎寺蔬菜店，另一个是支扎寺利民佳肴餐厅，商店内的服务员都是在寺僧人，来寺院商店消费的群体主要是寺内的僧人、来寺的信众等。商店经营所得的收入全部归寺院所有，两家商店一年的营业额约有10万元。
（三）化缘与放贷
化缘是藏传佛教僧人获取粮食、财物的重要手段。想当年交通不发达，僧人的家乡又与寺院距离遥远，不方便财物的运送，困难时期，寺院也不能保障每个僧人的温饱，所以绝大部分僧人要依靠自己化缘来解决生计问题，这也是僧人最常用、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作为日朝巴的支扎上寺僧人，生活更是十分清苦，在以前，支扎上寺既有集体的化缘，也有个人的化缘。隆多尖措⑧主任说：
随着国家级、省级检查员队伍的建立与完善，针对食品产业领域的日常检查、抽检、飞检等组合监管措施逐步形成。其中，“飞检”尤其成为监督、检验食品企业各生产链条安全与否的有效方式与重要手段，这种检查方式是指事先不通知被检查企业而直接进行现场检查。而互联网则成为检查结果的最佳公示平台，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国家保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食品生产许可获许企业等检查结果均在网上进行公示，百姓可以随时随地查询检查结果。
蔬菜苗期的猝倒病、立枯病；茄果类的早疫病、晚疫病；瓜类的枯萎病、炭疽病等都是通过床土传染的。而床土是培育蔬菜壮苗的基础，好的床土必须是肥沃：养分完全、保肥力强；疏松透气，既能保蓄一定的水分，又能使空气流通；而且也应无病原菌、虫卵和草籽。
“那时候寺里僧人们的家乡天南海北，而且交通不便，所有的生活开销都要靠自己，化缘化的就是粮食，寺院周边都是农区。那时到秋天时各村庄里都是化缘的僧人，每年农历6月15日至10月25日期间僧人不用在寺院学习，而是要到牧区、农区中去念经化缘。刚解放的时候农作物产量也不高，施主一般都是给化缘的僧人一勺子粮食，连碗大小的量都没有，化缘的僧人就这样在秋天转上两个月，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能化到一百斤至二百斤左右多的粮食，然后把化缘到的粮食卖了换一、两块大元。据老人说，能凑够三块银元生活就够用了。一个银元用来买柴火，可以冬天取暖、烧饭用；一个银元用来买生活用品，面和肉等；最后一个银元用来买衣物等。”
如果说那时僧人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化缘所得，那么现在寺院的收入除了环湖周边牧民的固定供养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讲经法会基金。该基金是由第五世夏麦尔班智达建立，当时他将信众献给他的近上万元银元贡献给寺院作为讲经法会基金，用来维修大经堂、修缮房屋、改善僧人生活条件。寺院有了这笔基金后，然后统一对外进行放贷，利用每年放贷的利息收入来维持寺院日常的开销，讲经法会基金的这笔钱不能随意花销，而是作为一笔维持寺院正常运转的资金来使用。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僧人们的温饱已经解决，现在的支扎上寺已经没有僧人去化缘，更多的时间用在佛法的学习上。
（四）布施活动
藏传佛教自古便有布施的习惯，布施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为了家人身体健康、工作升迁、生意兴隆的，有为了学业有成、姻缘美满的，也有为了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牲畜无病的，还有为亲人去世后，超度亡灵的等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信众的经济能力也比以前提高很多，使得更多人到寺院中祈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布施的金额上来看，支扎上寺在香火钱方面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
寺管会主任隆多尖措⑨认为寺院这几年的收入确实在增长，尤其是寺院在修建了新的大经堂及翻修新的道路后，来寺里布施的信众也比往常多了很多，他说：“寺里的一些硬件条件改善后，香火比以往好多了，原来的香火费一年只有几千元，而现在寺里的香火收入增长到了20万元左右。”
这项收入中不包括千供仪式的收入，施主到寺里做千供仪式时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布施，一般情况下，施主要给每位僧人最少布施20元，条件富裕的，布施50、60元的也有。
据隆多尖措⑩主任回忆，“以前在寺院里做千供仪式的不多，一年可能就两、三个，现在寺里新修了大经堂后，来做千供的人多了，尤其是在正月的时候，寺里天天都有人来做千供仪式，千供的收入一年可以达到10万元左右。”
