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青年习近平被组织上从厦门调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与开放的滨海城市厦门相比，位于福建东北的宁德地区则是一个基础设施差、经济非常落后的贫困山区。习近平在这块缺电、缺路、缺钱的贫困山区，以地市级一把手的身份开始了在宁德的实践探索。本文主要以他在这期间的实践活动为探讨对象，总结其实践特点，为当前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历史视角。
一、“治贫”与扶志相结合：弱鸟可以先飞
（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摆脱贫困”
20世纪30年代，宁德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之一——闽东苏区所在地，故宁德又称闽东。宁德虽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但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较为缓慢，不仅缺乏基础优势，且干部群众的思想陈旧，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全省排行最末位。1988年组织上把习近平调到宁德，是希望他到宁德尽快发展经济，改变宁德落后面貌。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说，新的任命就是新的考验。
习近平到宁德主政时，全地区9个县中有6个是贫困县，被确定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区之一，全区大部分县市的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这就是习近平面临的工作环境。但是，当时不仅福建省委希望习近平到宁德大干一场，迅速改变宁德的经济落后面貌，而且宁德地区上上下下的干部们也对他的到来满怀期待，希望他到宁德“带着大家变”。具体的是干成三件大事：一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二是修建福温铁路；三是撤地区建市。可是，习近平到任不久，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对经济环境实行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于是极度渴望改变宁德“穷山恶水”面貌的广大干部群众非常失望，习近平不仅从心里感受到了这种失望，而且也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以哲学家的思维，于不利之时看到有利之处。他告诉宁德的干部们，“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以此提高大家的心气，鼓励大家看到希望。
村民谢传宝家里，香菇菌棒码成垛，每个菌棒都长满白色菌丝。“再过一个月，这些菌棒就能进棚出菇了。”谢传宝说，他与老伴有三个收入来源：一是种香菇，每年能收获4000袋；二是贩香菇，农闲时到外地收购，送回村里转卖；三是老伴有空就到加工厂打短工。夫妇二人四季不闲，一年收入10万元以上。
1988年6月，习近平到任后，从7月初至8月初，他轻车简从，只要有时间就带着两三个人下乡调研。第二个月，他还是调研，基本是两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就这样，他在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里将宁德9个县走遍了，绝大部分乡镇也跑到了，还顺便走访了毗邻的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他一路走，一路调查、思考、研究。在扎扎实实调研的基础上，习近平认为宁德的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区情、区力根本不具备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开发条件，因此不能一味地谋求超常规发展，而应当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为内容的“摆脱贫困”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他说：“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骛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于是他带领宁德党政干部打响了“摆脱贫困”的战斗。
（二）“治贫”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经济大合唱
二是念好“海洋经”，打开“致富门”。除继续抓好海洋捕捞外，还要挖潜滩涂养殖能力，抓紧发展与之配套的滩涂养殖关键环节——饲料加工业，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宁德东临台湾海峡，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水产资源极为丰富，拥有海洋生物600多种，海域面积4.46万平方公里，浅海面积9.34万公顷，滩涂面积4.36万公顷，盛产着大黄鱼、对虾、石斑鱼、二都蚶、剑蛏等，特别是大黄鱼只在宁德自然产卵，这是宁德海洋资源养殖的一大优势。习近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解决问题。针对大黄鱼只在宁德自然产卵的事实，他提出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大黄鱼之乡”的独特优势，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黄鱼在宁德能够人工养殖的问题。如今宁德大黄鱼人工繁殖及育苗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习近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抓好改革开放工作。针对宁德开放的步子不大，他提出根据区情、区力的实际，探索宁德自己的开放模式，认为要优化投资环境，在“水、电、气、路、桥”等方面创造起码的吸引外商的投资条件。除了改善硬环境，还要优化软环境，就是要在行政方面简化手续、降低费用、改善服务质量，还要在坚决执行国家制定的法规、条例外，根据情况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条例，切实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正确处理好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一是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三是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四是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五是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六是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字体是门面，写字素养处于语文综合能力的关键位置。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利用键盘打字逐渐成为主流，更多的人开始忽视写字能力的培养，形成提笔忘字的社会现象。所以，在教育事业的改革中，开始重视小学生写字能力的培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运用兴趣引导的教学策略，调动了学生对汉字书写的积极性和动力，同时鞭策学生形成良好的写字习惯，打造高效的小学语文写字教学课堂。
