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两个同样以生态问题为核心关切的思想流派，它们在出现时间上有先后，且思想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有机马克思主义尤其借鉴了具有有机取向的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在此基础上，以反现代性为理论针对性，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探寻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从理论渊源上明确有机马克思主义更为清晰的认识图景，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明辨其价值和局限。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价值和局限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的核心关切，对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尚，很快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其与同样有着生态关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不可回避的理论话题。目前，已有学者对两者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但主要侧重于两者的区别，且一定程度上将有机马克思主义默认为西方的生态中心论思想。实质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他们主张“亦此亦彼”(both/and)的有机整体主义。[1]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在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介中提出了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发展思想，但往往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评判，或从有机马克思主义自我声称的“发展”中谈发展，缺乏足够的客观分析。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从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取向入手，以期揭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借鉴与发展的演进逻辑，探寻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发展轨迹，从而在理论渊源上明确有机马克思主义更为清晰的认识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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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发展中，无论是大型的国有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离不开预算管理的应用，预算管理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主体控制的作用，做好预算管理能够为企业节约一定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合理利用和使用各项资金，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率，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可以帮助企业管理人员确定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短期的目标，更好地协调经营活动。综上所述，足以看出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性，但是，企业预算管理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反而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阻碍了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企业必须要对面临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
一、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取向
作为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否定和歪曲。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思维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新关注。不仅如此，福斯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和肯定，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抛弃，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众多理论家中独树一帜。他的这些思想特点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存在共鸣，具有鲜明的有机取向，或许可以从中捕捉到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隐约的思想轨迹。
通过KBr压片，使用美国Nicolet公司Nicolet 6700智能型傅立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分别对酰胺丙基二甲基叔胺盐酸盐和芥酸酰胺丙基甜菜碱结构进行表征，见图1、2。
(一)福斯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和肯定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秉承了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他们批判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认为在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赢了。正如高兹所说：“作为一种体系，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作为一种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行将结束。”[2]他们对东方文化比较漠视，其关注点主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福斯特则关注到了东方社会，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予了认可和肯定。
福斯特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关于人类自由的机械主义观念，提出了一种基于普遍自由的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自由是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这种自由观所导致的社会秩序“已陷入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圈套，这与生态规律直接形成冲突”。[5]44对此，福斯特追根溯源，认为应该从社会的经济学中寻找机械主义自由观的主要源泉。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以虚构的经济人为假设，这些分散单一的个体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而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自由被理解为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选择是以牺牲他人和自然的利益为代价的，割裂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造模过程中小鼠死亡5只。21周后观察光镜胸主动脉。正常组无斑块形成，主动脉管壁分层清楚，内膜平整光滑，内皮细胞排列整齐，平滑肌细胞走形良好。模型组动脉内膜明显增厚，大量斑块形成，血管腔明显减小，表明造模成功。各药物干预组亦内膜均有不同程度增厚，伴有粥样斑块形成，但斑块病变减轻，斑块面积变小，泡沫细胞减少，见图1。
(二)福斯特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
首先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认同。面对人类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理论资源。试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构筑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紧迫，需要回到马克思。他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并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丰富而深刻，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与自然条件的分离，成为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元素。
当时的鄂志寰任职于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要负责港澳台地区的金融研究。在她的回忆中，即使在东南亚危机肆虐的时候，大家仍然没有意识到香港会成为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就在危机爆发的当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派出了一个5人的官方考察团。团长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团员包括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党委副书记牛仁亮以及鄂志寰。考察团主要到访了当时遭受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鄂志寰表示，当时的到访地区并没有选择香港，谁也没有预计到香港的形势会变得如此严重。
福斯特认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一般意义上被人们所误解，普遍解释为“一种近似于目的论的观点——一种方向感，在整个有机过程中不断地趋向更加完美——这种观点与达尔文坚定的唯物主义观点相对立”。[5]209福斯特指出，这种由进化而达到完美的目的论观点正是达尔文所反对的。达尔文曾在《创造的痕迹》中批注说：“从未有高级或低级之分。”在福斯特看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只与适应当地的环境有关，物种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性绝不意味着优越或者低劣。福斯特进一步指出，达尔文以上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人类所假定不变的高贵地位以及人类本性的永恒性提出质疑。此外，福斯特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类进化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人类看作动物界的一部分，从而拒绝了那种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中心的目的论观点。可见，在福斯特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目的论思想。他认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进化的基础上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自然相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先在性；在劳动的基础上，人类与自然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无所谓优劣，且地位平等，只是劳动在人类与自然的进化中规定了人类具有特殊的生态地位。
(三)福斯特的普遍自由观
福斯特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及对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专门撰写文章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给予肯定，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关系，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首先，对中国如此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福斯特给出了几点原因：一是出自一种广义的社会主义视角；二是受到马克思的分析理论及中国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三是基于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背景下，国家和人民的真切需求。[3]在福斯特看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西方式生态现代主义的直接产物，而是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的表达，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对发展“农业生态文明”大有裨益。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出发，福斯特建议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打破资本占据核心地位的政治模式，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途径。由此可见，福斯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有着独特的认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充满期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生态文明的文化底蕴。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有机整体思想的推崇、对东方文化的包容情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尚，启示我们要弘扬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过程思想(有机思想)，以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实现人类与自然、经济系统与外部环境的有机统一。这将有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认识到传统文化在解决当下生态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底蕴。
