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此后，在开创华中新局面的过程中，刘少奇通过巩固皖东根据地，推动八路军南下和江南新四军北上,在黄桥沉重打击了韩德勤顽固派势力，最终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并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巩固了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巩固过程中，刘少奇表现了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刘少奇；苏北根据地；中原局；新四军；领导艺术
与今天苏北的概念不同，本文所指苏北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的部分。1941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划分为苏北和苏中两个行政区域，但本文仍然把研究范围涵盖划分以前长江以北的整个苏北。苏北地区东接黄海，西有大运河，北接山东，南临长江。境内地势低平，物产丰富。再加上苏北地区北接山东、南邻宁沪，是连接华北、华中和江南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占据苏北、巩固苏北根据地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华中抗战、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 刘少奇受命领导经略华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华北，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认真理解和彻底贯彻了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政治军事路线，在八路军的配合和支持下，大力发展党员，建立人民政权，武装民众，建立和扩大根据地，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
但是，相较于华北，领导江南和华中抗战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等方面的工作则大为逊色。东南局书记项英不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过于担心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会引起国民党的不满，因此，“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致使部队发展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和客观可能。”[1]而1937年底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以后，对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更加严重，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又对新四军步步紧逼，使华中地区的抗战事业处于很大困境之中。
在中国抗战发展的重要关头，1938年9月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进一步肯定了抗战爆发以来中共中央制定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和在敌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路线，并且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鉴于华中地区前一时期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也鉴于刘少奇在华北工作的突出成绩，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将其工作领导范围分为领导长江以北的中原局和领导长江以南国统区的南方局，其中由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主持领导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华中地区的工作，扭转那里的不利局面，“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2]从而支持长期的抗战。
二、 刘少奇首先提出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根据地
刘少奇于1939年1月到达中原局驻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他主持召开了中原局和鄂豫边区党委会议，提出了中原局的工作思路和主要任务，指出：我们要以各种各样方式组织武装，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并且要“深入敌后，把大批力量送到后方的辽阔地区，去开辟敌后战场”[3]。之后，刘少奇对于开展中原各地的工作做了精心安排，又特意电告已到达豫皖苏的张爱萍加强建立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豫皖苏边区与苏北紧密相连，刘少奇关注和布局豫皖苏边区的发展为以后苏北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条件。
1.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创建苏北根据地
1939年10月下旬，刘少奇与徐海东等人离开竹沟，向东进发。在行进过程中，他就一直考虑今后新四军在华中的主要发展方向的问题。当时，新四军第四、五支队虽然在津浦路两侧已经初步展开，但是整个华中地区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能够把握正确方向的计划。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来自各方，各有各的打算：有的主张向西，如彭雪枫；有的主张向北；而东南局书记项英则要求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重回江南。如果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不能达成共识，势必分散力量，贻误时机。那样，不仅影响我们党、影响新四军力量的发展，影响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扩大，甚至会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造成严重后果。
根据地能够获得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在于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支持，而获得人民支持的关键在于能够给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时，苏北广大群众最感痛苦的莫过于土地兼并严重，如盐阜区一个大地主竟拥有2850亩土地[16]。 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除了遭受高额地租的盘剥，还要承受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因此，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广大群众不可能有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对此，刘少奇指出：“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民众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卫国家民族。”他进一步指示各地：“必须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我们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5]339-340