针对当时宁德干部群众中存在的“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思想，习近平极力倡导解放思想，强调观念“先飞”、思想先行的重要性。1988年9月，习近平到宁德的第3个月，便发表了《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他写道：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人们说起闽东，便是五个字：“老、少、边、岛、贫”。毫无疑问，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闽东的确是一只“弱鸟”。“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习近平强调，要有“先飞”意识，要淡化贫困县的意识，因为跳出老框框看问题，才能振奋我们的精神。同时，他提出先飞还要靠自己飞，不能等国家拨资金，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都是崭新观念，都是“先飞”意识的组成部分。要实现弱鸟先飞，就要有矢志不渝的恒心和韧劲。于是，习近平以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为比喻，要求宁德的党员干部群众，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要有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不要追慕自身的显赫，而要甘为人梯，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他写道：“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改变宁德落后经济面貌，是组织上交给习近平的艰巨任务。他带着感情、充满豪情地来到闽东，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在《摆脱贫困》中说：“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向宁德的党政干部们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要有整体战略的意识，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声朝一处发”，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来个“经济大合唱”。
三是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搞好山林、海洋产品加工业的“合唱”。既然宁德的经济发展出路是唱好山歌、念好海经，那么“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寻求好自己的立足点”。习近平认为，宁德的乡镇企业其一要立足于“土”，其产品要具有浓厚的闽东乡土气息；其二要立足于“农”，为大农业服务；其三要立足于“特”，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要发展乡镇企业，水电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就是重中之重，而水电工业又是闽东的一大资源优势。因此，习近平主张要积极又量力而行地开发闽东的水电资源。
（三）将“治贫”与扶志结合起来，提出“弱鸟可以先飞”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习近平认为在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条件下，宁德的确是一只“弱鸟”，但是弱鸟也可以先飞。他竭力将“治贫”与扶志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么多年面对贫困，宁德的干部们有自身不足的地方，主要是思想不够开拓、墨守成规，并且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存在较严重的等、靠、要心理。因此，他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的思想。
一是做好“山”的文章，依托荒山、荒坡、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抓好林、茶、果和饲养业，打造集约经营、专业协作的“绿色工程”。习近平指出：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兴旺在于林。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所以，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富山必须兴林。习近平提出宁德的干部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紧迫感，做好振兴闽东林业的基础工作。其指导思想是：以林为主，加强管护，立体开发，加强造林步伐，提高林业综合效益；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办林业，把林业发展同粮食生产、出口创汇、脱贫致富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此同时，稳妥、扎实地抓好两个关键环节：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提高林业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种效益。除了抓好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外，习近平更抓落实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他将全区层层落实的林业工作责任制，与全区重点抓的用材林基地、油料林基地、名特优商品基地、毛竹基地和茶叶基地这“五大基地”与沿海防护林体系及以福温公路线为主的公路沿线造林绿化这“两条线”的建设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年终有关县市和乡镇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以此保证念好“山经”，为宁德脱贫致富打基础。
发达的地区之所以发达，落后的地区之所以落后，定然有其内在原因。这么多年过去，深圳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绝非偶然。我一向认为，这座城市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排外，包容性强。它的胸襟总是那么宽广，能够容纳五湖四海，能够给每个人机会。也有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对外地人明显排斥，本地人（包括一些领导）甚至连普通话都不讲。这样的地方，外来人才慢慢地就流失了，发展内劲必定受到影响。而深圳，至今仍是很多外地人向往之处，前来投奔的人络绎不绝。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单位，就有多名年轻干部考上了这里的公务员。我们戏称本单位成了深圳的人才培训基地了。虽然为那些年轻人祝福，但也该反思反思这种现象。
习近平提出宁德的发展要搞好“经济大合唱”。宁德背山面海，山海资源丰富，为此，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句话，“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鲜明表达。青年习近平在宁德行政实践中就用行动充分诠释了这一点。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强调：“人民群众是最实在的，他们不但要听你说得如何，更要看你做得如何。不光要听‘唱功’，而且要看‘做功’。”在任职两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作为主政地方的“一把手”，确实为宁德带来了巨大改变。在他“念好山海经”的发展思路指引下，闽东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0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可见，贫困地区的发展要在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中增加动力。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正如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跋中所言：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二、“治腐”与坚持人民性相统一：以人民为中心