福斯特的这些有机整体思想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内在的深度契合，它或许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向有机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中间地带。福斯特曾经坦言，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在《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出版不久开始出现的”。[5]III福斯特认为，“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想把绿色理论移接给马克思，还是把马克思移接给绿色理论，都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5]IV应该打破现有的理论框架，从基础上重新开始。福斯特的这些思想似乎都在为一种更为有机的、更为基础的理论开拓空间，他的生态思想的有机取向或许就是这种转折的开始。
富家坞矿石中铜矿物大部分都是黄铜矿，另有少量的斑铜矿、辉铜矿、铜蓝等；钼矿物主要是辉钼矿；其他金属矿物有黄铁矿以及微量的赤铁矿、磁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等。脉石矿物以石英、长石为主，其次有方解石、绿泥石等。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借鉴与发展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都蕴含生态思维，都关注生态问题，都致力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作为有着同样生态关切的两种思想流派，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诞生前就注意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它们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前身)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7]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从生态马克思主义角度讲，或许是其有机取向的新发展。本部分将主要探究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比，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性是什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上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借鉴和发展？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较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性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21世纪人类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有机马克思主义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认同，试图“回到马克思”，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这必然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起人们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关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是真正有效的。这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
有机马克思主义更具建构性和实践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生态实践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流露出悲观情绪：“如何使生态政治战略从理论走向实践，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待克服的难题。”[4]247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则秉承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特有的建构精神，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进行反生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借鉴它们的科学技术等积极因素，建构一种后现代的、追求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这种建构哲学使得有机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有较明确的实践内涵。他们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生态理论，更是一种生态实践形态。他们不仅要为学者提供一种新的生态理论研究，更要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一种政策参考，以达到“在放缓全球性灾难的脚步方面发挥一些作用”[8]4的目的。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借鉴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类中心主义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是“并不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会造成生态危机，而是强调只有当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后，它才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4]139福斯特虽然未直接表达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但在他对达尔文进化理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与人类进化思想的深刻分析中渗透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弃。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赞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联姻的支持，认可福斯特关于马克思具有深刻生态洞察力的观点。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他们尤其赞同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分析，认为这个概念是马克思著作中生态思想的明证，揭示了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对“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破坏。
其次是认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给予肯定，并认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甚至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4]57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可福斯特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主义中所蕴含的辩证传统，对解决当代生态思想的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他们进一步指出，随着近几年来自然科学取得的重大进展，生态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都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调整和完善。所以，为了重建一个生态的、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他们试图在福斯特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主张“福斯特强调的三个主要方面——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应该保留”。[8]200但在每一个方面又应该以新的方式进行描绘和拓展，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代表着一种对唯物主义更广泛的理解。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有机马克思主义借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在怀特海有机哲学的基础上，延续并拓展了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取向，使有机整体思想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实质，成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度量。在此思维特质的渗透下，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上对生态马克思主义都有所推进。
进入20世纪，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牛顿力学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挑战。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以现代机械思维方式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也逐渐褪去了光鲜。时代呼唤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出场，怀特海的有机哲学在新世纪系统科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它以关联性、过程性和整体性为基本特征，实现了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过程思想家大卫·格里芬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将怀特海有机哲学的传统发展成为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前身。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具有后现代精神，具有反现代性的特征，它对生态危机的关切和解决方案都是以反现代性为切入点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现代性，尤其是现代无限经济增长癖，他们主张要从根本上改变二元对立的现代机械思维方式，在借鉴现代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后现代的生态文明。
在思维方式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超越。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哲学为基础，坚持以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取代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以多元性取代划一性，以共同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这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超越，在福斯特生态思想有机取向的基础上，表现出鲜明的有机整体特征。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对待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本身(福斯特除外)。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以有机整体思维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所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都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础，是一种机械主义世界观。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其内在价值，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第二，在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很少提及东方文化，(1)也有少数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关注，如福斯特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萨卡出生于印度、后移民德国，对东方文化有着独特的关注，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或许与他的东方移民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冷漠，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否定和抛弃，决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他们的理论视域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以其后现代视野向东方文化开放，突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局限，将理论视域扩展到全球。在福斯特关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聚焦传统的中国智慧，试图为解决人类生存危机整合各种文化的力量。