2.开辟苏北形成为中原局共识
6月，彭明治、朱涤新率领的八路军苏鲁支队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先后到达豫皖苏。为了统一指挥皖东、皖东北和豫皖苏的部队，刘少奇致电中央，要求派遣得力人选来华中统一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非常信任，要求他担负起华中军事、政治、党务、群众等各方面的领导工作。长江以北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对于刘少奇也很信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曾说：“我深感如胡(服)不在此，军事行动结论无法做出，定会成问题的。”[12]
三、 刘少奇领导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创建和巩固皖东根据地，为开辟苏北提供前提和保障
正当刘少奇及中原局实施开辟苏北的计划时，1939年12月下旬，两千多日军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的皖东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为了保障皖东的安全，也为了以后开辟苏北有一个较为可靠的后方，刘少奇、徐海东、张云逸等首先率领四、五支队反击日军的扫荡。经多天激战，终于粉碎了日军的进攻。紧接着，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命令五个团向皖东推进，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向这一地区移动，情况变得十分危急。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做好准备后，对皖东根据地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大规模进攻。在西线，津浦路西，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进攻第四支队防地，韩德勤则命令1万多顽军进攻五支队驻地路东的半塔集。刘少奇首先命令第五支队抽调主力到达路西配合第四支队严厉打击了李品仙部，之后，第四、五支队主力又急速返回路东，和坚守半塔集的新四军五支队对韩德勤部进行了合击，从而彻底击败了进犯的韩德勤，巩固和发展了皖东根据地。在此过程中，刘少奇审时度势，首先率领新四军粉碎了日军扫荡，然后，又集中优势兵力，对于进犯根据地的顽固派各个击破，从而为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促使新四军陈、粟、叶等渡江北上和八路军黄克诚等部南下
(1)争取叶飞留在苏北和陈、粟渡江北上。当时，在苏北，除了有日伪的部分力量，国民党势力最大的就是韩德勤部，此外，还有李长江、李明扬、陈泰运等，而韩德勤反共决心最大，行动也最为猖獗。要开辟苏北根据地，单靠中原局所属江北指挥部下辖的第四、五、六支队是远远不够的，对此，刘少奇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一些秩序，江北自发的人民武装游击队已全部被国民党收编(但在后来又大部投敌当伪军)，而我们在敌后则很孤立。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7]因此，他认为从邻近地区抽调足够的兵力，协助和配合中原局打开局面是非常必要的。1940年3月，他致电中央，询问华北八路军能否准备三个以上的主力团来华中作战。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认识也非常清楚，决定派遣部分八路军南下，并且于3月底致电刘少奇、朱德：“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8]。 这不但明确了争取全部苏北的任务，而且指明了实现的途径，即八路军南下和陈毅北上。
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设想与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谋而合，而毛泽东设想八路军南下和陈毅北上也是他最需要的。因此，接中央电，刘少奇立即回电，建议陈毅等即刻北渡，认为，韩部后方空虚，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向苏北发展，此时是最好机会”[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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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也是争取抗战早日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苏北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争取这一社会阶层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进行抗战是十分必要的。1940年秋，毛泽东就曾经指示说：“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15]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刘少奇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他抽出大量时间精力和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并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对于一些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刘少奇则礼贤下士，给予极大的尊重。如，江苏省前省长韩国钧，抗战时期严厉拒绝了日军威逼他出任伪江苏省长，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刘少奇一到海安，就亲自登门拜访，向他解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政策，使他大为感动。后来，刘少奇又派人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并定期派人慰问。刘少奇及华中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的政策取得了极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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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路军受命南下。1940年3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刘少奇)，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11]3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又正式讨论了这一问题，确定八路军援助新四军创建皖东、淮北和苏北根据地。