（一）什么是我们党的“坚持人民性”？
“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做到以人民为本，尊重人民的权利，满足人民的需求，开发人民的潜能，提高人民的素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追求，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反映群众诉求，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猪链球菌镜检呈圆形或椭圆形，常多个集聚呈链状排列，链长短不一，革兰氏染色阳性。链球菌细胞壁内含多种氨基酸糖，根据其特异性抗原的不同共有19个血清型。引起猪链球菌的病原C群的兽疫链球菌占绝大多数，此次未能对分离的链球菌进行血清型鉴定。猪链球菌病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四种类型：败血症型、脑膜脑炎型、关节炎型、化脓性淋巴结炎（淋巴结脓肿）型。
习近平提倡的“滴水穿石”精神，强调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体现了铁杵磨针、积沙成塔的韧性意志，体现了矢志如初、奋斗不息的进取品格，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也诠释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正是在他的大声疾呼和大力推动下，宁德的干部群众逐步打破传统保守观念，开始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②非线性层:我们在输入层与LSTM隐藏层中间加入了非线性激活层,目的是引入更多的非线性特征,从而更好的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该层的输出可表示为:
（二）反腐败讲廉政以此团结和带领群众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说：廉政建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宁德穷地区，穷家底，脱贫致富的任务非常艰巨，这就更需要我们讲廉政，以此团结和带领群众。他明确指出：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
习近平在宁德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把心贴近人民，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他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领导威信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坚持不懈为人民办事，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领导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所以，无论是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是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两方面说，都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他把这看作是“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两方面：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通过二者的结合使会计人员在观念教育、规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等方面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坚定的职业信念，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同时，在继续教育的过程中，要强化会计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树立遵纪守法和诚信为本的道德观念。加强以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职业道德教育；熟悉法规，做到依法办事，增强会计人员的责任感，在履行职责时做到遵纪守法，廉洁奉公，遇到特殊情况，也不至于丧失原则以及图谋私利。
习近平要求干部都必须苦练这一基本功。为此，他在宁德大力倡导“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在穷乡僻壤的宁德地区，习近平为了深入基层，跑遍当地的山山水水。他考察山村，与百姓交流，对自己所负责的这个偏僻地区进行调研。一些村庄甚至没有通公路，习近平为了前往这些地方，只能徒步穿行在泥泞、荆棘的道路上。有的地方即使通了公路，那也是一种考验，因为一连数日坐在吉普车上，在坑坑洼洼的崎岖山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他的腰背有时疼得连下车都困难。习近平一边下乡调研，一边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转变党政干部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凝聚合力推动宁德的发展。1989年1月，他把自己的思考写进了《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他写道：“‘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走群众路线，首先要有一个群众观点。‘诚于中者，形于外’，有了群众观点，密切联系群众才会成为自觉的行动。其次，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积极疏通和拓宽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为此，他部署在宁德地区开展三项活动：“一是地县领导到基层去现场办公；二是各级领导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三是领导干部同基层单位挂钩联系。”他相信通过开展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推动各项工作部署的落实，还可以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转变领导作风，增进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后，逐步形成了他在宁德提出并倡导实施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是他对宁德党政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改变工作作风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
按照雷达作用距离范围、测绘带宽、分辨率的要求，结合上述滑动聚束分辨率计算公式，确定合成孔径雷达天线方位向波束宽度θ；计算求得边界条件Rg，作用距离大于Rg采用定点聚束方式，反之采用滑动聚束方式；计算波束扫描范围Δθ，按照定点聚束SAR的方位分辨率为方位加权展宽系数，则定点聚束SAR模式扫描范围由以上分析可知，滑动聚束SAR模式分析可知，Δθ需尽量取大点，保证
习近平强调：下基层要少搞“锦上添花”，多搞“雪中送炭”，不要“一窝蜂”似地涌到工作基础好的“热门”地方去凑热闹，而要多跑“冷门”，到问题多、困难大、条件苦的地方和群众中去送温暖、办实事。通过“四下基层”，习近平开始在宁德建立起新的党群互动关系机制。如今，“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作风已经成为包括宁德在内的福建各级党政干部执政的优良传统，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畅通民意诉求的便捷通道，服务基层群众的有力抓手，干部成长的重要平台。
