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因为教条主义，毕竟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的本事。毛泽东就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他的读书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来自三个方面：实践、群众和书本学习。这三方面的学习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发现两位作者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写出了有价值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书中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于调查研究，阅读者读书自然也成为了一种调查研究的途径。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也包括阅看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读书理念，即不为读而读，而是对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才会觉得是在与一个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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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读书要当“联系员”，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只有当“联系员”，才能对所读之书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别人讲书，直接宣讲自己的阅读体会。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念书，大家听了，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在青年时代，他就组织过读书小组；在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他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他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相同主题的书，要把观点不同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运算能力主要体现在运算律的掌握以及灵活使用，到了中学体现的极其明显，小学教师也能忽视这一点.为了学生对于“运算律”更为熟练的掌握，教师首先要从整体上梳理与运算律相关的其他知识内容，清楚知识内容间的相互联系.其次，在“运算律”相关知识内容的教学中做好铺垫或渗透，将其灵活的运用到相关知识的学习中，以此为基础进行教学设计.因此我们对于运算律的教学有如下两个建议：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二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
读书不仅要有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就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有价值的内容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掘。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联系员”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在1939年5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了五本马列著作，并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在小学数学难点和重点的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视音结合的特点，将小学数学教学的难点和重点的解题过程及方法，通过大屏幕展现出来，一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学习的重点和要点；二是可以将教学课件传送到家长的手中，在家长的帮助下，让学生温故知新，保障学生在家时能受到同样的教育与教学，从而促进小学数学教学效果的提升。
另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到，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
毛泽东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毛泽东在1957年12月一次就找来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云南省内电力市场目前以月度交易为主，虽然已建立日前市场，但日前市场竞价时并不区分时段，所以电价很难反映部分时刻电能的稀缺性，且目前云南省内对于煤电机组备用，仍采取调度指令的手段，且确认为备用的电量执行机组的标杆上网电价，补偿显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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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毛泽东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了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历史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以上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摘编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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