在此基础上，1939年1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原局会议，刘少奇根据近一段时期以来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的判断和结论，以及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与指示，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新四军发展的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西，更不是向南，而是向东发展，创建苏北根据地。他分析了华中敌我友三方的情况，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都背靠着国统区，如果向西发展，将会和国民党第一、五战区发生冲突，这样，不仅会破坏统一战线，而且社会舆论也会对我们不利，中间势力也会不赞成我们；向北则是山东，是八路军活动的区域；向南渡过长江，也主要是国民党统治区。而东面辽阔的苏北区域，不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全属敌后，正是新四军驰骋纵横、收复国土的正确区域。尽管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苏北也占据了不少地盘，有相当的势力，但是，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欺压百姓，人民对其十分痛恨，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我们打击的对象，因此非常有必要向东方的苏北发展。而且苏北紧连山东，可以得到实力雄厚的山东八路军的策应和支援。通过对比和分析，刘少奇在会议上得出结论：“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6]会后，刘少奇致电中央，报告了中原局会议做出的决定，他说：“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5]137并决定从四、五支队各抽调一部分北渡淮河，会合豫东、皖东北的第六支队开辟苏北。至此，经过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和正确分析以及耐心说服，江北新四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计划不仅得到中央批准，而且在中原局基本形成共识，并最终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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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作相对以前已经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大部分人对水土保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先建设后治理、先施工后补做等现象比较普遍。要想更好地解决线形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流失防治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黄克诚到达后，8月中旬，中原局将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三个支队，共两万余人，由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兼政委。这样，中原局就直接指挥着江北指挥部和八路军第五纵队，再加上陈毅领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中国共产党在苏北附近已拥有较为雄厚的军事实力，已经完全具备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条件。 在准备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中，刘少奇充分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识到单靠原先在苏中的新四军是达不成目标的，因此，他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江南的新四军一部和华北的八路军一部主力先后到达华中，并在中原局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行动。这样，开辟苏北根据地就有了充分的力量保障。
1)第1种是声波探测技术，该方法属于主动探测法(图1a)，这种方法需要人为激发声发射信号，采用专用仪器接收在煤岩体中传播的声波信号，通过比较声波的到时、振幅、相位等信息就可以探知岩体受力破坏等物理力学信息。
3.黄桥战役的胜利是开创苏北新局面的关键一役
在1940年8月到9月间，韩德勤趁皖东和苏北洪水泛滥，交通阻塞，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联系不便的时机，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主力大举南下，并要求二李和陈泰运协作，企图一举歼灭陈毅、粟裕所部。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了韩德勤的阴谋，他致电陈毅、粟裕，告知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面：“估计韩德勤有于最近向我进攻之可能，而以向你们进攻之可能性最大，但亦有向北进攻苏支可能”，并且告诉他们各部配合行动的基本计划：“韩部如进攻你们，决令苏北各部不顾一切南下，但韩部如向北进攻苏支，你们亦当向东台盐城北进增援。”[4]302
9月下旬，韩德勤亲自率领主力三万余人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起猛烈进攻，刘少奇致电中央，指出：“韩德勤正集结全力，准备再度向陈毅部进攻，缓和已不可能。而陈毅部经数次战斗后，补充困难，难于再度粉碎韩的全力进攻。因此，八路军第五纵队及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有增援的必要。”[4]305同时，他指示黄克诚安排五纵一支队东出阜宁，首先控制阜宁益林同五支队打通，以便在必要时南下增援。
10月4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南下，迅速突破韩德勤部设置的多道防线，连克阜宁等城镇，对韩军造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在此期间，陈毅、粟裕通过分化，使国民党内部的二李和陈泰运保持了中立，然后集中兵力打击韩德勤部。在战斗中，粟裕以七千人的兵力彻底击败了韩德勤三万人的优势兵力，歼灭韩军主力1.1万余人[13]， 从而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巨大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占领盐城，和陈毅所部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会师，这标志着开辟苏北根据地任务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苏北根据地终于形成。
四、刘少奇采取措施巩固苏北根据地
苏北根据地形成后，刘少奇又领导中原局及之后的华中局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巩固。
1.发动曹甸战役，彻底削弱韩德勤
黄桥战役后，韩德勤还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他不但不和共产党合作，而且企图收回失去的地盘，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逐出苏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就国民党中央来说，震惊和恐惧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壮大，竭力削弱和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40年10月，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了强令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往黄河以北的“皓电”，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安徽的李品仙向皖东根据地的张云逸部步步紧逼，河南的汤恩伯也蠢蠢欲动。与此相呼应，国民党从山东调东北军霍守义部南下苏北，准备隔断共产党皖东根据地和苏北根据地的联系，并与韩德勤部会合，加强国民党在苏北的力量，再准备进犯苏北根据地，力图恢复国民党在苏北的势力范围。有鉴于此，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对韩德勤继续进行更坚决的打击，将其逐出苏北，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严重局势。此后不久，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新四军第四支队发动了猛烈进攻，若不及时救助，则根据地有丧失的危险。刘少奇又提出了对韩德勤有限打击、隔断霍、韩、打通苏皖，以便腾出兵力应对皖东危机的建议，最终得到中央同意。