可以看出，随着寺院自身硬件条件的改善，新修的大经堂看起来更气派，寺内道路、扶梯、广场等公共设施的修缮也极大改善了寺院内部的环境，客观上这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来寺里供养香火。隆多尖措主任也提到，“新的大经堂修起来后，现在旺季时也会有很多游客来这里，向往的人比较多，香火也就自然而然的旺了起来，如果寺院破破烂烂的，谁也不会来，吸引力不够。来的这些游客可能不是信徒，但因为旅游而来到这里，多多少也会布施一些钱财，这也是一笔增加的收入。二十年前，我们一个阿卡（即僧人）一年的收入可能也就几百块钱，而寺院的集体收入也就几千元，现在的老百姓真是富了。”
近年来，支扎上寺的名声在社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寺院的情况。很多信众来到寺院里邀请僧人到家中去念经，祈愿的目的多种多样，涉及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学有所成、生意兴隆等各方面，僧人的收入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如果信众请僧人在寺院中念祝福经，这笔收入要统一交到寺院，寺里每月会把收集的这笔钱平分给每个僧人，信众在寺内各个佛殿内布施的钱财也会交由寺院统一管理。
支扎上寺最早由当地昂索一手建立。昂索，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通过少数民族上层世袭特权，封以官位，受以名号，借以统治当地少数民族。昂索往往又比千、百户更具权威，因为昂索属于政教合一的产物，他手中既有兵权，又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力。“昂索”一词是藏语的译音，原意为侦查边境的人员或派往边境进行观察的人，后来逐渐演变为管理边境的官吏。元朝时，昂索这一官职开始出现在青海藏区，其职务是大活佛下的管理人员，至明代时演变为大活佛下的政教首领。由于第四世夏麦尔班智达学识高深，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拜其为师，又赐封“法王大班智达（即精明五明学的尊称）诺门罕经师”称号，因此本来就受拥戴的夏麦尔班智达更是名声大振，青海各大牧区的百户、千户、土司王爷及信众们都纷纷供养了许多财产。寺管会隆多尖措①主任说，“在支扎上寺还没有建成时，夏麦尔班智达到查甫（今化隆县查甫乡）的山沟中进行日朝巴的修行，他的追随者也一同到了那里，刚开始追随的人数在二十至二百人左右，可是后来慕名而来的追随者越来越多，那个山沟里的房子也有限，正是这个时候，支扎昂索扎西才让多次来邀请夏麦尔班智达到支扎地区开设一间寺院，讲经传法，研习佛法。就这样，夏麦尔班智达最终接受了昂索的邀请，并选定了叫做“旺烈先”的地方作为寺址，昂索按照约定献出了土地，出资修建了经堂、僧房等。
（五）租金
万元左右。也有很多村民选择直接捐赠钱财给寺院，一千元，二千元的都有。通过这种方式，雄伟的新大经堂修建了出来，而其资金全部是由信众自筹。
三、余论
支扎上寺由昂索出资修建，不像其他大寺院那样拥有众多地产，更特别的是支扎上寺周边的村庄都是支扎下寺的塔哇，支扎上寺本身却没有塔哇的存在，这也是特殊原因所造成的。而维持寺院长期运转的施主是环湖周边的广大牧民，他们其实就相当于“塔哇”的作用。而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支扎上寺的寺院经济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寺院的千供收入不断增加，施主布施的钱财不断增多，僧人不再为了温饱而四处奔波化缘，寺院的大殿楼宇也随着资金的充足而纷纷拔地而起。寺院凭借其宗教的影响力，吸引众多人员聚集在寺院周围，给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使得寺院周围逐渐形成商业化的村镇，带动了寺院和周边村镇的经济发展。寺院经济始终与寺院的各项宗教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支扎上寺举办的各大法会规模越来越大，法会都有固定施主群体的布施。寺院经济实力的改善同时也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展，目前寺院定期举行的四季辩经会、多加法会都由各大施主长期固定供养，每个辩经会都设有固定的基金，而基金的设立有效地解决了僧人的后顾之忧，使僧人可以专心学习。
有学者指出，“可以认为，经济注重科学或理性主义，而宗教维护其精神或信仰主义。这种不同的立场或主义，导致了经济与宗教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现象在藏族地区显得尤为突出。”[8]藏传佛教道德观与经济价值观虽然在根本上存在矛盾，但双方一直在不停的交流中，宗教将精神的需求向外输出，而拥有经济实力的施主却通过布施来获得这种精神上的荣誉，双方最终达到某种平衡。藏传佛教教导信众要追求精神上的超脱，而对物质生活上的较高追求则要适可而止，要控制自己的欲望。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则是通过竞争来谋取利益，看重物质利益的得与失。所以从两者不同的价值取向看，经济活动与宗教信仰有着根本的矛盾性。在藏传佛教对僧人的要求中，如果僧人沉迷于吃喝玩乐，就相当于自己筑起了一道通往成佛道路上的障碍，所以在宗教与经济发生冲突时，宗教肯定会成为首项，经济则被抛弃。