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田
我的父亲王雨田（1914～1977），曾用名王雷、黄农、王布君。河南遂平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第七师卫生部部长，山东军区、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部长，大连市卫生局局长兼大连医学院院长。1950 年后，历任我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礼宾司、苏联东欧司（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驻苏丹大使，外交部西亚北非司、非洲司司长，驻肯尼亚、刚果（布）、联邦德国大使。
术后感染5例，均为迟发性感染，发生于术后9～ 12个月，其中3例患者合并糖尿病。均行CT检查发现骨折已愈合，行后路手术取出内固定并行清创灌洗引流术，脓液细菌培养仅1例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余未见明确致病菌生长。术后2周佩戴支具下床活动，1个月后去除胸腰背支具，均恢复良好。
投身革命
安徽是父亲（黄农）在新四军时期主要的活动所在地。父亲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呢？那要从父亲追求革命之路的起始谈起。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激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不做亡国奴的抗日热情迅速燃遍全国。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北平学生率先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当时在河南省府开封的河南医学院上学。他积极地参加了开封市学生声援北平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游行和卧轨请愿活动。在示威活动中，父亲被推举为“开封市学生联合会”的主席，直接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1936 年父亲在河南医学院毕业后，考取了北平协和医院研究生班。可是学业没有进行多久，1937 年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国家危在旦夕，父亲愤然弃学回乡，在河南辉县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在学校里，父亲苦思冥想寻找实现理想的出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父亲作出了理智、正确的选择——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父亲与发小霍丁于1937 年除夕相伴而行，走上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道路。
这次调动工作耗费了五个月时间。
走上前线
父亲到新四军后，先在小河口医院当医师。在艰苦的环境中，父亲得到锻炼并接受了考验，于1938 年11 月在安徽泾县马林坑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这批知识分子中最先入党的人。从医师到担任新四军三支队、五支队医务处长，后来在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后的七师任卫生部长，父亲在新四军总共战斗了五年时间。虽然父亲没有上战场拼过刺刀，也没有开枪消灭过敌人的记录，但是父亲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挽救、治愈过无数个新四军伤病员。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在平津沦陷后，经过国共双方艰难谈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之后叶挺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一股强劲的旋风激发了延安青年们的斗志，父亲积极申请上前线。刚好组织上派军委后方卫生部部长吉洛（姬鹏飞）到新四军任职。吉洛是“宁都暴动”后参加红军的国民革命军26路军军医，并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老红军。吉洛看中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父亲，就这样父亲随同他调到新四军，开始了在新四军的战斗生涯。
在“您认为区域教研组长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上，62.3%的教师选择了“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这一选项，这表明教师们普遍希望教研组长能够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教研组长的专业引领作用亟待加强。
1938年11月初，中共中央六届六中(扩大)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派干部支援新四军。罗炳辉、张明秀夫妇，偕吉洛、黄农（王雨田）等人，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出的卡车南下，途经豫、鄂、湘、赣四省，一路风尘仆仆。他们在江西景德镇换穿新四军军服，11 月底抵达安徽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受到了叶挺军长和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等同志的热烈欢迎。
军中务医
军队要打仗，就会有伤病员，因此军队的卫生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叶挺军长在组建新四军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医务部门的建设，他邀请了在北伐战争时期的至交、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著名医生沈其震为新四军医务处处长。沈其震又招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医学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这几十个从城市中来的爱国青年抛家舍业，挑起了新四军医务工作的大梁，锻炼成长为新四军医务工作的领导及核心。
安徽泾县云岭，是皖南山区一个平静而美丽的小山村。新四军军部就设置在山峰丛林之中。
父亲母亲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是在1943 年3 月，日军针对安徽无为新四军七师的一次大“扫荡”。这一次日军从南京、芜湖、铜陵、安庆等地抽调兵力6000 余人，分8 路突然向皖江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无为县严桥、恍城地区进行奔袭“扫荡”。由于日军进攻行动诡秘，封锁各路交通，就连伪军也不通知。新四军七师突遭袭击，以致伤亡200余人。