11月底，隔断霍韩、打通苏皖，后来统称为“曹甸战役”的行动展开。尽管由于韩军占尽地利优势，曹甸没有被攻下，但是，总的说来，实行隔断霍韩、打通苏皖、进而援助皖东的军事行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如果一味退让、消极等待，那么整个苏北和皖东都将丧失。而且整个曹甸战役最后达成的效果总的来说也是积极的，曹甸一役，韩德勤军被歼灭八千余人，遭受了重大损失的韩德勤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与新四军、八路军争斗，从而为苏北根据地的发展巩固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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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根据地建设
为了建设和巩固苏北根据地，刘少奇会同陈毅、黄克诚等华中党、军领导人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决定要加强对地方实力派及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帮助地方建立和扩大抗日武装，肃清残余反动武装；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等。根据会议精神，1940年11月中旬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会，通过苏北建政纲领，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刘少奇代表中原局在会上做了关于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如何开展根据地各项工作、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报告。之后，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针对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行为，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重建新四军军部，迅速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月25日，在苏北盐城，由刘少奇、陈毅等主持，正式宣布了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宣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1941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原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华中的各项工作。为了管理的方便，刘少奇提议“把苏北分为两部分，从东台、宝应县境以南到长江边叫苏中，盐城、两淮以北到陇海路叫苏北。两地各成立一个区党委、一个行政公署。”[14]此后，原来的苏北便划分为苏北和苏中两大行政区，这样更有利于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有利于根据地的建设发展。
3.积极争取开明士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争取叶飞部留在江北是刘少奇实现集合兵力、夺取苏北计划的第一步。在保卫皖东游击区的战斗中，叶飞受东南局项英派遣率挺进纵队渡江北上，支援第四、五支队，在半塔集战斗中表现相当出色。战斗结束后，刘少奇特地找叶飞谈话，向他详细说明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要求他继续留在江北，配合其他新四军战斗。但是，项英对于刘少奇的要求和耐心陈述置之不理，多次打电报给刘少奇和中央，“坚请叶张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9]。 最后，刘少奇只好致电中央，指出叶飞部留在苏北对于开辟苏北的极端重要性，请中央作出裁决。毛泽东经过权衡，同意了刘少奇的主张，告知项英“叶、张两团以留在江北发展适宜”[10]。 后来，叶飞留在江北，并胜利地进行了郭村保卫战，揭开了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序幕。在叶飞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后不久，陈毅、粟裕也率部渡江北上，并遵照中央指示将江南指挥部改名为苏北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下辖九个团七千余人。
对于知识分子，刘少奇也极力争取他们，以发挥他们的特长，投身参加苏北的建设。他多次指示各地，不管有什么困难，对于当地的和外地到达苏北的知识分子都要妥善安置，使他们能人尽其才，并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于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更是细心照顾和优待。正是因为刘少奇及华中局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重用，所以如同延安成为全国知识分子的圣地一样，苏北也聚集了一大批来自江南各地的知识分子，对于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4.减租减息改善广大群众生活
刘少奇等人于11月初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安徽涡阳北部的新兴集，这是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六支队开辟的豫皖苏游击区的中心集镇。在这里，刘少奇一方面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创建和巩固豫皖苏根据地，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部队并加强部队的正规化，提高部队战斗力。另一方面，刘少奇还做了大量的调查。在此过程中，他对于未来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方向也越来越清晰和坚定起来。在致中央关于豫皖苏工作计划的电报中，刘少奇提议“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4]265。在这里，刘少奇不仅汇报了豫皖苏的工作布置，而且提出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即“创造苏北根据地”，这也是刘少奇第一次提出创建苏北根据地的设想，而且刘少奇判断“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在豫皖苏第六支队干部会议上，他大声疾呼：“东进，东进，再东进！”要求他们向东越过津浦路，深入到敌人后方，创造苏北根据地。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对于刘少奇的关于创建苏北根据地来电做出回复，对刘少奇的建议表示赞同，要求江北的全部新四军：“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的地区，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5]132中共中央对于刘少奇华中战略发展方向的认可和以后的大力支持，是刘少奇能够领导创建苏北根据地的关键和坚强后盾。
为了取得经验，刘少奇指示首先在盐城县的两三个乡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召开区参议会并组织区农救会，制定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农民的积极性由此空前提高。之后，阜宁县也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实行了分半减息、四六分租[17]。 农民的负担得到了较大的减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苏北各地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初，仅盐阜区减租的就达54360户，增加工资的有4400余人，借粮借种138万余斤，并且1126户农民赎回了自己被迫贱卖出去的9308亩耕地[18]127-128。 不仅如此，几十万农民少缴租粮390.1万斤，从减租中得到了实际的利益[19]。与农民经济状况改善伴随而来的是农民对共产党的向心力也大为增强，他们积极发展生产，参加民兵自卫队，支持新四军打击日寇，保卫根据地。由此，苏北根据地也得到很大的巩固。