藏传佛教鼓励藏族信众进行布施，对财产等身外之物不要过分留恋，而对僧人的要求同样如此，如支扎上寺规定凡是在寺僧人不得购买汽车，外出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寺院认为汽车对于僧人的佛法修行来说完全是无益的，只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另外，在寺里每个僧人的家中，你都不会看到电视机的出现，虽然电视机并不能划归奢侈品中，但为了僧人更好的专心修行，电视机也不允许出现在寺院中，寺里所有僧人的穿着、饮食、起居都要从简，不能显露出对经济条件的不断追求。可以看出，当宗教与经济发生冲突时，宗教总能获得胜利，在藏区信仰主义远远比理性主义更被人们所看重。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年也是，听到点儿音儿就瞎跑！几百路跑到阳新，见了面又说不是的。风里雨里白跑了个把月，还把怀的毛毛跑落了。”
支扎上寺与区域内的其他著名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不同，其建寺历史较短，寺院经济不及省内塔尔寺、夏琼寺等大寺院。但凭借着其在寺院教育方面的严格要求及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成绩使得支扎上寺在众多寺院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信众的到来。香火的旺盛也进一步带动了寺院经济的发展，除了环湖牧民的持续布施供养外，其他地区的信众也纷纷来到支扎上寺布施，其中很多内地的大施主布施的资金更是数目巨大，寺院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信众在生活条件改善后，对于宗教活动更多的需求。近几年支扎上寺在硬件建设方面改善也十分明显，新修建而成的大经堂气势宏伟更是引来众多信众的朝拜。相信支扎上寺今后将利用经济发展的良好大环境，形成一个以寺院教育带动寺院宗教活动，进而带动寺院经济收益的发展模式，再利用寺院经济收益反哺于寺院教育，使支扎上寺最终平衡发展。
总而言之，寺院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发展，它不仅解决了广大僧侣们的衣食住行，减轻了信教群众的负担。也是藏区经济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力量，更是党中央“治边稳藏”顶层治理体系所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me too”运动不仅挑战了位高权重的施害者，也促进了性别意识与观念的变革。《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me too”的新闻报道促使49%的男性受访者认真思考自己对待女性的行为。
注释：
据说，一些年老的山精，会穿上人的衣服，裹上头巾或帽子，在某个黄昏或者夜里，混进人的村子。如果夜里，有人在你的窗外走动，甚至敲打你的门，你一定不要急着打开，要在门后暗暗数七个数，如果听到门板的那侧传来一种粗重的鼻息，那么站在门外的，一定就是山精！它们会故意弱化自己呼气的声音，但憋不过七秒。
①被访谈人：隆多尖措，支扎上寺寺管会主任，男，65岁，青海化隆人，藏族；访谈人：仁青龙珠，卓尕措；访谈时间:2017年2月，访谈地点：支扎上寺隆多尖措主任家中。
②⑥⑦被访谈人：益西尖措，支扎上寺格西，男，53岁，青海刚察人，藏族；访谈人：仁青龙珠，卓尕措，访谈时间:2017年月，访谈地点：支扎上寺益西尖措格西家中。
③④“塔哇”、“塔洼”为同一藏语的不同音译。
⑤⑧⑨⑩⑪被访谈人：隆多尖措，支扎上寺寺管会主任，男，65岁，青海化隆人，藏族；访谈人：仁青龙珠，卓尕措；访谈时间:2017年9月，访谈地点：支扎上寺隆多尖措主任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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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青藏区新型城镇化传统社会空间变迁、治理实践与区域稳定研究》（批准号：17BSH032）、《甘青藏区新型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区域稳定研究》（批准号：16BSH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卓尕措（1968-），女，藏族，青海化隆人，青海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仁青龙珠（1989-），男，藏族，青海化隆人，青海民族大学教务处干事，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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