（三）清除腐败“你怕得罪谁？”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廉政建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起这种历史使命，我们就会失去民心。”1988年底，习近平在研究1989年总体工作时，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接着，在1989年1月份的地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决定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做出全面部署。
习近平任职地委书记的宁德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当地有一个习俗就是把盖房、修坟、娶媳妇作为人生三件大事。因此，宁德地区部分党政干部违规营建私房现象比较突出。全区处级和科级干部建私房的分别占同级干部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很多干部盖房缺钱，就打起了以权谋私的主意。比如，为了经营个人的安乐窝，以权捞钱，贪污受贿，无偿调用劳动力，侵占良田耕地，或者占有当时国家计划内“三材”（钢材、木材、水泥）物资指标，甚至侵占用于教育、扶贫和救灾的物资，还有贪污华侨捐款的；一些人建了私房还占住公房，甚至买地卖地、建房卖房，搞“地倒”“房倒”，从中牟取暴利。
欧盟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立法按其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5]研究学习其演变过程对于我国按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合适的转基因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针对党政干部中存在的盖私房等腐败问题，习近平到任后，决心清除这些“摆在马路边的腐败”。在他的领导下，宁德地委毫不含糊地对党政干部建私房问题进行全面清查！结果发现是一个庞大的人数，涉及到了2000多名干部。因此，清房工作开始后，便遇到了各种阻力和困难。有人认为，全区私建住房干部多，相当部分是科处级，人际关系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大，会得罪当地党员干部。习近平虽然性格宽容厚道，但在涉及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又非常坚持原则。他常说，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在审查违反建设规定和国有房屋分配规则的案件时，针对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房的同志存在的畏难情绪，习近平严厉批评他们说：“你怕得罪谁？几千名官员还是几百万老百姓？我就不信，各级党委下定决心，放手发动群众，会有办不成的事！”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说：“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习近平态度坚定地把“敢于碰硬，敢攻难点，抓反面典型，拔钉子户”作为查处的突破口，刹住这股不良风气。
截止1990年底，全地区共清退公房1982户，清退面积88411平方米。对退出的公房，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公开办事章程、公开办事结果、加强群众监督），再合理分配。全地区共查结违法违纪占地建房干部3782人，其中处级99人，科级476人，给予经济处罚3446人，收回补罚款198.03万元。对于地委行署的做法，群众真心“点赞”。除此之外，习近平在宁德还铁腕治吏，查办了一系列比较大的腐败案件，在宁德政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他在1990年2月写的《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说：共产党人要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第二关是“人情关”。正人先正己。习近平既严格要求部下，也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三、“治党”与立制同向发力：重视制度管党治党的作用
解决腐败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关键就在于：建章立制，防微杜渐，扎紧约束权力的“笼子”，权力才不会肆意妄为。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提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权力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给的，也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我们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就要让人民放心。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呢？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于是，习近平在宁德开始制定与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作斗争的规章，宁德廉政12条及补充规定5条应运而生。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一、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二、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三、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四、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五、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六、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七、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八、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九、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十、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十一、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十二、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宁德地委、行署《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共5条：一、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二、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三、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四、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五、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从宁德廉政12条及补充规定5条到中央八项规定，既体现了习近平对反腐倡廉、改进作风的一贯坚持，同时也体现了习近平高度重视制度管党治党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周吟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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