综上所述，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采取高频超声检查的效果显著，既可帮助患者及早确诊周围神经病变，并为其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5.大力防灾救灾
苏北地区的东部是浩瀚的黄海，有很长的海岸线。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每年夏秋季节都会有猛烈的台风带来凶猛的海啸冲击苏北沿岸。在阜宁县东部原先有一道拦海大堤，由于年久失修，变得残缺不全。1939年秋天的海啸特别猛烈，“一月之中，宛居水国。昔之稼禾千顷，今尽槁为枯荄；昔之烟火万家，今悉荡为平地。”据统计，共淹没耕地33.4万顷，淹死15000多人[18]120。 1940年，韩德勤政府在人民的强烈呼吁下曾拨款20万元整修，但是，由于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海堤修得又矮又薄，而且由于偷工减料导致海堤极不坚固。在该年的海潮中又全部冲毁，人民依然遭受重大损失。1941年，刘少奇和华中局认真研究了这一问题，决定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即使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也要把海堤修好。并且“决定政府以盐税作抵发行公债，由政府偿还，不由人民负担而通过修堤案。”经过五十天的紧张施工，海堤终于修成。不久以后，海啸滚滚而来，比前两年都要猛烈和持续时间长久，但新海堤高大结实，岿然不动。“于是滨海农民、盐民、渔民，万户欢腾。讴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陈军长、刘政委、黄师长、田旅长、宋县长的功德。”[18]338自然灾害的战胜，不仅减少了人民的损失，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生活的安全，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增强了广大人民对根据地和抗日政府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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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领导反击日军扫荡，保卫苏北根据地
苏北及华中其他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大江南北的日伪军构成了极大威胁，他们企图消灭新四军，占领整个苏北，这样，1941年“敌人‘扫荡’频繁，整个苏北战火弥漫。”[20]因此，保卫根据地，粉碎日伪对于苏北等根据地的扫荡，成为各根据地的主要任务。刘少奇也号召根据地全体党政军干部：“要将已经发动起来的民众的热情，在组织上巩固起来，变为各种具体的经常的抗日行动。”[5]339
1941年5月下旬，日军增兵苏北，扫荡的重点目标是新四军军部和华中驻地盐城。这时，根据地已经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三者相结合的武装体制。刘少奇和陈毅经过仔细研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提出了恰当的作战原则：主力部队首先避敌锋芒，然后寻找敌之漏洞，突然袭击给敌以致命打击；地方部队分散开来，不断阻击和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民兵自卫队则和地方部队配合掩护群众转移、坚壁清野，并不断袭扰敌人。这样，就使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互相配合，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击日寇。刘少奇和陈毅一方面率领苏北军民阻击、迟滞和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命令苏中粟裕带领新四军第一师向后方空虚的敌人据点展开猛烈进攻，相继攻占了黄桥、古溪、姜堰等城镇，日军不得不从苏北抽兵回援苏中，苏北新四军第三师则趁机反攻，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许多城镇。此次反扫荡，在刘少奇、陈毅等人的领导下，消灭日伪军1932人，俘敌1089人，击沉敌人汽艇13艘，缴获枪支1123支，轻重机枪15挺[5]379。 日军对苏北的扫荡被迫停止，苏北根据地在战火的洗礼中经受住了考验，变得愈发强大和巩固。
五、 刘少奇在创建和发展苏北根据地中的贡献和作用
1.苏北根据地开辟和巩固的意义
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它打通了华北和华中以及江南的联系，成为连接华北、华中和江南的顺畅通道；第二，通过苏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改变了一年前华中新四军遭受分割包围的危险处境，使华中敌后的形势有了根本改观；第三，苏北地区区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和物资供应，从而也使华中地区抗战的进行有了坚实的基础；第四，随着苏北等地新四军力量的日益壮大和活动的日益频繁，南京、上海等日伪统治中心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这样，日军不得不调集更多的兵力守卫京沪和对付苏北的新四军，因而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压力，从而策应和支援了其他的抗日战场；第五，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由于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才会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后，在华中地区有一块坚固的、拱卫华北解放区的前沿阵地，才能为华中野战军的壮大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撑，才能和山东野战军一道组成人民解放军战力最为强悍的华东野战军；也才为粟裕的苏中“七战七捷”提供了施展的空间，才会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的成熟提供宝贵的经验。
2.刘少奇在创建和发展苏北根据地中的领导艺术
在开辟、发展苏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统筹布置，各级领导干部和战士的英勇战斗，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固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刘少奇个人对于创建和巩固苏北根据地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充分展示了他非凡的谋略和领导才干。首先，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第二，他通过大力进行调查研究，准确地掌握了敌、友、我各方的力量对比和分布态势，从而为其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第三，他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形势的发展，最先提出了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根据地的主张，从而为实施“发展华中”找到了突破口和正确方向。这表现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分析问题并做出正确判断的卓越能力和清醒头脑。