小分队是以年轻女兵为主体，背负着沉重的行装、步行百十里地超越极限的行军，是对每一个人毅力的考验，也是对这个团队的考验。
离新四军军部70 里地的小河口，是泾县的一个小村，有一条小河流过。北通泾县章家渡，离云岭约8里，南达太平县，是条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新四军军部小河口后方医院就建在一座地主大宅院后面的祠堂里。大祠堂年久失修，屋内布满灰尘和蜘蛛网，天井里杂草丛生。医务人员清理废墟、搭建竹棚，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有正规医护制度的战地医院，实行等级护理制度，建立了有自备发电机的手术室、正规的检验室、药房。
有一次行军遇到大风雪，积雪没过膝盖，天寒地冻。大家还穿着草鞋、布袜子，踏在茫茫雪地上，分不清楚哪里是路哪里是坑，经常有人摔跟头。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在一座小庙里留宿，睡在屋檐下。由于太疲劳了，大家在地上铺好稻草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被子上面盖满了白雪。第五次过江的时候，倾盆大雨下了好几天。雨后的道路泥泞，又滑又难走。快到长江边时，烂泥都没过小腿肚，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很大力气。过江后曾经在新四军的一个兵站休整几天，那里一天三顿只有黄豆吃，结果大家都拉了肚子。
半年多的延安生活，使父亲开始了从爱国青年向革命者的转变。在这里听不到枪声，也缺少与敌人面对面搏杀时的呐喊声，更难以释放满腔热血的激情。到前线去接受战火的考验，成为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父亲终于等到了上前线的机会。
跨越长江
1939年11月，时任新四军三支队军医处长的父亲，带领10名医务人员及警卫员、勤务员，共计13人的小分队，从安徽泾县新四军三支队调往长江北的庐江县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途中需经皖南交通要冲繁昌县过长江。敌伪对江面封锁很严，小分队5 次过江4 次受阻，每次都不得不返回新四军水村兵站等待下一次渡江时机。水村兵站距离长江边有上百里的路程，每次从水村出发到长江边又无功而返，都要付出极大代价，弄得精疲力尽。
由图2可以直观地发现，在鱼粉粗蛋白质58%、粗灰分20%左右，鱼粉粗蛋白质含量分布和粗灰分含量分布出现交叉点。因此，可以大致判定为粗蛋白含量小于58%、粗灰分含量大于20%的鱼粉样本为鱼排粉。
在皖南的三年中，医院收治数千余名伤病员，其中治愈、好转的占82.9%，手术1443人。一批批伤病员怀着感激心情，伤病痊愈后又勇返前线杀敌立功。1939年2 月，周恩来在叶挺军长的陪同下，来到医院慰问伤病员，并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表扬了医务工作人员。
父亲在“安吴青训班”学习——这是去延安的“预备班”。在青训班里他接受了革命理论与军事技能的基本训练后，被分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两个月后，林伯渠让父亲到延安去，并让父亲做同行的白求恩大夫的临时翻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后方卫生部工作，就这样，终于实现了梦想，投入到革命大熔炉中了。
虎口脱险
主成分与各个指标的相关性程度可以由因子载荷的绝对值与1之间的靠近程度来说明。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接近1，表明该因子载荷所对应的指标与所提取的主成分之间的相关性越强。主成分的经济意义由各线性组合中权数较大的几个综合指标的综合意义来确定。
4.恶性肿瘤，有浸润转移的；或虽无浸润转移但有传染病者；或虽无传染病已见退行性病变者，内脏与胴体必须全部废弃，不准食用。
当获悉日军“扫荡”的消息后，部队立即进行转移突围。时任新四军七师卫生部部长的父亲刚好生病，加上母亲有孕在身行动不方便，部队领导便安排父亲母亲化装成为老百姓，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恍城区大陈家祠堂里隐蔽起来。据母亲回忆，转移的那一天风云突变，下着滂沱大雨，道路泥泞，无法立即转移。天亮雨稍停后，父亲母亲及警卫员三人立刻向后山进发，那里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传来的消息互相矛盾，人们无所适从。迎面刚巧碰到一支我们的部队，他们告知情况紧急，要马上上山躲避。父亲生病体弱，母亲有孕在身，实在是爬不动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总算爬上一座小山头。这时头顶上日本飞机轰炸扫射，四周枪声密如雨点。日本鬼子已经将这座山团团围住，封锁了所有通道。父亲母亲躲进一个较为隐蔽的山洞里，与他们同行的警卫员也不知去向了。第二天，日军反复搜山时，这个山洞被发现，20余人全部被俘。
图3(c)为1951—2017年日降水量大于等于0.1mm的天数，可以明显看出杭州>上海>南京。杭州日降水量大于等于0.1mm的天数平均约为150，上海约为130，南京则约为115。相对来说杭州降水率会比较高。降水量大于等于0.1mm的天数近50年来变化相对稳定，略有下降。三地曲线走向的高度一致也说明导致沪宁杭地区降水发生的天气系统是相似的。总体三地降水量大于等于0.1mm的天数与全国概况相比显著偏多。
日军对所俘人员一一严加审问。父亲虽然身穿便衣，但毕竟与农民的装束不一样。日军把他捆在一棵大树上，用长枪刺刀抵着他的胸口，边恐吓边审问。但父亲毫不畏惧，按照事先与母亲商定好的口供说：“是从上海来安徽求职的医生，因生病在乡下休养。”日军不信，找来一个日本军医追问：“你是医生，那肺炎应怎么治疗？”父亲对答如流，并且还讲了治疗肺炎的新方法。日军虽然找不出什么破绽，将其他人员释放后，还是不放心地将父亲母亲带到红庙镇，关进一家店铺内。恰巧，这家店主正是无为县地下党交通联络站的情报员，他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在关押期间，父亲借病重咳嗽，让母亲刺破手指在痰中滴上几滴血，冒充肺炎的征兆吓唬日本鬼子。果然日本鬼子害怕传染上疾病，都远远地躲避，也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管，为以后虎口脱险创造了有利条件。关押父亲的日本鬼子要撤离回安庆，就把父亲母亲交给无为县伪政府，关到县监狱。后来又将他们转移到当地“万字会”治病休养。最后被带到芜湖后，由地下党派人将父亲母亲接回部队。从被俘到重返部队，他们共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随着岁月的流逝，新四军的老医务人员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辞世了，了解他们光辉岁月的人也日渐衰老。被历史湮没的记忆也许会成为后人永远的遗憾。记录下他们光荣而又艰险的历程，已经是我们刻不容缓的职责。
（编辑 孙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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