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建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试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整合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主张，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提出了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政治战略。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有机、生态和社会主义的原则，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的基本关系”，要“意识到今天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生态社会主义”。[8]204在此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又有所推进：“没有什么比文明的变革更充分和足够的了。”[8]261他们主张建构生态文明以取代工业文明。这表明，面对人类生态危机的解决，有机马克思主义从单纯的制度转变上升到制度与文明形态的双重变革，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价值与局限
在探寻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轨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理论渊源上得到有机马克思主义更为清晰的认识图景。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明辨其价值和局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内存在两条相互平衡的线索：一条是它的生态思维线索，另一条就是它的反现代性线索，或曰后现代性线索。这条线索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较之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性，它源自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基础。
由此，福斯特认为：“提倡环境保护，恐怕要限制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自由以及限制个体追求自身直接物质利益的自由。”[5]44他提倡建构一种普遍的自由观念：“这种自由不是把其他生物从纯粹的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命可能性的充分发展中排除，而是作为有机社会的一部分与所有生物分享生命的发展。”[6]这就必须要摈弃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以及由此建构的割裂所有生物的社会制度，承认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促进有机整体发展的社会制度。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方案有助于丰富我国的生态文明实践。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不仅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有机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还在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启发下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同时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开始了在“第三条道路”上拯救人类文明的执着探索。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的建构性态度和实践精神，及在其指导下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指导原则、政策指南和实践措施，将有助于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实践。
地铁轨道的施工过程中，基标的准确性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基础，是地铁轨道铺设的依据。做好基标的设置和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局限
首先是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不够深入。相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性就是反现代性，它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现代性。换句话说，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9]也就是说，一切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的根源，都应该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中去寻找。由此，生态危机的根源应该是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判断，仅仅停留在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显然是不够深入的。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与偏离。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试图“回到马克思”，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一样，有机马克思主义虽赞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又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甚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主张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构和超越；不但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生态问题，反而皈依宗教来寻求力量，存在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从这个角度讲，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以上局限性表明，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声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存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与偏离。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注定不能找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和正确解决路径。他们对文化因素的过分推崇，甚至对宗教的迷恋，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滑向了真理的彼岸世界。
四、结语
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前后相继的两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潮，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有借鉴，在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认识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批判上有共识。尤其是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机取向，可以揭示出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从而展现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更为清晰的认识图景。就其自身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有机哲学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演变阶段，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阶段，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等阶段；就其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不仅有内容上的借鉴和思想上的共识，更有前后相继的衍生逻辑和发展轨迹。
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出场是对人类生存危机的理论回应，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也是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合乎逻辑的衍生发展，有其历史性和合理性。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误解与偏离，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论流派，本质上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内核，只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加以研究和探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辨其价值和局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丙酮酸激酶是EMP途径最后一步所需要的酶，也是EMP途径中的关键限速酶之一。在EMP途径中，丙酮酸激酶在K+和Mg2+存在的条件下，可以催化磷酸烯醇式丙酮酸(PEP)和二磷酸腺苷(ADP)并且释放出能量转移到ATP中，最终生成丙酮酸，生成的丙酮酸不仅可以在乳酸脱氢酶(LDH)的作用下生成乳酸，还可以在丙酮酸脱羧酶作用下生成乙醛，对酸奶风味产生影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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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EcologicalMarxismtoOrganicMarxism:TrackofDevelopment
Cui Zan-mei1
(SchoolofMarxism,Hebe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ijiazhuang050018,China)
Abstract： Both Organic Marxism and Ecological Marxism regard ecological issues as their major concerns. Ecological Marxism and Organic Marxism occurred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 later inheriting the former in terms of ideas and contents to some extent. Organic Marxism has learned especially from Foster’s ecological thinking which is organic oriented, but further develops itself on the basis of Ecological Marxism by taking anti-modernity as theoretical pertinence.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Organic Marxism from Ecological Marxism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holistic picture of Organic Marxism and appropriately assess its vale and limitations with Marxist stance.
Keywords： Organic Marxism; Ecological Marxism; modernity; value and limitations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9.05.010
收稿日期：2016-05-09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HB19MK017)
作者简介：崔赞梅(1981- )，女，河北衡水人。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河北科技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9)05-0123-08
(责任编辑：李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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