第四，在处理和解决关于华中战略发展方向的不同意见时，刘少奇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原局的一把手而强迫大家服从自己的意见，而是通过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再经过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统一了中原局不同领导人之间的意见，达成了共识。这也充分体现了刘少奇善于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认真遵循和实践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性修养和领导风范。第五，刘少奇在领导皖东根据地保卫战时，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军各个击破，这样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巩固了皖东，这也充分展现了刘少奇娴熟的战略战术素养和战役指挥能力。第六，刘少奇不但及时把自己开辟苏北的设想汇报中央，并得到了中央的大力肯定和支持，而且能充分认识到江北新四军力量与达成开辟苏北根据地这一战略目标的差距，因而向中央建议增加对江北新四军的支援。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八路军一部主力南下和陈、粟等新四军渡江北上，使中原局下辖力量能迅速壮大，进而能担负起开辟苏北的重任。之后，刘少奇统一协调和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黄桥战役的胜利。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刘少奇的大局观念、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风格与高超的协调指挥能力。第七，通过曹甸战役进一步打击了顽固派，巩固了苏北根据地。这表现了刘少奇能抓住问题要害、对症下药的本领和实现战略企图的坚强决断能力。第八，刘少奇通过发动根据地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减轻灾害等措施维护了根据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通过积极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及知识分子等措施，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巩固苏北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表现了刘少奇的远见卓识和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贯彻落实的本领，更体现了刘少奇认真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品质。第九，皖南事变后，通过重建新四军、坚决反击日伪“扫荡”等措施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保卫了苏北根据地，这也表现了在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刘少奇掌控全局、正确应变的杰出才干。
此后至今，国企改革动作频频，成效初显。特别是备受关注的央企，公司制改革已全面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分层分类推进，基于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正不断完善。今年有48家央企上榜世界500强。
3.创建和发展苏北根据地中刘少奇领导艺术的当代启迪意义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环境已与抗战时期截然不同，但是，各级领导干部仍然可以从刘少奇开辟苏北根据地时展现出来的领导艺术中得到启迪和借鉴，那就是：要对中央战略部署正确理解和坚决执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奋斗；要深入社会，深入实践，善于调查研究和掌握真实情况；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在处理不同意见时，要充分发扬民主，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便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要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尽可能团结新兴的社会阶层，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兴办各项事业要分清轻重缓急，要循序渐进，在一定的时期内要有工作重点，要集中力量首先完成重点工作；处理突发事件既要冷静分析，又要当机立断，以免贻误时机等等。刘少奇在这段时期的领导艺术将永远成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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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delofLeadershipArt:Liu-ShaoqiandTheEstablishmentandConsolidationofTheSubeiBaseArea
YUAN Shusong, KOU Xiaodong, LIU Zhaohua
(The Teaching And Reseach Department of Party’s History of Central Party’s School , Haidian,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In 1938,Liu-Shaoqi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of Zhongyua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after that,in the course of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of Huazhong,by consolidate the eastern Anhui base area,and pushing the Eigth Route Army down south and the New Fouth Army in Jiangnan Northword, Liu Shaoji's coordination with the New Fourth Army has dealt a heavy blow to Han Deqin's die hards in Huangqiao, and eventually opened up the Subei base area,and through various effective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Subei base area. Liu Shaoqi showed his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bili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unding, develop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Subei base area.
Keywords：Liu-Shaoqi; The Subei Base Area; Zhongyua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The New Fourth Army; Leadership Art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903001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3-0001-08
收稿日期：2019-03-05
作者简介：苑书耸(1969— )，男，山东惠民县人，讲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陆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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