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古希腊历史进程中，宗教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父权制的大环境下，古希腊社会允许女性参与到特定的宗教活动中，她们积极参加家庭中的祭祀仪式，出席城邦的宗教活动，甚至有人称她们为“宗教崇拜的公民”。本文力图通过对古希腊女性在家庭和城邦的祭祀仪式活动的梳理以及她们被包含在宗教活动中的原因进行辨析，以便更深入的理解古希腊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古希腊女性的家庭祭祀仪式
古希腊是由多个城邦所组成的，在城邦之前，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古希腊是一个排外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由于社会生产力和认知能力的滞后，古希腊人在遭遇挫折时会认为冥冥中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存在——神灵，因此，他们举行大量的宗教祭祀活动来纪念神灵，以期获得神灵的保佑，家庭祭祀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古朗士也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只是家庭而已，家内宗教也产生于彼时。古希腊女性的宗教活动是由一系列的仪式所组成的，从出生一直到死亡，她们人生的重要阶段都伴随着宗教活动，由于古希腊家庭祭祀仪式众多，我们不能一一例举，因此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活动来进行梳理探讨。
古希腊女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宗教活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古希腊小孩在出生时必须得到一家之主的接纳。当家中生的是男婴时，就在门口挂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环；而若生的是女婴，就在门口钉上一撮羊毛钉。在孩子出生的5-7天内，家庭成员还必须举行献祭仪式，即由保姆或者女眷将孩子抱起来围着炉火跑几圈，其意为将小孩展示给家神或其他祖先看，只有结束了这个仪式才正式意味着出生的婴儿与家庭之间建立了道德与宗教上的联系。“安菲特罗米亚”仪式是古希腊小孩出生必须要举行的祭祀活动，在这个仪式中，希腊人试图通过宗教活动来确保婴儿成为家庭的成员，以保证家内祭祀和祖先崇拜的延续。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重要方式，而婚礼作为婚姻的表现形式，自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结婚对于女性而言标志着她身份和家庭成员的转变，也标志着她的监管权由父亲的手中转交给了丈夫的手中。古希腊女性的婚姻也是由一系列的宗教祭祀活动组成的。在《奥德赛》中就提到了关于婚礼的描写：“新娘被领出家去，火炬闪着光芒，人们载歌载舞，伴随着阿洛斯和竖琴的声响。”在古希腊，婚姻的缔结必须要经过三种仪式：第一种，婚礼前的准备，第二种，新娘从父亲家中带到新郎家中并举行晚宴，第三种，婚礼后在丈夫家中举行庆典。在婚礼准备阶段，新郎新娘必须举行献祭仪式，以获得神灵的祝福，之后就是正式的举行婚礼，新娘的母亲举着从家中火炉中点燃的火把，一些妇女们抬着新娘的嫁妆，新娘坐在马车中，年轻男性也举着火把分列在马[]车两旁，护送着新娘来到新郎家中，此时，新郎的母亲同时举着火把站在家门口迎接游行队伍，随后新娘接过火把，进入家中，口中念着祷词，祈求得到新家神灵，祖先的保护，她还要与新郎分食一块麦饼或面包标志着新娘进入到一个新的家庭。婚后第二天，新郎新娘还要接受礼物，之后新郎会邀请他的胞族，举行庆典，这才暗示着他的妻子真正融入到他的家庭中，他们的婚礼才是合法的。
总而言之，高效课堂是新课程标准改革形势下教师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更是判断教师授课质量的评判标准。因此，高中政治教师应为学生构建轻松、和谐的课堂学习氛围，从而构建高效的高中政治课堂。
亚布洛柯夫认为，宗教执行着补偿性的社会功能。他指出：“在宗教里，一切矛盾被臆想地消除：现实压迫被‘精神自由’克服， 社会的不平等在罪恶和痛苦中变为平等；人们的互相不信任在‘基督的怀中’化作兄弟情意；人实际上的无能被上帝的才能所补偿，死者成为永生，整个充满罪孽和不公正的世界被‘天堂’代替。 补偿功能的心理学方面在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宗教才能成为解除精神紧张状态的手段。”⑹同样，古希腊宗教也是如此，它能够暂时解放长期遭受社会压迫的女性的精神，起到一种心理补偿的作用。因此，女性参与到宗教活动中，除了有男性的推动外，更为重要的是女性自身的原因。
主要试验如下：①膨胀试验，包括自由膨胀和限制膨胀试验；②压汞试验，通过计算汞压入量间接确定孔隙的孔径大小，适合干燥试样；③核磁共振试验，通过核磁共振技术测定含水状态下的孔隙分布，测试原理见参考文献[13]；④XRD试验，通过XRD方法确定晶体矿物；⑤SEM试验，观察试样的微观形貌。
如果说家庭祭祀只是将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族生活中，不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城邦祭祀活动就将女性包含在了城邦重大的社会生活中，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祭祀活动与战争一样，都是城邦的头等大事，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方面。在特定的祭祀活动中，女性也走出家门，逃脱繁重琐碎的纺织工作，暂时忘却生活的压力，与男性一起参与到祭祀仪式中，甚至在古希腊也存在着只允许女性参与的祭祀仪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地母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德墨忒尔和珀尔塞弗涅两位女神，她们都与农业丰产密切联系，节庆共持续三天，在这三天中，男性不得到法庭和议事会见面，不可探听有关节日的任何信息，它只为女性开放，并由女性选出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女性成为该活动的主角。参与该仪式的妇女们在节日准备阶段必须经过净化沐浴仪式和禁欲仪式，这确保她们必须是干净的，纯洁的妇女，节庆的第一天被称为“Kathods”和“Anodos”,意为“下去”和“上升”，妇女们将腐烂的猪肉从地窖中取出与植物种子混在一起放置在祭坛上，第二天被称为“Nesteia”，意为斋戒，在这一天妇女们坐在草垫上进行斋戒，在垫子上放上象征贞洁的树枝，这些枝条能抑制欲望，保持女性的贞洁，并且她们还会肆无忌惮的说着平时不敢说的话，互相挑逗嬉闹。节庆第三天被称为“Kalligeneia”，意为“美好的降生”，在这一天，妇女们将祭坛上的混合了猪肉与种子的祭品带回家中，撒在田野上，期盼得到女神眷顾，获得好收成，同时，妇女们也会向平安生育女神祈祷并献祭，祈求自己能够平安生育，可见，地母节不仅是祈求农业丰收的节日，同时也是女性为祈求繁殖出健康的子女的重大节日。
当然，古希腊的宗教祭祀活动众多，女性也由于她特殊的社会功能被包含在了家庭祭祀和城邦祭祀活动中，家庭祭祀和城邦祭祀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的庞大的宗教团体，私人和公共区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化，就像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说的那样，“家庭的围墙没有把家庭和城邦分开。”⑷在宗教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把家庭和城邦分开，反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女性作为两者的重要参与者，也为古希腊的祭祀仪式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希腊女性的城邦生活祭祀仪式
由此可见，古希腊女性的一生都与家庭紧密相连，家庭祭祀的本质实际上是将女性紧紧束缚在了家庭活动之中，剥夺了她们的其他权利，她们的毕生都在为家庭成员服务，没有自主权。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祭祀活动又将女性变成了延续家庭和城邦香火的重要成员，她们又被包含在了城邦共同体之中，并在压迫中去积极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众所周知，权力只有放在笼子里才能积极的发挥作用。医院的内部管理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将医院内部的权力都放在管理体制之中，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在医院的经营过程中，部分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擅自挪用公款等情况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医院内部的控制体系不够健全有关。
女性参与到宗教活动中的原因
(1)男性推动
畏惧神灵。古希腊人对于[]神灵是既敬重同时又非常畏惧。在古希腊人认知中，神与人是同形同性的，他们和人类一样是有喜怒哀乐的，他们善妒，善于猜疑，他们也会仇恨对自己不敬的人类。众所周知，在索福克罗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的悲剧源于其父亲拉伊奥斯诱奸了国王佩洛普斯的孩子克莱西普斯，因而遭到神的诅咒——他的儿子会杀父娶母。尽管他奋起抗争，设法逃离神的预言，然而却又在不知情情况下成了杀父娶母的罪人。在这部作品中，“神谕”贯穿始终，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了主人公，使他无法摆脱神的诅咒，造成悲剧。在《丽达与鹅》中，丽达的悲剧也是源于其丈夫得罪了阿芙洛蒂忒而遭到了美神的报复，她让宙斯化作一只天鹅诱奸了善良的丽达，作为凡人的丽达又怎么可能拒绝宙斯的“恩宠”呢？可见，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神灵是不能冒犯的，当有人对神不敬时，不但不会得到宽恕，反而会遭致巨大的灾难。出于这种考虑，古希腊人不得不将女性纳入到宗教仪式中，女性参加的泛雅典娜节、酒神节和地母节又紧紧与城邦的生育和丰收相关联，因此，为了城邦和自身的安全考虑，古希腊男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宗教的大门向妇女敞开。
同所有的古代社会一样，古希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仍然是存在的，他们认为人死后必须要好好进行安葬，否则就会遭到诅咒，出于这种顾虑，古希腊人非常重视丧葬仪式，而留守在家庭之中的女性，成为仪式中重要的参与者。女性们清洗尸体，她们在尸体上抹油然后将他用衣服包裹起来，以达到净化的目的，之后她们将尸体抬到棺材里，女性们在此时抓破衣裳，悲戚长号，哀悼死者。在葬礼后的第3天夜晚，死者的家庭成员拿着食物和美酒来到埋葬死者的地方，将它们埋于地下，供死者享用，他们还会在在葬礼结束时，呼唤死者的灵魂，人们用他出生时的名字呼唤三遍，希望他在地下住的愉快，并向他说三次祝福的话，愿他在地下安息。
期盼丰产的美好愿望。古希腊是逐步实现民主制的国家，通过梭伦、克里斯提尼等人的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城邦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公民权在古希腊是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利。它与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古希腊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它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是城邦重要的经济来源，然而，由于生活环境的复杂和生产力的滞后，古希腊人遇到农业灾害的可能性就极大，因此，为了防止颗粒无收，古希腊人常常祈求神灵来保佑。而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妇女被视为是为城邦生育公民，传宗接代的工具，苏格拉底对他的儿子也说：“我们寻找妻子，她将为我们生育最好的孩子，并使他们结婚供养家庭。”由此，古希腊人认为女性就象征了超凡的生殖能力，与丰产相连，女性参与到宗教祭祀活动中，可以保佑他们农业丰产，人丁兴旺。
(2)自身原因
“表达差异”又可细分为近义词、词义扩大(可以根据语境具体化)、词义增加(表示强调)、词义相对(译者用了相反的思维来翻译术语)、使用相对的普通词。“语法差异”又可细分为定语修饰(不同形式的定语)、定语修饰(介词不同)、名词性术语译成句子、从句、动词短语、介词短语、名词术语译成现在分词、名词术语译成形容词或过去分词作定语。
必须履行的职责。参加宗教祭祀活动是女性必须要履行的社会职责。古希腊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神话宗教密不可分。古希腊是多神崇拜，因此，祭祀活动就十分频繁，城邦公民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目的无非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国家富足，人民安康。作为城邦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参与到宗教活然是无可厚非的，是她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无论是祈祷风调雨顺还是城邦安全上，女性都是占据重要的位置，泛雅典娜节的目的是为了雅典娜能更好的保护城邦，盛大的泛雅典娜节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女性的参与，而城邦妇女也以参与其中引以为豪，她们在保护城邦安全上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由此她们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获得了心灵的满足。
相反，女性将拒绝参加宗教活动视为是“引火烧身”的愚蠢行为。在伯克特在其著作《希腊宗教》中记载的一则神话故事，描写了拒绝参加狄奥尼索斯的妇女被惩罚的场景：三位妇女拒绝参加狄奥尼索斯的祭祀活动。因为，她们不相信狄奥尼索斯的神威，也怕耽误了家活于是留在织机旁忙碌地赶织衣服。突然，常青藤和葡萄须缠绕在织机上，蛇埋伏在放羊毛的篮子里，房顶上滴下了鲜血一般的葡萄酒。她们仿佛被狄奥尼索斯施了法术，开始疯狂起来，把其中一个妇女的儿子撕成了碎片。然后，她们奔出家门，加入到了酒神的狂欢的队伍中。⑺虽然我们现在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能分辨出神话的虚假，然而，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神话却是无比神圣的，不可不信，也不能得罪神灵。因而，女性同样害怕灾难降临，她们也积极参与到宗教活动中。
扩大交往空间。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但是，古希腊女性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她们被家庭和婚姻束缚，他们的一生都处在监护之下，唯一的职责就是料理家务和生养子女。处在这种条件下妇女迫切渴望能有渠道使她获得自由，扩大交往空间。而宗教仪式对妇女而言就是一个可以排遣烦闷，获得自由的方式，她们参与其中，积极的拓展自己的人际圈，她们借此机会与男性一起走进游行队伍中，高谈阔论，释放压力，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在酒神节中，王后也会和普通妇女在一起庆祝节日，忘却贫富差距的差别，她们促膝长谈，没有身份贵贱，女性因宗教聚集在一起，是一个难得交流的好机会。
“在这样一个男性至上的社会，在男人们热衷展示自己男人魅力的同时，女人在随心所欲扮演着自己想象的任何角色，把自己从生活的配角演绎成舞台的主角，这种参与的感觉才是真正吸引女性的地方。”⑻这也是她们乐于参与宗教仪式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宗教领域中，古希腊妇女确实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暂时的解放，她们在宗教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是许多宗教祭祀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她们积极参与到宗教活动中，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掩盖了古希腊男女不平等的客观事实。但总的来说，对于古希腊妇女的地位不能以偏概全，我们仍可以看到尽管女性在宗教领域中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古希腊女性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被排斥的状况，他们在宗教领域的作用无非是生育繁殖在神圣仪式上的延伸，其附属地位并没有改变。
1977年，文艺复兴史学家Joan Kelly-Gadol(1928—1982)提出了一个问题：“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吗？”经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她得出结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妇女仍旧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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